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盐到垦的物产

土地属性的变化，影响着产业经济的选择。成陆以后，随着自然土壤变更为农业土壤，地域的产业类型相应从盐业转向耕垦、纺织。

（1）临海煎盐

盐业，自古官营。《周礼·天官冢宰》中有“盐人”，其职责是“掌盐之政令，以共（供）百事之盐”。其中，“散盐”，即“煮水为之，出于东海”的海盐，用以祭祀和接待宾客。

江苏的海盐生产最早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史记》记载，春秋时期吴楚“东煮海水为盐”“国富民众”，说明江苏沿海此时已有盐业生产和销售，并成为国家的重要财政来源。秦灭六国后推行食盐官营政策，置盐官以收“百倍之利”。西汉初年，朝廷在“黄老”思想指导下，与民休息，弛山泽之禁，允许食盐自由开采、运输和销售。吴王刘濞趁机“招致天下亡命者，盗铸钱，煮海水为盐”，并开凿了一条西起扬州茱萸湾（今湾头）、东通海陵仓（今泰州）及如皋蟠溪的盐运河（即旧通扬运河前身）以通盐运（图6-5）。江苏沿海虽未见西汉设置盐官的记载，但设立了盐仓城（县治在今赣榆县东北）和盐渎县（今盐城市），以加强对盐业生产和运输的管理（图6-6）。

图6-5　西汉刘濞开凿的盐运河与海岸、长江及运河关系图（摘自：《大运河扬州段遗产保护规划》文本）

图6-6　西汉设立的盐渎和盐仓城（赣榆）位置图（摘自：《中国历史地图集》）

东汉时，在广陵设置盐官；晋安帝时，盐渎始名盐城，“环城皆盐场”⁽²⁾，“范堤一带高地为海中之州，长一百六十里，州上有盐亭百二十三，岁煮盐四十五万担”⁽³⁾。南朝时，整个江淮地区已是“海滨广斥、盐田相望”⁽⁴⁾。

唐朝和五代是海盐全面发展的时期，两淮盐场初步确立，并成为中国产量最大的盐产地。海盐生产技术经过历代改良，由汉代直接煮海水为盐，到唐代定型为开沟引潮，铺设亭场，先晒灰淋卤，然后熬盐的新的“煎煮”法（图6-7），一直使用到清末“废灶兴垦”之前。《通州煮海录》记载：“煎制海盐过程，分为碎场、晒灰、淋卤、试莲、煎盐、采花等六道工序。”需要三大条件：海水、盐灶和荡草。如海水和盐灶相当时，草荡的数量就决定了产盐的数量，有“煮海之利以草为本”之说⁽⁵⁾。生长苇草的草荡叫“灶荡”，都是官地。灶荡生长的苇草专供煎盐，禁止私人垦樵（图6-8）。灶丁按地配引，称“额灶”。

图6-7　《嘉靖两淮盐法志》晒灰淋卤图

图6-8　《嘉靖两淮盐法志》引荡刈草图

为防止海潮上涨时常常破坏盐城监和海陵监下辖各盐灶盐亭的生产，唐大历年间（766年至779年），“淮南节度判官李承筑捍海堰，北起盐城，南抵海陵”⁽⁶⁾，长一百四十二里，阻挡潮水，屏蔽盐灶，成为宋代范仲淹所筑范公堤的前身。五代时，淮北涟水，淮南盐城、海陵的盐业持续发展，南唐海陵监由泰州移至东台场，始有东台之名⁽⁷⁾。此时南通沙洲已与大陆连接，并设有永兴场，盐业生产也较兴旺，初步创立了南通至连云港一线的江苏沿海淮南、淮北盐场格局的雏形（图6-9）。

图6-9　唐代后期主要盐监分布示意图（摘自：《中国盐业史·古代编》）

清代，两淮盐业三个分司，辖二十三个官方盐场，是产量最大、销路最广的大盐区。清代顺治、康雍、乾隆年间的产量占全国官盐产量的四分之一强（顺治年间约95万～100万引/370万引；康雍年间约120万引/400万～510万引；乾隆年间约160万～180万引/650万引）。“两淮岁课，当天下租庸之半，损益盈虚，动关国计”⁽⁸⁾；“淮南禺策（盐业）所入，可当天下租赋之半”⁽⁹⁾。

清代中后期，淮南盐业逐渐衰落。一方面，因海势东迁（图6-10），缺乏足够的海水及草荡来源⁽¹⁰⁾，原亭灶盐场产盐量大大减少。另一方面，淮南盐的煎煮之法较之淮北盐的曝晒之法，燃料成本和人力耗费较高，淮南、淮北自明代起开始采用不同的制盐之法⁽¹¹⁾。至清晚期，草荡减少，草价上涨，淮南煎盐成本较之淮北盐晒成本，比率为1：（5~6）至1：（11~12），竞争力尽失。

图6-10　江苏海岸变迁及地名标志
（摘自：凌申《地名与历史时期江苏海岸变迁的相关研究》）
1．秦汉以前海岸线　2．秦汉时期海岸线　3．唐宋时期海岸线　4．时代海岸线　5．1855年海岸线　6．现代海岸线

（2）废灶垦殖

这一地域的垦殖经济，始于盐业的衰败。这一过程分为弃灶私垦、废灶兴垦和棉纺兴业等三个阶段（图6-11）。

图6-11　清末民初沿海废灶兴垦

①弃灶私垦

清代初年，禁止在盐区开垦。“不准典卖灶地、不准私垦荡草，不准出境，皆为煎盐计也。”⁽¹²⁾及至清代中晚期，因盐业衰败，私垦之风加剧。故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朝廷再次推出禁令：“近年开垦的堤外之地悉令放荒。嗣后无论堤之内外，概禁开垦。”但由于淮南盐场海卤减淡，盐场撤并，私垦获利十倍于盐。因而“虽盐法禁垦，而人民私垦者日多”⁽¹³⁾。盐场大使出于各种考虑，往往少于管束，也不上报升科。如乾隆四年（1739年）小海场大使林正清云：“盐场专以产草供煎，定例不需开垦。本场近水之乡，间有垦种二麦，亦灶下私情，不敢公然报垦。一恐违定例，一恐潮水骤长，仍然草宅，不能常据为麦田也。又本场从无水田，间有种稻者，则系籼稻，种在高地，听其生长，收成甚薄，故由，单内无报垦之田。”⁽¹⁴⁾同治五年（1866年）五月，通州余西余东一带灶民与当地盐商争垦，发生冲突。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盐城“新兴、伍佑两场已垦之田，民灶相争，酿成械斗”，而范堤以西盐亭旧灶则发展壮大为里下河传统农业区。

私垦时期的农业，以旱耕二麦为主，少有稻作。因转垦均为私垦，规模较小，影响有限。在张謇大范围推行废灶兴垦之前，地域产业依然以官营盐业为主。

②废灶兴垦

清末国势日衰，国家对社会的基层控制大不如前，盐区逐渐放垦。在张謇等有识之士的倡议下，为增加财政收入和解决民灶相争，1899年，新兴、伍佑两场正式放垦。1914年，政府颁布4部条例⁽¹⁵⁾，推进废灶兴垦，并特设淮南垦务专局，“委派专员，专办放垦”。由此，废灶兴垦因国家允许而“合法化”，继而因张謇的倡导和实践快速推进。到1934年，沿海49家盐垦公司拥有土地2000万亩，已垦地400余万亩，年产棉花60余万担。

兴垦时期的农业，以棉花为主。不仅新开垦的土地上广植棉花，原有农耕土地，亦转植棉。据1915年调查，南通县农民已将70％的稻田改种了棉花⁽¹⁶⁾。

③棉纺兴业

植棉带来棉业经济的发展，也带动了手工织布副业的发展，通海一带农村土布的产量和普及率大大增加，从1893年到1937年的40年间，布机数量增加了近23倍⁽¹⁷⁾。

伴随而来的是商品经济的发展。以棉业产品（如织布、纺纱、印染等）为主的商品生产结合近代的工业化进程，形成了规模生产、销售的商品网络。张謇及其农工商一体化的产业发展思路，大大改变了这一地域的空间结构与形态。以盐场为核心的空间组织模式，被以织品交易和棉耕基地为中心的新格局所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