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山地区，自明清以来人多地少的矛盾一直很突出。东山古有“五山二水二地一田”之说，(17)“民居鳞次，随高下结屋，若古桃源，耕田树果，殆无寸地。”根据明代文献的记载，包括可以耕作的所有山林田荡在内，东西山两地的人均土地面积均不足2亩。故而，东西山的传统种植业与养殖业竭力发挥土地潜力，依据不同的土壤特性，种植不同的作物（图3-5）。(18)
图3-5 东西山土壤分布与植被的关系（图片来源：《西山镇志》）
明东西山人口与田地见表3-2所示。
表3-2 明东西山人口与田地（《震泽编》卷三“赋税”）
果树、渔业为东西山的主要产业。明清时代以来，东西山素有花果山之称，农作物以果树为主，橘、桃、梅、枣、栗、枇杷等均有种植，很多品种为江南果树之上品，“其土贵，凡栽橘可一树者，值千钱，或二三千，甚者至万钱”(19)。在千余年的果树栽培中，东西山人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发展出先进的技术，综合高效地利用有限的土地资源。宋代的橘园管理已经非常精细(20)，明代农书《便民图纂》中，记载了梨和梅的嫁接技术。此外，还广泛运用了中国传统的生态农业技术——“桑基鱼塘”“橘基鱼池”。因濒临太湖，“濒湖之家常以捕鱼为业”“以舟楫为艺，出入江湖，动必以舟，故老稚皆善操舟，又能泅水”。(21)明代中期以后，内塘养鱼亦发达起来。
粮桑在东西山属副业。东西山的沿湖沼泽、浅滩淤涨后，经筑堤围垦，主要用于耕种粮食和养殖水产。东山东南部与西南部，以及西山周边围圩了几万亩的农田和水产养殖场（图3-6）但因土地总量少，粮食产量较低，稻米常需靠岛外输入。东西山人“以蚕桑为务，地多植桑，凡女未及笄，即习育蚕，三四月谓之蚕月，家家闭户不相往来”。因江南丝织业的兴盛，蚕桑业在明代就是东西山农家的主要副业，清代至民国发展至鼎盛。清代东西山生产的桑叶，在养蚕时节设市，杭嘉湖等丝织业中心地区的商人皆来贩运；清代东西山出产的鲜茧远销上海、无锡。
图3-6 杨湾西大圩
太湖环湖沼泽、浅滩，经筑堤围垦成为可耕作的农田。从民国二十二年《吴县志》中的东山地图上看，东山东侧面向陆地一侧的湖面上，已经形成了大片的淤积，相当部分已经被开垦为圩田和鱼塘。
解放后，进一步兴修水利，围湖造田筑圩。以杨湾为例，面积达3500多亩，60年代主要以种植粮食为主，因此杨湾当时是东山最大的产粮村。90年代后，粮田变为鱼池，杨湾也成为著名的渔业村(22)（图3-6）。
此外，茶、石也是东西山的特色物产。东西山是碧螺春茶的主产区，自唐代已有记载，民国时，碧螺春茶在海内外已享有盛誉。西山有丰富优质的石灰岩资源。西山太湖石自唐代已闻名天下，北宋“花石纲”将西山谢姑山、元山等地太湖石采掠一空。此外还曾出产青石和黑色大理石。
因土狭民稠，明清时代东西山人多以商贾为生(23)，以东西山人为主的洞庭商人，活动范围南至广州，西至四川，北至东北，行迹几乎遍及整个中国。东西山人善于货殖，冯梦龙的《醒世恒言》里称之为“钻天洞庭”。在明代中期，洞庭商人就形成商帮，以群体形式开展活动(24)，与晋商、徽商、宁波商帮等，并称明清时代中国十大商帮。(25)即便在经济比较萧条的民国初年，东山在外的商人仍然能“岁入百数十万”，这些资金“除完纳之外，家给人足”，剩余的资金便用来在故乡创置地产，建造房屋，以备晚年。(26)所以从明清至民国时代，东西山建造了为数众多华丽、考究的建筑，同时乡村的公共设施亦都修造得非常完备。
洞庭商帮各大家族带回的巨额财富，使得明清时代的东西山非常富庶，同时也带来了东西山风俗的变化。根据地方文献的记载，在明代中期之前，东西山人仍保持着俭朴、淳厚、勤勉的乡间风俗，到清代前期，乡间亦追求华丽、喜好娱乐，追随城市生活了。(27)到清代乾隆年间，东山人因外出经商带来的巨大财富，从事果树、蚕桑等产业的人数已经减少，逾制的情况多见。而生齿日繁，家族中也不乏外出经商而寄籍他乡者。
鸦片战争与太平天国之后，洞庭商人改变原本沿着长江、运河行商的方式，将商业资本投入通商大埠上海。19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之后，洞庭商人成功地在上海跻身买办业、银行业等金融行业，随后又将金融资本投入产业，开办丝绸、棉纱等实业，并在上海工商界担任要职。20世纪初洞庭东西山的商人分别在上海成立了旅沪同乡会，对上海洞庭商人的维系与东西山的建设起到了重要作用。东西山作为丝绸等实业的原料基地，东西山的鱼虾、果实等也经由洞庭商人的贸易途径销往上海。“上海洞庭东山商人的商业活动，真正把近代化的都市与偏僻的乡村联系在一起。”(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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