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位中心，经济节点

五个村落距府城或县城都有相当的距离，并且都位于诸县交接处。焦溪位处锡、澄、武三县交界；礼社在常、锡交界；严家桥在锡、澄、虞三县交界，而杨桥以桥为界，北为武进、南属宜兴，李市则位于常熟与苏州市区之界。五村也都有相对便捷的水道连接城市和周边区域。民国时期，焦溪村内的龙溪河通过舜河南下三河口，可以方便地到达常州北门青龙桥，向北则可通长江；杨桥村内的杨桥浜，东西可以联通滆湖和太湖水系，亦有到常州的定期班船，至今班船码头仍在；严家桥通无锡的班船一直到解放后仍在运行，当时是周边地区去无锡、常熟的最便捷方式；礼社与无锡的水路联系更产生了一桩趣谈，著名的老一辈经济学家孙冶方就是礼社人，原名薛萼果，后改名“冶方”，其典故据说来自无锡“冶方场”的地名，“冶方场”所在的通汇桥民国时有班船通玉祁、礼社，薛萼果12岁随父兄去无锡拜江南名画家吴观岱学画，第一次进入无锡县城，或在此留下了深刻印象。⁽⁷⁾

从经济的角度，城镇是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在空间的投影，是区域的中心地，这种市场依赖于收集输送地方产品、向周围乡村人口提供所需货物和服务而存在。中心地之间的这种层次级差可区分为区域市场（都市）、中心市场（府县）、中间市场（镇）和基层市场（市）。依“中心地理论”来看，在均质的场地中，乡村市场应建在位于广大乡村中心的地点，服务于周边六边形网络节点上的乡村，而其自身又成为上一级服务性城镇的六边形网络的边界节点。当然，由于地形的因素和交通路线的影响，均质的网络会呈现更为有机的形态。这四个村落都处于周边县城及县城与府城之间交通线的中点位置，与区域中心地交通便捷，但同时又有一定的距离，弥补和完善了周边县城的服务网络，在江南乡村的经济网络中，因此成为局部的中心。

水乡地区因水而兴，交通性和商业性的水系成为村落组成的核心元素。江南地区自古是鱼米之乡，水系发达，村落依水而成，除了有用水方便外，更重要的是交通便捷。杨桥和严家桥以桥为名，焦溪也以水为名，三村中均有穿村而过的水道，村落夹水而建，水道的形态确定了村落的空间发展脉络。礼社虽然村名中无水字，但当地人最津津乐道的是礼社过去的九潭十八浜，村子位于周水环绕的高爽之地，享水之便捷而少虞水患，如果把视线放在更大的区域内，礼社与历史上的芙蓉圩的围垦关系密切，是与水争地，堰湖而圩的产物。

杨桥、严家桥、李市虽然交通便利，但却因为距离县城偏远，都在战争中免遭波及而得以在特殊的时期发展。清末之际，由于杨桥离官道较远，咸丰之乱未曾波及，周边区域内的商人多避难于此。抗日战争时期，也是由于陆地交通不便，受日军骚扰较少，老街相对周边更显热闹，近代的发展应当与此有关。而严家桥同样得益于此，其地位于锡、澄、虞的交界处，距三个县城都有较远的距离，区域内水乡密布的区域，陆路交通并不方便，从而成为躲避灾祸的上选之地，无锡的唐氏家族就是因为躲避咸丰兵祸，举家迁至此处，将丰裕的资金带入，大量购买田产，兴开米市、布市，之后更以此为据点在无锡、苏州、上海发展，由此带动了乡村的兴盛。李市也可以看到类似的历史轨迹，经过了明清交叠的战乱、清末太平天国之乱，李氏望族及周边大户迁居、避居于此，推动了李市集镇的繁华。然而与上述三村不同，焦溪、礼社则因为地处交通要津而多兵祸，礼社波及于咸丰之乱，而焦溪在近代遭受北洋军阀和日军两次洗劫，虽然在战乱之后迅速重建，但历史悠久的建筑已多损毁，今天在这两个村落中看到的建筑大都是民国时期的遗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