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农村劳动力转移理论

张培刚(1949)在探讨农业国工业化问题时曾指出，中国农村家庭以隐蔽失业的方式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其他生产部门转移是工业化过程的主要特征，促使转移的原因一是农业内部的原因，即农业机械化对劳动力的排斥; 二是农业外部的原因，即城市工商业的扩张对劳动力需求的增加和城乡收入预期值差异的吸引。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随着家庭承包责任制的实行，极大地激发了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使长期积累的人多地少的压力释放出来，农村劳动力剩余成为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费孝通在改革之初指出，怎样把农村中潜在的巨大的剩余劳动力转化为生产力是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关键问题。以宋林飞(1982)在《中国社会科学》发表的《农村劳动力的剩余及其出路》一文为标志，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实证研究开始兴起。国内学者对农村劳动力转移进行了大量研究，主要集中在经济因素、自身因素、制度因素等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影响。

1． 经济因素

经济因素主要是指货币供给、投资、收入、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因素。在一般的工业化进程中，非农就业增长需具备以下条件: 大量新增资本投资; 需要更多的技术和知识，即需要较高的人力资本; 要有足够的原材料和能源供给; 能为非农产业提供足够的市场。在中国，前三个条件都很欠缺，如果要实现非农就业的高增长，就只有通过增加货币供给量来弥补资本不足，这样严重的通货膨胀就不可避免了(吴仁洪，1989)。吴仁洪认为农村剩余劳动力非农就业与通货膨胀紧密相连。吴敬琏(1995)认为，对于中国这样拥有众多剩余劳动力资源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要保证刘易斯模型中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大规模转移，最重要的莫过于要保证非农产业的扩张有充分的投资。而要做到资本投入源源不断，基本条件又在于生产效率的持续提高，而且这种提高的速度必须显著地超过消费增长的速度，才能保证有足够的积累和创造出足够的非农产业就业岗位。高国力(1995)在托达罗预期收入模型的基础上，把预期收入具体化为区域经济收入差距，认为经济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是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重要因素之一，区域经济发展包括经济发展水平因素和经济结构因素。从微观个体转移的经济原因分析，每个人转移的经济动机总表现为从经济条件差的地区向经济条件好的地区转移，追求理想的就业机会。蔡昉(1996)认为相对收入差距是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重要影响因素。赵树凯(1997)在对上海、苏南农民流动组织调查的基础上对影响农村劳动力初次流动、再流动以及回流的因素进行了分析，认为体制方面的因素对流动影响明显。李晓澜(2004)认为收入因素是影响转移的重要因素。农村劳动力是否转移主要取决于城乡收入差异(李秀霞，2006)。农业剩余劳动力过多导致我国农业部门劳动的边际生产率极其低下，远远低于工业和第三产业部门。2007年，我国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为8934元/人，工业部门为58839元/人，第三产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为40154元/人(徐平华，2008)。我国经济结构不合理，各产业生产效率相差悬殊、产业间收入差距大成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最直接制约因素(王丽芹，2008)。

2． 自身等因素

自身因素主要是指个人社会关系、人力资本存量等方面因素。李培林(1996)在对济南市流动民工的抽样调查基础上重点探讨了外出就业农民的“亲缘关系网络”对民工流动的作用。黄平、郭于华、杨宜音(1997)在对分布在中国4个省8个村庄280个农户的入户调查基础上分析了农民流动过程中个体行动与社会结构之间的互动关系并构建了相应的理论模型。孟昕(1988)通过问卷调查发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多数是通过自身社会关系网转移到非农部门的。赵耀辉(1997)认为，正规教育对劳动力转移决策的影响很小，但对劳动力从农业转移到非农业有显著的影响。冯天丽(2001)认为农村劳动力技能、素质较低加剧了自身转移的难度。袁培(2004)认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整体素质低，限制其就业范围，降低了转移效率。赵长勇(2004)认为农民就业最大的障碍之一是素质不高，在劳动力市场缺乏竞争力。卢君(2005)认为我国农村劳动力的思想素质、文化素质、科技素质、法制观念、经营管理素质和身体素质低，农村劳动力素质状况严重制约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速度和规模，从根本上来说，决定于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水平(李德孝， 2007)。农村剩余劳动力文化素质和技术素质低下是制约其转移的关键(王丽芹，2008)。李丰春(2008)认为，仅用经济因素和制度因素来解释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还是不够的，还必须考虑社会的、生理的因素。社会网络可以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生活方面、熟悉环境方面、工作方面和安全方面提供支援，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节约信息费用。

3． 制度等因素

制度因素主要是指政府政策、制度、法律、发展战略等方面的因素。周其仁、杜鹰与邱继成(1987)分析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对于扭转经济发展中的结构性矛盾的重要性以及转移的一般机制。在我国农村地区，家庭承包制度大大提高了农业生产率和农村劳动效率，解放了亿万处于半就业状态的农村劳动力(Taylor， 1988)。由国家政策所引导的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为农村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促进了农村劳动力的就地转移(Veeek and Pannell，1989)。郭庆(1989)从转换二元结构的角度分析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面临的三大矛盾。郭书田、刘纯彬(1990)在区分二元经济结构与二元社会结构的基础上分析了制约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14种制度因素。蔡昉(1990，2005)等阐述了通过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消除以二元经济结构为取向的比较优势的战略，可以源源不断地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转移机会。余鹏翼(1994)认为主要是城乡经济、社会分割的二元结构影响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朱方明(1995)阐述了农业与农村发展在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中的作用，农业和农村发展既提出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需要，也为实现这种转移创造着条件。工业化和城市化在社会经济发展的一定阶段，不仅是实现经济增长的主要手段，也是吸纳农业剩余劳动力的主要渠道。蔡昉(2000)认为严格的城乡户籍隔离制度和倾斜于城市的就业政策阻碍了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同年，蔡昉还研究了制度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决策的影响，认为传统的发展战略以及户籍制度安排限制了潜在的转移行为，相对于制度障碍而言，无论是预期收入还是人力资本禀赋对转移劳动力的解释都是不充分的。蔡昉(2005)又对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的制度性障碍进行了分析，解释了流动与差距同时扩大的悖论。冯天丽(2001)以四川省为例，认为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制约因素主要是劳动力市场存在明显的分割和城市就业制度。城市的劳动者在不同单位尤其是不同所有制性质的单位流动困难，农村劳动力不能参与城市劳动力的公平竞争。袁培(2004)认为城市化进程缓慢、现行的户籍制度、城市建设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都限制着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赵长勇(2004)认为积极推进城镇化和第三产业发展可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发展乡镇企业已成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有效途径。丁元(2004)以广东省为例，认为城市化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有效途径。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对一个农村地区来说，不可能将本地兼业农民大规模向外地转移，最有效的手段是通过本地城镇化来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促进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集中的城市环境比分散的农村环境对企业的成长和经济增长更为有利，农业剩余劳动力在空间上的转移应侧重向城市集中(余迎广， 2005)。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课题组(2005)对城镇化和农村劳动力转移规模进行了实证研究测算，结果是城镇化水平每提高1个百分点，农村劳动力转移规模约为1000万。城市是吸收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重要载体，完善土地流转制度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制度保障(李秀霞，2006)。马新平(2006)借用托达罗模型的成本收益视角分析阻碍转移的制度因素和政策因素是如何通过影响转移成本收益来影响农民决策的，进而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政策建议。于谨凯等(2008)基于托达罗模型与刘易斯模型对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路径进行分析，认为托达罗模型并不适合中国现状，而刘易斯模型适合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现状，强调加大农村的教育投入，调整产业结构，消除资本歧视，消除阻碍劳动力转移的制度因素等。李瑞(2009)认为，托达罗模型没有考虑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供给不断增加的问题，也没有看到第三产业的发展对劳动力的大量需求，应从托达罗模型中吸取教训，取消户籍制度，打破城乡二元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局面，允许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降低劳动力的迁移成本，加速我国城市化进程。

一些学者认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受到多方面的综合影响。赵成柏(2006)以江苏省为例，通过计量实证分析，认为影响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主要因素是城市化水平、农村工业化水平、转移成本和农民的文化素质。城乡二元管理体制及户籍制度、土地产权制度、金融制度、财政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及劳动力市场制度不合理，使农村劳动力转移缺乏激励和促进的制度条件(王丽芹， 2008)。此外，一些学者对托达罗模型和刘易斯模型进行了验证。周天勇(2001)明确指出托达罗模型不符合二元结构转换的实践，并且说明了该模型的政策含义(政府要限制劳动力转移，以避免城市失业问题的加剧)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的恶性影响。伍向文、沈薇(2004)对托达罗模型进行了改进和修正，但肯定了劳动力转移会增加城市的失业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