杜氏家学的发展历程

任何一个家族的兴起与发展都不可能脱离社会环境的影响，杜氏家族教育大厦的建构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在明清两代王朝都非常重视家庭教育的大背景下，伴随着其家族的发展而逐渐壮大起来，延续了五百余年。一代代杜家人不仅能传承家族良好的道德风尚，而且也能较好地继承家族的文学、书法等文化传统。

杜氏家族的发展历史，明末以前尚无文字可考，第八世孙杜诗在《初修世谱序》中云:“吾家自始祖以上源流靡得，而镜云即五世以前，其轶事亦不少。”明洪武年间，滨州杜氏家族始祖杜雄飞，作为一介百姓因为明廷移民政策而迁居滨州，从此在滨州落地生根。由于当时经济紧张、人口稀少等原因，一开始大概尚未有余力用于下一代的教育。但杜雄飞颇善于持家理财，其家庭慢慢殷实起来。随着家庭经济情况的不断好转，他的儿孙们不仅继承了勤俭持家的良好家风，也开始顾及后代的教育，特别是读书学习，文化方面的教育。据刘子壮《江西方伯杜公传》载:杜雄飞之五世孙杜勋“以举子业鸣诸生间”。仅《杜氏世谱》记载，在五世孙中，除了杜勋之外，杜勋的弟弟杜勣也是秀才，杜纶是贡生，曾任直隶文安县丞。由此可见，至少从五世起，杜家的子孙已开始读书并且不断有优秀子弟取得功名。此后，杜氏后人很好地秉承了耕读传家的传统，家族逐渐走向兴盛，在教育上开始出现一个飞速发展的阶段，科举中第者络绎不绝。明嘉靖四十四年(1565)六世孙杜其萌中进士，七世孙杜承式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中进士，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八世孙杜诗中进士。杜家的杰出子孙——杜其萌、杜承式、杜诗等从这个家族走出来，走上仕途。其中最为优秀者为杜诗，其官至江西布政使，在他身上开始逐渐展现出滨州杜氏家学的独特魅力。他品格高尚，为官正直清廉，政绩卓著。优秀子孙的出现是杜家人重视教育，几代人奋斗的结果，是家族发展兴盛的必然，是家族文化教育的结晶。

杜家人看到了家学教育的成果，更认识到继承家学教育传统的重要性。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作为家学教育的受益者——杜诗，在为母亲守丧期间，为了“聊以识系次、诏来裔”的目的，撰修了杜氏家族第一部家谱《杜氏世谱》，以宣扬祖宗旧德，昭示后人。在《初修世谱序》中，杜诗感慨于“(旧牒)始祖仅存其讳，故近世祖亦直书其讳，而字号附填讳下”。提及父辈的遗愿:“先君子盖尝是虑，有志谱之而未逮也，时时为不肖言，不肖耳熟焉。”作为教育的受益人，杜诗谦逊地说:“若眉山所称乱俗六行，族人有仿佛其一者，愿无过吾门也，此自有先大夫行及诸伯叔之训诫在，余小子何敢知，何敢知。”由此可见，杜诗之前，滨州杜氏家族就已经形成了比较系统的家族“训诫”，只不过杜诗为杜家首创修谱垂训之风。自杜诗修成第一部家谱之后，家谱曾多次续修。康熙二十五年(1686)二修，康熙五十七年(1718)三修，乾隆四十七年(1782)四修，嘉庆八年(1803)五修，道光七年(1827)六修，宣统三年(1911)七修，1931年八修;直到1999年滨城南街杜氏后人修成《杜氏宗族简谱》，2002年滨城区高杜居委会的杜氏后人续修新谱。杜氏家族认为“非谱无以著尊尊亲亲之大义”，撰修家谱可以“教敦睦，联疏逖，诏来裔也”。修撰族谱除了用来联络家族关系、增强家族凝聚力，更是让子孙了解祖先遗行，不忘祖先遗训，继承家族良好传统的手段。谱序中往往简要概括有成就的先人事迹，使后人了解祖先的功业。在七修家谱时，还特别把先世的“文章德业”另立一编，让后人更详尽的了解祖先的事迹和遗训。在各个时期所修家谱的序文中，都突出和强调了对后人的训示，这些训示体现了家族教育思想的精华。

杜诗不仅为滨州杜氏家族开了以谱系传承家族理念的先河，他还极其重视家学的传承，专门设置书房让子弟攻读，对子弟的教育要求非常严格，庐墓之中，风雨之夜，仍教二子读书不辍。后来又购置了滨州城西北的卧佛台，在卧佛台兴建了家塾，专门刻印《文选》《楚辞》等供子孙学习，从此，卧佛台成为杜氏家族人才成长的摇篮。卧佛台上有楹联:“不染似莲花，经世何妨出世;真空如水月，禅机即是文机。”深刻体现出滨州杜氏家学的思想内涵。在杜诗之后，杜漺也专门在家中辟出藏书之处，杜彤光又把此处改成书房，命名为“西轩”。杜堮在《家塾绪语》里说:“家塾者，凡为祖为父则莫不欲其子若孙之入焉者。入是塾，闻是语，因以推祖宗之心而行祖宗之事，斯固以为贤而为孝矣，祖宗积累之泽不将付之以逾远而弥存也欤?不然者，或罔闻，或闻而忽焉，甚者蔑焉，又甚者背焉反焉，一祖之孙、一父之子，而成败兴替至倍徙什百千万者，何可胜数也。”^[25]杜家一代代人都致力于营造浓厚的学习氛围，充分发挥了家塾在家学传承中的作用，使书香一脉延续不绝。

第十三世孙杜彤光，因父亲杜鼒英年早逝，便让其弟杜彤辉应科举考试，自己情愿隐居乡间，管理家政。为了实现延续家族“忠孝诗书之脉”的理想，他劝耕劝读，把所有的精力都倾注到子弟的教育上。他每日坚持给子弟以训示，几十年如一日，管理尤其严格，后来他的儿侄们都学有所成，先后取得了功名。特别是四子杜堮，嘉庆六年(1801)中进士，官至礼部侍郎，且学识渊博，为清中末期的有名学者，其文学和书画作品在当时备受称道，被誉为继王渔洋之后的山东文坛领袖。杜彤光的作用不仅仅在于亲身教育儿子、侄子们读书成才，更具有深意的是，他发扬光大了杜氏家学传承的优良传统，使后世子孙代代受益，为杜氏后来鼎盛局面的出现打下了坚实基础。杜氏家族三宗二支在杜堮之前，科举及第者均为祖孙相继，隔代相传。从八世孙杜诗起，然后是十世孙杜漺，再传至十二世杜鼒，随后是杜堮。杜堮在父亲身后，又肩负起教育后代的重任，教弟、教子、教侄、教孙，打破了隔代相传的成局，创造了杜氏家族“一门十二进士”“父子五翰林”的传奇。杜彤光教子二十余年，言传身教，堪称后代的法乘，临终之时，留下遗言:“吾平日教汝等，即遗命也。”^[26]此后，杜堮在几十年的为官生涯中，父亲的训示言犹在耳，直到道光七年(1827)，杜堮退居家中，才有余暇整理父亲的庭训。《杜文端公自订年谱》记“十二月撰述训四十八条，自序一条。昔侍先大夫所闻于朝夕间者，大端要旨，略具于斯。余前督学京畿、两浙，自念庸劣无以报国，惟推广先大夫之训，可以淑世善俗，造就人才。按临各属，启迪诸生，悉本诸此”。至此，杜家的第一部家学著作——《述训》产生，杜氏家族教育思想至此初步形成了系统理论。

杜堮不仅遵循《述训》教子，还用来教育学生，为国家培养人才，这也证明《述训》在当时的推广价值。尽管《述训》是由杜彤光口述，杜堮记录整理，但实际上是杜氏家族在长期教育实践中积累而成的，它是杜氏文化教育思想最真实的记录，最凝练的概括，是整个杜氏家族教育智慧的结晶。杜彤光的庭训是在继承杜氏家族数代人教育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杜堮又将这些理论加以整理、发挥。因此，杜彤光、杜堮父子可看作是杜氏家族教育理论的集大成者。他们父子承前启后，把杜氏家学文化推向了一个高峰。

由于杜氏家族成员在家族教育上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坚韧不拔地努力，终使杜氏家族成为著名的官宦世家、文学世家、书画世家。

杜氏家族在科举考试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从明末到清末五百余年，杜氏家族共有进士12人，举人18人，秀才327人。明天启年间，杜诗的弟弟杜律以滨州第一名的成绩获选贡生。11岁的杜漺中秀才，杜漺的二哥杜曦12岁中秀才，其弟杜杲中秀才时也不足20岁。嘉庆九年(1803)的滨州童试，前三名全是杜家人，是亲叔侄三个，第一名是杜受田，第二名是杜堮的七弟杜圻，杜堮的侄子杜受元居第三。道光三年(1823)，杜受田会试第一名，殿试二甲第一名。杜道光八年(1828)以滨州第一名中秀才，道光十五年(1835)27岁就考中了进士。

作为官宦世家，杜家人在明清两朝为官者大约有188人，在当地志书有记载者不下于50人。杜其萌、杜承式、杜诗、杜漺、杜鼒等都道德高尚，为官清廉，政绩卓著。杜堮与其子杜受田，孙杜翰、杜，曾孙杜庭琛祖孙四代先后入翰林院，一门五翰林，史上罕有。杜堮和杜受田在《清史稿》中均有传。清朝无宰相一职，人们习惯将内阁学士和军机大臣视为宰相。连续两代官居宰相者，在历史上并不多见，在清代整个山东也仅有刘统勋和刘墉父子一例。杜堮为尚书衔，赠大学士称号，杜受田曾任协办大学士，杜翰曾任军机大臣，祖孙三代宰相，在山东绝无仅有，历史上也亦为罕闻。有清一代，担任内阁大学士的山东人仅有15人，杜氏家族独占其三。

《滨州志》载:“山左称文学世家者，当首推滨州杜家。”杜氏家族有文学作品传世者大约30人，杜堮是成就最大者，被时人称为继王渔洋之后，山东文坛的领袖。杜漺亦是文学大家，被收入谭正璧编的《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其词作选入《全清词钞》。杜漺还继承了家族的书法艺术，是有名的书法家，杜堮也精通书画。另外，杜氏家族成员在为人处世、为官从政等方面都留下了良好口碑，即使是未仕者，也因其家学“终其身，悖理伤教之言不敢出也，干名犯义之事不敢居也”，充分展现了杜氏家学的迷人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