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 言
银行作为贷款资金的主要拥有者和实际控制者，其所处的外部市场环境必然会影响到其贷款行为的决策和贷款资源的最终配置。2004年12月7日，在“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上，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将生态学概念系统地引入到金融领域，提出“金融生态”这一概念。此后，金融生态问题便日渐成为我国经济金融学界研究的一个新热点。
对金融生态这一仿生概念内涵的界定，目前大致可以分为两种观点：一种是以周小川、苏宁等为代表人物的，他们认为金融生态指的就是金融生态环境，它包括经济、法律、制度、信用等多方面的外部因素，这类观点是把金融生态和生态环境等同化；另一种观点是以徐诺金、李扬等为代表人物的，他们的共同观点是金融生态不能和金融生态环境相等同，金融生态至少应包括金融生态主体、金融生态环境两方面。本文更倾向于后一种观点，认为金融生态环境是与金融生态主体（主要是指负责资金供给的金融机构和政府、企业、个人等资金需求者）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依赖的，由经济、政治、金融、文化、法治等众多因素构成的外部环境。
目前，理论界普遍认为，由政治、经济、金融、法律、信用等因素组成的金融生态环境能够以各种方式，通过各种渠道影响银行贷款资金的配置。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不但能够防范与化解金融风险，促进金融改革，维护金融稳定，还能有效促使银行以高效率方式将贷款资金配置到高资本回报率行业，从而提升贷款总体边际收益。反之，恶劣的金融生态环境会使银行无法完全根据市场规律进行贷款资金配置，从而可能使贷款更多地流向低资本回报率行业或地区，进而影响金融业支持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能力（徐诺金，2007）。
二、宁波市金融生态环境现状分析
（一）宁波市金融生态环境变化情况
2005年起，中国社会科学院开始启动中国地区金融生态环境的专题研究项目，并先后五次发布2005年、2006—2007年、2008—2009年、2009—2010年、2013年《中国地区金融生态环境评价报告》（以下简称《评价报告》）。这也是目前国内最为权威的金融生态环境评价，也是唯一能找到的涉及宁波市金融生态环境的分析报告。
在五次评价中，宁波金融生态环境综合得分分别位列第2位（50个参评城市／地区）、第4位（90个参评城市／地区）、第4位（100个参评城市／地区）、第6位（110个参评城市／地区）、第6位（247个参评城市／地区）。虽然五次评价参评城市数量不断增加，但前十位的城市一直比较固定（李扬等，2007；2009；2010）。宁波市的评价得分一直居于前列，但排名不断下降，从2005年首次评比的第2位跌落至2013年的第6位（见表1）。
表1 中国地区金融生态环境评价部分结果（2005—2013年）
（二）宁波市金融生态环境建设中的问题
（1）金融效率不高。从贷款／GDP值看，2013年年末，宁波市贷款／GDP值为1.84，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1.35和浙江省平均水平的1.74。
（2）融资结构不合理。2013年，宁波市社会融资规模为1814.31亿元，在相关城市中较低，而且间接融资占比为74.5％ ，不仅高于相关城市，而且也明显高于全国（不含港澳台地区）和浙江省的平均水平（见表2）。这反映出宁波经济发展过多地依赖于银行贷款。
表2 宁波与部分地区社会融资规模结构比较（2013年）
（3）信贷资产质量明显下降。2005—2011年，宁波市不良贷款率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但是从2012年开始，宁波市不良贷款率开始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014年年末，宁波市不良贷款率余额292.35亿元，同比增长39.21％ ；不良贷款率2.01％ ，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0.37个百分点，间接反映出宁波市信用环境建设出现了一定的问题。
（4）金融法治环境尚不健全。宁波市目前缺乏高效的资产处置机制，对资产或抵（质）押物品的拍卖、变卖方面以及拒不执行法院判决裁定行为处罚的相关法规和司法解释以及操作规范不健全，缺乏可操作性。同时，由于缺乏专门的审判机制，金融案件审理时间过长，成本过高，即使法院作出判决，其后执行难度也很大，抵（质）押物品或破产资产的处置十分困难，难以保障金融机构的合法金融权益。
（5）中介组织发展缓慢。相对于宁波作为长江三角洲南翼经济中心，其港口经济、民营经济和进出口贸易持续高速增长的现状，宁波辖内金融市场中介服务组织存在明显的滞后和不适应。
三、金融生态环境对贷款配置影响的博弈分析
为进一步定量分析金融生态环境对银行贷款配置优化的促进作用，下面将通过建立一个博弈分析模型，考察在引入法律制度、金融发展、信用环境以及政府行为等构成金融生态环境的重要要素前后，银行选择贷款资金投向的变化，以揭示金融生态环境促进贷款配置效率提高的内在作用机制，从而为有针对性地提出相关政策建议提供理论上的支持。
本模型的博弈双方分别为银行和企业，银行首先向企业的生产项目提供贷款资金，然后企业负责具体生产项目的运营，项目期满后向银行返回贷款本金和贷款利息。假设银行的风险偏好是中性的[1]，且面对两种投资机会：一种是属于集约型产业项目，其特点是项目生产周期较长，信息不对称程度较高，但贷款产出效率较高，是典型的高风险高收益项目（项目1）；而另一种则属于粗放型产业项目，其特点是生产周期较短，信息不对称程度较低，但贷款产出效率也较低，是典型的低风险低收益项目（项目2）。如果贷款资金从项目2流向了项目1，表示贷款效率得到了提升。由于银行与企业均不能准确知道这两个项目最终是成功还是失败，只知道其概率分布，所以这是一个不完全信息的动态博弈，我们需要求解其子博弈精炼纳什均衡。
（一）不考虑金融生态环境因素的博弈模型
在不考虑法律制度、金融发展、信用环境以及政府行为等因素时，给出该博弈相关参数和假设条件：
（1）两个现实参与人：A“银行”和B“企业”；一个虚拟参与人：N“自然”。
（2）银行首先行动，对两个投资项目进行选择。项目1为高风险高收益项目，项目2为低风险低收益项目，则银行的行动空间为B＝｛b1，b2｝，b1表示银行向项目1贷款，b2表示银行向项目2贷款，贷款金额为k。r′1和r′2分别表示项目1和项目2的贷款利率水平，由于项目1的预期收益高于项目2的，故r′1＞r′2。同时，银行投入贷款后需要花费监督成本C（r′），显然，监督成本C （r′）应为贷款利率r′的正相关函数，即贷款利率越高的项目，因为其信息不对称程度越高，所以需要花费的监督成本也越高，故C（r′1）＞C（r′2）。
（3）接着“自然”N行动，选择项目的成败。行动空间N＝｛n1，n2｝，其中n1和n2分别代表项目成功和失败。项目1成功和失败的概率分别为θ，1－θ；项目2成功和失败的概率分别为β，1－β。由于项目1预期风险高于项目2，故概率θ＜β。若项目1和项目2成功，企业所获得的收益率分别为r1，r2，且r1＞r2， r1＞r′1，r2＞r′2；若项目1和项目2失败，企业所获得的收益率将小于应支付给银行的贷款利率，具体值为多少并不影响博弈的均衡结果，故为方便计算，这里假设项目失败则企业收益率为0。
（4）最后企业行动，根据收益最大化原则，选择是否根据合同条款如约付给银行利息。为简化模型，这里的违约只针对贷款利息，不考虑贷款本金损失的风险。企业行动空间为Q＝｛q1，q2｝，其中q1代表违约，q2代表守约。若企业选择违约，由于没有任何法律制度约束，企业可以不支付银行任何贷款利息，但要承担另一项成本，即信誉上的损失，这里用X来表示。若企业守约，当项目成功时，由于项目收益率大于贷款利息，所以企业可从项目收益中拿出部分直接支付银行利息；但当项目失败后，由于企业在项目上没有任何收益，则需要挪用其他资金支付银行利息，这一部分资金还需要支付资金成本，用μ来表示资金的无风险收益率，即资金的市场平均成本率。
此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的扩展式表述，即博弈树，如图1所示。
图1 银行与企业贷款博弈分析图
按逆向归纳法[3]，在博弈的第2阶段，企业观察到银行的行动B＝b1或B＝b2后选择行动，以最大化自己的期望支付，即求解以下最大化问题：
（i）若银行选择项目1，企业选择违约所获得期望支付为：
企业选择守约所能获得期望支付为：
（ii）若银行选择项目2，企业选择违约所获得期望支付为：
企业选择守约所能获得期望支付为：
所以求得企业的均衡战略为：无论银行选择贷款项目1还是项目2，也无论两个项目成功的概率为多少，企业都将选择违约。
再推溯到博弈的第1阶段，银行预料到企业将选择违约后，要制定使自己期望支付最大化的均衡战略，即求解以下最大化问题：
θ∈ Θ ，其中r＝ i＝ j＝ 1，2
由于企业必然选择违约，故银行贷款项目1的期望支付为：
银行贷款项目2的期望支付为：
由于－C r′2＞ －C r′1，则银行的最优选择是贷款给项目2。
于是，求得博弈的子博弈精炼纳什均衡为：企业选择违约，银行选择贷款项目2。
显然，这时的银行不会选择高收益的项目1，而更愿意稳妥地将贷款发放给低收益的项目2，造成贷款配置效率下降。
（二）引入法律制度、金融发展和信用环境等因素后博弈模型的变化
当引入法律制度因素后，在企业选择违约时，银行可以依靠法律手段收回部分利息，其收回比率F（l）是法律制度l的正相关函数，且
，即法律制度越完善，l值越大，对市场经济主体的保护就越到位，银行因企业违约而产生的利息损失就越小。
当引入金融发展因素后，金融市场发展程度足够高，银行经营运作有效，市场中介组织发达，贷款项目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将会降低；同时，更加专业化的监督行为使得银行对项目1和项目2的监督成本趋同化，即C（r′1）－C（r′2）变小。
引入信用环境因素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征信体系的建设；二是企业家精神的变化。一方面，当市场已建立完备的征信体系时，由于借贷博弈是一个多期重复博弈，当企业发生一次道德风险后，其违约记录将会记入征信系统，在其再次提出融资需求时，任何一家金融机构都能轻易发现其存在的不良信用记录，就会拒绝向其再次贷款或增加其融资成本。另一方面，企业家精神会显著提升。企业家精神的形成受信用环境的影响很大，一个良好的信用环境对于塑造出具有高度企业家精神的企业家群体十分重要。当一个企业经营者越具备企业家精神，就越注重市场外部生存空间、市场合作机会以及企业的社会形象，更加倾向于以高度负责的态度与投资者开展合作。因此，对于具备企业家精神的企业经营者来说，其违约成本还包括了因对其社会价值观方面的冲突而产生的心理成本。因此，此时企业选择违约所产生的成本用X′表示，且X′≫X。
此时博弈树变化为如图2所示。
图2 变化的银行与企业贷款博弈分析图
在博弈的第2阶段，求企业的均衡战略：
（i）当银行选择项目1，若
，即
可得
μ（k F（l）r′1（θ－1）－kr′1（θ－1））＜X′－kr′1（1－F（l））
因1－θ＞1－β且r′1＞r′2，故
所以求得企业的均衡战略为：
当
，无论银行贷款项目1还是项目2，企业都将选择违约；
当
，无论银行贷款项目1还是项目2，企业都将选择守约；
当
，则企业在项目1会违约，在项目2会守约。
可以看到，当引入法律制度因素和信用环境因素后，在μ不变的情况下，只要F（l）和X′足够大，企业选择守约所获得的支付将大于选择违约所获得的支付，企业将会从之前没有引入法律制度因素和信用环境因素时的违约行为转变为如约支付银行利息。
再推溯到博弈的第1阶段，这时银行的均衡战略为：
①当μ∈D1时，银行贷款项目1的期望支付为F（l）r′1k－C（r′1），贷款项目2的期望支付为F（l）r′2k－C（r′2），故：
当
时，银行将贷款项目1；
当
时，银行将贷款项目2。
②当μ∈D2时，银行贷款项目1的期望支付为r′1k－C（r′1），贷款项目2的期望支付为r′2k－C（r′2），故：
③当μ∈D3时，银行贷款项目1的期望支付为F（l）r′1k－C（r′1），贷款项目2的期望支付为r′2k－C（r′2），故：
当
时，银行将贷款项目1；
当
时，银行将贷款项目2。
于是，求得该博弈新的子博弈精炼纳什均衡为：
当μ∈D1且F（l）∈D4，银行选择贷款项目1，企业选择违约；
当μ∈D2且C（r′1）－C（r′2）∈D6，银行选择贷款项目1，企业选择守约；
当μ∈D3且F（l）∈D8，银行选择贷款项目1，企业选择违约。
现在，对博弈新均衡进行分析。
（1）银行是否选择贷款项目1，并不完全取决于企业是否违约，而是取决于法律制度F（l）、监管成本变化C（r′1）－C（r′2）以及信用成本X′等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2）故F（l），C（r′1）－C（r′2）和X′对贷款配置效率的提高都具有正向推动作用，但三个因素产生作用的阶段和大小不尽相同。 ①法律制度F（l）在博弈的两个阶段都产生作用。当市场法律制度足够完善，则F（l）越大，企业违约可能性越小，同时银行选择项目1的可能性也越大。 ②信用成本X′只在博弈的第1阶段产生作用，即只影响企业行为。当信用环境越好，企业违约的信用成本X′越大，企业违约可能性越小。 ③监管成本变化C（r′1）－C（r′2）只在博弈的第2阶段产生作用，即只影响银行行为。C（r′）是一个随金融市场发展的边际成本递减的函数，即
；当金融市场发展程度越高，银行对不同项目监督成本差异越小，这时C（r′1）－C（r′2）将变小，而C（r′1）－C（r′2）越小，银行选择项目1的可能性越大。
（3）三个因素对于提高贷款配置效率的推动作用是相互补充、相辅相成的。当μ∈D1，μ∈D2，μ∈D3时，银行选择贷款项目1的条件分别是：C（r′2）＜F（l）k（r′1－r′2），C（r′1）－C（r′2）＜k（r′1－r′2），C（r′1）－C（r′2）＜ F（l）r′1k－r′2k。显然，F（l）r′1k－r′2k＜F（l）k（r′1－r′2）＜k（r′1－r′2），即μ∈D3时，对C（r′1）－C（r′2）的要求最为严格；μ∈D2时，对C（r′1）－C（r′2）的要求最为宽松。这说明企业在项目1上是否守约，同样会影响银行是否选择对其放贷，即X′通过直接影响企业是否违约从而间接影响银行最终的贷款选择（韩廷春和赵志赞，2009）。
（三）引入政府行为因素后对博弈均衡的影响
当μ∈D1时，
，银行将贷款项目1，否则贷款项目2；
当μ∈D2时，C（r′1）＋E＜k（r′1－r′2），银行将贷款项目1，否则贷款项目2；
当μ∈D3时，
，银行将贷款项目1，否则贷款项目2。
综上所述，政府对信贷市场的过多干预，会削弱法律制度、信用环境和金融发展因素对资源配置的改善，不利于贷款配置效率的提高（周黎安，2004）。
四、完善宁波金融生态环境，优化贷款配置的政策建议
（一）规范政府行为，转变管理职能，提高政府治理成效
要提高贷款配置效率，并不意味着完全不需要行政干预。事实上，政府治理对贷款配置效率的作用方向，关键在于方式和度的问题。因此，要加快政府职能的转变，在市场经济中明确自己作为“市场守夜人”的角色定位，从对一般经济领域经济活动的直接控制、行政计划，转向指导性、支持性和服务性的管理。
（1）地方政府应对贷款资金流向进行宏观指导。发挥产业政策的导向作用，防止低水平重复投资和低效率的盲目投资；通过制定相关的财政、税收优惠政策，降低银行对特定行业或领域贷款投放的相对成本，吸引银行对某些具有发展潜力但目前投资回报周期过长或风险较大的行业进行投资。
（2）减少政府对经济活动的不当干预。应该加快税收改革，加大地方政府对本地区资源税的占有比例，并通过开征环境税、个人住房房产税等方式扩大税收收入，保证政府正常运作的财政开支，从而减少地方政府对行政收费、土地出让金等非税收收入的获取，并降低地方财政对银行贷款资金的依赖；转变对地方政府政绩的考核方式，以避免地方政府过度干预银行贷款资金配置，将贷款投放到“政绩工程”、“形象工程”上去；对于像工业、批发零售业、住宿餐饮业和营利性服务业等这些市场竞争充分、市场机制相对健全的行业，要大量减少这些行业中政府投融资平台公司的数量并压缩其贷款规模，让贷款按“逐利性”原则自由流动；应改革地方法人金融机构的股权结构，引入战略投资者，缩小地方政府的持股比例；加强司法部门和各级人大对地方政府不当行为的监督，迫使地方政府减少对银行贷款资金配置的不当行政干预。
（3）提高政府政策透明度。应推行政府行政决策过程的公开化，对于涉及宁波市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改革方案、重大政策措施、重点工程项目等，在决策前必须征求与之相关的经济主体的意见和相关领域内专家学者的意见。要强化对政府政务信息公开的监督，制定政府信息公开的评估标准和程序，积极发挥新闻媒体和网络对政务信息公开监督作用，建立健全问责机制。
（二）提升服务水平，完善金融市场，强化金融发展基础
金融发展水平对贷款配置效率的提高作用十分直接和明显，必须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健全金融生态链，丰富金融物种，规范市场运行机制。
（1）营造良好金融竞争环境。监管部门要适度降低新设银行的准入门槛，支持和鼓励民营银行和外资银行的设立。同时，进一步规范银行经营行为，营造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不断增加宁波市银行业的良性竞争程度，以外部竞争压力，促使商业银行努力提高贷款配置效率。
（2）加快金融创新。扩大如海域使用权抵押贷款、“两权一房”抵押贷款、林权抵押贷款等新型抵（质）押贷款的试点范围；推进金融IC卡增加应用试点，并以此为基础不断创新移动金融服务产品；完善城乡小额贷款保证保险“金贝壳”运行机制；推进农村地区“微银行”建设；针对高新技术企业营运项目积极实施资产证券化。
（3）优化社会融资结构。努力健全和完善全市资本市场体系，积极稳妥地发展地方债券市场，推进企业信用评级体系的市场化运作，建立健全资产抵押、信用担保等偿债保障机制；推进债券发行的市场化，允许各类市场主体发行和投资债券，大力发展中小企业集合票据等债务融资工具，简化发债手续，优化操作流程；培育和壮大期货公司，推动期货市场发展；支持和推动有实力有条件的企业在主板市场、创业板市场和三板市场上进行融资，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大力推动风险投资业发展，并制定支持风险投资的金融财政税收优惠政策。
（4）加快培育金融市场中介。逐步放宽中介机构的市场准入条件，大力发展各类与行政脱钩的独立市场中介服务机构，打造包括资信评级机构、资产评估机构、融资性担保公司以及专业律师和会计事务所在内的中介服务机构体系，重点扶持市场中介行业的“龙头”单位，对其实行税收优惠政策；同时，要加强对中介机构的市场监管和行业自律，提高其专业服务水平和诚信水平（王建威等，2006）。
（三）健全法律制度，完善执法基础，优化金融法治环境
（1）加强法律基础建设。结合宁波金融市场特点，调整相关法规，明确股东在法人治理结构的法律权利，从根本上解决金融机构所有者缺位和内部人控制问题，使银行可以真正根据市场规律选择贷款策略；积极构建统一规范的权属抵押登记制度，促进抵押担保登记的透明、高效；加快各类权属的市场化流转机制建设，搭建农村土地交易流转平台、知识产权交易中心等，并对相关主体、转让条件、转让程序、转让价格、违约责任、利益调节等问题进行规范，为贷款违约发生后银行处置各类权属提供保障。
（2）加大执法力度。加强骗贷、骗保、逃废金融债务的打击力度，防范利用虚假财务信息进行金融诈骗行为，建立追讨金融债务的长效机制，加大金融债权保护和金融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加快金融纠纷案件的处理速度，推广设立金融审判庭、开辟案件审理“绿色通道”、扩大简易程序适用范围、创新破产审判等方式，健全不同类型案件快速审理机制，提高金融案件受理审结和执行效率；提高执法人员的职业素质，引导执法人员规范自身的行权意识，避免由执法人员素质低下导致的处罚不当。
（3）加大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力度。加强各金融管理部门协作，畅通投诉维权渠道，确保公众的合理诉求得到及时、有效解决，共同加大对金融消费者的维权力度；探索建立金融纠纷第三方调解、金融仲裁机制，形成金融消费投资纠纷多元化解决模式。目前，要充分发挥宁波市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协会的行业自律作用；同时，在已完成的宁波市首次金融消费权益保护环境评估的基础上，不断完善评估分析方法，定期进行再扫描、再评估，并根据评估结果不断完善相关政策机制。
（四）培育信用文化，加快征信建设，塑造良好信用环境
良好的社会信用环境可以有效减少银行贷款资金配置交易成本，增加借款人的信用违约成本，从而加速贷款资金配置效率的提高。
（1）加强诚信价值观的宣传教育。充分利用各种媒体和网络渠道进行诚信观的社会宣传；积极发挥典型的示范作用，在各地区、各行业、各部门树立一批诚信典型，并大力推广，通过典型示范引导和带动全社会形成诚实守信的良好风气；加大教育经费的投入和改善教育机构办学条件，提高全民文化素养，并将诚信教育列入各级学校的必修内容。
（2）加快征信体系建设。应整合现有各类信息平台，加快推动地方、行业信用信息系统建设及互联互通，逐步构建全社会信用基础数据统一平台，实现信息整合、共享，形成全面的信用信息记录和披露机制；通过数据交换和系统链接以及互联网等方式，逐步实现中小微企业的生产、经营、技术、人才、交易等信息共享与应用，形成商务、金融两个领域的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机制；创新普惠金融服务机制，引导金融机构根据小微企业外部评级结果，在授信额度、审批权限、利率等方面实行差别政策；以涉农金融机构和基层行政组织为主体，开展农户信用信息采集和信用户、信用村、信用乡（镇）创建工作；优化农户信息指标体系，加快电子化信用信息档案建设，实现农户信息采集与信贷支持的良性互动；培育、发展征信服务机构，开发符合地区产业特色的征信服务产品，满足多层次、多方位的征信需求，充分发挥第三方征信服务机构在推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方面的关键作用（王仁祥和丁玲华，2007）。
参考文献
韩立岩，王哲兵．我国实体经济资本配置效率与行业差异．经济研究，2005（1）：77‐84．
韩廷春，赵志赞．金融生态影响经济增长的机制分析．公共管理评论，2009（6）．
李扬，王国刚，刘煜辉，等．中国地区金融生态环境评价（2006—2007）．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7．
李扬，王国刚，刘煜辉，等．中国地区金融生态环境评价（2009—2010）．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李扬，张涛．中国地区金融生态环境评价（2008—2009）．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9．
王建威，赖发亮，何国钦．区域金融生态与信贷资源优化配置．上海金融，2006（6）：62‐64．
王仁祥，丁玲华．金融生态环境建设与区域经济发展研究．统计研究，2007（8）：20‐22．
徐诺金．金融生态论．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7．
周黎安．晋升博弈中政府官员的激励与合作———兼论我国地方保护主义和重复建设问题长期存在的原因．经济研究，2004（6）．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银行宁波市中心支行
[1] 不同的银行对风险的偏好和承受能力不同，从市场上众多的银行中选择一家风险偏好中性的银行作为代表是合理的。
[2] 支付是指博弈参与人最终得到的收益或效用，这是参与人选择行动的唯一依据。
[3] 逆向归纳法从博弈的最后阶段开始，求解参与人的最优选择，然后回到博弈倒数第二阶段，找出倒数第二个参与人的最优选择，如此反复，直到回到博弈初始阶段。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