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的概念及功能变迁

一、家庭的概念

家庭一词是后起的， 基本含义是指一家之内。 如南朝宋《后汉书·郑均传》： “常称疾家庭，不应州郡辟召。”在古罗马， Famulus（家庭）的意思是指一个家庭的奴隶，而Familia则是指属于一个人的全体奴隶。古罗马人用Familia一词表示父权支配着妻子、子女和一定数量奴隶的社会机体。

对家庭含义本质的认识是从近代才开始的。 马克思、 恩格斯认为： “每日都在重新生产自己生命的人们开始生产另外一些人， 即增殖。 这就是夫妻之间的关系， 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家庭。”[1]奥地利心理学家弗洛伊德认为，家庭是“肉体生活同社会机体生活之间的联系环节”。美国社会学家E.W.伯吉斯和H.J.洛克在《家庭》一书中提出： “家庭是被婚姻、血缘或收养的纽带联合起来的人的群体， 各人以其作为父母、 夫妻或兄弟姐妹的社会身份相互作用和交往， 创造一个共同的文化。”中国社会学家孙本文认为，家庭是夫妇子女等亲属所结合的团体。中国社会学家费孝通认为家庭是父母子女形成的团体。家庭有广义狭义之分， 狭义的家庭指一夫一妻制个体家庭； 广义的家庭则泛指人类进化的不同阶段上的各种家庭形式。 在英文中也有这样一种说法：family中的f代表father，a代表and，m代表mother， i就是我， l指love， y是you。 连起来就是father and mother I love you。也就是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二、家庭研究的重要性

中国社会具有多层次结构， 这体现为个人嵌套在层层的社会组织（如工作单位、村庄、家庭等） 中。 在这一嵌套结构中，家庭是最基础和最直接影响个人角色、 地位、 行为和态度等的社会组织。

（一）家庭是个人社会化最重要的环境

家庭赋予个人最初始的社会地位， 个人从出生起在相当长一段成长过程中要通过家庭来接触、 学习社会规则； 家庭环境对个人的态度、行为、期望也有持续性的影响。

（二）家庭是代际关系的重要桥梁

对代际流动和代际关系的研究， 例如父母社会经济地位对子女地位获得的影响、 家庭资源在不同子女间的分配方式、 成年子女和父母之间资源的交换与流向等， 均需建立在对家庭结构和代际关系清晰、全面认识的基础上， 也需要了解家庭成员的详细信息。

（三）家庭是研究婚姻与性别机制的平台

中国绝大多数成年男女都会结婚。 来自不同家庭的男女通过婚姻形式组成新的家庭， 资源在通过婚姻形式结成家庭的过程中被重新分配和组合。 男女在劳动分工和社会经济地位等方面的性别差异也会在婚姻和家庭中得到体现。

（四） 中国人常以家庭为单位从事经济活动和进行社会交往

中国人生活中的一些重要方面， 如经济生活、 居住、 抚育子女和赡养老人等，均在家庭中进行。 要关注中国社会， 我们就必须从家庭层面对这些相关的主题开展调查。

（五）家庭在中国文化中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中国人崇敬祖先， 重视孝道， 婚姻讲究门当户对和传宗接代， 事业追求光宗耀祖， 这些传统价值观念都体现出家庭及家族在人们生活中的重要地位。 虽然传统的家庭观念现在正逐渐被侵蚀， 但从中国父母对子女的投入、 家庭或家族关系网络对家庭成员的影响， 以及家庭内部资源的转移等方面仍可看到家庭在中国文化中的重要性。[2]

三、家庭功能的变迁

（一）生产功能减弱消费功能增强

在中国二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 农村家庭是生产资料的占有单位、 生产劳动的组织单位、 产品的分配单位， 所有家庭成员都参与生产、 分工合作以赚取家庭生活所需资财， 家庭生活所需基本上来自于家庭内部。 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和社会分工的发达， 家庭生产功能有所弱化。 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产品的极大丰富以及人们消费观念的变化，家庭作为一个消费整体， 其消费功能增强了。 作为一个消费单位， 家庭人口越多， 消费就越大。 敬老意识不强的子女，往往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而不愿赡养照顾老人， 以至于部分农村老人被遗弃。[3]

（二）养育功能的优化和社会化

家庭是目前社会所认可的生育子女、繁衍后代的合法的社会基本制度，是人口再生产的唯一社会单位。一方面，计划生育制度实施之后，出生率明显下降，从数量上看，家庭的生育功能显著弱化。 然而， 人口再生产不仅要控制数量， 更关注优生优育，提高出生人口的素质。也就是说，生育数量的减少对优生优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家庭在提高人口素质方面所付出的经济、心理和机会成本比以往更高， 家庭养育功能面临结构优化的转折。另一方面，随着社会专业化分工的发达，一些专门学校等社会机构逐渐分担了家庭社会化功能，家庭的社会化功能有所减弱。但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社会对人们拥有知识的要求越来越高，年轻人受教育的时间越来越长，教育成本也越来越高，也就是说农村家庭所承担的子女社会化的成本也越来越高。

（三）儿童社会化功能减弱

家庭是儿童社会化最主要的场所， 与学校、 社会教育相比，家庭教育具有早期性和终身性的特点。 父母通过日常生活中的言传身教潜移默化地影响孩子对人、社会和自然的认识与态度，家庭教育对子女是非、 善恶、 美丑观念形成的影响更直接、 更大。 然而， 激烈的市场竞争增加了父母外出工作的时间， 以致不少儿童接受幼托机构和大众媒体教育的时间比与父母共处的时间还多， 电视、 电脑等传媒以其生动的视觉效果、 喜闻乐见的形式和内容以及新鲜刺激的感官体验， 日益成为儿童社会化的主体。 大众媒体对孩子价值观和行为方式的形成以及社会期待和适应的实际影响已不亚于父母。 在现代信息社会和数字化生存时代， 父母原有的知识和经验往往失去资源优势和传承价值， 他们的话语权地位下降， 家庭在教化角色规范、 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方面的作用显著衰弱。 与此同时， 家庭社会化过程中出现了教育者与被教育者关系模糊甚至颠倒的“反向社会化”现象。 年轻人凭借对新鲜事物所具有的敏感性和接受能力， 以自己的信息量、知识面和社会适应能力优势获得了对日渐力不从心的父母进行“文化反哺” 的话语权， 在消费意向、 审美情趣、 生活方式和社会态度层面都不同程度地影响和改变着他们的长辈。[4]

（四）情感支持功能增强

首先， 物质生活水平提高后， 家庭不再是仅仅是经济共同体， 而且能更多地满足家庭成员随之提升的对感情生活、 心理支持的需求。

其次，外出务工是很多农村居民一种生活状态，在城市打工、居住并生活的农民工，面对城市紧张的生活和工作节奏， 紧张、焦虑的心理状态使他们身心疲惫，家庭无疑成为他们暂时远离尘嚣、逃离世俗的宁静港湾，是他们享受轻松的温馨暖巢。

再次， 农村居住方式的变化以及人口流动性的增强， 使原来的 “熟人社会” 不复存在， 现代村庄中人机互动减少、 关系逐渐疏离， 家庭成员更多地期待私密空间的情感支持和相互陪伴，依赖家人的相互理解和关爱。

（五）性规范作用弱化

从婚姻制度的起源看， 婚姻从一开始就具有约束和规范人们性行为的功能。 在一夫一妻制的背景下， 婚姻是保障性关系合法性和排他性的制度形式。[5]随着社会流动的频繁和社会交往的扩大以及性观念的开放，性与婚姻分离的现象逐渐增多。[6]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2页。

[2]谢宇、胡婧炜、 张春泥： 《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理念与实践》， 载 《社会》2014年第2期。

[3]柴定红、程启军： 《解读农村家庭变迁及其对农村家庭养老的影响》，载《理论与实践》 2002年第12期。

[4]周晓虹：《文化反哺：变迁社会中的亲子传承》，载《应用心理研究》1999年第4期。

[5]唐灿：《中国城乡社会家庭结构与功能的变迁》， 载 《浙江学刊》2005年第2期。

[6]徐安琪、 张亮、 刘汶蓉： 《家庭： 和谐社会和建设中的功能变迁和政策支持》，载《社会科学》200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