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绩效实证研究

关于安全绩效的实证研究的对象集中于安全氛围（Safety Climate）、安全文化（safety Culture）、安全态度（Safety Attitude）、行为等。

（1）安全氛围与安全绩效的关系。

安全氛围概念最早由Keenan提出，随后Zohar对安全氛围做出了定义^[33]，即组织内的员工可以共同分享的对于具有风险的工作环境的认知。安全氛围与安全绩效的关系在工业领域中广泛开展，在能源、化工、运输、制造业等等领域均有涉及，特别是在航空领域取得了卓有成效的进展。

Zohar（1980）在制造业领域对安全氛围以及对安全系统的评价进行了相关研究，分为八个维度，分别是安全训练方案的重要性、管理层对员工安全的态度、安全行为对晋升的作用、工作场所的风险水平、工作场所安全的效果、安全人员在组织中的地位，安全行为对个体社会地位的影响、安全机构在组织中的地位。得出的结论证实了安全氛围与安全系统的评价结果正相关。Zohar认为安全氛围对安全行为的影响有三个步骤，首先，个体对安全氛围的感知影响行为；其次，个体对行为的期望可以改变安全行为；最后，安全行为影响组织的安全绩效，并且验证了安全行为与安全绩效的显著相关关系。

安全氛围被看做组织氛围二级指标，安全绩效是组织绩效的二级指标的观点也得到了学者的广泛认可，大量研究也表明安全氛围与安全绩效具有显著的相关关系。

Hoffman和Stetzer（1996）的研究发现，安全氛围通过中介变量工作失误对安全绩效产生影响。Neal（2000）再次验证了这一观点。

French和Bell（1995）建立了安全管理实务、安全结构、安全政策及程序、作业安全要求及个人能力、个人安全要求及价值观与安全氛围及安全绩效间相互影响的复杂关系，证明了安全氛围与安全绩效的相关关系。

图2－6　Frence＆Bell安全绩效模型

此外，Reber和Waliiin（1984）验证了安全绩效与事故率的负相关关系，这一假设被Reber和Tyler（1986）再次证实。

Seppala（1992）、Coyle等（1995）、Diaz及Cabrera（1997）等多位学者的研究也表明，组织的安全氛围与安全绩效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安全氛围越好，组织安全绩效水平越高。

Griffin以及Neal（2000）在制造业以及矿业领域对安全氛围、动机、安全行为进行了相关研究，得出了安全氛围与安全绩效显著正相关的结论。

Mearns等人（2003）对有关近海海洋石油与天然气钻探事故及钻探企业的安全氛围的研究证明了安全氛围与事故发生成负相关关系。

Neal与Griffin（2006）在医疗保险领域开展了安全氛围、动机与安全行为、事故的研究。结果表明，安全氛围与安全行为呈正相关关系，与事故呈负相关关系。

台湾研究者吴智聪（2001）对于制造业的安全氛围与安全绩效的研究也证明了二者的正相关关系。

汪德宝（2008）在其对纳米企业的研究中发现，安全氛围与安全绩效存在相关关系，安全知识以及安全动机成为安全氛围与安全绩效关系的中介变量。^[34]

综合各研究者的研究成果，可以看出安全氛围的改善可以促进工作场所的安全，减少事故的发生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同时，广大研究者认为安全氛围与安全绩效存在相关关系，安全氛围对安全绩效有预测作用。

（2）安全文化与安全绩效的关系。

安全文化的研究源于20世纪30年代霍桑实验引发的对组织氛围（Organizational Climate）以及组织文化（Organizational Culture）的研究热潮。大量研究发现，个体及组织的安全态度、安全承诺等因素均对安全绩效和不安全行为有影响。

1991年，Chernobyl核电站事故后，国际原子能机构下属的核安全咨询组（International Nuclear Safety Advisory Group，INSAG）将安全文化定义为“存在于组织和个体中的种种素质和态度的综合”。^[35]

此后，对于安全文化的研究不断深入，大量学者对安全文化进行研究，不断拓展安全文化的广度与深度。

表2－1　国内外部分学者对安全文化的研究维度

安全文化与安全绩效的关系成为近年来有关安全文化研究的热点。研究者普遍认同所有事故原因最终可以归结为管理原因的观点，而这些导致事故的管理原因最根源问题在于安全文化，也就是说安全文化是事故的根本原因（Root Cause）。大量研究表明，安全文化与安全绩效密切相关，安全文化对事故率等安全结果有显著的预测作用。^[36]

Reason（1998）对不良安全文化影响安全绩效的路径进行了研究，发现不良安全文化与防御措施的失效正相关。这些失效的防御措施包括：不充分的培训、不良沟通、操作不当、人机界面不合理等。并且，不良安全文化在某种程度上助长了违章行为。其次，不良安全文化还助长了冒进行为，在还没有充分理解时就贸然进行操作增加了事故的可能，这会引发检修、校准等潜在的事故风险。最后，不良安全文化最为危险的影响是，在组织中形成了侥幸。组织存在事故隐患，而由于侥幸心理的影响，不愿进行风险预控，这种明知故犯的行为是最为危险的。^[37]

Tomas（1999）等的研究发现安全文化影响领导的安全反应，进而影响个体的安全反应、安全态度以及安全行为，个体的安全行为与实际事故率显著相关。^[38]

Glendon等（2001）对通过安全行为抽样的方法对铁路工人进行了研究，发现安全文化与铁路工人的安全行为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39]

Amparo与Oliver（2002）的研究发现，组织参与影响员工的安全行为，进而影响事故。^[40]

Mohamed（2002）对通过安全行为自我报告的形式调查了建筑企业的安全绩效，研究也显示了安全文化与安全绩效显著相关。^[41]

Varonen（2002）等的研究发现，安全文化的某些因素与工作环境的安全相关，安全文化的某些因素与事故率相关。^[42]

于广涛等人（2004）研究了事故发生的路径关系，证实了在个体层面上，安全文化通过影响安全绩效的前因变量影响安全绩效，并发现不良安全文化对各级安全防护措施中的人与设备均有影响，是造成各类事故的根本原因。^[43]

李姝（2008）对民航企业安全文化与安全绩效的关系研究发现，安全理念及安全制度与个体的安全行为正相关，安全理念及安全建设与企业的安全管理水平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