梨园行里的现代改革家

梨园行里的现代改革家_古巴慢改革 香港凤凰周刊2016年第16期

李世济：梨园行里的现代改革家

李世济是京剧程派的代表人物，今天的程派演出中，李世济的版本成为重要的典范之一，她对京剧艺术的现代改革贡献卓著。继梅葆玖之后，梨园又失一位大师。

特约撰稿/张丹丹

2013年5月，李世济在北京梅兰芳大剧院演出结束后，向观众致意。

李世济坐在幕布后的轮椅上，腿脚和眼神都已不太好使，走起路来要人搀扶。片刻后，台上锣鼓齐鸣、胡琴催发，她立马昂起头，挺直腰板，像一个出征的将军登上了舞台。唱念做打，一招一式，风采不减当年。

这是2013年5月的一场演出，这个月她将满80岁，南京、郑州、成都等地的票友为她送来花篮，这场演出被年轻的戏迷们称道为“特别有范儿”。晚年，她的演出活动已大幅减少，但仍然每年都会登台几次，她想借此告诉戏迷们，自己还健康，还能唱，她要给大家留个念想。

她从不掩饰自己的“野心”，虽然师出名门，接续了最辉煌的“程派”传统，却在剧目、服饰、表演上大胆革新，只为征服更多的年轻观众，将京剧国粹传承下去。反对者直指她是“程派”的逆子贰臣，拥护者高呼她是“程派”的改革先锋。著名戏曲评论家傅谨则说：“哪有什么‘新程派’，我认为就是‘李派’，李世济的独创性完全可以开山立派。”

作为当代的京剧大师，李世济5月8日的突然离世，让无数戏迷们悲恸扼腕。在她的葬礼上，两届国家领导人为她送去花圈，许多戏迷们赶去送行。今天的程派演出中，李世济的版本成为重要的典范之一，她对京剧艺术的现代改革贡献卓著。继梅葆玖之后，梨园又失一位领航者。

少女时代，艰辛学艺

李世济祖籍广东梅县，1933年5月出生于苏州，成长于上海。祖父是清朝的官员，父亲曾任国民党高级将领李济深的秘书。她从小就表现出过人的戏剧天分，似是命中注定，一生的荣辱悲欣都要与戏剧相牵连。而大户人家的出身和优良的教育背景，又让她的人生轨迹与一般的京剧演员截然不同。

过去，有钱人家经常以“票戏”为乐，就是请京剧老师教，请乐队伴奏，作为一种娱乐。她经常躲在八仙桌下，看姨妈学《苏三起解》，结果姨妈还没学会，她反倒先学会了。5岁时登台唱戏，就表现出一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气势。她的记忆力特别好，时隔多年后，重提儿时旧事，那些细节总是鲜活得像水里蹦出的鱼儿。

据她在节目中回忆，因机缘巧合，她在12岁那年偶遇名震海内外的“四大名旦”之一程砚秋。有人惊奇地发现，比程砚秋小29岁的李世济，竟与这位京剧大师长得有几分神似，便开玩笑说“不如收做干女儿吧”。没想到，程砚秋将此事放在了心上，隔日专程带着礼物到李家要收李世济为义女。李家立马回礼，这一桩关系就此敲定。

李世济说，从收为义女的第二天起，每天散学后，李世济都要以风一般的速度骑车赶回家，程砚秋早早地就在她家里等候，教她学戏。程的要求很严格，对于吐字归音、手势、脚步等基本功的训练，都一丝不苟。那段时间，教了她《贺后骂殿》《四郎探母》《武家坡》《二进宫》等一些老戏。作为一块璞玉，再加上大师早期的打磨，李世济已经初显光泽。

渐渐地，有戏院请李去唱戏，因为扮相上和程砚秋很像，她得了“小程砚秋”的雅号。程很是赞赏，说她以后定能“执程派之牛耳”。当时，她并不知“执牛耳”为何物，但得了鼓励，让她更有了冲劲，要投身梨园行的想法也在潜滋暗长。但当她鼓起勇气决定“下海”（从票友转为职业演员），却遭到了程砚秋和家人的一致反对。

在传统中国，唱戏被视为“贱业”，“戏子”为人不齿，只有贫寒家庭才会把孩子送去唱戏。程砚秋更是深有体会，他6岁时，因家道中落而投入乾旦荣蝶仙门下，成为“手把徒弟”，吃住都在荣家。除了学艺，还要做很多佣人做的杂活，稍有不慎就会挨打受骂。这段经历是非常惨痛的，没有几个人能做到像他那样，在变声期，还开创出一个大的京剧流派。

可能是由于爱之过切，程砚秋不愿意让李世济进入这个行当受苦，也不想让她被梨园行的大染缸污染，而且他从来不收女弟子。但一门心思想拜师学艺的李世济，却顾不得那么多，一直央求程砚秋收她为徒，因为只有行了拜师礼，才能算正式的程门弟子，但程家的“门槛都快被踢破了”，程砚秋就是不答应。他甚至抛出一句话：“你不要来了，来了也让我跟你干妈老吵架。我不会让你唱戏的！”

程砚秋的坚决态度让李世济感到绝望，“我知道连求他的机会都没有了”。但生性好强的李世济并没有就此放弃，反而强化了她对梨园行的向往，她拖着沉重的步子离开了程家，决定另辟唱戏的道路。

4月25日与5月8日，梅葆玖与李世济两位京剧表演艺术家相继离世，京剧界痛失两位领航者。图为2014年12月27日，“纪念富连成社创办110周年座谈会”上，两位艺术家在会前交流。

挑梁唱戏，痛失义父

一般的说法，李世济是22岁下海。而据其唯一的男弟子、晚年守在病床前照料其生活的京剧艺术家杨磊向本刊回忆，李世济说她1952年就已经在筹备此事，那时她才19岁。李世济毅然决然地从上海第二医科大学肄业来到北京，京剧工会里的老先生帮她组建戏班。

那时，程砚秋也已从上海回到了北京，但对李世济下海并不支持。好在程在上海时的乐队班子，被他称为“三剑客”的唐在炘、熊承旭、闵兆华三人，愿意跟随李世济一起到北京为她搭台。不过，因为当时李世济没有名气，无人买票捧场，每唱一场戏就要赔五百来块钱。但是，凭着这样一股冲劲，几年下来，她终于迎来了一次绝好的机遇。

1956年公私合营，成立了北京京剧团，京剧大师马连良的剧团里，缺少一个跟他搭戏的旦角，这时候有人推荐李世济，从这开始到文革前，她基本上就在马连良先生的团里唱戏。和马连良、谭富英、张君秋、裘盛戎、赵燕侠等名家唱戏，小一辈的李世济在艺术上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也不断引起一些反响，期间她曾到中南海为领导人演出，也得到了上层的喜爱。

毛泽东喜欢程派，会点程派的戏。听《游龙戏凤》时，他还用一口湖南腔来教李世济。李世济曾回忆道，1955年，周恩来了解了李世济要拜程砚秋为师的夙愿，便有意帮她达成。周恩来问程砚秋：“李世济唱得怎么样？”程砚秋答道：“好”。周又问道，“为什么不收她做徒弟？”程砚秋报以沉默。

拜师一事再度被提起，而且还是这样的高层出面，原本的死局似乎有了点松动，李世济除了万分的欣喜，还感受到了莫大的荣耀。“谈判”的结果是，程砚秋带李世济和唐在炘等人去莫斯科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等他们从莫斯科回来后，再由周“请客”，让李拜程为师。

这次旅程备尝艰辛，路上李世济和唐在炘将自己的伙食节省下来，留给高大又身材偏胖的程砚秋。那次演出很成功，回来的时候，李世济送程砚秋到机场，程迟迟不肯进去，李世济怎么也想不到，那一面竟是永别。这次演出结束后没多久，“反右”开始，收徒一事被搁浅，紧接着，程砚秋突然病逝。

这个消息如晴天霹雳，让李世济悲痛欲绝。她赶往北京医院，见到程先生的遗体，面对程先生七窍流血的面目，她掏出手绢一点点给他擦拭，又唯恐眼泪滴在他的脸上。除了悲恸、无力，她还坚定了要把程派发扬下去的信念。未能正式归入程门，成为她终生的遗憾。

珠联璧合，妇唱夫随

李世济和先生唐在炘的相识是因为程砚秋。唐在炘大李世济11岁，同样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他父亲是留学牛津的工程师，他本人则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土木工程系。因为对京剧的痴迷，1945年秋，唐在炘与程砚秋相识并为其伴奏。他会拉京胡，成为程口中的“三剑客”之一。

李世济12岁那年，“三剑客”就受程嘱咐为她伴奏吊嗓子。晚年回忆起当时的情形，李世济带着小姑娘般的嗔怪，“他（唐在炘）老气横秋的，训我训得可厉害了，结了婚过后，成名过后，也照样训。”

1952年，李世济初来北京，除了唐在炘的“三剑客”乐队，她一无所有。唐为了艺术，放弃了中国银行的工作和本来应该有的大好前程。两人朝夕相处，结伴同行，一起研究戏，艺术将志同道合的两人紧紧地结合在了一起。

李世济幽默地说：“天天在一起，跟外人说都说不清楚了，谁还要你啊？除此（结婚）之外，别无选择啊！”那一年，李世济30岁，唐在炘41岁。李世济羞于提爱情，可是一说到老唐，她眼睛里总是流露出异样的神采，“有老唐，我很骄傲，很自豪。”

李世济称唐在炘是“严师良友”。这对艺术和生活上的伴侣，可谓珠联璧合，在一起改编和合作了很多剧目，李世济大半辈子的成就和她的唐乐队是分不开的。从当时初来北京只有三件乐器，胡琴、月琴、二胡，一件件添置发展到后来十三人的乐队，被称为“京剧界的第一交响乐队”。

今年73岁的王湘是李世济乐队里的老艺术家，他和李世济夫妻二人共同工作了几十年。王湘在面对本刊采访时称，李世济对自己要求很是严格，但没有架子，平时跟他们平起平坐，对大家很关心。上世纪80年代去各地基层演出，多艰苦的环境她都能去，演出住的地方很破，大伙就背着破铺盖卷儿，找个地方歪一歪。

唐、李夫妻二人勤俭朴素，一生奉献给了京剧艺术。李世济的大弟子刘桂娟在接受本刊采访时说道，她的家中很朴素，没有多现代化的或享受的设施，有不少人来看望，都会发出感叹，“李老师怎么住这么个（破）地方？”

1949年秋，李世济和程砚秋先生在北京青龙桥董四墓村。

晚年，唐在炘生病，精神上已经有些恍惚。只要李世济出去演出，多走了几天，他就要到处问，担心李世济要把他抛弃了，半夜里要叫她几十次，只为引起她的注意。这种情感，大抵就是相濡以沫吧。

动乱之后，改革先锋

文革期间，李世济被下放，名字也改成了“李玉”。她在长城边的农民家里住了十个月，干起农活很是卖力。她说“是好样的，到哪儿都应该是好样的”。真实生活是艰辛而狼狈的，只是她拥有了化解的力量。

特殊年代，传统戏剧靠边站，八个样板戏备受推崇，红极一时。李世济也做过不同的尝试，比如勇排《杜鹃山》《南方来信》等新戏。在劳作的空隙，还和一同的女高音歌唱家、声乐教育家郭淑珍切磋，借鉴声乐里的一些要素，后来也用到了京剧改革中。

在这期间，她也曾赌气说，“我不想唱戏了”。郭淑珍对她说：“你开什么玩笑？你是一定要回舞台的。”在同伴的激励下，李世济又重新回到了自己的住所，因为怕被人知道，她在窗户上堵着棉被，汗流如注地练习。

1976年，她终于有了重登舞台的机会，有领导人说要组织一场戏，去人民大会堂唱《蝶恋花》。她自己回忆说，本以为这辈子再也不会回来了，如今又来了。她似乎把前半生的所有力量都凝聚在喉头，唱到“吴刚捧出桂花酒”时，她激动不已，底下掌声雷动。

1978年她调入中国京剧院。1979年，恢复传统戏，李世济对于观众的断层深感痛心，脑子里想的一件大事是怎样培养新的观众。再邀请她唱戏时，唱的是《锁麟囊》。1950年代，《锁麟囊》被列为禁戏，罪名是“宣扬地主阶级调和论”。程砚秋迫于无奈，对剧本作出修改，后来至死未能再演出。李世济接下这个衣钵，恢复了原版的《锁麟囊》。这无论在当时，还是后来，都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

《锁麟囊》在当时深入人心，传唱度几乎类似于现在的流行歌曲。此外，李世济恢复和整理加工了很多程派剧目，又在原有唱腔的基础上，将美声唱法糅合于演唱中。她还进行戏词改良，请剧作家范钧宏修改《文姬归汉》的剧本，删掉繁冗拖沓的部分；请作家汪曾祺修改《英台抗婚》，删去了男装部分。同时，她还对服装、乐队、剧本进行改革和创新。

就这样，1980年代的京剧舞台上，李世济一枝独秀。她的改革创造了奇迹，尤其是在京津冀等地区。刘桂娟说，“那时李老师正当年，可以说红遍大江南北，如同现在的大腕歌星，到哪里演出都全满。‘天津一宫’一两千人的座位，她连演十几场《锁麟囊》，全满。”许多年轻人因为听了李世济的《锁麟囊》《蝶恋花》而喜欢上京剧艺术。

刘桂娟说，李世济改革的成功和她有很高的文化素养以及博采众长的胸襟很有关系。杨磊也同意这样的说法，他提到李世济早年学梅兰芳，还有一些思想顾虑，觉得程派的人竟然去学梅派，这样不太合适。可是后来她打破了这个心理障碍，认为只要是好的都可以拿来为我所用。她晚年说，“梅先生一举一动都是美的”。

对于李世济的改革成就，傅谨如此评价，“她充分发挥了女性的嗓音优势，在程派基础上闯出了一片新天地。程派唱腔原以其近乎中性的低沉与幽咽为特色，清丽的女声未必适合表现，但世济先生硬是找到了两全其美的路径，既有程派的委婉哀怨，也有她独具的美。”

一直以来，李世济都是以改革的“强者”形象示人。戏曲研究所研究员徐城北先生曾撰文道，从1979年传统戏“复出”算起,李世济首先以艺术上的“强者”形象出现,从恢复型的《锁麟囊》《荒山泪》《六月雪》,到改编型的《文姬归汉》《梅妃》《玉簪误》，皆如此。李世济勇当团长、基层调查、巡回演出、接待华侨，担任中国戏剧家协会理事、中国文联副主席及多届全国政协常委等职务，又获得了政治上的“强者”形象。

晚年丧子，孤寂终老

因为忙于艺术，李世济在40岁才得一子小皓。1979年，四岁半的小皓开始登台了，徐城北记录道，“《锁麟囊》中,圆乎乎、胖墩墩的小皓扮演薛湘灵的儿子大器,凭他那清脆的一声‘妈呀——’,同台对面的世济不禁要从心底发笑,台下的观众更会放声大笑。等谢幕时,掌声把操京胡的唐在炘从侧幕招呼出来,一家三口站在台口频频鞠躬,观众乐了,他们自己也乐了。”

可是，人生的荒唐和不可把控，偏偏在李世济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2001年，时年27岁的独子遭遇车祸去世，年迈的唐在炘因此卧病不起。但即便是这样的遭际，她也几乎从不在人前流泪。

唐在炘病重那段时间，曾有一位美国华侨给傅谨打电话，说知道李世济家庭的困境，想捐点钱，让他向李世济转达这番心意。但李特别坚决地回复说：“代我谢谢他，我们老唐看病，国家也会照顾。我们没关系，我真的不能接受。”傅谨向记者感慨道，她有一种骨子里的骄傲，绝不愿意接受别人的施舍或者可怜。

可是，在别人有困难的时候，她又是“义”字当头。2012年，无意间得知老艺术家浩亮夫妇晚年的生活境况，她将一个装有一万块钱的信封不容分说地硬塞给了浩亮的学生，让他转交。浩亮夫妇颇为感动，带着一件珍贵的摆件，登门拜访和答谢，李世济却拒绝了。杨磊说，作为同辈艺术家，他们之间可能并没有多深的交集，但是出于对老艺术家的惺惺相惜，她要给你的就一定要给，她不要的说什么也不要。

2015年12月份，李世济因病进了医院，她并没有想到，自己这次会出不来，生病期间还惦记着刚接的演出。她一辈子爱美，最后的时刻，穿着自己最心爱的蓝袍子静静地躺在棺木里，蓝袍子像床单一样罩在她消瘦的身上，根本撑不起来了。

葬礼那天，天气出奇地好，没有“春秋亭外风雨暴”。“李世济老师走好，程派后继有人”的悲咽之声一遍遍传来，徒增一种“何处悲声破寂寥”的落寞。葬礼后，人群散去，熙攘的场地顿时变得寂寥空旷，也意味着她盛大又多舛的一生就此散场。

□  编辑  徐伟   □ 美编  黄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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