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乡村的历史演进

村落遗产的形成总是与乡村发展的历史环境密切相关，并且随乡村的历史演进而不断变化。研究江苏的历史，不能离开泰伯奔吴。据《史记·吴泰伯世家》记载：“泰伯之奔荆蛮，自号勾吴。荆蛮义之，从而归之千馀家，立为吴泰伯。”泰伯给这一地区带来的变化，在东汉赵晔撰《吴越春秋·吴泰伯传》中有详细记载：“数年之间，民人殷富。”《吴越春秋》还记载：“（时）遭殷之末，世衰，中国（指中原）侯王数用兵，恐及荆蛮，故泰伯起城，周三里二百步，外郭三百余里。在吴西北隅，名曰故吴，人民皆耕田其中。”遗存至今的无锡泰伯庙（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苏州让王庙（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是后人为铭记泰伯的功业而建。

春秋时期，泰伯十九世孙，吴王寿梦少子季札为避免权力之争，三让天下，“弃其室而耕”于延陵，人称“延陵季子”，曾与孔子并称“南季北孔”。孔子赞曰：“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在今天镇江丹阳延陵镇九里村的季子庙中，仍存有孔子书写的碑文“呜呼延有吴陵君子之墓”。

魏晋南北朝时期，江南古村落的繁荣与发展与“士人南迁”的社会背景密切相关。西晋末年黄河流域战乱，晋室以建康（今南京）为都。今江苏省域以为六朝京畿之区，大批北人南迁，促进了北方文化跟南方文化，或者说是黄河流域文化和长江流域文化的大融合，造就了南朝时期江南文化的极其繁盛。这一时期，刘义庆的《世说新语》、刘勰的《文心雕龙》、颜之推的《颜氏家训》、郭茂倩的《乐府诗集》、徐陵的《玉台新咏》，以及沈约等人总结的、对后来格律诗影响深远的“四声八病”等，都是中华民族的经典之作。镇江华山村就是南朝乐府诗歌《华山畿》的诞生地。

唐安史之乱以后，中国经济重心逐渐南移。白居易《想东游五十韵》记载了中晚唐时江南苏州、常州、润州等地的状况，“海内时无事，江南岁有秋。生民皆乐业，地主尽贤侯。郊静销戎马，城高逼斗牛。平河七百里，沃壤二三州。”靖康之乱，宋室南渡，进一步促进了江浙地区乡村聚落的暴发性增长。1129年宋高宗率领内侍及亲军过长江，“令有司具舟常、润；迎济衣冠、军民家属”⁽¹⁾。宋室南渡后，形成了一道“衣冠人物，萃于东南”的特殊人文景观，在当时的两浙地区，“平江、常、润、杭、明、越为士大夫渊薮，天下贤俊多避于此”⁽²⁾。许多厌倦官场的人士选择了太湖及其周围地区作为生息的场所，如苏州的杨湾村、三山村，无锡的礼社村，镇江的儒里村，都是在这一历史时期快速发展的。根据对地方志和相关姓氏的家谱文献查阅，江苏的古村落大多可追溯至北宋末年的南渡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