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之时， 中国农村文盲充斥， 农村学龄儿童入学率在20%以下。在广大农村， 除了稀稀落落的私塾教育之外， 少有其他的教育形式。 新政权视发展 “民族的、 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 为国家建设的重要任务， 这其中寓含着对发展农村教育的特有关注。 1951年8月，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改革学制的决定》 予以公布， 这标志着新学制的确立。 “在新学制中， 工人、 农民的干部学校和各种训练班，补习学校取得了应有的地位； 小学实行五年修业的一贯制，取消初小和高小两级修业的分段制， 便于广大劳动人民尤其是农民的子女能够受到完全的初等教育； 各种为培养国家建设人才所急需的技术学校被列入正规的学校教育关系之内，并建立了必要的制度； 各种学校教育在整个教育系统中都能够互相衔接， 从初等教育到高等教育， 形成了人民教育的一条康庄大道。” [1]新学制的确立， 不仅使新中国农村教育的发展有了新的制度保障， 同时更使农村教育的发展有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推进力量。
一、建国后至文化大革命爆发之前我国农村教育的发展
解放战争刚刚结束， 新中国的各行各业百废待兴。 各个领域、 各个行业都需要大量的专业人才， 因而教育工作的开展十分紧迫。 由于战争的影响， 大部分人应征参军， 生源的减少和人才的流失造成了这一时期教育的“青黄不接”。 很多人都要从识字开始。 除此以外， 新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 除了苏联外几乎没有可以学习和借鉴的对象。
在这段时期，国家领导者对中国教育的发展起了重要影响及作用，其中的几项教育改革促进了农村教育今后的发展。
（一）农村教育发展的相关政策
1.1950年6月， 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强调要 “有步骤地谨慎地进行旧有学校教育事业和旧有社会文化事业的改革工作，争取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以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泽东思想为指导， 以老解放区的教育经验为基础， 吸收旧教育有用的经验， 借助苏联的教育经验，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教育。
2.废除 “党义” “公民” “军训” “童子军” 等课程和教材， 开设“新民主主义论” “社会发展史” 等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新课程。
3.刘少奇提出 “两种教育制度、 两种劳动制度” 的主张，采取多种办学形式开展半工 （农） 半读、 勤工俭学， 创办多种职业学校。
4.允许并提倡小学民办， “发动群众出钱出力办学”。
5.1958年9月，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提出：在农村， “国家办学” 与“农业合作社办学” 并举。
6.1960年1月， 教育部和农业部发出通知， 要求各地编写农业中学所用《农业知识》教材。
7.1963年， 中共中央、 国务院批准 《第二次城市工作会议纪要》 指示： 职业教育应当主要面向农村， 积极培养为农业服务的农艺、 林业、畜牧、 渔业、农机、 医药卫生、 会计、统计、 供销等方面的人才， 为城市青年学生下乡上山创造条件。
（二）农村教育在困境中缓慢发展
国家政策对当时的农村教育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20世纪50年代初期与中期， 中国农村教育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农村小学教育有了较快的发展。1950年全国小学教育学生数为2439.1万人， 1957年为6428.1万人。 [2]7年间增加了3898万人，增长了2.6倍。全国小学教育学生数的增长离不开农村小学教育学生数的增长。从增长的绝对数上看，农村小学教育学生数的增长自然占有更大比重；二是农村的业余教育和扫盲教育有了启动和发展。 在1950年至1957年的7年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和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多次发出关于开展农民业余教育的指示，这对促进农民业余教育的开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1956年3月， 中共中央、 国务院专门发布了《关于扫除文盲的决定》。全国扫盲的重心是农村。扫盲教育作为 “一项极为重大的政治任务”在中国农村也大张旗鼓地启动与推进。
但由于此时正处于农村教育的探索起步阶段，一切都需要尝试， 因此在这一时期， 农村教育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一些政治斗争不可避免地进入到了教育活动中。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就很好的证明了这一点，由于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一大批知识分子遭到迫害，这给教育事业造成了负面的影响。继此之后，由于“左”倾错误的影响，在以勤工俭学、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为中心的 “教育革命”中，知识分子再一次受到批判和伤害。除此以外，不顾实际国情对苏联模式的生搬硬套以及一些教育要求诸如教师和学生需要参加生产劳动、政治运动和提出三五年基本上扫除文盲、普及小学教育、十五年左右普及高等教育等主张造成了教育忽视课堂教学与教师的主导作用，打乱了正常的学校秩序，降低了教育质量，如此不顾主客观条件的教育规划，导致了教育事业的盲目发展。
虽然建国以后农村教育存在以上诸多弊端，但是就整体的发展步伐和前进方向来说， 农村教育是进步的。 首先是刘少奇提出的 “两种教育制度、 两种劳动制度” 的主张， 为中国后来教育的发展开拓了新的途径。 此外中共中央、 国务院通过在教育工作中贯彻 “调整、巩固、 充实、 提高” 的八字方针，纠正了教育领域的“左”倾错误，对教育事业进行了大幅度的调整。此外，民办教育蓬勃发展，各地民办学校不断建立。 以浙江省为例：据1963年统计，浙江省农村民办小学达到18299所， 占农村小学学校总数的58.5%； 农村民办小学生86.7万人， 占农村小学生总数的39.5%；农村民办小学教师26146人，占农村小学教师总数的35.6%。 [3]在农村义务教育发展的同时，农村职业教育也在进步。据教育部1965年下半年不完全统计，全国有农业中学54332所， 毕业生人数达到817万人， 半工 （农） 半读学校7294所， 学生126.64万人。 [4]这相对于在建国初期几乎是一片空白的中国农村职业教育来说是一个伟大的成就。
以上是建国后中国农村教育的发展情况， 农村教育虽然在探索起步的过程中几经波折， 而且受到各种政治活动的影响，没有任何发展经验，但是， 农村教育在这几十年里面能一步一个脚印地迈进， 实属不易。 从这里也能看出， 农村社会变迁中的教育事业也随着时代的发展而缓慢地进步。
二、 “文革”时期农村教育结构的“革命”
1966年至1976年的无产阶级 “文化大革命”， 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教育革命” 始终是 “文化大革命” 的重要内容之一。 “文革” 中“教育革命” 的重要指向是： 改革旧的教育制度， 改革旧的教学方针和方法， 彻底改变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的现象；学制要缩短， 课程设置要精简； 学生以学为主， 兼学别样， 即不但学文， 也要学工、 学农、 学军， 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农村教育结构的 “革命” 的具体表现为以下几点。
（一）农村学校的办学体制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
1968年11月14日， 《人民日报》发表了山东省小学教师侯振民、王庆余写的《关于将公办小学下放到大队来办的建议》（简称 “侯王建议”）， 并为此加了编者按。 该 《建议》 提出：“我们的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小学应是大队的一部分， 大队在政治领导、 经济、 师资等条件上完全能够自己办小学。 我们建议所有公办小学下放到大队来办， 国家不再投资或少投资小学教育经费，教师国家不再发工资，改为大队记公分……” [5]这一《建议》对“文革”中农村办学体制的变革带来了很大影响。 事实上， “文革”时期，农村基础教育普遍实行了小学由大队办，中学由公社办或分片设点， 或大队联办的局面。 农村学校经费也普遍实行民办公助。
（二） 农村办学体制的 “革命” 带来了基础教育办学形式的“革命”
一方面， 由于 “革命” 的需要， “文革” 前依然存在的由农民个体出资维系的小学一律更变为农村集体办的学校。 至此，农村学校普遍实现了集体化或公有化； 另一方面， 同样由于“革命”的需要，尤其是为了方便贫下中农子女接受教育，农村小学的教学网点得以增加， 而集初中和高中于一体的四年一贯制的普通中学在农村也广泛设立。 几乎每一个公社都设立了这样的中学。 与此同时， 在一些人口规模较大的生产大队还设立了二年制的初中， 或者在大队完全小学附设初中班， 也叫 “戴帽初中”。这样，在“文革”中，一种既有小学，又有初中和高中的基础教育结构形式呈现于农村， 它体现出农村教育结构的“革命”。 这种教育 “革命” 虽然导致农村普通中小学教育有了规模上的发展，但却使农村基础教育因学制缩短、合格师资缺乏、办学条件简陋和教学的“革命”遭遇了质量的严重下降。
（三）职业教育被“一扫而光”
在基础教育实现 “革命” 之时， “文革” 中农村教育结构的另一重 “革命” 是： “文革” 前创办的实施农村职业教育的农业中学及其他职业中学被作为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和教育制度的产物，被作为资产阶级的双轨制而被大量缩减直至 “一扫而光”， “文革” 前农村形成的职业教育因之不复存在。这导致农村教育结构的单一化。[6]
虽然在这十年中， 周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奋力维护已有的教育模式并且提出普及小学教育 “是一个大政” 的评论使得农村义务教育在艰难中得到发展， 但是由于林彪、 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炮制的教育战线 “黑线专政论” 造成了全盘否定了17年教育工作的局面。除此以外， 文革十年期间由于实行 “开门办学” 的政策， 导致了频繁地下乡、 下厂、 下连队、 学农、 学工、 学军的现象； 批判 “智育第一” “师道尊严” 的思想造成了 “读书无用” 的不良风气， 严重降低了学生的学业水平。 一些学校的领导、 教师、 专家、 教授等遭到残酷打击， 身心受到极大摧残。 另外， 许多青少年学生因在 “文化大革命” 中受了极 “左” 思潮的影响， 扭曲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分不清是非界限，无政府主义盛行、极端个人主义十分严重。
[1]《社论： 为什么必须改革学制？》载《人民日报》1951年10月3日。
[2]《中国教育年鉴》编辑部： 《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1）》，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4年版，第1021页。
[3] 《浙江省民办中小学有关经费问题的具体材料》， 浙江省档案馆， 档案号：J039-16-8。
[4]《中国教育年鉴》编辑部： 《中国教育年鉴 （1949-1981）》，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4年版，第1021页。
[5]何东昌： 《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海南出版社1988年版， 第1433页。
[6]张乐天： 《我国农村教育结构演进六十年》，载 《教育学术月刊》 2009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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