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理论家，包括行为心理学家和一些有思想深度的哲学家及认知科学家，对人与其他动物之间的区别仍然持笛卡儿式的态度：人有理性思维，包括类人猿在内的其他动物则只是刺激-反应机器（不存在推理）。然而，在我们看来，这种观点实际上是错误的，是基于一种错误的认知演化理论而得出的结论（Darwin，1859，1871）。认知的演化并不是从简单的联结到复杂认知，而是从不同复杂程度的僵化适应性反应到认知表征、推理、自我监控参与下的灵活且具有自我调节的意向性行为。在我们看来，这里提及的实证研究都清楚地证明，虽然诸如人类社会性语言、文化及其他形式的人类社会性建构都不存在，类人猿仍然可以灵活、智能，同时通过自我调节的方式来进行很多操作。
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这里提到的研究都只有这一种解释，一些理论家可能会认为，这些研究结果并不能证明类人猿能够理解因果/意图性关系，或能够进行逻辑推理，仅仅表明它们能操控一些非认知性的行为规则，或者说它们具有同小白鼠、鸽子类似的联结学习能力罢了（Povinelli，2000；Penn et al.，2008；Heyes，2005）。此外，对类人猿和其他动物具有认知性自我监控的质疑也从未停止过（Carruthers & Ritchie，2012）。然而，在解决物理性问题和社会性问题过程中，类人猿表现出来的灵活性却远不是行为规则（实质和起源一直尚未清晰）所能解释的（Tomasello & Call，2006），而联结学习同样不能进行合理的解释，因为联结学习一般要经历几十次的练习，与研究中发现的类人猿解决新异问题时的习得速度和灵活性不一致（Call，2006）。关于认知性自我监控，虽然支持的结果数据并不是特别清晰，但卡尔（Call，2010）发现的“同一因素在人类和类人猿相关过程中产生相同影响”至少表明，在实际情境中，类人猿可以对决策过程进行自我监控。
无论如何，人类思维的自然历史起源于类人猿身上这种“粗糙”的思维，毕竟，思维包含三个核心成分，而类人猿对其中的每个成分都可以进行很微妙的操控。
能够进行某些抽象性认知表征（可用于同化新的经验），是思维的第一个核心成分。已有相关证据表明，类人猿的抽象性认知表征（类别、图式、模型）具有三个主要特征。
意象化 类人猿具有的认知表征在形式上是符号化或意象化的，它基于已有的知觉经验和运动经验产生。有研究者指出，这与人类婴儿的表征形式基本一致（Carey，2009；Mandler，2012），然而，这类表征形式无疑是很单一的。
图式化 类人猿的意象化表征具有泛化性和抽象性，它是机体对原型情境或实体知觉经验形成的图式化构念［如类符/型符结构（type-token structure）］。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符号性或者抽象性的图式并非指一系列头脑中的“图片”，而是已经理解事物原型的混合体。维特根斯坦在探讨什么构成了人类理解的基本过程时，推测应该是“对事实的想象”（imagining the fact），即把当前情境当作一个范例同化到个体已有的一般性且具有意义的认知模型中。由于对因果/意向性关系的图式化及泛化理解是类人猿具有认知模型的一部分，我们说这些认知模型已经具有了一定的意义。
情境性内容 类人猿的认知表征具有最基础的内容情境，尤其是与个体目标相关或对个体有价值的相关情境（如发现食物或周围没有捕食者）。很明显，在某种重要的意义上，建构为整体情境的表征内容预示着人类命题内容（尽管还达不到人类命题内容的层次）。而为了某一具体目标，类人猿同样可以图式化相关经验，把其分解为一个个物体或事件进行表征（如一类“无花果”）。
基于已有认知表征进行推理的能力，是思维的第二个核心成分。类人猿可以建设性地使用认知类别、图式、模型对非现实存在的情境进行想象或推理，这些推理具有两个主要特点。
因果/意图成分参与下的逻辑推理 类人猿的推理以它们对因果和意图的一般理解为基础，所以相关推理是渗透着因果分析和意图分析的，此外，它们还具有基于原型条件和原型否定形成的一些逻辑结构（范式）。这样，类人猿就具有从否定式到析取三段论在内的所有原逻辑版本。
产生性 类人猿的认知表征和推理具有产生性或生成性，它们可以支持“离线”模拟（主体对非现实情境的想象或推理）（Barsalou，1999，2008）。然而，仍然有很多理论家质疑类人猿的“思维”是否能够满足埃文斯（Evans）提出的一般性约束（generality constraint）。这个基于语言学的观点认为，每一个思想（或句子）的潜在主语对应着很多的谓语，每一个谓语也可能对应着很多的主语。用非语言学的表达就是，个体不仅要能够对不同表征情境进行联系，同时还要能提取其中的成分并使用它们形成的产生性连接去想象新异的情境。
类人猿可以明白，一个主体有能力做很多事情。例如，美洲豹可以爬树、吃黑猩猩、喝水，等等。支持此观点的间接证据则是：
（1）类人猿可以通过客体永存任务的测试，因为通过此测试的前提就是，个体要能够理解同一客体可以去不同的地方和做不同的事情（Call，2001）；
（2）基于以往交往经验，它们可以预测特定个体在某情境下会做什么（Hare et al.，2001）；
（3）它们可以对物体进行个体化：看到物体移动到屏幕后面，它们会期望在屏幕后面找到该物体；如果看到原物体被另一个物体替换，它们则不会期望在同一个地方找到该物体；如果两个相同物体同时移动到屏幕后面，它们则期望在后面发现两个物体。在相关过程中，它们并不会凸显位置，而是可以追踪同一（self-same）客体或随时间变化产生不同行为的客体（Mendes et al.，2008）。
类人猿同样可以明白，不同个体可以做同一件事情。例如，美洲豹、蛇、猴子都可以采用自己的方式爬树。在这个问题上，相关支持证据的寻找有一定难度，因为用非语言方式探究诸如“爬”（climbing）这样的事件图式是很困难的。然而，困难并不意味着不可能。有研究者提出假设，认为建立事件图式的一个非言语方式是模仿（imitation），也就是说，一个模仿他人的个体至少知道被模仿者在做X，而它们自己也可以做同一件事情——X。尽管模仿不是它们进行社会性学习的一线策略，类人猿却可以在某些背景下采用该策略对其他个体的行为进行再现（reproduce）（Tomasello et al.，1993；Custance et al.，1995；Buttelmann et al.，2007）。此外，被模仿时有些类人猿可以意识到自己被模仿，这再次证明它们至少对“自我-他人”等价性（self-other equivalence）具有基础性的了解（Haun & Call，2008）。然而，模仿通常仅涉及“我”和“他”，考虑到类人猿能够理解所有参与主体的目标，另一个假设似乎也是可能的：类人猿对“爬”这一行为的图式化并非基于运动，而是基于对行为主体具有爬树目标的理解，同时恰恰是这种目标（非行为本身），为事件图式在不同个体（无论是否具有自我意识）间的形成提供了基础。
这样，尽管在认知的产生性方面有一定局限，但至少在某些层面，类人猿身上所表现出来的认知是满足一般性约束的。我们可以说，类人猿的产生性思维使个体的想象发生成为可能。例如，如果“我”追赶一只从未见过的动物，它可能会爬树，虽然“我”并没有见到过它爬树。另一方面，类人猿可能并不能想象同事实相反（违背其认知中的因果构念）的事情。例如，美洲豹飞翔，虽然人类可以借助外部交通工具做此类事情。另外，由于模仿的发生具有前后时序性，因此，类人猿的“自我-他人”等价性观念也会存在一定的限制，这主要是因为在同时发生（如人类合作性活动中的角色反转）的单一社会互动中，等价性观念更容易发展。
具有对决策过程进行自我监控的能力，是类人猿思维的第三个核心成分。很多动物可以对自己的行为决策后果进行自我监控甚至预期，然而类人猿却可以做更多。
认知性自我监控 类人猿（包括一些其他灵长类）明白自己可能会由于掌握的信息不充分而无法做出最优的行为决策。我们前面曾提到，对结果进行监控是自我调节系统的基本前提，对模拟结果进行监控则是认知系统（能够使选择前的预思考成为可能）的一个重要特征，而对决策过程本身相关成分（记忆、区分能力、可用环境信息）的监控则涉及更深的层次，它意味着对决策过程本身进行某些类型的“执行”监控。
可以想象，人类同类人猿应该具有共同的祖先，它们当时的生活如同现存类人猿的生活图景：大部分醒着的时间以小群体方式生活；每天独自外出寻找水果和蔬菜；存在着不同类型的社会互动，其中大部分是分散性和竞争性的。我们这里的假设是：人类与类人猿的共同祖先（也可能包括后来出现的南方古猿）是具有个体意图性和工具理性的。它可以对物理经验和社会经验进行类化和抽象化表征，也可以在少量认知性自我监控参与下对相关经验进行产生性/假设性/综合性表征。所以，这里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关键结论：在文化、语言、制度等人类独特社会性建构产生之前，人类思维的幼芽就已经在人类和其他类人猿的共同祖先中萌生了。
当生物体的社会互动过程以竞争为主基调，也就是个体都为自己的利益考量，或者至多在冲突情境下加入其中一个联盟的背景下，个体意图性就有很大的存在必要。在几乎所有的相关理论当中，类人猿的社会认知技能都被认为主要服务于与群体中的其他个体进行竞争：基于马基雅弗利智慧，也就是在预测与潜在竞争对手行为时比与群体中其他成员表现得更好和更快（Whiten & Byrne，1988）。而最近的一系列研究也显示，相比合作或沟通情境，类人猿在竞争或者剥削其他个体的背景下表现出更复杂的社会认知技能（Hare & Tomasello，2004；Hare，2001）。我们似乎可以说，类人猿的认知就是为了竞争而生。
相反，人类的认知却为了合作而生。相比其他灵长类，人类的社会性生活涉及更多的合作组织形式，所以我们这里的假设是：这些充斥着合作的复杂社会组织形式构成一种演化压力，把类人猿具有的个体意图性及思考转变为人类共享意图及思维。现在我们的任务就是，为从人类的类人猿祖先到现代人类的转变提供一个合理的演化叙事。共享意图假设认为，这个叙事应该包括两个序列性事件：联合意图性-群体意图性。在两次转变中，涉及的宏观过程都是一样的：生态环境的改变导致一些新的合作形式出现，随之产生一些新的合作沟通形式以服务于个体间的协调，之后两者共同创造出一种可能性，使个体在成长过程中，可以通过社会互动发展出一些新的认知表征/推理/自我监控形式，以服务于思维。
[1] 重要的是，复杂生物体体现了控制系统的层级。因此他们大部分的行为都是尝试来同时调节多种不同水平的目标（例如，同样的动作可以同时表示尝试将左脚放在右脚前面、追一只猎物、养活家人，等等）。
[2] 这一解释与“吉布森（Gibsonian）的功能可供性（affordance）”的概念有关，但它的概念更为广泛，包括具象化自己行为的直接机会，也包括间接与机体相关的情境。此外，我们也能够注意到所有的机体都是趋于处理那些自然显著的事情（比如，对人类来说，很吵的噪声），因为它们潜在地与生物“目标”和“价值”相关（被称为注意的“自下而上”加工）。
[3] 对猿认知表征的形象化图解是我们通过理论性元语言（metalanguage）借助图像拟定性含义对相关关系的呈现。这意味着该图解是在我们研究思维背景下从猿视角进行的建构，如猿能够把杯子当作杯子、它理解噪声是从杯子中发出的内容，同时这个图也是在猿限制性认知理论背景框架内的关系呈现。参照托马塞洛（1992）对一岁人类婴儿的描述，图2-2抽离了实证研究发现的猿可能具有的认知能力中的“空间—时间—因果”成分，这就使得基于原型条件性和原型否定（protonegation）的逻辑结构，在解释实验中猿特定行为上的作用得以凸显。此外，图中我们用英文单词对这种逻辑操作进行描画，这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猿虽然不具有对英文单词基于知觉的表征，但却在相应的程序性操作中遵循着对应的转换。——译者注（原文中下列内容出现在正文当中，为了便于理解和整体内容保持协调，以脚注形式呈现）
[4] 在这些研究中，黑猩猩都不能理解并预测个体不是无知状态，而具有一个错误信念时，它就会去它（错误）以为的位置来寻找食物。它们无法区分无知和错误信念（见Kaminski et al.，2008；Krachun et al.，2009，2010；第三章将更深入地探讨这个问题）。
[5] 现已发表。Herrmann，E.，A.Misch，& M.Tomasello.（2014）.Uniquely human self-control begins at school age （advance online）.Developmental Science.doi：10.1111/desc.12272.——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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