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右会馆碑》所见山右会馆的变迁

关于山右会馆，其他资料有一些零星的记载，通过山右会馆的新史料——《山右会馆碑》的记载，可以增进对山右会馆的发展、变迁以及其与临襄会馆关系的进一步了解。“山右”，即太行山之右，在中国古代代之山西。《中国会馆史论》“山右会馆”条注释曰:旧有已废的“全省性”会馆^[49]。关于山右会馆的创建时间，《山右会馆碑》云:“历年久远。”据《明清以来工行会馆碑刻汇编》《临襄馆、山右馆、财神菴三公地重修建筑落成记》载:“吾乡自前明，即有山右会馆。既而有临襄会馆。广安门外财神菴、平水义园统归临襄馆管辖。”^[50]从中得知，山右会馆应出现于明代，较之临襄会馆为早，但其命运却最终归于临襄会馆管辖。至于何时统归临襄会馆，其原因为何等等问题，可以通过《山右会馆碑》有较为详细的了解。

通过碑文第3至5行“会首本系数家，不意驹光迅速，各家渐次萧条，仅余六必居一家管理会馆，中虽有积项乃逢敬祀之期既已举目无人，尤觉独力难支”等语可见，山右会馆本由数家经营，但共同经营的各家相继衰落，目前仅余“六必居”一家，可“六必居”人气不足，无力支持以至于山右会馆破落难支，这道出了山右会馆与临襄会馆合并的这真正原因。山右会馆属于山西省全省性会馆，而临襄会馆，为“临汾、襄邑”^[51]人所建，属于地方性会馆，但全省性的山右会馆却到了不得不与地方性的临襄会馆合并的地步，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临汾、襄邑”两地商业的发达及商人的活跃程度已超过了山西省内的其他区域。而山右会馆与临襄会馆的合并模式在碑文中也有所体现。通过碑文第6至9行“今拟临襄会馆谊切同乡，即将山右馆中字据账目归附在临襄馆，每届山右馆中嘉时吉日约同临襄俱赴山右欢聚，虔诚一体祭祀，至于一切需费仍由山右馆中支出”等句可见，山右会馆与临襄会馆的合并并非将山右会馆与临襄会馆融为完全一体，或者将其变为临襄会馆之“附产”，只是让临襄会馆承担管理“字据账目”，组织同乡俱赴山右欢聚的职能，而两所会馆的财务则施行独立核算。因此从本质而言，两者并未合并，临襄会馆只是对山右会馆进行经营托管而已。但从《山右会馆碑》确立之日，即“道光二十九年菊月望日”开始，山右会馆逐渐成为临襄会馆的附庸，以至于到了后来，胡春焕等在《北京的会馆》一书中作出“山右会馆与平水义园均为山西临襄会馆之附产”^[52]的评价。

从《山右会馆碑》不仅可以得知山右会馆与临襄会馆合并的时间，而且还能得知两者最初合并和管理的形式、合并的原因等内容，碑文反映的这些问题对于研究古代会馆的发展、变迁及其内部的管理等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另外，通过《山右会馆碑》可以发现明清时期会馆的某些重要职能。关于明清会馆的职能，《中国会馆志》谈到:“关于会馆的缘起、性质、功能等海内外学者论述太少。”^[53]此书作者在“会馆与时代:历史地位与功能作用”一章中提出，会馆具有“对文化的继承与创新功能”“道德维系功能”^[54]。此外，宋伦在其博士论文《明清时期陕山会馆研究》“明清时期山陕会馆的基本职能”一节中写道“在陕商大会的统筹下，山陕会馆的功能也日臻完备，从最初的联乡谊、敬神庥、安故旅逐渐发展到议商事、厘行规、结人脉、保安康的商人自律自治的社会团体，成为流寓客商在异地经商业贾的落脚点和出发点”^[55]等等。应当说虽然当前学界对于会馆的职能论述不多，但涉及的领域已比较宽泛，通过《山右会馆碑》可以进一步加深对古代会馆职能的认识。如碑文第4、5行提到“乃逢敬祀之期既已举目无人”，第6行“今拟临襄会馆谊切同乡”，第8行“虔诚一体祭祀”，第9、10行“而敬祀得以率由旧章”等可见，“敬祀”“祭祀”“谊切同乡”等应当是会馆的重要职能之一。通过“敬祀”和“祭祀”可见，会馆具有重要的宗教祭祀和信仰功能，而会馆也因之成为寄托同乡商人认同感、安全感、归属感的重要精神家园。另外，从“谊切同乡”一语可见，会馆还具有“联乡谊”的重要职能。

再者，通过《山右会馆碑》可见许多明清时期山西的商号。如碑文正文提到的“六必居”，碑文背面提到的“太和坊”“鼎和号”等等。关于“六必居”，据《晋商兴衰史》载:“六必居酱园店设在北京，相传创自明朝中叶。挂在六必居店内的金字大匾，相传是明朝大学士严嵩题写。六必居原是山西临汾西社村人赵存仁、赵存义、赵存礼兄弟开办的小店铺，专卖柴米油盐。俗话说:‘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这七件是人们日常生活必不可少的。赵氏兄弟的小店铺，因为不卖茶，就起名六必居。”^[56]从中可知，六必居的创始年代为“明朝中叶”但并没有确凿证据，仅为“相传”而已。从《山右会馆碑》及上文可知，山右会馆创始于明代，而六必居是山右会馆的数家会首之一，负责会馆的管理工作，因此也可推见，六必居也必然创始于明代，且其应在山右会馆建立之前就已存在。因此山右会馆碑成为证实“六必居”这一商号在明代就已存在的有力证据。

《山右会馆碑》所见众多商号，从中也可根据一些商号的不同名称，推测其命名的不同类型。其一，业务范畴型，如六必居，上文《晋商兴衰史》所云，“六必居”反映的是经营的业务范围，即经营“柴、米、油、盐、酱、醋”六项。其二，寄托愿望型，如“寿昌号”“福兴号”“通达号”等等，这些商号寄托了商人对于自己从事的商业必将会昌盛、发达、兴旺的美好愿望，应当说多数商号都属于这一类型。其三，人名型。如“王生号”“成玉号”等，其中“王生”“成玉”很可能是人名，而北京老字号中以人名为号的并不鲜见，如著名的商号“王致和”，即是以人名来命名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