幽暗的孤岛

幽暗的孤岛_高墙内外的“留守” 香港凤凰周刊2016年第3期

幽暗的孤岛

警惕留守儿童犯罪趋势

记者／孙杨

人们听过许多留守儿童们因心理问题而起的悲剧：喝农药、跳楼，投河......他们用各种方式自杀，这是心理黑洞的一端，而另一端是，杀人。2015年10月，邵东留守儿童弑师案已经向世人展示了这些黑洞里暗藏的伤害能力，这种能力随着这些孩子成年后，会有更多难以预料的发展。

已经有相关研究人士提出担忧，在“童年的成长经历与成年后的犯罪行为存在重要关联”已经被无数国内外学者证实并且引起重视的今天，中国仍有数以千万计的孩子从小便不得不与父母分开，且这种“亲情割裂”的现象至今仍然在不断扩大中，由于童年到青春期的漫长十几年内，难以得到父母的照顾和关爱，而产生了各种情感缺失和性格缺陷，加上他们普遍受教育程度低，成年后难以融入城市主流社会，更容易犯罪，甚至报复社会——今天对留守儿童欠下的债，明天可能将由全社会来承担。

早在2000年，中国大陆留守儿童的人数就已高达2000万，而十几年后的今天，这个数字又翻了3倍（6100万）。目前，留守儿童已经占农村儿童数量的37.7%，全国儿童总数的21.88%，也就是说，在中国，每五个孩子中，就有一个不是在父母身边长大的。

“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在几十年的发展过程中，出现如此高比例的家庭被撕裂。”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助理教授、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经济学博士张丹丹看来，留守儿童是中国经济繁荣背后的另一面。随着这些留守儿童逐渐长大，积压产生的社会问题也将如同滚雪球般日渐凸显。

中国政府已经开始重视留守儿童问题。2015年6月16日至18日，习近平在贵州遵义、贵阳和贵安新区等地，就做好扶贫开发工作、谋划好“十三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进行调研考察时指出，要关心留守儿童、留守老年人，完善工作机制和措施，加强管理和服务，让他们都能感受到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8月至10月，中国教育部组织开展了义务教育阶段农村留守儿童教育关爱情况自查工作，对教育条件改善情况、管理情况、构建关爱服务机制等情况进行检查。

但政府的生活保障措施无法代替孩子父母亲情，中国更尚未建立针对留守儿童的心理救助机制。对他们成年走入社会后，关注和追踪就断了线，曾经的童年留守经历给他们成人后的行为带来怎样长期、持续的影响，相关研究更是一片空白。

自2013年至今，长期致力城乡移民现象研究的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学者张丹丹，一直在进行农民工犯罪问题的相关调查，结果发现，有留守儿童背景的农民工罪犯，在大城市监狱中的比例明显高于普通农民工，而暴力犯罪更是占比最高的犯罪类型。

张丹丹的这一观点，也是《凤凰周刊》采访遇到的几乎所有相关领域专家一致的看法。长期从事犯罪心理和青少年心理问题研究的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李玫瑾认为，大背景固然十分重要，国家政策和相关立法必须要为此做出调整，而对于社会上的每一个人来说，改变养育观念，关注青少年成长也不容忽视。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研究员、家庭教育首席专家孙云晓认为，孩子的成长有两个关键因素，一是亲密性，二是独立性。在家庭中，母亲在亲密性上影响更大，而父亲对孩子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独立性上，二者缺一不可。美国有一项研究指出，60%的少年犯都来自无父家庭，父教缺失使得孩子更容易失去自制力，更容易卷入暴力行为。

说到底，所有社会问题归根结底都是人的问题，幼年亲情缺失导致留守儿童成年后犯罪比例高，而由此带来的风险最终可能将由全社会承担。留守儿童的不安全感，也许将变成全社会的不安全感。而当前公众对这一问题的了解明显不足，来自社会层面的反思和改变更是微乎其微。

他的不安全，变成你的不安全

“在我随机调查的1200位服刑人员中，有一个明显的共同特征，即在16岁之前有留守或单亲背景的比例相比于普通的农民工要高出一倍多，达到近20%。”张丹丹指着办公室里高高的一摞调查资料告诉《凤凰周刊》记者。

2013年至今的两年多来，张丹丹与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和莫纳什大学学者组成的联合课题组，多次进入深圳某监狱，对其中关押的4800名犯人进行大规模的随机调查。不仅对其中1200人进行了详细的个人资料访谈和心理状况评估，作为对照，还在深圳市随机抽取了300个农民工进行了同样的访谈和心理状况评估。课题组原本的目的是希望获取农民工犯罪类别的信息与数据，不想还同时获得了与留守儿童相关的数据，这些数据经过分析后，结果引起了学者的注意。

调研显示，与普通农民工相比，服刑农民工总体年纪偏小，受教育不足，认知能力和性格特征存在缺陷，兄弟姐妹多，母亲教育程度低。其中，不仅有相当比例服刑者未成年时有过留守经历，而且与父母分离的平均时间超过8年，51%的服刑人员表示童年曾经对于父母不在身边感到不开心。

在心理评估方面，课题组发现，有留守儿童背景的服刑人员，情绪不稳定性非常明显地高于普通农民工。另外，他们来到城市后的心理感受更差，也是导致犯罪可能性增加的原因。

对犯罪类型的分析还显示，抢劫、绑架等暴力犯罪在农民工犯罪类型中占比最高，达66%；其次是盗窃罪约占16%；涉毒者和经济犯比例较小，分别只占全部罪犯样本的8%和6%。

虽然调研结果已经非常令人震惊，但是在一些学者眼中，留守儿童成年后犯罪现象远未达到高峰期，因为调研所涉及的服刑人员，大部分出生于上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之间，他们的留守时间大多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第二次民工潮期间，当时，留守儿童的比例尚不足10%。等到目前数倍于当年的留守儿童成年后，社会稳定将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

作为犯罪心理学教授，李玫瑾在长期的犯罪案例跟踪中，得到了和张丹丹相似的结果：留守或单亲家庭的背景，和成年后的暴力型犯罪有着密切关联。她接触的近十起死刑判决案件，犯人在童年都没有母亲陪伴，由爷爷抚养成人，成年后发生暴力犯罪。

李玫瑾告诉《凤凰周刊》，有留守儿童经历的罪犯，几乎全部具备几大特点：一是长期分离生活导致与父母关系不亲近，把父母视作陌生人。

与李玫瑾观察到的结论类似，东北师范大学农村教育研究所所长邬志辉基于10省市9448名农村留守儿童所做的《2015中国农村留守儿童生存现状调查报告》则显示，69.2%的留守儿童不知道自己父母在外所从事的工作；29.4%的学生一年能见父母1-2次，15.1%的学生一年都没有见过父母。也就是说，按照留守儿童总数6100万测算，全国约有近1794万农村留守儿童一年只能见父母1-2次；有921万孩子一年都没有见过父母；如果把电话和网络等联系方式也算在内的话，每年与父母联系次数少于3-4次的儿童，总数依然达到惊人的1518万。

民众或许已经从诸多的新闻报道中读到过那些企盼父母亲情孩子们的眼泪，大多还没有看过他们的愤怒。

“留守儿童与父母关系不亲近，不信任父母，所以遇到问题也很少找父母商量和沟通，以至于失去了随时随地的受教育机会。”李玫瑾说，而在年幼的时候有过被遗弃的经历或感觉的人，一旦成年以后有了能力，很容易反过来打击社会。

二是没有朋友，缺少社会支持。李玫瑾在工作中发现，很多罪犯的犯罪年龄是16岁至二十出头，他们在离开家乡进入大城市不满一年的时间即发生犯罪行为，这是由于其正处于青春期，本来就是一个容易产生暴力行为的年龄，遇到复杂的问题时，往往需要同伴的安慰和帮助，但是这些留守儿童没有朋友，无从获得情感上的支持，所以遇到欺负，只有还以暴力。

“因为上面两个原因，几乎所有的留守儿童背景罪犯的社会化过程都是不完整的。”李玫瑾说，每个人人生的前18年，都是由自然人成长为社会人的重要时期。特别是6岁以前，有多个成长中的关键敏感期，如果期间没有得到足够的关爱教育，很容易形成性格缺陷。在李玫瑾接触的案例中，很多当事人已经到了工作年龄，却仍然不懂社会生活应该遵守的规则，不知道如何与他人交流，出现问题不懂如何解决，只会暴力相向。

“留守儿童成年后犯罪率高并非最近才有，已是持续多年的现象了。”李玫瑾还说。在这方面，《凤凰周刊》记者调查后发现，虽然在张丹丹的调研之前，社会与学界对于留守儿童与犯罪的关联问题的研究几乎是一片空白，但是近年来大部分针对留守儿童生存状况的调查，还是或多或少地揭示出了不少隐忧。

一方面，大量留守儿童长期处于监护缺失的状态。《2015中国农村留守儿童生存现状调查报告》显示，在各种类型的留守儿童中，同祖父母一起居住的比例最高，达33.53%，同母亲居住的比例达27.12%，同兄弟姐妹居住的达22. 62%，同父亲居住的占14.26%，还有2.47%的留守儿童与其他亲属同住。在完全留守儿童中，有43.91%同祖父母一起居住，21.36%同兄弟姐妹一起居住。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无论是完全留守儿童还是总体留守儿童，都有超过1/5的人没有跟成年人一起居住。

另一方面，留守儿童在心理成长方面的缺陷也已被专家察觉。2015年北京师范大学科学传播与教育研究中心李亦菲完成的《中国留守儿童心灵状况白皮书》，在对东部、中部、西北、西南等6个区域的省市农村地区2000余人的调查结果显示，留守儿童在心理和行为方面存在自我评价低、自我中心主义倾向明显的特点，情绪不稳定，容易出现躯体化、恐怖、敌对、偏执、强迫、人际关系敏感等问题，状态焦虑和抑郁的比例明显高于非留守儿童。

这些调查结果与个案观察都可以证明，留守儿童这一群体确实存在问题，不是假设，也不是个别媒体放大的结果，而是真实存在的。

更令人担忧的是，很多当年的留守儿童如今已经步入婚嫁年龄，有了子女，而他们中的很多人并没有因为自己的童年经历而改变对待自己孩子的方式，而是让他们成为新一代留守儿童，这意味着，留守儿童带来的社会隐患，已经形成了代际传播。

被政策“遗忘”的群体

“假想一下，你是中国农村的年轻未婚男性或女性,因为没有就业机会，所以你要到也许1000英里之遥的大城市谋生。但政府的限制规定意味着，如果你带着孩子一起去，那么他们将肯定无法在你生活的城市上学，或者去公立医院看病。而如果你的父母也进城来帮忙照顾孩子，那么他们的养老金太少，将无法维持生计。你会怎么做？”

这是2015年10月16日，英国《经济学人》一篇对中国留守儿童现象的报道的开头，该报道随后写道，“对于6100万名中国儿童的父母来说，答案是，把他们留在出生之地——农村，由祖父母（通常不识字）或者其他亲戚来照顾他们。还有900万名儿童被留在一个城市，而其父母却在另一个城市工作。这7000万的总人数几乎相当于全美儿童的总人数。”

正如报道所言，在大陆几十年来轰轰烈烈的城市化大潮中，留守儿童就像一个被遗忘在农村的物品。之所以会出现如此悲剧，不得不提及大陆独特的城乡二元体制。

张丹丹的调研结果显示，导致城乡移民与犯罪活动高度关联的原因，如果以犯罪的压力理论解释，就是农民工群体离开传统的农业社会和生产方式，进入现代社会和工业生产方式当中，几乎是在一夜之间经历了社会价值和准则的巨大变化，必然会遭遇剧烈的社会心理变化以及由此而来的精神压力。有留守儿童背景的农民工由于情绪更为不稳定，心理承受能力较弱，更容易在压力中出现反抗行为，其中包括犯罪等极端的反社会行为。

调查结果还显示，农民工群体的主要心理负担来自制度设置的障碍。在大陆户籍制度的特殊限制下，农民工在职业选择、收入待遇以及社会福利等方面一直处于弱势地位，无法与城市居民平起平坐，很难真正在城市安居、融入城市。根据犯罪经济学理论解释，由于职业分割和技能水平低等原因，农民工普遍工资较低，工作条件较差，这使得他们中的一些人更倾向于获得短期利益，并且认为犯罪的机会成本下降，从而增加了他们出现犯罪行为的可能性。

“农民工群体和留守儿童面临的问题，正是城镇化发展中的最大问题之一。”张丹丹说，大陆独特的户籍制度虽然为城市提供了大量廉价劳动力，促进经济高速发展，降低城市公共服务压力，防止贫民窟出现，保证了大城市的就业率等，但代价则是农民工难以在城市安家落户。

在城镇化率已经过半的今天，虽然一些农民工在进城务工多年后，实现了生活空间的城镇化，但是他们的身份并没有城镇化，无法享受教育、医疗、养老等城市福利和公共服务体系。

受教育权利的限制，是很多农民工作出将子女留在农村抚养决定的最重要因素。在一些教育改革专业人士看来，自从1986年大陆颁布《义务教育法》，首次把免费的九年义务教育制度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至今，对于流动人口的子女就学问题，一直没有全面放开。虽然自1990年代后期开始，流动儿童可以在父母务工地入学，但是限制条件和所需手续颇多，所以与留守儿童数倍增长的规模相比，随迁子女在当地入学的人数增长一直十分缓慢。

特别是最近几年，入学门槛不仅没有降低，反而日益增高，导致随迁子女数量竟然呈现了下降的趋势。

2014年9月，由南都公益基金会推动的，以改善农民工子女成长环境为目标的“新公民计划”公布《中国流动儿童数据报告（2014）》显示，在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数量从2009年的997万增加到2012年的1394万，3年间累计增长了近40%。到了2013年，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的数量首次出现下降，规模降至1277万，同比下降超过8%。

数据还显示，随迁子女在校就读的人数随着年级的升高呈现逐渐下降的趋势，跨省流动的随迁子女人数下降更快，从1年级101万降至9年级35万，下降了66万人，占同年级学生比例从5.86%降至2.22%。

有媒体曾经报道，很多被迫离开大城市的农民工子女，并不愿意回到农村，而是选择在临近的小城镇上学。据相关人士透露，现在在大城市周边的中小城镇里，已经出现这样的学校，它们大多是寄宿制，专门接收城市务工人员子女就读，上10天课，休息4天，这4天，孩子们就可以选择进城与父母团聚。

然而这样的学校也不能保证其顺利完成所有学业。由于高考必须在户籍地参加的规定，很多未成年人最晚到了高中，也不得不因为要回原籍上学而与父母分离。

一位接近教育制度改革部门的人士告诉《凤凰周刊》，在某大型城市的某城区内，为了疏散人口，完成城中村治理等任务，一度采取关闭农民工子弟学校和低端市场的方式进行，因为有观点提出，每一个孩子的离开，都将至少带走一位母亲。结果在疏散人口方案进行一段时期后，通过电话追访的方式，工作人员确实发现，在离开城市的孩子中，超过一半的母亲原本在该城市使用的手机号已停机，但是她们是否已离开城市、去了哪里，却无从知晓。

在城市读书的限制越来越多，而农村的教育情况也同样不容乐观。根据张丹丹掌握的数据，2010年农村的入学儿童里，只有70%的孩子能完成初中的教育。张丹丹多年来积累的各类调查素材显示，在城市的教育水平越来越接近发达国家的今天，农村的教育水平却没有明显提升，这意味着，城乡差距造成的受教育机会不平等现象，正在逐渐加大。

当留守儿童长大后，大部分也是要进城打工的。但是在这样的教育水平下，很多人受教育水平低，难以找到像样工作，反过来给城市造成影响。

近年来，大城市不断快速提高的最低工资水平，也给农民工的生存条件带来巨大冲击。在政策制定者看来，上调最低工资，既可以提高城市福利、人均收入水平，缩小贫富差距，还可以实现腾笼换鸟，淘汰低端产业，有利于产业结构升级。

但是任何政策都有另一面，对于最低工资快速上调，首当其冲的受害者就是农民工。由于大部分从事中低端产业，每当最低工资上调，就会有一部分农民工失业。虽然他们其中一部分人因此离开了城市，但是也有一些人沦为城市的边缘群体。而失业率早已被证实是与犯罪率有密切关联的因素。

人们会随着城镇化的发展而向经济发达的地区聚集，这是发展的自然规律。“是管起来还是赶出去，就要考验城市管理者的智慧了。”一位专业人士认为，如果一项政策是与规律相悖的，那么结果就会造成社会问题。

“我曾经试图寻找国外处理相关问题的经验，但是却发现，似乎没有一个国家如中国一样，因为政策的限制而造成如此大规模比例的家庭被撕裂。”张丹丹说。

风险与隐患或将影响几代人

纵观全球经济发达国家，由于普遍没有户籍制度，允许人口的自由流动和平等享受福利等原因，几乎都没有出现过大规模的留守儿童现象。即便如此，几次因为社会经济发展而出现的人口大迁徙，仍然给当时的未成年人在成长过程中造成巨大、甚至是延续一生的影响，有些甚至形成严重的社会问题。这足以说明在父母的关爱与更多的财富两者之中，哪一个对未成年人成长的影响更大。

美国在上世纪50年代后期至70年代初期间，犯罪率曾经一度翻了3倍多，特别是整个1960年代，犯罪率升幅惊人。当学者对这一现象调查研究后发现，重要原因包括二战后出现的“婴儿潮”，以及持续多年的人口大迁徙。

自1940年代末期以来，伴随着生育高峰，数以千万计的人口离开南方农场，迁往工业发达的北方城市，而在很多北方城市，由于产业结构的迁移变化，大量城市人口和制造业开始向城外疏散，导致城市内部形成了低收入人群聚集的贫民窟。结果是，美国在60年代迎来经济繁荣黄金期的同时，也出现了大量的城市内部失业人群，一些人不得不离家向外寻找工作，与子女分离，由于疏于抚养管教而导致问题儿童的出现，特别是当“婴儿潮”一代出生的人步入青春期之后，便成为社会上最易犯罪的群体。

除了犯罪率飙升，上世纪60年代的美国还多次出现城市暴动，一度令社会治安成为当时很多美国大城市最为关注的社会问题。

儿童时期的成长缺陷不仅对个人的影响是一生的，其对社会造成的隐患，也可能不仅限于年轻时期，而可能是延续一代人的一生时间的。

2012年，韩国灵山大学警察行政系助教授赵恩京（音）发表的一篇论文显示，41岁至50岁人群是目前韩国犯罪率最高的群体。赵恩京认为，这一现象源自“婴儿潮”一代的成长经历，以及成年后承受的巨大压力，如抚养家庭的经济压力等。

相比发达国家，一些有劳工输出或移民传统的发展中国家情况与中国类似。在亚洲，菲律宾每年有300万至600万儿童，因为父母要到海外工作而被留守在国内。同样情况的“留守儿童”在印尼约有100万，泰国约有50万。

在拉美地区，超过1/3的墨西哥孩子在儿童期经历了不同类型的家庭分离，其中因父亲移民导致的儿童与单身母亲生活的时间和父母离婚导致的儿童与单身母亲生活的时间一样长。

在东南欧内陆国家摩尔多瓦，因为经济不景气，大约1/4的成年人选择出国寻求工作，然后寄钱回家。这些外出务工者的孩子，就交给祖父母、亲戚或邻居照看。

留守儿童群体出现的问题，已经在这些国家引起部分关注。其中，菲律宾的研究发现，其母亲在国外工作的儿童在学业方面更易遭遇困难。在斯里兰卡，留守儿童体重低于平均水平的可能性高出近一倍。

相比之下，中国留守儿童人数比全世界其他地方的留守儿童的总人数还多。由此形成的问题给全社会造成的影响可能更大，对社会治安、国家稳定的挑战更为严峻。

“留守儿童的不安全感，将可能成为这个社会的不安全感；他们在情感上的缺陷，也可能成为这个社会缺失的部分。”张丹丹说。事实上，这种影响已经出现，中国的犯罪率在过去的30年中有显著的攀升，据官方统计显示，已经从1982年的每万人7.4起案件上升到2009年的41.8起，增加6倍。再结合她的调研结果，更不难发现，留守儿童给社会发展带来的压力已经产生，并且仍在扩大中。

据李玫瑾介绍，近年来公安机关有关部门也开始关注留守儿童犯罪的心理问题，开始着手进行早期干预，预防犯罪行为发生。不过，公检法机关的这种干预影响有限，很难覆盖所有留守儿童。

别让孩子离开父母

李玫瑾和张丹丹都认为，贫穷、在农村出生等，都没有年幼时父母不在身边这个因素对一个人成长的影响大。

李玫瑾认为，当今大陆留守儿童的抚养问题存在这样一个悖论，虽然父母普遍认为，去城里打工可以赚更多的钱，给自己的子女提供更好的生活，但是因为离开带来的爱的缺失，却给孩子的心灵造成了不可逆的伤害，结果反而导致了很多儿童成年后前途暗淡，甚至走上犯罪道路。

“对大部分人来说，赚钱都是一生的事情，但是子女的成长只有一次，特别是人生最初6年的成长关键期，是否值得为了经济利益而牺牲孩子的未来，中国父母尤其应该考虑。”李玫瑾说。从她处理过的案件来看，金钱和物质远远补偿不了孩子远离父母的情感痛苦。

“很多人还不太会做父母，对生孩子的目的、养育孩子的责任等没有考虑清楚。”张丹丹说，因此，在面对选择的时候，很容易牺牲孩子的情感和利益，例如为了赚钱离开孩子。

不过张丹丹还认为，一切流行的社会观念、个人选择，都可以追溯到制度。良好的制度，可以给家庭稳定创造机会，想方设法不让孩子与父母分开，而不是人为地造成亲情淡漠、骨肉分离这种畸形的社会现象。

“首先应当出台一部《家庭养育法》。”李玫瑾建议，毕节留守儿童自杀事件给她的触动非常大，这部养育法应该规定未成年人年龄越小，父母的责任越大。这样就可以对公权和私权做出界定，当孩子出现问题时，家长和教育机构分别应该承担哪些责任。

在出现了各类未成年人受到伤害问题后，美国就是因为陆续推出了大量的家庭立法，加上社会的宣传与引导，令人们对未成年人保护问题的重视程度大增，且形成了强大有力的儿童权益保障制度。

例如，美国法律规定，不得让12岁以下的孩子脱离监护独处，否则监护人会犯“忽视儿童罪”，如果对孩子疏于照顾，甚至会导致父母丧失监护权。

在美国，即便是针对非法移民，政府每年也会通过部分财政拨款来保证这些人的子女能够正常上学读书。

对此，李玫瑾认为，中国留守儿童毕竟群体庞大，如果一下子全部放开到城市读书似乎不太现实，因此在城镇化进程中，也应该同时推进乡村建设，提高当地现代化水平，促使一部分城市务工人员回流工作，有机会陪伴子女成长。

除此之外，各地方在招工时，还可以考虑优先录用本地人士，把人留下来。李玫瑾介绍，在她为研究未成年人心理问题到各地考察时已经发现，一些地方的相关部门和机构已经开始这样做，例如，某西北地区的妇联推出了专门针对当地女性的小额贷款，可自由选择项目参与，三到五年为还款期限，结果发现，很多女性凭借这样的机会获得了工作和相当的收入。

虽然上述尝试值得肯定，但是也有一些学者担忧，与庞大的留守儿童群体相比，目前相关政府机构、社会公益组织的作用仍属杯水车薪，若要从根本解决问题，还需要国家从政策层面做出调整。

2015年11月，中共公布的”十三五”规划建议提出，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要比2010年翻一番，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加快提高、农业现代化取得明显进展，中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等目标。

对于人们普遍认为的，解决留守儿童问题的户籍和教育两项关键改革，中央层面也给出了顶层设计。

2015年12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经济工作会议召开，针对化解城市房地产库存问题，决策层提出推动“农民工市民化”的方案。根据国家统计局对农民工调查报告的公开数据显示，2014年，外出农民工购房人口仅占总体人口的1%。

紧接着在12月20日，时隔37年之后中共中央再度召开城市工作会议，提出城市工作是一个系统工程。城镇化必须同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城市工作必须同“三农”工作一起推动，形成城乡发展一体化的新格局。

在部分专业人士看来，上述中央释放的种种信号，都将有助于改善农民工及其子女的生活条件。而在贵州等留守儿童大省，北京、上海等流动人口聚集的大城市等，也已经逐步开始政策层面的推进。

其中，贵州省毕节市在2012年五个孩子惨死垃圾箱后，就决定每年拿出约6000万经费，设立留守儿童专项救助基金，采取一对一帮扶措施。在2015年6月，4名留守儿童服药中毒死亡的惨剧发生后，又在省级层面提出加快建立困境儿童救助保护制度，通过纳入财政预算、整合现有救助资源等手段，凡生活有困难的，一律实现“应保尽保，应救尽救”。

虽然户籍制度改革进展缓慢，但是上海市已经开始在解决流动儿童就学问题方面进行尝试。数据显示，近年来，上海出台的政策，让超过70%的农民工子女就读于公办学校，同时，还整改、资助少数保留的农民工子弟学校，使其转变为民办简易学校，办学条件和教学质量得到改观。

“不要害怕人的聚集。”张丹丹说，近日著名经济学家周其仁表述的观点让她颇为赞同。周其仁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人口向城市集中，不是一时一地的事，是世界性现象。但是现在中国“土地进城快过人口进城”。从定义看，人口密度下去了，相当于“反城市化”。

虽然人口的聚集会在教育、交通、环境等方面给城市带来压力，但是全球范围内，也出现了不少成功治理的案例，现在，也将成为大陆城市管理者面临的考验。但无论如何，中国的公共政策需要为孩子们作出改变，这已经是现在无法回避、不能拖欠的议题。（实习生黄帧昕、黄逸云对本文亦有贡献）

□ 编辑 路琰  □ 美编 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