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易成本理论视角下的服务外包项目选择

由于服务外包项目的选择需要明确某项业务职能是内部提供还是外部购买（Make or Buy），所以这一决策本质上是企业边界的划分问题，交易成本理论恰恰对这一问题提供了有效的分析工具。

（一）交易成本理论的基本内涵

交易成本的概念由Coase（1937）首次提出，并将其开创性地用于分析“企业边界”问题[140]，是指用于谈判、监督、执行一个意外条款的契约成本，交易成本通常包括谈判成本、签约成本、监督成本和强制执行成本。交易成本理论认为企业与市场这两种制度是可相互替代的资源配置和协调手段，交易最终采用企业还是市场形式取决于二者的交易成本的大小。当内部化协调能降低治理成本时，企业的内部化交易更加有利；而在其他情况下则市场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交易成本理论的集大成者Williamson（1985）综合了法学、社会学、经济学和组织理论领域的研究成果，对交易成本理论进一步加以完善和发展，并且提供了决定交易成本大小的三个关键维度——资产专用性、不确定性和交易频率[141]。

交易成本理论的两个核心假设是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其中，有限理性是指各参与方试图实现其效用的最大化，但是由于其获取和处理信息的能力有限，结果他们“在主观上追求理性，但是只能在有限程度上做到这一点”[142]。有限理性是契约不完全性产生的根源，因为如果没有有限理性，则当事人就可以事前制定详细而完整的合约对交易中各个方面做出明确规定，所有相关缔约行为都集中于一个完备的事前协议中。但是在有限理性下，由于无法确定发生在未来的交易的确切条件，所以契约中不可能涵盖所有未来可能发生的意外情况。有限理性使得交易中各方的监督和控制其他方契约执行的能力受到限制，所有复杂的合约都将由于理性的种种限度而不可避免是不完全的。

而机会主义是指不完全的或者歪曲的信息揭示，尤其是以欺诈手段寻求自利的行为（包括精心算计的误导、欺骗、混淆或者制造其他混乱的努力），它反映了人性中损人利己的一面，表现的是人们以不诚实或者欺骗的方式追求自身利益的行为倾向^[1]。机会主义通常表现为事前机会主义和事后机会主义两个维度，事前机会主义（EX ante）在关系形成之前就已经发生的机会主义行为，通常是交易伙伴保留信息或者故意告诉错误信息的结果；事后机会主义（EX post）通常在关系已经建立起来之后才发生（包括为了误导、歪曲、混淆等目的而保留信息，也包括逃避）。

如果没有机会主义，那么“作为承诺的合约”可消除不完全合约带来的事后卑劣行为，各方通过一般规则就可以对交易做出有效的适应，因此，额外的保障机制也就无关紧要[143]。但是由于机会主义风险是交易中所固有的，特别是当机会主义风险与有限理性缠绕在一起的时候，交易一方在与其他各方交易的过程中可能产生一种可以利用的优势，因此需要一种保障机制来防止被机会主义利用，而这些保证的成本就是交易成本。

交易成本理论认为决定机会主义风险进而决定交易成本大小的关键因素是资产专用性、不确定性和交易频率。其中，（1）资产专用性是指在不牺牲其生产能力的前提下，某项资产能够被重新配置于其他替代用途或是被替代使用者重新调配使用的程度，它包括场地专用性、物质资产专用性、人力资产专用性、专项资产专用性、品牌资本专用性、临时专用性六种独特的类型。资产专用性会引起复杂的事后治理问题，一旦企业做出专用性资产投资，那么它将面临这价值被侵占的风险，伙伴很可能机会主义地讨价还价，例如交易伙伴通过威胁要终止合作，可以寻求在谈判对其有利的交易条件。（2）不确定性是由于环境因素中充满不可预期性和各种变化导致的交易不稳定性。一方面，由于市场环境的变化和消费者偏好的改变导致交易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由于交易双方的信息不对称和相互依赖程度的不对称而导致交易的不确定性。交易的不确定性势必引发后期持续不断的监督、谈判、协商，从而导致监督成本、谈判成本、议价成本等交易成本上升。（3）交易频率体现了交易在时间序列里的状况。当交易发生次数较为频繁时，因成本在多次交易中的分摊而使得交易费用降低；而当交易只发生一次或有限的几次时，因投资成本较大可能面临着无法收回的风险。

为了控制可能因资产专用性和不确定性等交易风险引发的机会主义，要求在契约设计和组织设计中加入某些保护措施。当市场交易的成本超过了层级组织的内部协调成本（官僚成本）时，层级组织内部协调可以取代市场交易以便更有效地阻止机会主义。因此，为了应对机会主义风险就势必导致交易成本的大幅度提高，这在某种程度上抵消了源于资产专用性投资带来的经济租金。

（二）服务外包中的交易成本分析

服务外包项目选择决策关注于以最低交易成本获得卓越服务。而外包交易的成本同样取决于外包交易的三个重要属性——资产专用性、不确定性和交易频率。

1．服务外包中的资产专用性。

服务外包中的资产专用性可以理解为提供的资源和服务的独特性（例如IT外包中专门投入的软硬件设施和掌握专门技术技能的人员），资产专用性的存在使得现有的服务供应商具有很强的不可替代性，此时如果关系破裂将导致发包商高昂的转换成本。

资产专用性可能引起投资不足、“敲竹杠”、关系破裂等问题，而当资产专用性与不确定性和有限理性缠绕在一起时交易风险更大。一方面，有限理性的存在导致难以写下完整的契约，常常需要通过事后谈判来适应不可预见的事宜；另一方面，关系专用性资产投资极易引发根本性转换，（根本性转换是指一旦做出关系专用性资产投资，市场局面将会由事前大量交易商之间的竞价转化为契约执行阶段或者续签阶段的少数交易商之间的交换关系。）这种根本性转换会进一步引发双边依赖，而且资产专用性程度越高则双边依赖程度也越高，此时，提供专用资产的一方被伙伴敲竹杠或机会主义地侵占的风险越大。在双边依赖交易中买方难以转换替代的资源供应，卖方必须以牺牲产品价值为代价才能将专用资产用于下一个用户，因此双边依赖将导致市场失灵，各方无法通过市场机制来约束机会主义行为[144]。

2．外包交易的不确定性。

服务外包交易的不确定性是指因无法预期的环境变革而改变交易条件的程度，不确定性的根源可以区分为环境因素（例如，市场、技术以经济发展趋势的不确定性）、合同的复杂性、行为难以观察、服务质量的难以度量和监控。

不确定性的存在使得契约描述、执行和监督困难并导致交易成本增加。首先，不确定性会产生签订和执行契约的成本，因为交易中的不确定性越大则合同完整地描述交易越困难，从而越需要再谈判以适应不可预见的环境；其次，不确定性将引发无法察觉的逃避责任成本，由于行为的不确定性导致对单个企业活动及其贡献测度的难度增加，这又进一步增加了伙伴逃避的可能性，所以对伙伴的监督成本上升；再次，不确定性还可能引发协调成本，因为不确定性的存在常常导致伙伴之间激励相容水平下降和冲突增加，为了减少因利益冲突导致的事后不适应以及敲竹杠问题，常常需要更多的协调与控制，这势必引起交易成本的增加。可见，不确定性导致交易费用增加，因而，必须投入更多精力来监督和控制服务供应商的机会主义，但监督和控制机制的建立和实施又不可避免地增加交易费用。

3．与同一个供应商的交易频率。

与同一个供应商交易频率的高低直接决定交易费用的大小，多次与固定供应商订立外包合同有助于降低交易成本。一般而言，与那些有多次前期交易经历的供应商做生意，要比与从来没有交易经历的供应商做生意需要更少的投入和准备，原因在于以往的外包经历有助于降低外包合同订立的成本，并且降低关系管理的费用；而且基于前期合作经历建立的理解和信任可以促使客户更好地解决外包关系中的问题。

总之，参与方之间的交易行为极易引发交易成本（例如，谈判成本、签约成本、监督成本、管理成本、合同执行成本等），因此，需要对交易成本的决定因素进行深入分析以便作出能够有效地降低交易风险的外包决策，明确哪些业务在内部完成而哪些业务外包出去。

（三）基于交易成本的外包项目选择模型

交易成本经济学将企业、市场和混合形式作为一个连续的组织统一体，代表了可供选择的交易治理结构（如图4.4）。

图4.4 连续的组织统一体

外包决策是一个典型的内制与购买（Make or Buy）决策问题，企业究竟应该选择何种交易治理结构，不仅取决于交易的属性，而且还取决于备择治理结构的成本和效能。因此，外包项目的选择是交易成本和生产成本的函数：一方面，服务外包可以通过规模经济来降低生产成本，但是同时也带来了交易成本的急剧上升；另一方面，内部化则容易引发代理成本（例如组织刚性将引发不灵活和无效率）。理性的外包决策需要在毛利润与其他成本（包括交易成本和契约风险）之间权衡，尽管其中某些成本可以最小化且契约成本可以降低，但是其余的交易成本仍然很大。因此，基于交易成本分析的外包业务选择模型如图4.5所示，如果服务外包的预期经济利益超过预期经济损失，那么应该将这些业务外包；否则这些业务仍应该保留在企业内部，而不是外包出去。

图4.5 外包决策与交易特征之间的关系

图4.5给出了交易特征与外包业务选择决策之间的对应关系，本节将重点考察交易特征的资产专用性和交易频率两个维度。其中，资产专用性程度是决定交易风险（从而决定交易成本）的关键因素，而资产专用性可以借助于标准化程度来区分：较低程度的资产专用性意味着高度标准化的资产投资，而资产专用性程度高意味着高定制化的资产投资。除了考虑资产专用性因素之外，交易成本高低还受到交易频率的影响，频繁的交易关系势必带来交易成本的增加。将交易频率与资产专用性因素组合分析结果表明，低专用性资产导致低交易风险和交易成本，此时无论是偶尔还是频繁交易行为，使用标准的、无差异的契约就足够了；高资产专用性导致高交易成本，特别是当双方交易非常频繁时交易成本尤为突出，这样的交易可以通过内部提供来最小化交易成本；对于需要中等水平的专用性资产投资而又频繁进行的交易而言，可以通过具有激励效应的关系型外包契约来控制交易成本同时取得市场效率的优势；而对于偶尔进行的交易而言，如果作出了中等水平或高度的专用性资产投资，使用有第三方仲裁条款的新古典契约来最小化交易成本。

表4－3 TCE下的外包业务选择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