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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陵属地,季札子孙

时间:2023-03-27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常州古称众多,但最为后人常用与推崇的还属“延陵”。“延陵”其名是常州地区已知最早的历史记载,也因为季子其人而为后世文人所推崇。“季札封于延陵,故号曰延陵季子。”虽然此时尚无郡县制度,延陵当为一个区域的统称,但延陵这一地望,也成为季札这位历史人物的代称。五个村子都是江南水网地区因水而兴的村镇,村落的兴盛和发展历程也有其共性的一面。
延陵属地,季札子孙_乡愁的记忆——江苏村落遗产特色和价值研究

公元前547年季札封邑延陵,“常州,古延陵也,吴季子所封之地。至西汉,为毗陵。又至东晋,为晋陵,宋齐因之隋平陈,废晋陵为常州”(1)。常州古称众多,但最为后人常用与推崇的还属“延陵”。“延陵”其名是常州地区已知最早的历史记载,也因为季子其人而为后世文人所推崇。《旧唐书·狄仁杰传》载:“吴、楚之俗多淫祠,仁杰奏毁一千七百所,唯留夏禹、吴泰伯、季札、伍员四祠。”季子的仁德让贤,与先贤泰伯相似,与儒家伦理道德相吻合,成为后世士人处事进退的典范。《史记·吴泰伯世家》载其为吴王寿梦之四子,有贤名,王欲立贤,而季札辞之。“季札贤,而寿梦欲立之,季札让不可,于是乃立长子诸樊,摄行事当国。……吴人固立季札,季札弃其室而耕,乃舍之。”“季札封于延陵,故号曰延陵季子。”(2)虽然此时尚无郡县制度,延陵当为一个区域的统称,但延陵这一地望,也成为季札这位历史人物的代称。《咸淳毗陵志》载:“常,古扬州境也。在周为吴季子采邑,曰延陵。在汉为会稽属县,曰毗陵。晋升为郡。隋改郡为州,常之名昉此。”

关于延陵的地名来历,或因先秦时期,大量地名以地形命名,延陵当为其一。宋奉仪郎常州知州朱彦在《季子墓碑后记》中认为古延陵在晋陵县北,“唐武德三年,徙延陵还治故县,今润州之延陵镇是也。杜佑谓曲阿延陵季子庙,非古之延陵,古之延陵在今之晋陵县,其说明矣。……唐大历十四年,润州刺史萧定重镌石延陵庙中,于是习俗见润州之延陵季子庙,而不知常州实古延陵季子之所封也。……又得其所谓季子墓在晋陵县北十七里,申蒲以西,又曰暨阳乡,而今暨阳乡今之江阴县乃属,令赵士淝访之,得大冢于暨阳门外三十里,申港之侧旁有季子庙,与史记地志通典图经合。于是,表识其墓,谨樵牧耕之禁,又摩募取孔子所书十字刻墓碑上,设像祀之,学中以时率居史士诸生拜焉,所以示邦人,贵有德也。又备论历世废兴与习俗之变,易刊之碑下,使后之君子得以览观焉”。

也有学者认为,季子故里在丹阳,也就是晋太康二年(281年)毗陵设郡后,分曲阿的延陵乡而建的延陵县所在。时下丹阳九里的季子庙香火最盛,经唐、宋、明、清历代修缮,至今仍有涌井,井水沸涌如泉,南朝宋刘敬叔著的《异苑》一书载:“句容县有延陵季子庙,庙前井及渎恒自涌沸,故曰沸井,于今犹然,亦曰沸潭。”也与《南齐书·祥瑞志》记载相符,“建元元年(479年)四月,有司奏:‘延陵令戴景度称所领季子庙,旧有涌井二所,庙祝列云旧井北忽闻金石声,即掘,深三尺,得沸泉。其东忽有声铮铮,又掘得泉,沸涌若浪。’”(3)更有认为“延”意延续;“陵”者可认为是勾吴五世君主的周章墓,延陵就是延续姬姓吴氏血脉的意思。(4)

然而不管学界争论如何,今西起镇江丹阳、东至苏州常熟、南达常州武进的地域范围内分布着大量的季子遗迹,季子崇拜和纪念成为常州周边地区共同的民间信仰。五个村落就分布在这片土地上,相似的民俗遗存也间接映射了共同的文化传统,譬如现在的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常州小热昏,在每个村子里都被称道;杨桥最著名的祭城隍时的“调三十六行”,也是礼社庙会的重头戏。

五个村子都是江南水网地区因水而兴的村镇,村落的兴盛和发展历程也有其共性的一面。相同的文化背景、历史渊源和经济交流,投射在建筑上,表现为相似的细部特征做法。其中最具有视觉识别性的是屏山墙做法。不同于南京地区的接近皖南封火墙的做法,也与苏州地区砖屏风墙和观音兜的特征相异,常州府地区习惯用单峰屏山墙,甚少用五峰或三峰山墙,除了在常州市区表现明显之外,也涵盖无锡、宜兴和武进周边地区。常州风格的屏山墙两侧墀头出挑深远,加之下部截面收缩明显,形成了曲线夸张、富于戏剧变化的官帽式屏山墙(图4-2、图4-3)。

图4-2 焦溪单峰屏山墙

图4-3 礼社单峰屏山墙

说焦溪、严家桥、杨桥、礼社、李市是“村”,不一定确切。在我国现行的城乡遗产保护体系中,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形成了一个体系,但名镇、名村的界定模糊,并非不能转换。名镇、名村的确定多是依据当前的行政管理体系,而非历史上的形态,如果需要理清脉络,必须理解自然村和行政村、集镇和镇的差异。自然村是一个和传统农耕社会组织结构相对应的概念,它往往是一个或多个家族聚居的居民点,自然村是农民日常生活和交往的基本单元,是中国传统农耕体系中的基础,但并不是一个社会管理单位。与社会管理单位相对应的是当下的行政村,也就是名村申报体系中的村落范畴。而“镇”在当下的行政体系中实际是指城镇,是指脱离乡村生活的微型城市(town),非农户口和人口规模的指标化更强调了这种城乡差别。(5)

传统的乡村社会中“镇”的概念更近于集镇,大多不具有行政功能,而是因市集而兴起的居民点,因为交通便利和文化因素,在均质的乡村网络中成为小区域中心的市镇,从墟市到固定商肆汇集的街市是集市形成的脉络,小者为市,大者为镇,成为宗族聚居、商品交换、物资汇集、宗教活动和文化教育形成的自发中心。从这个角度看,这五个村落在历史上的表现更类似集镇。杨桥规模略小,是江南地区的经济活动网络的基层市场——市集,和周边的中市场漕桥镇、和桥镇及寨桥镇共同构成此一区域的经济网络(图4-4)。有趣的是,即便属于最基础的集市,杨桥太平庵内供奉的神灵依然是城隍——中国传统城市中的保护神,而每年的城隍祭也成为村落内最盛大的庙会(图4-5)。焦溪、严家桥、礼社则如同和桥与漕桥一样,是水乡经济网络中的中市场——市镇,同样在清末民初也兼乡镇治所所在,是周边乡村区域的经济乃至文化中心地。李市则改去“李墅”,以市为名,有着“铁李市”的美称,成为晚清民国时期白茆镇的水陆交通中心和人气旺盛的物资集散之地。但在解放后的行政区划调整过程中,焦溪让位于郑陆,严家桥改属羊尖,礼社则与玉祁合并,不再作为乡镇驻所,由乡镇变成了行政村。因此,这几个村和传统的农耕型村落形态并不相同,体现为聚落规模大,农耕比重有限,有大量的商业、服务业和地方手工业。据薛暮桥统计,20世纪30年代初,礼社老街上的人口总数为1631人(加上周边村庄的总人口达到可观的3665人(6)),务农的农民数(16岁以上男子)只有73人,只占4.5%,当时的集镇化形态可见一斑。

图4-4 杨桥与周边市镇关系

图4-5 杨桥庙会照片(http://act3.news.qq.com/2121/work/show-id-468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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