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人思维

我们试图在文化和语言的背景下全面理解现代人类的这种客观-反思-规范性思维，现已实现过半。通过这里描绘的对早期人类的重构，我们确定了这样一种生物：他们不仅如类人猿那样有策略地以更好、更快的方式获取食物和配偶，同时也在通过演化上的一些新的合作活动/沟通形式协调同他人的行为和意图状态；他们不仅通过个体意图性组织自己的行为，也通过联合意图性组织它们。而这，改变了他们想象这个世界的方式，以至于可以通过思维操纵这个世界。

类人猿把在它们生活中反复出现并且非常重要的各种情境图式化为认知模型。于是，当早期人类开始从事必要的合作性觅食活动时，它们也会对包含个体角色的联合目标和个体视角的联合注意这种双层合作结构做类似的操作（图式化为认知模型）。伴随着合作沟通，早期人类个体开始外显地为其同伴指示或符号化那些可能与同伴有关（基于联合活动中的个体角色和视角）的情境。为了做到这一点，他们创造出演化上自然手势的新形式——指示和打手势，它们的使用则进一步导致包含有三个新的变革型特点的认知表征。

视角 从不同角度概念化事物对人类来说如此自然，以至于我们认为，它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仅仅是认知工作的一种方式。通常来说，认知科学中由英语单词表示的概念，如车、交通工具、周年礼物，应用于所需的，甚至适用于车道中的同一个实体。但是这种操作方式不是必然的。实际上，对于那些不能同时与另一个个体就某实体建立三角联结的生物，它是不可能的。类人猿也许有时会应用不同的图式性表征来表示某一个或同一个实体：在某种情况下一棵特定的树就是一个逃生路线；然而在另一种情况下这棵树只是个睡觉的地方。但是这些不同概念（把树当成A或B——译者注）中的每一个都同个体的当前目标状态相连。她或许知道关于这棵树的很多事情，但不能同时把它们理解为可供选择的可能解释，所以它们不是我们这里所指的相互关联的视角（即便这只猿通过想象非实际的实体或情境来解决一个问题，该观点同样正确，因为即便这样它仍然只是着眼于自己当前的问题情境）。

与此相对照，当早期人类开始同别人合作交流时，他们经常采择他人关于自己所注意到的情境或实体的视角（他们在同他人建立三角联结）。实际上，每当他们交流时，他们必须在接收者的目标和价值观、共同基础、现有知识和期望的背景下进行，以使他们的交流行为对接收者来说是相关的、新的。这样，当他们思考自己的交流行为怎样才能与接收者的生活相匹配时，交流者不得不同时思考若干个可供选择的视角，只有这样才能从中选取一个来执行。例如，为了警示危险，在靠近一个有蛇的洞穴或蛇将要咬到腿上时，或者有一个一般性危险标识时，他们或许会向接收者打手势（在他们关于洞穴的共有知识背景下，接收者知道这意味着蛇）。

从认知表征的角度看，这里的关键在于交流者没有拘泥于自己的目标和视角，而是考虑了他人的可选择视角，尽管他们只能想象这个人的意动和认识（conative and epistemic）状态。就接收者来说，为了达到抓住交流者交流意图的溯因跨越（abductive leap），她不得不基于自己的视角模拟交流者的视角（最低要求）。这种视角转换意味着，早期人类个体不仅能够直接自己体验这个世界（以猿的方式），至少在某些方面还能同时从不同的社会视角体验相同的世界。这个三角化过程为现在我们称为“主观”和“客观”的建构之间嵌入了一个微小但却有力的楔子。

符号 象形手势或打手势对人类来说似乎同样是很寻常的，他们有能力模仿另一个体的行为，甚至能模仿或模拟常规线索背景之外自己过去的行为。然而，当灵长类（抑或所有动物物种）呈现第一个尝试，通过明显的行为为接收者重现一些事件或实体以方便对方想象时，这就绝不是寻常的了。象形手势也需要接收者理解交流意图（同样适用于我们故事里的指示），以便对方能“检疫”（quarantine）这些手势并不是真实的工具性行为，而是交流行为。

发出类似意指对象（如模仿猴子爬树）的交流行为创造了一种象征性关系。在这种关系里，行为是为了唤起想象中的意指对象（如一只猴子或攀爬行为或猴子攀爬），而这则是希望能够让接收者推断出交流者的交流意图（如他们现在要去猎猴）。如同指示，象形手势会把一种情境视角化；但又不同于指示，它很清晰地通过符号媒介本身进行视角化操作。例如，借助象形手势，个体可以对“猴子”和“食物”有不同的标识，即使在不同场合下，它们也可被应用于同一个动物。然而在指示里，这种行为（伸手指）在两个情形下都是相同的，通过合作活动（不管是我们欣赏动物还是寻找食物）中的共同基础承载语义权重。象形手势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它们本身大都是范畴性的，也就是说，通常概念化或视角化相关事物、事件或情境都是“像这样”的。在选择用手势语为对方表演出什么时，交流者会通过一个特定范畴视角（相较于其他可能范畴视角）来解释相关情境。

准命题 把不同手势组合为单一交流行为，使意指情境被分解成类似“事件-参与者”这样的结构，而这也同时限制了每个手势的语义范围。这样，打手势模仿一只猴子与指着一支长矛结合起来就会清楚地表示出期望猎游，但这时模仿猴子的手势仅局限于象征猴子，而不是整个猎游。结合已经建立起来的共同基础（主题）上的背景知识和交流新信息（焦点）的倾向，交流行为中出现了一种初期的“主谓”组织——结果导致了向全命题的发展［有趣的是，人类饲养的类人猿具备类似人的交流系统，它们经常会做出“事件-参与者”区分，而非“主题-焦点”区分（这是因为它们没有任何注意或主题焦点的概念），因此在它们的多单元交流行为中没有“主谓”组织（Tomasello，2008）］。这种增加的新型合作交流动机导致具有区分性的两个显著动机的产生（要求的及告知的），进一步创造出交流句式和内容的第一个初期的区分。

随着早期人类协作与合作交流的出现，对经验的型-符形式（type-token format）的认知表征变得合作化（这同样发生在类人猿身上）。有联合注意和共同概念基础参与的个体互动可以同时从多个视角把相同事件、实体或情境概念化。通过范畴性象形手势和具有“主题-焦点”组织及“句式-内容”区分标识的复合手势对视角进 行的符号化，使得它们至少具有初级的命题性。在个体决定用哪种符号描述从向交流对象呈现情境时，上述过程看起来似乎可以有效地对个体经验世界去背景化（合作化或少些自我中心）。伴随着经验这颗“蛋”上不同角度裂缝的涌出，某种程度上我们正在“客观”思维的路上。

社会递归推理对于人类来说同样显得那么自然，以至于很少被注意：我在想她觉得我在想什么。类人猿对经验进行推理——它们对物质世界和社交场合中的原因和结果进行模拟，但是它们不会推理其他个体认为自己在想什么。这类推理开始于早期人类在联合目标和联合注意参与的合作活动中与他人在行为和注意上保持协调的尝试，但却兴盛于早期人类在合作交流中与他人保持意图状态和视角协调的尝试。

在联合合作活动背景下，早期人类交流者开始思考（如模拟）如何最好地向接收者表达交流行为，以实现如实（由一般合作性关注引起）和有效交流的目标。对诚实的关注——特别是考虑到接收者现在变得“认知警觉”（Sperber et al.，2010）——使我们走上承诺交流行为真实性的道路。对交流效果的关注要求交流者与接收者都能预期对方的视角，这就需要涉及社会递归推理，即把某一个体的意图状态嵌套到另一个个体意图状态中。此外，为他人所做的明显的手势组合的产生，一旦图式化，就会给非事实的产生式推理和反事实的事件状态创造出前所未有的新的可能性，于是，早期人类的推理展现出两种新的变革性特性。

社会性递归 我们有理由问早期人类交流者，起初为什么要进行社会递归推理。简短的回答就是，他们基于共同基础一起假定交流者有合作的动机，进而朝着接收者所理解的联合目标而合作。在这种背景下，他们都试图帮助彼此——正如所有的联合协作活动一样——这同时意味着模拟他人怎样思考自己的想法。由于指示和打手势本身是很弱的交流手段，具有一定距离的推理跨越就需要我们去重建交流者的交流意图——因此至少某些帮助总是需要的。

因此，包含交流者意在让接收者知道某些事情（符合其利益）的交流形式就发展了出来。接收者了解这一点。例如，理解“他意在让我知道香蕉在桶里”；对于交流者而言，如果他通过提醒接收者自己有这个意图来帮助她做出这样一个推理，他就知道对方会做出相应的推理［这就是接收者注意到交流者想要自己知道一些事情的“格莱斯交流意图”（Gricean communicative intention）］。这可能不是“格莱斯分析”（Gricean analysis）里面的一个多重嵌套交流意图，但却是摩尔（Moore）（In press）认为的两个单一的嵌套意图：我意在让你注意到为你而发出的交流意图；我意在让你知道香蕉在桶里。然而，第二个意图中的单一嵌套已经超出了类人猿可以做的范围，所以它代表了一种新的递归推理形式（这种情况发生在当交流者模拟接收者的意图状态，以期传达出可以更容易被她接收的交际行为时，因为此时不是把球扔向她，而是扔给她）。

组合的 与别人交流时用明显的手势，尤其是能够结合手势以更复杂的方式与他人沟通，使新的富有成效的思维过程成为可能。在它们彼此的自然交流中，类人猿不会把不同手势结合起来去交流新事物，因此，它们的思维局限于通过对过去个体经验的重新配置来想象新情境。但是一旦早期人类开始为了用组合手势交流而从另一个人的角度想象情境，然后图式化这些组合，他们就有可能超越自己的经验去思考别人可能体验的东西，甚至是一些不可能的东西。比如，我可能发出一个移动的象形手势，之后指向某一个方向，而这个方向可以泛化到任意方向，之后，我可能通过这个图式想象或交流我们的孩子可以去太阳旅行——我考虑一些不可能的东西。当人们开始以用抽象扩展插槽这种方式图式化交流结构时，他们为自己创造了几乎无限的组合自由。交流行为中的图式形成及将交流意图剖析为分离的外显成分，都代表了在朝着采用习俗语言的现代人类思维“推理混杂”（inferential promiscuity）特点方向上的重要一步。

除了通过外部交流媒介创造新异，甚至产生非现实想法这种新的可能性，很多理论家也强调了这种外部交流媒介对个体反思自身思维的必要性（Bermudez，2003）。当个体构想出一个明显的交流行为并对发出该行为进行知觉和理解时，他们实际上是在反思自己的思维（一个可能内化的过程，让我们思考自己可能会交流出来的一些事情）。因为在这一点上手势组合只有有限的语义内容［比如，没有逻辑词汇，也没有命题态度（Propositional attitude）词汇］，早期人类只能以高度局限的方式反思自己的想法。

随着早期人类合作和合作交流的出现，类人猿的因果推理，就像他们的认知表征，也变得“合作化“。这意味着交流者的推理是从接收者的视角来看情境的；接收者的推理则围绕交流者如何模拟自己对其视角的模拟。对于符号的明显组合，尤其是如果图式化，将会导致主体能够思考很多新的甚至反事实的想法，以及第一个中等程度的针对自我思考的反思。伴随着所有这些新的推理可能性，我们走上了真正的反思推论这一思维过程的道路。

类人猿会对它们的目标导向行为（包括其心理基础，如记忆和决策）实行自我监控。但是类人猿中还没有规范，它们只能体验到“工具性压力”（instrumental pressure）。例如，当它们有吃食物的目标，同时知道食物可以在X处获取，这意味着它们必须去X处。但这仅是包含个体意图的控制系统作用的方式：目标和知觉到的现实不协调所激发的行为。与此相反的是，早期人类就开始从别人的角度进行自我监控，实际上，他们会在考虑他人评价的基础上对行为决策进行自我调节。现在，我们来谈论社会性调节下的一些东西，也就是社会规范——虽然只是以第二人（对应于行动者中立）的形式。其有下面两种表现形式。

合作性自我监控 因为早期人类的合作活动是相互依存的，并且是与合作伙伴共同完成的，所以每个独立的个体，即使是最具支配地位的，也不得不尊重其他人（即便是最底层的个体）的权利，不能把他们的合作机会排除在外。这样，早期人类不仅发展了评估他人合作倾向的能力，亦发展了模拟能力，以预期他人对自己的判断。孩子们试图积极管理自己留给他人的印象，所以从学龄前就开始关心别人的评价（Haun & Tomasello，2011），但是黑猩猩似乎并不那么关心这些（Engelmann et al.，2012）。

早期人类对合作伙伴如何看待自己的关注（他们会积极地去尝试管理这种印象）提供了一种新的行为动机，即与潜在合作伙伴的评价预期保持协调。个体因此开始把自我控制力量转交给他人的“第二人评价”，因为这些评价决定他们未来的合作机会。从规范性的角度来看，这意味着进行行为决策时，人类不仅体验到个体性的工具性压力，也会体验到社交中来自伙伴的“第二人”社会压力。在我们现在的解释中，这构成了随后产生的道德社会规范的起源之一。

交流性自我监控 因为早期人类交流者为了方便接收者的理解，不得不结合接收者如何理解和阐释自己发出信息的预期，积极地对潜在交流行为进行自我监控。因此，他们从接收者的角度，特别是可理解性上，对交流过程进行自我监控。

米德（Mead，1934）在这里指出了外显性的关键角色。在与他人通过外显的行为（不论是直证性还是象征性的）进行交流时，早期的人类看到或听到自己表演这种行为，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会把自己理解（视角化为另一个体）为接收者。因此，交流者可以调整他们的交流行为，以最大限度地使接收者理解，而这同时也作为他们对合作交流中的协作行为承诺的一部分。做这样的调整需要自我监控以及从特定交流伙伴的视角（结合她的个人知识、动机、与交流者的共同基础）来评估自己的交流行为被理解的程度。用现在的解释来说，这就成了之后形成的理性社会规范的起源。因此，我们这里所描绘的早期人类已经能够从事类人猿尚不具有（因为类人猿没有从事联合合作活动和合作性交流这类引起社会性自我监控的活动）的两类自我监控：合作性自我监控和交流性自我监控。早期人类模拟他人关于自己合作倾向（道德规范的先导）及交流行为可理解性（理性规范的先导）的评价性判断。重要的是，我们这里所谈论的评价来自特定的个体，所以我们距现代人评估他人和自己时遵循的一类行动者中立（agent-neutral）、客观的规范仍有一定距离。但是我们已经开始了这种社会性的规范化个体思维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