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而不是“改革”。古巴小心翼翼地选择表达变革的词汇。“更新”在古巴的语境中，似乎只是困难时期的暂时妥协，预示着一旦困难过去了，政策或许会反复。尽管改革之路步伐缓慢，但这已经是这个国家在历史上走得最远的一次。
记者／吴如加（发自哈瓦那）
1994年9月13日，古巴人搭乘救生筏从佛罗里达海峡进入美国。古巴自1994年起废除了潜逃者的禁令，为所有想离开古巴的国民打开了水上的大门。约31,000名古巴人当年夏天被美国船只拦截，创造了自1980年马列尔港偷渡事件(12万古巴移民)以来最大的偷渡浪潮。1994年的“筏民者”危机导致美国对古巴政策的转变，美国政府一年内为2万名古巴移民办理了签证。如今，古巴仍有人乘救生筏离国，只是数量大为减少。
“我们正在不急也不慢地前进，用全面综合的方法保证胜利。”——2016年4月16日，古巴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哈瓦那会议中心开幕，古共第一书记劳尔·卡斯特罗（下称劳尔）在会上这样描述正在进行的变革。
继今年3月下旬美国总统奥巴马作为88年来首位在任总统访问古巴之后，古巴又一次为世界舆论所瞩目。
“古巴永远不会允许使用‘休克疗法’！”劳尔向代表们保证，“所谓‘休克疗法’被频繁地用于损害社会最谦卑阶层的利益。”
劳尔称，他注意到，对于近年来私有经济的存在与发展，古共党内有一些人表达了“真诚的担忧”，认为这将成为资本主义在古巴复辟的第一步。
“我有义务告诉大家，这个目的决不会实现。”劳尔再一次保证：“私营企业将在明确的限制范围内发展，成为国家经济结构的补充。”
“我们不会坐视中间商为自肥而肆无忌惮地抬高价格。”劳尔说，“承认市场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作用，并不意味着当损害群众的事情出现时，党和政府会袖手旁观。”
否定了快速变革的可能性之后，劳尔转过头来批评那些有“怀旧情绪”的人——有人认为，在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还存在的时代，古巴人的生活水平要好得多。
“过时的思维”是改革的最大障碍，劳尔指出。
为期4天的古共七大为古巴制订了2016年至2021年的规划，共计268条指导方针。
不过，这些指导方针大部分实际上是古共六大时就已通过的改革举措——31条原封不动，193条在修改之后沿用，只有44条是新增的。
5年前召开的古共六大曾被视为古巴改革的新起点。在2011年4月的那次大会上，通过了《经济与社会政策纲要》（以下简称“《纲要》”），提出313项改革措施，涵盖了经济社会各个方面。劳尔曾在当年称：“更新”经济模式不是一朝一夕、一年两年能完成的事，至少需要5年时间。
如今5年已过，古共六大《纲要》提出的313条政策措施，迄今只完成了21%，77%正在执行中，2%尚未开始实施。许多“更新”都未达到预期效果，国营部门的裁员计划面临巨大阻力、货币并轨遥遥无期、对外商投资仍存在诸多限制。
古巴经济学家雨果·庞斯就此解释：“我们在谈的是一个很复杂的改革……这些改革都是从基础开始实验。不能说有些改革措施未完成，而应该说‘正在执行中’。”
古巴官方更愿意使用“更新”一词而不是“改革”（与之类似的是，越南使用“革新”一词，也避免使用“改革”）。“多年前古巴革命胜利时，我们实施了彻底的改革。现在，社会主义模式不需要改革，只需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和更新。”古共机关报《格拉玛报》社长拉萨罗·巴雷多解释为什么官方不愿使用“改革”一词。
在古共七大的闭幕式上，古巴革命的象征，菲德尔·卡斯特罗（下称菲德尔）身着蓝色运动服，在西装革履的弟弟劳尔身边坐下。相比于身体尚且硬朗的劳尔，菲德尔步履缓慢，清瘦而苍老。他已经很久未出席党的公开活动了，但仍时时关注着古巴的变化。
没有人知道今年的新规划能走多远。古巴政府对改革保持着极为谨慎的态度。3年前，劳尔就曾敦促古巴人民“抵制那些坚持要求古巴加快改革步伐的压力”。
不过尽管步伐缓慢，这已经是古巴在历史上走得最远的一次。
为了克服1990年的问题
按照雨果·庞斯的说法：“2010年开始的改革是为了克服从1990年就存在的问题。”
安娜是那个年代的见证者，她的家在哈瓦那的马列贡（Malecón），这是一条面朝墨西哥湾的滨海大道，在西语中，马列贡是“堤岸”之意。
它从殖民时代竖着巨炮的西班牙要塞，经过飘扬着星条旗的美国使馆，再一路延伸到苏式建筑林立的新城。在哈瓦那，24小时开放的室内场所几乎不存在，马列贡成了哈瓦那市民全天候的社交中心。孩童在此嬉戏，情侣在此幽会，老人在此垂钓。街头艺人们唱着古巴独立英雄何塞·马蒂的诗：“我是一个诚实的人，来自棕榈生长的地方”。
在恶劣的天气里，墨西哥湾的巨浪呼啸着漫过大堤，某些路段因为海水淹过路面过半米而封闭，一些紧邻马列贡的民宅里也会涌入海水，居民们喘着粗气把一楼的冰箱搬到二楼。
1994年，古巴发生了被称为“筏民者”危机的偷渡潮，成千上万的古巴人利用木筏、橡皮艇和其他自制的简易载具，漂划向90英里外的美国佛罗里达，安娜和母亲在马列贡见证了这一幕。
偷渡潮的背后，是古巴巨大的危机：苏联解体前夕，古巴事实上失去了最大的靠山和金主。
历史上，古巴曾长期依赖苏联主导的经济互助委员会。在苏东剧变前，古巴与苏东国家的贸易占外贸总额的85%。1988—1989年度古巴出口的商品中，63%的糖、73%的镍、95%的酸性水果和100%的电器零配件是出口到苏东国家的；进口的商品中，有63%的食品、86%的原料、98%的燃料、80%的机器设备、约75%的制成品来自经互会国家。
戈尔巴乔夫新政之后，苏联和东欧减少了对古巴的援助。苏东剧变之后，古巴经济更是陷入停滞，1990年8月，古巴政府宣布进入“和平时期的特殊阶段”，正是在这一时期，发生了“筏民者”危机。
“当那个大国在一天之内崩溃时，我们国家遭受了一次毁灭性的打击。我们陷于孤立无援。我们的糖失去了所有的市场，我们得不到粮食、燃料，乃至于为死者举行宗教葬礼所需的木材。美国加强了禁运，我们的市场和基本供应的来源都瞬间消失，国民卡路里和蛋白质的消费减少了几乎一半。”菲德尔·卡斯特罗曾在接受法国著名记者拉莫内采访时感叹。
作为卡斯特罗的忠实拥护者，安娜一家从没有想过要逃。当然也有客观原因，安娜认为：“太冒险了，又不一定能到达。”不少冒险者死在了海上。
日复一日的玉米汤和每天18个小时的停电并不是什么美好的回忆。谈起“和平时期的特殊阶段”那段日子，安娜说，“就算有钱，在商店也买不到东西。”
由于缺乏燃料，古巴的邮政系统基本瘫痪，困境中的古巴人甚至一度使用信鸽代替航空邮政。同时，哈瓦那街头的汽车数量锐减，为解决交通出行问题，古巴政府从中国进口了大量“凤凰”“永久”，退回自行车时代。
直到2005年3月，菲德尔才宣布节制消费的“特殊阶段”结束，此时古巴已经在拉美找到了可靠的新伙伴：查韦斯治下的委内瑞拉为古巴提供了新的廉价石油。
国营市场内，一名销售员在古巴前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的画像下等待着顾客。国营市场内的食材价格便宜，但种类稀少，且不时断货。
图中各类食物的价格如下：
小香蕉 每磅2比索
大香蕉 每磅3比索
西红柿 每磅12比索
黄瓜 每磅4比索
番石榴 每磅4比索
黑豆 每磅12比索
马兰加 每磅5比索
豆角 每磅5比索
茄子 每磅5比索
椰子 每个5比索
注：1元人民币约等于3.65比索
1磅约等于0.45公斤
计划下的匮乏
深夜的哈瓦那街头，一位外国游客正试图用火柴点燃手里的烟。这种由古巴火柴公司生产供应的火柴，劣质、短小、脆弱，划擦时力道太轻难出火花，力道稍大则容易折断。当外国人接连划断数根火柴而不得其法时，一旁好心的古巴人忍不住上前帮忙，他轻轻一划，那火花便魔术一样在他手中诞生了。
火柴盒上印着一句口号：“我们计算一切。”
“特殊阶段”的结束，并没有结束这个国家的匮乏。作为一个计划经济国家，古巴至今保留购货本制度，人们可以用极其低廉的价格从特定的商店里买到一些生活必需品。过去本子上还有炼乳、啤酒、香烟、雪茄、黄油，甚至小孩子的玩具。即便无人抽烟的家庭，也能得到4包香烟的供应。每个月的特定日子，总能看到古巴人推着小车，到指定的店里，为全家人领取当月的口粮。
不过，随着一部分私营经济的开放，购货本上的东西越来越少，现在本子上的配给品仅够人们半个月所需，剩下的半个月，人们只能以市场价格去街上购买东西了。
逐步取消购货本这一苏联时代遗物，是古巴“更新”进程的一部分。劳尔在古共六大报告中说，“许多古巴人以为社会主义就是免费的福利和补贴，把社会主义当作了平均主义，我们当中还有不少人把购货本当作一项社会成就，认为它该一直存在下去。”
劳尔承认，凭购货本低价计划供应日用必需品的制度，已经成为政府财政难以承受的沉重负担。必须予以取消，但不会一下子马上取消。
“每一年都会去掉一些产品，这个本子越来越空，慢慢就会消失掉，或许只要两三年，取决于古巴的经济发展。”哈瓦那教育大学历史教授恩里克·拉玛称。
目前古巴的官方货币是比索，但还有另一种货币CUC更为通用。CUC的全称则为可兑换比索，类似于中国历史上的外汇券，但其在古巴经济中的强势地位远非当年中国的外汇券可比。CUC的流行某种意义上也是古巴计划经济失败的印证。
1993年，古巴屈于现实，通过美元合法化的法令。尽管美元早已在黑市上大量流通。2004年，古巴再次禁止美元流通，人们必须将美元兑换成CUC之后才能在古巴消费。原本只限游客消费使用的CUC，由此成为与比索并行的强势货币，1CUC约可兑换24至25比索，美元与CUC的汇率接近1:1，但是美元兑换CUC时须收取10%的惩罚性税款和3%的兑换费。惩罚税的直接后果就是美元黑市的猖獗。
2013年，古巴政府曾提出要在18个月内统一货币，但没有实现。直至现在，CUC仍然是古巴的强势货币。
两种货币并行，造就了古巴独特的经济现象。古巴街头的商店分为CUC商店和比索商店，CUC商店中的商品售价昂贵，种类丰富，还有许多进口商品。而比索商店，类似中国上个世纪80年代的百货柜台，整面货架上零星摆着几件商品，肥皂、毛巾等等，但价格极为便宜。
双轨制下，大部分古巴人的工资和当地商品都是以比索计算，而CUC则主要在旅游相关行业、外贸和高档商店及消费场所中使用。货币双轨制还造成了一个问题，家里有美国亲戚，以及从事旅游、餐饮、服务等可以接触到外国人的古巴人有更多的机会获得CUC。而多数在国营部门工作的古巴人，则每个月继续领着比索工资。
根据古巴官方2016年的最新口径，全国的平均工资为743比索，即约等于30美元。菲德尔曾透露，自己每月的工资是30美元。
“我们大部分人不只有一个工作，我们给政府工作之外，还有自己的工作。”安娜说。在古巴，许多人下班之后另有兼职，仅靠国营部门的工资在哈瓦那度日艰难。很多古巴人甚至买不起坐便器，缺少坐圈的马桶颇为常见。商店里，马桶和坐圈分开出售，最便宜的马桶需要60CUC，而坐圈则是12CUC。为了省钱，许多古巴人只买马桶不买坐圈。
“坐圈不是必需的东西，是奢侈品，有钱人才有。”一位古巴姑娘说。实际上连自来水也并非每家每户都有，在老城区的一些地段，没有铺设自来水管道，人们需要依靠水车运水。
周末，一个人流涌动的大型商场，成为了哈瓦那市民休闲娱乐的去处。这样的大型商场在古巴十分罕见。摄于2016年3月20日。
曲折的改革之路
“No esfacil。”——什么都不容易。古巴人总是把这句话挂在嘴边。再漫长的匮乏和困难，似乎都能安然度过。
但实际上，三十多年来，古巴从未停止过探索。一次次的“更新”与“纠偏”运动，构成了古巴反复曲折的改革史。
1980年代初期，古巴便曾推行过有限的改革措施，允许农民自由市场的存在，开设农副产品贸易市场、减少物价补贴等。1982年，古巴颁布了第一部《外国投资法》，首次表达了对外资在古巴设立合资企业的欢迎态度。
得益于这一系列有限的宽松和开放政策，1980年代前五年，古巴的社会总产值年均增长7.3%，超过原计划的5%，其中工业生产年均增长8.8%，是古巴革命胜利以来经济增长最快的5年。
但这种增长带来了隐忧，菲德尔认为，古巴出现了新的资本家，形成了一个富人阶层，长此以往将影响国内政局稳定。于是自1986年5月起，古巴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纠偏”措施，宣布关闭农民自由市场，恢复国家统购统销制度。
1985年至1989年间，古巴经济停滞不前，社会生产总值仅增长0.4%。随后的苏东剧变，给古巴经济造成了空前危机。1991年10月，古共召开“四大”，提出“拯救祖国、革命和社会主义”。菲德尔在开幕讲话中明确提出了古巴对外开放的政策：“我们正在广泛地实行开放，广泛地对外资实行开放。”
这次大会之后，古巴加快了对外开放的步伐以及对个体经济的松绑。1992年2月，古巴政府对1982年外资法进行了修改，放宽对外资的限制。同年7月，新宪法明确合资企业是古巴经济中的一种所有制形式。1993年，古巴政府宣布私人持有美元合法化，同年，古巴政府允许在125个行业中建立个体和合资企业。
在这一时期，个体户得到了大发展。到了1995年，古巴个体户数量增加至21万人。1997年古共“五大”以后，古巴逐步走出经济困境，古巴政府转而加大征税力度，增加税收种类。
21世纪初，古巴经济状况进一步好转，政府便愈发加强了对个体户的控制和管理，不再发放新的营业执照，在高额税赋和缺乏原料的双重压力之下，许多店铺纷纷停业。至2009年底，个体户数量锐减至14.3万。
这个习惯了平等的国家，无法容忍经济自由化可能带来的财富集中。古巴的领导者们，作为参加过革命的第一代人，长期以来对市场和私有制抱有怀疑和敌视态度，这也是自1980年代以来，古巴改革几经起落的原因之一。
彷徨一直持续到2006年7月，菲德尔因肠胃出血住院，他将国家最高权力交给他的弟弟劳尔。2008年2月，劳尔正式接替哥哥，成为古巴国务委员会主席。
关于这一对兄弟，有一则流传已久的故事，来自一位前古共官员——1990年代中期，在一次接待中国高层来访者的酒宴上，劳尔提到了中国经济的成功，并且认为古巴可以向中国学习许多。菲德尔同样盛赞了中国的成功，但却在随后强调道：“中国是中国，古巴是古巴”。
尽管古巴官方极力塑造劳尔与菲德尔的一致性，而讳言他们的不同点，通过对比兄弟二人的演讲，仍可发现不同的治理思路。
2005年11月，菲德尔在哈瓦那大学，发表了任内最后一次关于国家政策的长时间演讲。彼时，古巴的经济正在好转。那个用于描述贯穿了整个90年代的经济危机的名词——“和平年代的特殊阶段”——被停止使用了。旅游业在复兴，镍矿的价格上涨，近海石油的发现带来了更多希望，委内瑞拉的援助接连不断，中国等国家愿意提供贷款。古巴似乎已经出现了转机。
在演讲中，菲德尔对未来表示担忧，“革命的进程是不可逆的吗？”他问所有人，也问自己。“当老兵们凋零，让位于新一代的领导者，到时候该做些什么，该怎么做？”
回顾苏联的失败，菲德尔指出了内部的政治危险，“革命可能毁于我们自己犯下的错误”。而他口中的内部危险，包括古巴人为了生活而不得不求助的黑市。菲德尔提到了不平等，他没有把其归罪于畸形的工资结构或货币双轨制，而认为黑车司机的高收入、国企中顺手牵羊的行为，以及黑市贸易才是不平等的根源。“守财奴”“自私鬼”，菲德尔说，“这个国家里有多少窃贼？”
2007年7月26日，在接替兄长的工作之后，劳尔发表了第一次政策演讲。他感慨，古巴工人的工资已无法满足其需求，这使得“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无法贯彻。由此导致了“社会无纪律”——偷窃和黑市贸易等现象——“难以根除”。
在2008年7月的国民大会上，劳尔说：“要让工人们感觉到他们是生产资料的主人，不能仅仅依靠理论解释——我们已经这样做了48年。重要的是，要让他的收入对得起他的付出。”
逼出来的“更新”
劳尔接手的，是一个低效、贫瘠的国家。
2008年，古巴遭三次飓风横扫，直接损失达100亿美元，那一年古巴全年国内生产总值仅有608.06亿美元。比起飓风，对古巴经济打击更大的是全球金融危机。外国游客减少，全球油价暴跌，陷入财政危机的委内瑞拉大幅减少援助。而古巴的主要出口产品——镍矿价格也大幅下跌。僵化的计划体制弊端日益凸显，2009年至2012年，古巴的GDP年均增长率仅为2.3%，远低于1994—2008年的4.6%。
相对于菲德尔，劳尔被外界认为是务实的领导者，他曾经长期执掌的武装部队，是古巴政府中最有效率的部门。接班之后，他虽未推出激烈的改革措施，但逐步放松了对一些领域的管制。上台伊始，劳尔首先放开了对古巴人购买家用电器的限制。这一消息宣布之后，大量古巴人涌进商店里，抢购过去只能在黑市上见到的电脑、微波炉、DVD播放机，乃至电动摩托。
十几天后，对私人购买手机的限制也放开了。尽管买得起的多是款式陈旧的功能机，但人们仍趋之若鹜。侨居国外的古巴人，也纷纷为国内的亲友带来了最新的iPhone和iPad。
面对严峻的经济形势，2010年以来，古巴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更新”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的新举措，对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一些领域进行松绑，力度之大，前所未见。
菲德尔的理念中，私人创业被视为一个权宜之计，是一种必要的恶。但经济改革无法离开对私营经济的开放。
“古巴私营部门的增长对于财政平衡、生产力和就业率的提高显得如此重要，因此成为了整个改革进程的领军者。如果古巴私营部门的增长无法持续，则改革难有实质进展。”古巴研究中心主席菲利普·彼得斯（Philip Peters）在其研究报告中指出，“一个庞大的私营部门可让政府更加从容地开展在国营部门的裁员计划，降低政府的财政支出，并且增加政府的税收来源，从而使提高国营部门的工人工资成为可能。”
个体经济的经营活动范围从178项增加到目前的近200项，允许原国有理发店、美容店、饭店、出租车、公共厕所承包给个人经营，并且放宽了对雇佣劳动力的限制。国家不再是唯一的雇主。
哈瓦那教育大学历史教授恩里克·拉玛说道，“我们犯过一个错误，我们曾认为只要国营的就可以发展经济，实际上国营部门在一定程度上反而限制了经济的发展，餐饮、手工业等一些职业可以交给个体户经营。”
农业改革是另一项重要的举措。古巴的粮食严重依赖进口，国营农场效率低下，一份2007年的数据显示，古巴670万公顷的农业耕地中，国有农场占有75%，其中有45%被闲置，长满了杂草。古巴还是拉美唯一一个宰牛触犯刑法的国家，食用牛肉非常奢侈，但这并不能阻止牛的数量从2007年的700万头减少到2011年的400万头。
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成了当务之急。为了提高粮食产量，古巴最近几年推行土地所有制改革，超过一百万公顷的农田实现私有化。政府开始长期、无偿将国有土地借给个体农户和独立生产合作社。到了2010年，古巴41%的耕地由私人耕作，他们创造了71%的农业产出。改革进一步提高了个体农户的数量。
但在一个实行计划经济长达半个世纪的国家里，私营领域的开放并非没有阻力。如菲利普·彼得斯所述，“在这一过程中，政府为自己设立的每项目标几乎都面临着一个相同的挑战，那就是抛弃—抛弃延续了50年的习惯和做法，抛弃对经济活动肆意计划与指导的冲动，抛弃对私人经济领域事无巨细的干涉，抛弃对市场的厌恶，抛弃对个人进取心和个体经营者的污蔑。”
为了打消人们对于政策反复的顾虑，2010年8月，劳尔在第七届古巴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上说：“我们在个体部门的扩大和灵活化方面已经迈出和即将迈出的步伐是深思熟虑和认真分析的结果，我们可以保证，这绝不会再有倒退。”
2011年11月，从革命初期就被禁止的房地产买卖解禁。长期以来，古巴民众对这一禁令深感不满，此前，古巴政府只允许民众换房，手续繁琐。许多人历经多年也难寻交换条件适合的房源，而有些人则是经历过五六次换房，才终于入住心仪的居所。
一年后，古巴民众被允许从国营商店购买新旧摩托车、小汽车、越野车和卡车等。半个世纪以来只有老爷车的古巴街头，出现了起亚、现代等新车。
除了经济层面，古巴的社会氛围在改革之后也逐渐宽松。
劳尔接管政权之后，官方对批评性舆论更加容忍。2008年3月，每周五的《格拉玛报》上开辟专门版面用于刊登群众来信，其中包括对政府工作的批评。美国学者马丁·德米特洛夫的研究发现，非批评性来信比例逐年下滑至2014年的18%，而批评性的来信则占了80%以上。2008年来信中歌颂党和政府的尚有11%，2014年只剩2.4%，而反映和揭露生活日用品短缺和劣质社会服务的来信从25%增长到58%。编辑对来信的评语和反馈也从第一年的2.4%增长到2014年的57%。
西班牙《起义报》于2015年10月30日刊登了一篇题为《古巴的政权派别、社会阶层和经济变革方针》的文章，文章引用古巴一些著名学者的看法，认为古巴目前对经济方针主要分三派：一派认为改革是暂时的“让步”，是“战术性的让步”，他们害怕失去革命的成果，这一派主要是当政人士和老一代的民众，是“亲苏派”；另一派是“经济主义派”，他们赞同邓小平的“白猫黑猫论”，主张经济自由化，强调经济效益。这一派主要有企业家、经济学家和个体劳动者；第三派是极左派，他们主张建设自治社会主义，不要政府管理，由劳动者自行直接管理。
改革毕竟得到了广大古巴人的支持，无论是对私人创业的开放，还是取消古巴人出国的政府审查。许多古巴人对改革的不满，主要是希望加快进度。
美国总统奥巴马和他的家人在游览哈瓦那老城时，跨过一处水塘。摄于2016年3月20日。哈瓦那老城保留了大量殖民时代和巴蒂斯塔时代的老建筑，但许多已年久失修。
先富起来的人
54岁的西蒙总是一个人背着包，拎着购物袋走在23街上。每天，他都要在这条路上往返数次，一遍又一遍地路过那些排着长队买冰激凌的同胞。
背包和袋子里装满了各种食材和酒水，他是一家私营餐厅的老板，也是餐厅的采购员。私营餐厅的大量出现，是古巴经济改革带来的最显著变化。
一年前，西蒙开起了自己的餐厅。在这个没有批发市场、没有供应商和物流的国家，一切食材都是靠自己在街上采购，然后徒步搬运回餐厅。
西蒙向往财富，崇尚个人奋斗，带着一种天生的资本主义精神。他是古巴最早富起来的人之一。1990年代的特殊阶段，西蒙便在哈瓦那的一家合资酒店中担任经理。为外国人打工，使得他在古巴最困难的时期，也过得比一般人好得多。
西蒙不认可1959年的革命，这在古巴人中显得有些异类，“革命之前很穷，革命之后更穷了，遇到很多困难，物资缺乏。我是个特例，跟着外国人赚得比较多，但这不是革命的功劳，是靠自己的努力。”
西蒙的房子坐落在哈瓦那的中心贝达多区，那是一座高层居民楼，建于上个世纪80年代。这在哈瓦那可算是很新的楼房。古巴不存在房地产开发市场，哈瓦那市区极少新建房屋，多亏了出国的人源源不断，在没有新建房屋的情况下，满足了人们部分购房需求。
“书上说的不对，资本家只是另外一种生活，另一种想法，没有什么不好。我最近6个月赚了很多钱，这不只是我自己赚了钱，我还用钱购买了东西、雇佣员工，这让很多其他人也赚了钱。”西蒙说，“所有人都赚钱了，这是一种进步。”
“在古巴，钱是最大的问题。当你发现你的工资买不起市场上的东西时，你就想要赚更多钱。”阿方索说，24岁的他曾经是国家交通部门口的保安，现在是一名个体户。
官方统计，古巴有47万个体户，而真实数目很可能远大于此，因为还有许多像阿方索这样为了逃税而没有登记申请执照的个体户。
阿方索身兼四职：制作羊皮包、泥水匠、开出租车，还帮岳父经营民宿。一个月下来的收入约两三百CUC，这在人均收入不到30CUC的古巴，已属富有。
阿方索在学校学的是信息技术专业，“我很懂这个，也很喜欢。但是国家分配的工作工资很低。”
除了个体户，外企或合资企业也是许多古巴人梦寐以求的工作。“我问过一个外企，他们那里的保安，最低工资是一个月154CUC。”阿方索说。任何能接触到外国人的行业，薪酬都要比体制内丰厚得多。
所有人都希望加入赚CUC的大军。然而要进入外企并不容易。外资、合资企业不能直接雇佣古巴人，一切招聘都需要经过古巴外企服务局的人才库，外资企业可以请求他们推荐人选，也可以主动提名，由其进行背景审查，并最终决定是否批准。
“有一个名单，需要排队，什么时候有了空缺的职位才能轮到。因为大家知道工资高，所以都会找自己认识的人，很多人好几个月都收不到消息。和在使馆工作一个道理，工资高，但很难进。”阿方索说。
工资的发放也必须经过外企服务局。合资企业支付美元给外企服务局，外企服务局转而向雇员们支付古巴比索。譬如一位经理级别的雇员，雇主须向外企服务局支付800美元，但雇员拿到手的，可能只有800比索。但在实际操作中，许多合资公司会“非法”另外给古巴雇员发一份CUC工资。这种桌面下的交易，在2007年12月被合法化，合资企业被要求必须保留工资记录，而雇员则必须为此交税。
奥菲莉娅是一家外资公司在古巴代表处的经理，她的工作地点在哈瓦那西郊的富人区。这里和哈瓦那老城有很大区别，道路更平整，路边的植被显然经过了人工修剪和打理，一座座宽敞明亮的独栋房屋分列道路两旁，一如西方国家祥和的小镇。
这里还有古巴难得一见的超市，虽然不大，但里面有不少进口商品，来自西班牙、中国。雀巢、品客等品牌，都可在货架上看见。在此购物的人群，多是当地合资企业或驻外代表处里的外国人，也有一些为合资企业工作的古巴人。
奥菲莉娅每个月能拿到1000CUC左右的工资，公司还为她配了手机和专车。她并不为古巴近年来出现的贫富分化担心，“每个人都不一样，就算双胞胎也不一样，存在差异是正常现象。”
奥菲莉娅希望人们可以在这个国家进行“真正的投资”，“就像在中国一样，而不仅只是开一个小餐馆、咖啡厅，这样对经济的帮助很有限。少一些控制，多给年轻人一点信任。最重要的是改变。”
美国人来了
“在美国侵略越南的战争结束之后，英雄的越南人民向我们请教如何种咖啡，我们的人过去了，教导他们并且传授我们的种植经验。今天，越南是世界第二大咖啡出口国。于是一个越南官员问他的古巴同志：‘不久之前，你们才教会我们种咖啡，而现在你们却要向我们买咖啡，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不知道那个古巴人怎么回答的，我猜他肯定会说：‘这都要怪美国佬的封锁’。”
2010年12月的国民大会上，劳尔讽刺了那些把古巴的困难全都归结于美国封锁的论调。
尽管经历了半个世纪的相互隔绝，美国在古巴的印记仍然随处可见，哈瓦那街头的多数建筑都是美古友好时期的遗存，连国会大厦都是仿照美国国会山的样式建造。1959年革命前的巴蒂斯塔专政时期，两国签有军事互助条约，是美国在拉美的亲密伙伴。
如今对巴蒂斯塔时代的看法将古巴人分为了两个群体，这位独裁者执政时，美国资本在古巴大行其道，社会贫富悬殊。但当时的古巴在多项社会经济指标上领先拉美诸国。
“大部分人，那些穷人和工人，他们没有自己的财产，革命胜利之后政府给了他们受教育的机会，还有免费的医疗，他们是得到好处的一群人；另外一种是富人，那些做生意的有钱人，但他们都已经走了，去了美国，他们没带走的东西都被没收了。”33岁的调酒师路易斯说。
当年领导革命胜利的菲德尔并不像其他某些共产国家的领袖那样，热衷于在国内树立自己的个人崇拜。在古巴，禁止用活着的人命名街道，或者为他们竖立雕像。尽管如此，古巴人对菲德尔的热爱仍旧毋庸置疑。当然，那些不喜欢菲德尔的人大多已经跑到了美国。如今在美国有200万古巴人，只有1100万人口的古巴也因此成为世界上海外人口占比最多的国家。
古巴有着世界上最反美的政府和最亲美的人民。古巴人并不讨厌美国，即便在古巴本土也是如此。古巴革命与随之而来的美国制裁，都试图切断这两个国家间的纽带。但事实证明这是徒劳的，因为三分之一的古巴家庭在美国都有亲人。1993年，当古巴政府允许私人持有外汇之后，这些能收到亲人的美元汇款的家庭迅速改善了处境。100美元对一个在迈阿密打工的古巴人而言，并不算多，却足以支撑一个古巴家庭数月的开支。
古巴人半个世纪努力建设的平等社会，在美元流入的一瞬间就被打破了。这三分之一的家庭与剩下的家庭之间的距离被迅速拉大。
美国大使馆紧邻着马列贡大道，在美古尚未建交时，这里曾是美国驻古巴利益代办处。这栋大楼在美古断交之后一直是古巴宣传战的靶子，古巴政府经常在代办处外组织反帝集会和游行。代办处一直沉默以对，直到小布什总统执政的2006年，代办处突然在顶楼架设了一座巨型电子屏幕，不时播放反古信息。而当古巴人在代办处前组织反美集会时，电子屏幕上则显示出这样一句话：“如果你们是自愿来集会游行，我们尊重你们；如果你们是被迫来的，我们同情你们。”
这座电子屏幕激怒了菲德尔，代办处前的广场上一夜间竖起了138根旗杆，挂上黑色的旗帜，以期遮住那座电子屏幕。138由2006减1868得来,正是在1868年，古巴爆发了第一次独立战争。
那座电子屏幕在2009年奥巴马执政时被关闭了，而随着美古关系回暖，138根旗杆也早已空空荡荡，只剩猛烈的海风吹得它们吱吱作响。
在旗杆丛林的另一面，两堵墙上还刻着菲德尔·卡斯特罗曾说过的话，意译应该是：“为祖国毋宁死！胜利属于我们！”但前半句话如果直译成中文则有些怪诞：“祖国或者死亡”。
如今，等待办理美国签证的古巴人每天在这座大楼外排成长龙，队伍甚至一直延伸到两个街区之外，周边临街的住户中，不少人做起了协助办理签证的业务，如代填申请表或拍摄证件照。
“几乎所有古巴人都看美剧，在电视上也播美国电影、音乐和动画片。”路易斯说，“在八九十年代不可能这样，那时电视里一直放的是苏联的节目。”
2016年3月20日，奥巴马抵达古巴，成为美古两国于1961年断交之后，第一位踏上古巴领土的美国总统。自奥巴马上台之后，两国关系逐步解冻，奥巴马解除了大量针对古巴的制裁和限制措施。
无论革命之前或之后，古巴从未摆脱在经济上对他国的依赖。“这是很悲哀的一件事，以前依靠苏联，现在依靠委内瑞拉。之前有段时间大家很担心，如果马杜罗没有被选上，那古巴的能源怎么办？公交车的汽油都没有。”路易斯说。
人们聚集在哈瓦那最火的夜店“香格里拉”，参加古巴最受欢迎的歌星Leoni Torres的个人演唱会，摄于2015年10月14日。1959年，菲德尔·卡斯特罗的革命军从马埃斯特腊山杀出，赶走了将古巴当作娱乐场的外国人。那之后很长一段时间，能让古巴人如此纵情的场所便不存在了。随着古巴近年来的开放，哈瓦那的夜晚再次被喧嚣的酒吧和荷尔蒙点亮。
近年来，古巴主要依靠的国家委内瑞拉和俄罗斯都陷入了经济困境，开拓新的外交局面对古巴愈发重要。因此，美国人伸出的橄榄枝，古巴没有理由拒绝。
“我们跟美国人做斗争，至今已经有50多年了。”74岁的佩德罗中校感慨道。他出生于一个革命世家，19世纪时，他的祖父便在起义军中与西班牙人作战，佩德罗则在15岁时参加了推翻巴蒂斯塔的革命，后来，他又经历了美国支持古巴流亡者入侵的猪湾事件。
“当时我在一个空军基地，六架飞机被雇佣军毁坏了，我们有一个战士牺牲了，死之前他用自己的血在墙上写下了菲德尔的名字。”
尽管那场战争已经结束了半个多世纪，但佩德罗仍对美国充满了警惕，对于美古建交，他认为：“这是另一场战争。美国人不会允许离他们90海里以外有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我知道这里有很多问题，比如食物、交通、住房，人们总想去经济条件更好的地方。我们应该教育好年轻人，国家培养了他们，给了他们教育。他们是这个国家的青年，不能为了汽车和房子背叛了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党。”中校说。
不满足的新一代
1月27日，是古巴独立英雄何塞·马蒂163周年诞辰纪念日，哈瓦那照例有一场数万人的火炬游行。《格拉玛报》称，这场游行也是献给菲德尔·卡斯特罗的90岁生日礼物。人们最初收到通知，游行将于晚上八点半开始，事实证明游行和古巴几乎所有的事情一样不守时，直到夜间10点，活动才徐徐展开。
年轻人们站在哈瓦那大学的台阶上，摩肩接踵，手里拿着简陋的火炬。游行开始前，古巴大学生联合会主席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说：“这场游行是青年给马蒂的忠诚献礼！成千上万的学生是菲德尔战斗精神、不朽的革命的继承者！”
“自由古巴万岁！”“拉美团结万岁！”“菲德尔万岁！”“劳尔万岁！”
山呼海啸声中，人们举着火炬从台阶上往下涌。
口号之外，这更像是一场群众性的狂欢节。街口竖着巨型喇叭，播放着摇滚乐，漂亮姑娘骑在男伴的肩上，欢呼，前行。“感情也是科学的一种成分。”一个人举着这样的标语。
在政治游行中表达忠诚与狂热的是年轻人，在街头抱怨国家现状的也是年轻人。
在过去20年中，由于古巴经济发展缓慢，人们普遍工资微薄，生活水平停滞不前。带着对未来的失望，许多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离开了祖国。每年有超过3万人移民海外，自从1990年来已经有近60万人出走,相当于古巴现在人口的5%。古巴的劳动人口因此在2010年出现了首次下降。
“很多古巴人的期望，就是离开这个国家。他们相信离开这个国家之后，自己在经济上会过得更好。”阿方索说。
恩里克·拉玛教授则强调古巴面临的困境与其他国家不同，“我去墨西哥的时候才知道什么是贫穷——没有教育和医疗，人身安全没有保障。古巴的贫穷不是拉丁美洲的那种贫穷。古巴的贫穷是每个家庭的收入有限；扩建房子没有钱，没有车；不能每年买新衣服、新鞋子。而在拉丁美洲乃至全世界，贫穷是指没有食物和人权。我知道古巴是个不发达的国家，政府做的事就是尽量把财富分配得更平均。我们有住房和交通问题，但是没有人流浪街头。”
但年轻人显然并不满足于此，他们想要更好的物质条件。“年轻人希望能买到生活必需品，希望拿到的工资能维持自己的生活，能买房子，够吃饭、穿衣服，就像80年代苏联还没有解体的时候那样。”调酒师路易斯说。
2005年12月，时任外交部长的费利佩·佩雷斯·罗克在一次演讲中提到，“我们面临着一个挑战，比起在革命之初热情参与下乡扫盲的年轻人，现在的年轻人们掌握了更多的信息，他们有更高的期许。”佩雷斯坦承，年轻人们已经对关于国家成就的老套说教感到厌烦，“听着，别再来这儿喋喋不休地谈论医疗和教育了”，他模仿着年轻人的口吻说道。
劳尔为年轻人的减少而担忧，但他同时也理解新一代人的选择。2006年7月2日，《格拉玛报》上发表文章：“（劳尔）认识到，今天的青年们要求更高，因为他们能力更强，受过更好的教育，修养更高，尤其是，他们更具批评精神。他明白，这并不是一件坏事。恰恰相反，他认为，每一代人都需要其独特的驱动力与价值观。同时，他相信，在今天，没有一个人会仅仅因为我们告诉他‘你的父辈和祖辈经历过怎样的艰苦时光’而成为一名革命者。”
如今年轻的一代古巴人，在他们小学时都曾宣誓“要成为切·格瓦拉那样的人。”但他们再也不是萨特在1960年时见到的那些年轻人了。那年，萨特访问了革命后沸腾的古巴。岛上狂热的民众、充满朝气的革命领袖，让萨特以为自己看到了人类的未来。这些掌握国家权力的人如此年轻，菲德尔·卡斯特罗34岁、格瓦拉32岁、劳尔卡斯特罗只有28岁，其他领导者则很少超过30岁。
回国之后，萨特在《法兰西晚报》上发表文章，称“古巴人必须赢得胜利，不然我们就将失去一切，甚至希望。”
彼时，年轻的菲德尔相信人是可以改造的，他曾在一次著名的演讲中提到：“共产主义的人不能用鼓励人的个人主义的欲望和野心来培养。如果我们失败的话，如果我们是因为相信人能够变得更好而失败的话，那么就让我们失败好了。但我们永不放弃对人的这种信念！”
“现在的人和六七十年代的人想法不同。现在的人想要电冰箱，而不是一张劳动模范的奖状。”路易斯说。
格瓦拉在留给两个儿子的信中说道，当他们长大成人时，那时已经是世纪末。如果那时他还活着的话，他将在两种情况下和他们在一起：要么共同拿着武器和帝国主义战斗，要么就和他们一块坐着宇宙飞船向着月亮飞去。
在古巴，几乎没有人不爱切·格瓦拉，即便今天的古巴年轻人热衷于赚钱与物质享受，他们也一样爱格瓦拉，不同的人从他身上看见了不同的希望。
“如果切还活着，他可能会更早地进行经济改革。改革是人民的需求所推动的，世界在改变。如果切还活着的话，他也会调整自己的想法。”路易斯说。
“那些不喜欢菲德尔的人，也爱着切。他为我们的自由而战。”安娜说，“人们觉得切不会喜欢现在的古巴。就像反对政府的说唱艺人在歌里唱道：‘切，我将继续追随你，不像他们那样。你们曾在一起战斗，但菲德尔忘了你的理想’。”
卡斯特罗的告别
1959年1月2日，11岁的弗斯特用他那好奇的双眼见证着历史，整座城市都在沸腾，革命者乘着坦克进入了哈瓦那。那是一群来自马埃斯特腊山的大胡子，小弗斯特早已熟知他们的名字：菲德尔、劳尔、切·格瓦拉、卡米洛，还有阿尔梅达。他曾听见大人们在独裁高压下怀着渴望窃窃私语，在那压低的声音里，这些名字反复出现。
半个世纪后，小弗斯特成了一名老画家，人们叫他“加勒比的毕加索”。他的工作室位于哈瓦那西郊一个名为Jamanitas的小渔村。这里的墙上满是弗斯特的画，其中一幅是他为纪念“格拉玛”号登陆所作的。
1956年10月10日，流亡墨西哥的菲德尔、劳尔、切·格瓦拉等82名革命者乘坐格拉玛号从墨西哥前往古巴开展游击战，登陆后遭到政府军围剿，只有12人幸存。革命胜利之后，“格拉玛”号成为古巴革命的象征。
画上的革命者并不是1956年的形象，而是11岁的小弗斯特眼中看到的样子。
那个似乎能永远激昂的大胡子菲德尔，如今已经年近90岁，人们已经很难在公开场合见到他。但他在这个岛国的崇高地位并没有减弱。这种忠诚的源头，包含了古巴人对平均主义和国家尊严的认同，以及对免费教育和医疗的热爱。
“最重要的部分，教育和医疗，国家都承担了。”一位哈瓦那大学的黑人学生说，“在革命之前，不可能在学校里看到我这个肤色的人，有钱人才能上得起学。”
直到21世纪，菲德尔仍然坚持：“有些人曾认为可以用资本主义的方法来建设社会主义。这是重大历史性错误之一。”
但当古巴面临困境之时，即便是最坚强的菲德尔也不得不做出改变。外国人重新回到了古巴，对于那些并不富裕的欧美游客而言，古巴就像东南亚一样，是一个旅游的理想去处。23街的一家国营杂货店里，女售货员转身取货时，一位外国男人对着她的臀部，一边摆胯一边发出了下流的赞美。
酒吧、夜总会、色情表演、娼妓，这些巴蒂斯塔时代令革命者憎恶的象征，如今在哈瓦那遍地开花。
从菲德尔在1993年的一段讲话中，人们可以看出这位革命者对旅游业的开放多么不甘。他在袭击蒙卡达兵营40周年的纪念仪式上，无奈而坦率地承认：“我们本来宁可对旅游业的依赖更小一些，在20多年中，古巴革命一直在为支持国家旅游业的发展而努力奋斗……但现在的形势却迫使我们创办一种可以令外国人享受的旅游业，以获取可以帮我们解决其他问题的外汇——那些比旅游业更加紧迫的问题……这些措施中有一些令人感到不愉快，我们不喜欢它们，我们已经对平等习以为常了，当我们看到有人享受某种特权时，我们会感到非常痛苦。”
这种对比产生的“特权”是显而易见的：古巴人几乎吃不起海鲜，古巴渔民打捞上来的龙虾大多供给了外国游客；当卖淫活动被警察发现，受罚的只有古巴妓女，外国嫖客则无须担心；昂贵的上网费大部分古巴人承担不起，网卡“黄牛”们的顾客大都是外国人；所有能接触到外国人的行业都比体制内的工作赚得多。
在外国游客几乎必定游览的马列贡长堤上，画着一幅切·格瓦拉的涂鸦，眼神依旧睥睨一切，边上写着他对后人的警告——“不要让帝国主义钻了任何一点空子”，这句话摘自他在联合国的一次演讲。
一位古巴人坐在自己家里抽烟，身后的墙上贴满了国旗、古巴领导人和革命战士的画像。
外国人也带来了另一种可能，古巴人现在可以在微薄的薪资之外，容易地赚更多钱改善生活。商店的货架虽然仍显空旷，但已比“特殊阶段”好得多，在可预见的未来，商品还会越来越多。
“我不喜欢资本主义，我喜欢公平的世界。资本主义国家贫富差距大。古巴为公平而斗争，努力不让人变成剥削者和被剥削者。我还是喜欢生活在社会主义国家，我说的不是共产主义，因为它从来没存在过。”画家弗斯特说。
但他承认：“在这个资本主义的世界，建设社会主义很难。”他对中国寄予厚望，坚信中国将在与美国的竞争中胜出，“80年代的那种社会主义赢不了，跟美国人竞争的唯一方式就是用他们自己的资本主义，没有其他办法。”
半个多世纪过去，当年“格拉玛”号上的年轻人中，切·格瓦拉早已死去，成为一个文化符号，被印在世界各地的T恤衫上。年迈的卡斯特罗兄弟，仍然掌握着这个国家的命运。
4月19日，古共七大闭幕式上，全体代表起立向已经很少露面的菲德尔·卡斯特罗这位革命领袖致意，场内掌声雷鸣，代表们高呼：“菲德尔！菲德尔！菲德尔！”
劳尔说：“基于残酷的生命法则，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将是最后一次由历史一代来领导。”以古巴的速度，改革仍旧漫长，在这次会议上，人们甚至为古巴草拟了2030年的远景规划，但“格拉玛”号上的幸存者们，恐怕很难看到其实现的那一天。
菲德尔曾经在这里无数次发表激情洋溢、动辄长达数小时的演讲。这一次，他以告别的口吻对众人说道：“这也许是我最后一次在这个大厅里发言。”
“我很快就90岁了，这是我从来没有想到的。很快我就会和所有人一样，面临每个人都会等来的那一天。”
这个年迈的大胡子深情地回忆起了自己的青年时代，当时他还是哈瓦那大学的一名法律系学生。“那时我只有20岁。”他说，“热爱体育和登山，对苏维埃联盟充满了信心。”
（实习生刘瑞祺、侯雪琪、赵乾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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