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享意图假设

人类理智的产生离不开合作。

——皮亚杰，《社会学研究》（Sociological Studies）

“思维”活动是个体独自的狂欢吗？对于很多动物来说，答案是肯定的。但对于人类来说，思维过程不仅仅牵涉到个体自身，反而更像是一个爵士演奏者的即兴表演：他使用的乐器由他人制造，表演曲目的编排有前人留下的固定套路，能够登上舞台也经过了其他演奏者的反复指导。所以说，他的表演不仅仅是自己的表演，更是融入了周围他人“存在”的表演。我们的思维活动亦是如此，它的发生往往嵌套在一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之中，而非与世隔绝的空中楼阁式思维。

那么人类这种独特的社会浸入式思维是如何产生，又是怎么工作的呢？有研究者指出，人类文化及相应的人工产物在其间扮演了重要角色。例如，黑格尔（1807）认为，人类特定历史文化背景下的社会实践、制度、意识形态等因素塑造了个体思维的基本框架（Collingwood，1946）；皮尔斯（Peirce，1931—1935）则更进一步指出，诸如数学、逻辑等几乎所有人类比较复杂的思维形式的产生，背后都浮现着人造符号的身影（数字、逻辑规则）。此外，维果茨基（1978）则强调，人类儿童的成长过程往往亦是被所处文化中的工具、符号等一系列人造物所浸染的过程，这些文化产物，尤其是语言符号，往往在儿童来到这个世界之初就为他们确定了这个世界的组织形式，儿童成长过程中要做的就是内化这些符号的使用，进而通过类似“内部对话”（人类思维框架原型）的形式了解和建构这个世界（Bakhtin，1981）。

另有一派研究者则认为，对文化和语言产生具有重要作用的社会协调过程，在人类思维发展中起首要作用。米德（Mead，1934）指出，在人类互动过程中，我们往往可以站在对方的角度思考，并依据这种思考调整自己的想法或行为。皮亚杰（1928）则主张，这种角色采择和观点采择能力，连同个体的合作倾向，不仅使人类文化和语言的产生成为可能，亦使个体对群体规范的遵从性思维发展成为可能。实际上，经过漫长的社会实践和经验判断过程，人类会形成一套关于语言习俗和文化规则使用的模板，只有那些符合模板的使用才不会显得另类，进而产生人际价值，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1955）则具体阐述了其中几种不同的适宜使用的方式。对于上述研究者，我们可以把他们称为“社会基底理论家”（social infrastructure theorist），因为他们都认为，语言和文化不是人类与外界产生超社会性（ultrasocial）认知联结的充分条件，仅仅是对后者的锦上添花。

总的来看，上述研究者的观点很有启发性，然而，近几年理论和实证研究中的一些新发现对上述解释构成了挑战。已有实证研究，尤其是过去十年来的研究发现，在一些非人灵长类动物身上亦存在复杂的认知能力（Tomasello & Call，1997；Call & Tomasello，2008）。进一步说，人类的近亲类人猿已经能够通过类似人类的方式理解物理和社交世界的许多方面，如对因果关系及意图的理解。这也意味着，人类思维的很多重要方面可能并非起源于人类特有的社会性、文化、语言等组织形式，而是源于近似类人猿问题解决能力的相关机制。

另有一些实证研究证据来自于还没有被文化和语言全面浸染，尚处于前语言阶段的人类婴儿被试。虽然没有太多同外界互动的经验，但他们已经可以完成一些类人猿不能完成的认知加工操作，进而有能力进行后者在某种程度上尚无法完成的社会性互动，如共同注意、合作性沟通（Tomasello et al.，2005）。人类婴儿——这种尚处于前文化和前语言阶段的生物体——具有的认知独特性似乎佐证了社会基底理论家们的假设：人类思维的重要方面并非起源于文化和语言，而是立足于人类社会性参与（social engagement）过程中涉及的某些更深和更基础的形式。

在理论层面，行动哲学（philosophy of action）的最新研究进展，为我们思考人类独有的社会参与性的深层和基础形式提供了强有力的方法。少数行动哲学家探究了人类如何在需要共享意图或“我们”（we）意图参与的行为中同他人协同思考（Bratman，1992；Searle，1995；Gilbert，1989；Tuomela，2007）。具体来说，当个体参与群体性活动时，他们会形成共同目标和联合注意，之后各自在群体中的角色和立场逐渐确立，形成初步的行为协调规范（Moll & Tomasello，2007）。此外，群体活动中的共同目标、联合注意，乃至更为抽象的文化实践及产物（如文化制度）之间都是一脉相承，非彼此孤立的，而他们之间联系的基础则起源于社会习俗及社会规范的共同建构（Tomasello，2009）。总的来看，人类与其他灵长类动物不同，他们懂得彼此协调，进而使一个个“我”变成“我们”，形成诸如合作性狩猎群体及文化制度等复杂的群体组织形式，不断地创造出新的人类文明。

同上述理论相对应，研究者关注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合作性沟通。作为人类合作活动和共享意图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合作性沟通涉及一系列特殊的意向思维和推理过程，这些过程最先由格赖斯（Grice，1957，1975）提出，之后则被其他研究者不断扩充和修正（Sperber & Wilson，1996；Clark，1996；Levinson，2000；Tomasello，2008）。在合作性沟通过程中，沟通主体会通过外部沟通工具对沟通场景及指向事物进行概念化操作，以便传递给沟通对象，收到信息后，沟通对象则会尝试确定为什么沟通主体认为所传递信息会与自己有关。这种类似“对话”的过程不仅需要支撑共享意图的相关技能和动机的参与，亦离不开人际意图判断涉及的一系列复杂推理（递归推理）过程。总的来看，人类对语言的娴熟运用，以及前语言阶段婴儿对肢体语言的运用，彰显出人类沟通的独特性。而此类沟通背后常存在着一些预先假定。例如，沟通参与者之间存在着一个共享的概念框架系统、沟通过程中参与者能够理解彼此的意图和观点。

上面提到的理论和实证研究进展为我们细化建构人类社会性认知模型提供了可能，而人类思维的社会性层面内容也恰恰是本书关注的焦点。日常生活中，尽管人类和动物可能会通过演化而来的启发式策略（第一系统加工）^[1]解决问题和进行决策，但我们至少和某些动物一样可以通过思考（第二系统加工）来解决很多问题。具体研究中，着重突出思维研究是很有价值的，它可以使我们集中于某种单一但包含很多重要成分的认知加工过程，这些成分包括：

（1）“离线”表征经验的能力；

（2）通过模拟或推理对表征进行归因/意图/逻辑操作的能力；

（3）自我监控的能力及通过模拟事件发生进而做出深思后决策的能力。

显而易见，同其他物种相比，人类的思维有一定的独特性。但传统思维理论往往很难描述这种独特性，这主要囿于此类理论的预设假定：思维过程的很多重要成分是演化的产物。所以，本书主要着眼于人类思维的社会性层面内容。在此前提下，我们可以说，虽然很多物种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情境和实体进行抽象表征，但只有人类能够对同一实体或情境进行不同甚至相互冲突的表征（最终使人类的“客观”感成为可能）；相似的，虽然很多动物能够对外界事件进行简单的归因和意图性推断，但只有人类能够对自己或他人的意图进行社会递归和自我反思性推理；虽然很多动物能够监控和评估自己的“功利性”行为（如猎食——译者注），但只有人类能够从他人或社会规范（标准）的角度进行自我监控和评估。这些基本的社会性差异让我们得以标定人类的不同思维方式，为简略起见，我们把其称为“客观-反思-规范性思维”（objective-reflective-normative thinking）。

在本书中，我们将尝试重新建构人类“客观-反思-规范性思维”的演化起源，这里我们提出“共享意图假设”（shared intentionality hypothesis），用以解释人类思维具有的独特性表征、推理及自我监控机制。依据该假设，我们认为，人类的独特性思维是为了解决社会协调问题，尤其是处理个体尝试同他人合作和沟通过程中所带来的压力这些适应的产物。尽管人类的祖先类人猿是社会性动物，但它们常常独自生活，同时个体之间更多的是竞争关系，所以它们的思维更多围绕着个体目标的达成。相比而言，早期人类生存的生态环境已经迫使人类转向合作的生活方式，这使得人类的思维更多地服务于如何同他人合作，以便达到共同或群体目标，而恰恰是这种变化，造就了人类的不同。

人类思维的演化有两个关键步骤，第一步对应了诸如米德和维特斯根斯坦这类社会基底理论家们的观点，主要涉及人类狩猎过程中小范围合作的出现。个体在这种合作性狩猎过程中建立起共同目标和联合注意，使得群体生活过程中个体角色和视角的确立成为可能。为了更好地协调这些被赋予的新角色和思考问题时的视角，人类演化出指示和手势语（pantomiming）^[2]这类新的合作交流形式。在这种交流中，个体首先发出同合作任务相关的注意或意向性想象信号，接收到该信号后，他的伙伴则会推论信号所包含的社会性意图。为了对这个过程进行自我监控，信息发出者必须提前模拟发出的信息可能引发信息接收者的推理反应。源于这个层面上的合作和沟通发生于事后个体之间，也就是说它是从第二人的视角评估“我”和“你”之间的社会参与，我们可以把这整个过程称为“联合意图性”（joint intentionality），具体到思维过程中，则涉及观点与符号表征、社会递归性推理以及“第二人”视角下的自我监控。

演化的第二步对应了维果茨基和巴赫金（Bakhtin）这类文化理论家们的关注焦点，它伴随人类规模扩充及个体间竞争的加剧而产生。竞争意味着人类群体生活中需要合作的活动增多，逐渐形成规模更大同时更为持久的共享世界，也就是说，“文化”开始出现。随之而来的文化群体内部成员群体性思维的压力则需要人类发展出一种新能力，以便利用文化约定、文化规范、文化制度等内容建构共同的文化基础。作为这个过程的一部分，合作性沟通更多地转向习俗化语言沟通。在群体决策过程中的合作化沟通阶段，个体可以在群体规范框架内通过约定性语言解释并论证自己的观点，这意味着，这时的个体已经可以从群体的角度进行“客观”推理，由于这时的合作和沟通已经开始变得约定化、习惯化和规范化，我们把其称为“集体意图性”（colletive intentionality）。具体到思维过程中，它不仅包含符号和视角性表征，亦包括习俗性表征和“客观性”表征；不仅包含递归性思维，亦包括自我反思性推理和理性推理；不仅包含从“第二人”的角度进行自我监控，亦包括基于文化规范的自我管理。

值得注意的是，上面提到的人类思维进化史上的两个重要阶段，并不意味着我们今天的思维已经固化且不能改变。即便现在的儿童，如果在孤岛上长大，他也不会自己自动地发展出完整的人类思维过程。相反，儿童生来便具有对合作、沟通、以某种特定方式（演化仅选择那些有适应价值的行为）向他人学习的适应性。但只有在成长过程中，儿童通过与其他个体不断的互动练习才能发展出新的表征模式，以及像维果茨基学派认为的那样通过内化同他人协调性互动经验而发展出新的推理可能性。这与类人猿通过合作和集群创造新技能有着本质的不同，是一类新的合作性认知和合作性思维。

接下来的章节我们将讲述一个人类思维如何出现的故事（或者说一段自然史）。故事将以我们的祖先类人猿作为开头，继而对早期人类合作和沟通的独特方式进行阐述，最后以揭示现代人类和他们的基础文化及语言存在状态作为结尾。

[1] 这里的“第一系统加工”和“第二系统加工”分别对应于卡内曼（Kahneman，2011）提到的系统1（system 1）和系统2（system 2）里面的认知加工模式。——译者注

[2] 这里指以手的动作和面部表情表达思想、进行交流的手段，多伴有躯体动作。在本书中，做名词时译为手势语，做动词时译为打手势。——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