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政策对农民工就业影响

在回顾经济政策对农民工就业影响的相关文献之前，本书先回顾一下经济增长、产业结构调整、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就业影响的有关文献。这些文献虽然是针对我国整体就业而言，但农民工就业是我国整体就业的一部分，因此这些文献的研究结论对农民工就业影响研究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1． 经济增长与就业

改革开放30多年来，就业与经济增长从总体上看是互相联系互相促进的。前10年的经济增长快，失业率低，就业弹性高，每增加1个百分点能增加240万个左右就业岗位; 中间10年的增长继续保持较高水平，但就业弹性下降，失业率上升，每增加1个百分点只能拉动70万人左右就业(胡德巧，2004)。刘伟、蔡志洲(2004)等认为，就业和经济增长在经济发展中紧密相关。一般地说，经济增长将增加对劳动力的需求，改善就业并增加劳动者报酬，进而导致消费水平增加、物价水平上扬。但在中国，由于中央和地方政府过分强调经济增长的价值取向，经济增长和就业的同步关系就有可能发生变化，甚至有可能出现二者不相关的现象。刘峰(2006)从我国经济总量与就业总量角度分析，认为经济的增长带动了就业的增加，但从经济增长率与就业增长率角度分析，得出我国目前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不一致性的结论。长期而言，经济增长与就业的增长存在正相关的关系，但在一定阶段，由于生产要素密度发生变化，经济增长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在下降(周建安，2007)。

2． 产业结构调整与就业

吕铁(1999)等人认为，我国就业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变动具有明显的不同步性。从1952到1978年，我国产业结构变动明显，而就业结构却变动缓慢。在这26年间，我国第一产业产出比重从50．5%下降到28．1%，下降了22．4个百分点，但第一产业劳动力的比重只从83．5%下降到73．8%，仅下降9．7个百分点，年均降幅不到0．5%。1978年，我国的第一、二、三产业的就业比重分别为73．8%、15．2%和11．0%，而第一、二、三产业的产出比重却分别为28．1%、48．2%和23．7%，第一产业的就业比重与产出比重相差45．7个百分点。2001年，我国的第一、二、三产业的就业比重分别为50．0%、22．3%和27．7%，而第一、二、三产业的产出比重分别为15．2%、51．2%和33．6%，第一产业就业比重与产出比重的差距仍然高达34．8%。就业结构严重滞后于产业结构调整的结果，迫使我国在就业政策和战略选择上，必须面对大量下岗职工的再就业、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和城镇新增劳动人口就业的巨大压力(汤光华，1999)。胡德巧等人认为，不同的产业结构直接对促进就业产生不同的影响。在产业结构调整方面，国家基本没有把产业政策和产业结构调整与促进就业联系起来，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发生较大偏差，从而导致三次产业之间就业结构和比重变动没有完全协调进行，三次产业各自的就业潜力没有得到充分发挥(胡德巧，2004)。胡金波(2003)等人认为，第三产业具有显著的就业效应。据统计，每投资100万元于重工业、轻工业和第三产业，其所提供的就业机会分别为500个、700个和1000个。霍利斯·钱纳里(1979)等人指出，在工业化及结构转换过程中，劳动力的转移主要发生在农业与服务业之间。据统计，发达国家第三产业的产值占GDP的50%～60%，吸纳社会劳动力为50% ～80%，而我国第三产业产值在2001年仅占GDP的33．6%，吸纳社会劳动力仅为27．7%，这表明我国第三产业发展的空间很大。当前，尤其要大力发展餐饮业、旅游业、批发和零售业、信息产业、文化产业、教育以及法律、会计等中介行业，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

3． 财政政策与就业

积极的财政政策一方面通过发行国债、扩大赤字和增加政府支出来刺激需求; 另一方面通过增加转移性支付和减税，刺激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据不完全统计，1999至2002年间，我国5100亿元的国债投资，直接创造了500万个就业机会，间接创造了2000万个就业机会(杨宜勇，2002年)。当前，解决就业问题所面临的最大难题仍然是即期消费需求不足，从表面上看这与人们的收入预期下降、支出预期上升有直接关系，但深层的原因却在于经济增长未能带来就业和收入的双重增长。在收入增长动力不足和就业压力有增无减的情况下，应加大税收和财政转移支付的调节力度，通过“削峰填谷”，促进社会平均消费倾向的提高，推动整体消费需求的增长，不断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因此，在当前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同时，要积极增加财政收入，加快税收改革由生产型的增值税制向消费税制转变的步伐，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只有有效投资，才能创造更多的饭碗，而有效投资的重点是造地(生产条件投资)、造路(基础设施投资)、造人(人力投资)、造环境(生活质量投资)(钟朋荣，1998)。周天勇(2005)认为，高收费客观上抑制就业。彭剑君(2006)等认为，积极财政政策在解决就业方面存在不足，需要改变以政府投资为主的经济增长方式，在财政支出的结构上进行调整，以利于社会整体效率的发挥和就业的充分实现。改革和完善税制，减轻民营经济的税费负担，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和民间投资，适时开征社会保障税、遗产税与赠予税，调节居民收入水平，拉动消费需求，从而促进就业的不断增长。钟朋荣(2003)认为，减免税赋，可以增加就业。对从事非正式经济的自谋职业者，可以免税或减税，对小企业可以实行低税政策。

4． 货币政策与就业

凯恩斯认为，当利润为零时，生产与就业就处于均衡状态;当利润大于零时，生产就扩张，就业将增加; 当利润小于零时，生产就缩减，就业将减少。利率高低调节着市场储蓄与投资比例。一般情况下，低利率可以增加总需求，而总需求的增加可带动就业的增长，但同时也使相对要素价格发生变化，使资本变得相对便宜，而劳动力变得相对昂贵。于是企业在决定投入要素时，会多使用资本，少使用劳动力。因此，降低利率导致两个结果: 一是需求效应的扩大，即通过增加总需求从而增加就业; 二是替代效应的扩大，即由于提高劳动力的相对价格而减少就业。那么，降低利率最终是增加就业还是减少就业，取决于资本的产出弹性与总需求的利率弹性的比较(胡金波，2003)。根据有关专家估算，我国真实总需求的利率弹性绝对值不是显著异于零，而资本的产出弹性最低则在0．206以上(苏剑，1998)。显然，降低利率超过其临界点并不利于解决我国的就业问题。随着在我国加入WTO后的经济国际化水平的不断提高，采用较高利率政策可以增加总需求，这是因为较高利率政策体现了我国劳动力相对便宜的比较优势，有助于提高我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通过推动出口来扩大总需求。近几年的实践证明，稳健的货币政策能够维持合理的要素比价，既可促进企业多使用劳动力，又可发挥我国劳动力相对便宜的比较优势，增强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进而促进就业增长。

厉以宁(1998)针对就业影响因素问题做了综合性的表述，认为通过扩大投资规模，调整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增加人力培训的投资，可以解决就业问题。政府降低民营企业的税负，放宽对民间投资领域和经营领域的限制，明确对私人产权的法律保护，依靠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共同发展，能增加就业。

现在，我们来回顾国家宏观经济政策针对农民工就业影响的研究文献。魏杰(2002)认为，政府加大对基础设施的投资，尤其是加大农村城市化进程的推动，大力发展服务业，有利于增加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杨宜勇(2002)主张以小企业的发展拉动农民工就业增长，等量的资金投入，小企业可以比大中型企业创造出更多的就业机会，提高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2001年，我国工业小企业占全部工业企业户数的99%以上，在就业人数中占75%。陈宪、黄健柏等(2007)从国家财政收支角度研究其对农民工就业能力的影响，单独考虑财政收入(支出)对农民工就业影响时，国家财政收入(支出)每增加1亿元，农民工就业人数增加约2000人，保持适当国家财政赤字运行有助于扩大农民工就业。纪韶(2006)认为经济因素(工资及各种成本)是影响农民工就业的首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