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氏家学文化的传承形式

关于家学传承的形式，如上文所述，有的学者认为“所谓家学……从形式上看，包括家庭教育、家族教育和宗族教育”，还有的学者认为古代的家学的形式，主要有家庭蒙养教育、家庭办学与学术家传三种等等。如果把家学的形式仅仅理解为“家庭教育”未免过于笼统，而如果把“学术家传”说成是家学的形式则又有些牵强，“学术家传”似应当归入家学内容之中。可以说，家学传承的形式是什么大家还没有形成统一的意见。家学传承形式对于家学文化的继承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有必要对其作进一步探究。家学文化的传承形式应当是家学传承的手段、方式、方法等内容，滨州杜氏家学的传承形式全面而典型，透过杜氏家学的传承形式，可以触摸到中国古代家学传承形式的脉络。下面就以杜氏家学为例，对家学文化的传承形式试作探讨。

(一)启蒙教育

杜氏家族非常重视子孙的启蒙教育，他们对启蒙教育重要性的认识非常深刻。杜堮曾云:“父兄教子弟之法，尤在于早，及子弟未染旧习时觅得出头正路，若待已沦肌髓，岂有及乎?”^[100]“教不于此时，亦将如子渐长而不复可变也”^[101]等等。通过启蒙教育可以对子孙进行基础知识的传授，如杜受田幼时由杜堮通过耳提面命式的教导，进行基础知识的传授，“自受田幼时，余教以诗文，辄能领会……余亦乐教之朝夕不倦，若不知寒之在体，饥之在腹者，如是十余载”^[102]。更重要的是，通过启蒙教育可以为子女良好道德品质的养成打下基础。如这一时期可以对孩子进行一些“爱”与“敬”的教育，“孩提之童，知爱知敬，始家邦终四海，即由此充之”^[103]，防止他们自私自利观念的助长，“幼时嬉戏，或指某物曰‘是我有也’，先大夫必怒责之”⑤。杜氏家族并不反对健康的儿童游戏，他们认为“幼时嬉戏无非天机……读书人与此等偶尔留心，自无妨碍”^[104]，应当说这是相当开明的。但杜氏对于不健康的游戏却要严厉制止，如“樗蒲”之类的赌博游戏则要坚决杜绝。

(二)家训

自《颜氏家训》创制以来，家训便成了世家大族传承家族文化的重要途径。据《中国丛书综录》知，明清时期是中国家训最为丰富的时期。这一时期的家训出现了语录体式的通俗家训，杜氏家族家训就属于这一形式。杜氏家训称之为《杜氏述训》，由杜堮总结前人教子经验编纂而成。杜堮在《杜文端公自订年谱》中曾说:“十二月，撰《述训》四十八条，自序一条。昔侍先大夫，所闻于朝夕间者，大端要旨略具于斯。余前督学京畿、两浙，自念庸劣，无以报国，惟推广先大夫之训，可以淑世善俗、造就人才，按临各属，启迪诸生，恋本诸此。”足见《杜氏述训》是杜氏家族几代人教子智慧的总汇。

《杜氏述训》中包含诸多教育思想。如关于文化知识的学习指导教育，有很多颇具价值的内容，如要立志为先，力戒奢华、安于贫贱，开阔眼界和心胸，端正读书目的，讲求读书方法等等。关于为人处世的教育，《杜氏述训》提到，做人要有自知之明和不断超越自我的精神，要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要学会和谐处世，要懂得付出和回报等等。关于教育子女的方法，这里也有具体的交代，如教子要及早进行，严爱结合，重身教，进行全面的无差别的教育，进行终身不已的教育等等^[105]。可以说，《杜氏述训》是杜氏家学的集中体现。另外，从上文的论述也不难得知，《杜氏述训》承载了杜氏家学的一些核心内容，从第七修家谱开始，《杜氏述训》被附于家谱之后，作为家族文化的标志和重要内容被子孙后代研习、传诵。

(三)家谱、年谱

在杜氏家族中，“家谱”和“年谱”是家学传承的重要形式。杜氏家谱最早修于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由杜诗作序。重修于康熙二十四年(1685)杜漺作序，到2006年已是对家谱的第十修。从杜诗开始，杜氏家谱之修就没有中断。那么修谱目的何在?仅仅是为了记住祖先的名讳吗?杜氏家族不这样简单地认为，他们把家谱的功能扩大化，在发挥其记录祖先名讳基本功能的同时，更把它当成了传承家学的重要手段，特别强调通过家谱对子孙进行为人处世的教育。如杜漺在《重修世谱序》中谈到:“族谱之修，所以教敦睦、联疏逖、诏来裔也，非特序世次，记名讳而已。”在此序中他更对子孙做人处事教育提出了“勿以族大人众为可恃，而以凭藉骄溢为可虞，各修其身，各务其业，父以之教子，兄以之勉其弟，读书兴行以安……勿以吾言为过，而共相劝勉”的要求。杜鸿图在《四修世谱序》中则告诫子孙:“勿骄奢，勿怠淫，勿险僻以居心，勿刻薄以待物。”杜翓在《七修世谱序》中更强调“祖训流转，昭如日月，俱载前谱序中，今照旧载入，务望后人时时省览，身体力行，敬承先人之德业，庶可立于寡过之地，以继家声”等等，足见家谱业已成为杜氏家学传承相继的重要途径，也成为教育子孙的重要手段。

(四)教子诗、教子文

教子诗和教子文历来都是中国家学文化传承的主要载体之一，杜氏家族也将这些内容当做传承家学教育子孙的重要形式。杜氏家族的教子诗可分为两类，其一，通过研读名人、大家的诗篇，对子孙进行写作、构思等方面的教育，这些内容上文已述，在此不拟赘言。其二，通过诗歌的形式对子孙进行为人处世、人生追求等方面的教育，如杜堮曾写有《示寅诲两孙》一诗，其云:在这首诗中，杜堮集读书教育、道德教育、早期教育、人生理想追求教育等于一体，成为杜氏家族著名的教子诗。

诗书孝友孰先知，丱角犹嫌就传迟。

种竹要看成节后，养花须及未开时。

休言世俗轻肥好，切记程途远大期。

他日令名贻乃祖，也教人道称佳儿。^[107]

而杜氏家族教子文，从现存的材料看，以杜堮文章居多，如杜堮所撰的《家塾絮语》《梦余因话录》《因话录续》《恩余杂志》《恩余杂志续》《十研斋杂志》等。用杜堮的话说:“后十有余年，所手录而撰述者，二十余种，论诗、论文、论史、论持身治家、论通经力田、论为学、论涉世，本末俱备，皆为子孙而设。”^[108]这些文章成为杜堮继往开来，传承家学教育子孙的重要载体，这些文章现收于其文集《石画龛论述》之中。

(五)家塾

《礼记·学记》云:“古之教育，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可见，至少在周代家塾业已产生。家塾作为一种古老的家庭教育形式，对于家族成员的培养和教育发挥了积极作用。杜氏家族是一个特别看重家塾教育的家族之一，正是从杜氏兴办家塾开始，其家族开始走向了全面繁荣。

最初，杜诗为教育子弟，把滨州城西北隅的卧佛台买下来，遍植松柏，办起家塾。其家塾的楹联“不染似莲花经世何妨出世，真空如水月禅机即是文机”^[109]阐述了家塾之教，既要为了传世清白，又要为透析文机而教，这种既重视思想节操的教育，又重视文化真谛指导的思想，成为杜氏家塾教育的指导原则。

杜氏家族成员大都有接受家塾教育的经历，如杜堮曾在《杜文端公自订年谱》中记道:“八岁，读书家塾，始作对语、仿字……九岁，师表叔薛秀水先生。十岁，师庆雪刘可亭先生……十四岁，师表叔薛济源先生，始学为文及律诗……十八岁，自是以前皆肆业家塾，父督课严，塾师亦勤。”杜受田也在“七岁时，进入家塾学习”^[110]。关于家塾教育在家学传承中的重要作用，杜堮认识的非常深刻，其言:

家塾者，凡为祖为父则莫不欲其子若孙之入焉者也。入是塾，闻是语，因此推祖宗之心，而行祖宗之事，斯固已为贤，而为孝矣。祖宗积累之泽，不将付之，以逾远而弥存也欤!不然者，或罔闻或闻而忽焉，甚者蔑焉、弃焉，又甚者背焉、反焉。一祖之孙，一父之子而成败兴替至倍蓰什佰千万者，何可胜数也?^[111]

在杜堮看来，家塾在传承祖学，培养孝道等方面有重要作用，以至于其可关乎家族的兴替。

杜氏家族除了通过家塾传承家学之外，还通过其他的家庭办学形式予以补充，其形式主要是家长的亲自督学。据载，杜诗“课二子诵读无懈容”^[112]，杜彤光“课弟彤辉读，卒以成名”^[113]，杜堮在寓居京师后，曾在寓所专僻一“梨花院”，监督“两孙读书其中”，杜堮则为之“批阅文字”^[114]。可以说，杜氏家族主要是通过家塾和家长督学相结合的办学形式来完成子弟的培养和教育。

(六)身教

孔子云:“其身正，不令也行，其身不正，虽令不行。”《说文解字》云:“教，上所施，下所效也。”身教除了“率先垂范，以身作则，给子女树立榜样以外，也包括现身说法……因势利导、潜移默化”等方法^[115]。应当说“身教”对子孙的影响力非常之大。杜氏家族是一个特别看重身教的家族，身教对其家学的传承发挥着非常重要作用。

杜诗曾以不建逆党魏忠贤祠的行为而遭罢，被子孙称之为“忠鲠大节”“保世之模”，为其后世子孙所效仿^[116]。在明崇祯壬午之变时，杜律以其七十之躯与州大夫协力拒守州城。正是在他的榜样带动下，他的兄弟、子孙个个共赴国难，视死如归。杜堮也是杜氏家族中身教的模范，他一生笔耕不辍，在面对祖国备受列强凌辱的时候，虽然年已古稀，仍能“因海疆不靖，年且八十尚阅兵书，或亦堪为后进者劝欤”^[117]，第二年竟完成《武镜》三十二卷，在其去世前一个月仍然坚持撰写自己的年谱，这种爱国精神，终身学习的精神就是最好的身教。杜堮关于身教的认识异常深刻，他说“有善教之父兄，必有善学之子弟……教莫要于身”^[118]，“父兄为官不能承继历世勤俭之训，而惟酣拳湛乐是图，子弟习而安焉……饮食煖衣以为固然，世间汲汲耕读、早做夜思，且曰:‘何苦’”^[119]，足见身教之重要。

《杜氏述训》还云:“教子以身不以言，非不以言，所言皆所行耳。”^[120]身教的另外一面就是言行的一致，言行的一致还应当体现在父母双方的言行一致上。杜堮曾说:“父督课严，塾师亦勤……太夫人亦严厉，虽腊，散学后不敢嬉戏，小过无惩。”^[121]在督促子弟学习上，杜堮的父母的言行表现出了高度的一致性。杜堮教育子孙，被称“课子孙极严”^[122]，而他的夫人亦是如此，如他所云:“自夫人来归，事事得父母欢，教子及孙皆有法度;治家严，内外整洁”^[123]等等。

(七)实践锻炼

亲身实践也是杜氏家族传承家族文化中非常注重的一个环节。杜堮曾指出:“祖父何可无教，贵当教以处贱，富当教以处贫。非愿子孙之贫贱，愿不忘贫贱，而勿拳于富贵耳。”^[124]当家长者应当教孩子进行身处贫贱的锻炼，以让其体验贫贱、不忘疾苦，这样才能“激发其天性，振作其志气，好学以继其祖父也”^[125]。对子孙进行耕读的锻炼，特别是耕作的锻炼，可以“使知稼穑之艰，以习于勤”^[126]，在生活中品味疾苦、品尝劳动辛酸的磨砺是培养孩子良好道德品质、正确的价值观念和促进其学习上进的重要途径。

据载，杜受田，在青少年时期，处“清贫”，随其父“宦京外”，“佐理家政，躬亲综阅日用凌杂”。这种处清贫、理家政、躬亲凌杂的锻炼养成了他忠孝的品性。通过多年随侍其父到浙江等地任学政、督学的实践锻炼，耳濡目染了官场规则和为官处事之道，为其日后成为道光、咸丰两朝“深加倚重”的重臣，成就一代帝师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总之，以上几点作为杜氏家学传承的基本形式，在传承家族文化，培养子孙的身心素质，塑造健康人格，锻炼自身能力等各个方面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虽然这些或不足以涵盖中国家学传承的所有形式，但这无疑是中国古代家学传承形式的一个缩影。在其他家族的家学传承中，多是某一种或几种形式比较突出，而杜氏家族则相对全面一些。杜氏家学与其他家族家学的传承形式相比，既有共性，也有个性，杜氏家学的传承形式是中国古代家学传承形式的共性和个性的结合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