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定期出版6期，每期15印张，每期发行1万份，纸张的来源由苏联科学院出版社负责。”苏共中央书记处于1954年5月确立出版《历史档案》杂志的决定。
文/ 徐元宫（中国政法大学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苏联东欧史研究会理事）
“斯大林的去世在社会上引发了颇为矛盾的情绪：一方面，似乎永远都被奉若神灵的领袖的离去引起了人们的惊慌失措、痛惜和悲恸，很多人号啕大哭；另一方面，斯大林的去世又消解了国家所面临的恐惧。”俄罗斯学者瑙莫夫这样描述斯大林的去世给整个苏联所造成的影响。
1956年2月24日深夜至25日凌晨，苏共二十大秘密会议上，赫鲁晓夫作了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问题的秘密报告《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秘密报告在苏联国内外引发了剧烈震动，在斯大林的故乡格鲁吉亚第比利斯等地引发了大规模群众骚乱甚至流血事件，在国外则引发了波兰和匈牙利事件。这些事件和国内外对秘密报告的剧烈反应，让新任苏联领导人感到疑惧和担忧，本来就在斯大林模式框架内打转转的他们，便在一定程度上迟滞甚至暂停了刚刚开启的调整和革新进程。因此，斯大林去世后的整个苏联既有“解冻”的一面，又存在着重新封冻的一面。
如此背景下，一份苏联史学期刊《历史档案》杂志问世又停刊，其命运深深印刻了斯大林去世后特定历史时期苏联政治、社会生活的特点，更是时代的一个缩影。
近期的《历史档案》杂志，杂志由徐元宫提供。上图中左侧杂志的内页有四张图，依照从左页到右页，每一页从上往下的顺序，主题分别是前线来信、战后小憩、女孩们、奏鸣曲。 摄影 陈祥
《历史档案》杂志问世
1953年10月28日，苏联内务部部长克鲁格洛夫给苏共中央书记波斯佩洛夫呈交了一份报告，请求批准创办一份杂志《苏联档案》。
“1941年，由于开始了伟大卫国战争，1922年和1923年创刊的刊物《红色档案》和《档案工作》停止出版了。《红色档案》是苏联惟一的一份刊登历史档案文件的杂志，很受苏联学者、党和苏维埃活动分子的欢迎。《档案工作》杂志发表了如何确保文件文献资料的完整无损以及科学地实际利用苏联国家档案馆的文件问题方面的理论和科学方法论的文章和学术著作。现在，我们感到在报刊上系统地阐述所有这些问题是极端必要的。为此目的，苏联内务部认为，以《苏联档案》的名称恢复出版惟一用于发表苏联社会史、俄国革命运动史和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史、俄国军事史方面的文件……以及档案管理问题方面的材料的杂志是适宜的”。如此，“将会使苏联研究工作者、党和苏维埃工作人员能够在自己的实际工作中更广泛地利用历史资料，并且对苏联科学的发展作出一定的贡献，有助于揭露形形色色的歪曲历史事实的资产阶级伪造历史者”，“同时，这将有可能改善保存和利用文件资料的组织工作”，此外，“出版上述杂志对于在人民民主国家推广苏联档案事业的经验也将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请求苏共中央“准许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在苏共中央马恩列斯研究院和苏联内务部中央档案管理总局的参与下出版《苏联档案》杂志”。
同年12月11日，苏联科学院主席团通过决议：“苏联科学院主席团决定：向领导机关申请恢复出版杂志《历史档案》，与苏联内务部档案管理总局联合出版此杂志，以便保证定期刊登苏联历史方面的历史文件。”
12月15日，苏共中央经济与史学部主任鲁缅采夫和苏共中央宣传鼓动部部长克鲁日科夫，联名给苏共中央书记波斯佩洛夫呈交了一份报告，陈述道：“由苏联内务部档案管理总局和苏联科学院联合出版的专题文件汇编，出版次数极其稀少，不能代替专门的杂志。编纂和出版专题汇编需要大量的时间，并且要吸引研究这个狭窄问题的著名专家来参加这项工作。即便如此，也并非总能够完成”。因此，“我们认为可以支持苏联内务部和苏联科学院关于出版《苏联档案》杂志的建议。苏共中央马恩列斯研究院院长奥比奇金也同意这一建议”。
1954年2月29日，苏联内务部中央档案管理总局副局长穆萨托夫、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代所长西多罗夫和奥比奇金联名给波斯佩洛夫呈交一份报告，再次陈述请求批准创办《历史档案》杂志（此后的档案文件中都将杂志名称叫做《历史档案》了）理由，还对杂志的日常出版、印刷及杂志编委会的组成人员提出意见：“苏联内务部中央档案管理总局、苏共中央马恩列斯研究院和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认为，《历史档案》杂志的出版应当由三个组织提供保障，但是杂志将是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正式机关刊物，将由苏联科学院出版社印刷。杂志将每年定期出版6期，每期15印张，印数15000份，每份15卢布为宜。根据苏联科学院出版社所作的初步预算，《历史档案》杂志的出版每年可盈利132250卢布。”杂志编辑委员会由穆萨托夫等12人组成。
同年4月26日，苏联科学院副院长、院士奥斯特罗维佳诺夫和苏联科学院主席团代理总学术秘书、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西萨基扬，联名给克鲁日科夫呈交一份报告，表示苏联科学院支持三个部门出版《历史档案》的报告，同时特意建议“批准历史学博士、莫斯科苏联科学院社会科学基础图书馆馆长顺科夫兼任该杂志的责任主编”，这实际上是否定了之前的人选。
根据档案文件来看，克鲁日科夫接受了苏联科学院关于杂志主编人选的意见，并且直接将苏联科学院的上述意见转呈给了苏共中央。1954年5月15日，苏共中央书记处终于作出了关于出版《历史档案》杂志的决定：“每年定期出版6期，每期15印张，每期发行1万份，纸张的来源由苏联科学院出版社负责”，“批准顺科夫同志为《历史档案》杂志主编”。从1955年起，《历史档案》杂志正式出版。这份喜讯，主要是三个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首先是斯大林去世后苏联“解冻”的大背景使然；其次是苏联社会、特别是苏联史学界和广大知识分子对于这份杂志的出版有着强烈的期待和迫切的现实需求；最后，是苏联政界有识之士的推动。
主编受到“警告处分”
1957年夏天，《历史档案》杂志因为发表了“不适合发表的”档案文件而获罪。
7月23日，苏共中央科学、高校和中小学部副部长库金等人呈交给苏共中央的报告，详述了《历史档案》杂志所犯的“愚蠢的错误”：1957年第3期刊发的关于1942—1943年库班游击队运动的文件专辑中，有一些资料“可能会被资产阶级报刊用来诽谤伟大卫国战争期间的游击队运动”，因为其中“一份游击队队长的报告说：‘……他们（游击队小组）炸毁了敌人的载有伤员和有生力量的列车。’”，“在阿普谢隆斯克区党委书记向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委所作的关于游击队1942年8月至1943年1月战斗行动的书面报告中指出：‘12月份，在迈科普—阿普谢隆斯克公路上，行驶的车队中有两辆载重量7吨的汽车被击毁，车上73名德国士兵和军官被击毙。汽车连同车上挤得满满的死尸及伤兵均被烧掉。只有两个士兵跑掉……1943年1月，窄轨铁路的一列火车被炸毁，炸死14人，有7人在逃跑时被打死，有6名伤兵被打死，另外还俘虏了1名列兵和1名上等兵。’”，“刊登这些文件的本期杂志共计出版发行了4400份，有636份寄到国外，其中67份寄到资本主义国家（13份寄到西德，14份寄到美国）”。
报告认为杂志编委会成员谢佩列娃及杂志主编顺科夫“在准备这些材料的过程中表现出不负责任的态度”，建议必须给予顺科夫、伊夫尼茨基和谢佩列娃警告处分，并且将杂志所犯错误通报各科学和社会政治杂志的全体编辑人员，采取措施停止公开出售《历史档案》杂志第3期。
8月2日，苏共中央书记处给予三人“警告处分”。此后，《历史档案》杂志小心翼翼，所发表的文件都务必经过极其严格的报送审查程序，不经批准绝对不敢发表。比如，1958年下半年顺科夫呈报苏共中央书记福尔采娃，请求批准全文发表列宁关于1919年10到11月彼得格勒防御的4封电报，这些电报“说明了弗·伊·列宁直接领导保卫城市的作用”。苏斯洛夫签下批示：“我认为是不合适的。М.苏斯洛夫”。苏共中央意识形态、文化和国际政党联络事务委员会便于1958年11月19日作出决定，认定《历史档案》杂志发表列宁的上述4封电报“是不合适的”。该委员会的这份“决定”上有如下文字：“苏斯洛夫、库西宁、波斯佩洛夫、福尔采娃——赞成”。
1960年5月11日，杂志主编易人。同一天，苏共中央科学、高校和中小学部呈交给苏共中央的报告中指出：“由于顺科夫已被选为苏联科学院历史学部副学术秘书，根据他个人的请求而解除他担任的该杂志主编职务”，“苏联科学院请求苏共中央批准丘加耶夫为《历史档案》杂志主编”。同年5月17日，苏共中央书记处通过了关于更换《历史档案》主编的决定，丘加耶夫出任《历史档案》杂志新主编。
停刊拉锯战
1961年1月4日，苏共中央意识形态、文化和国际政党联络事务委员会下达了《关于审查亏损的历史杂志的决定》。它宣布对“那些发行量不大且又亏损的历史杂志”进行审查，“对其中某些杂志要合并或停止出版”。
1961年3月3日，苏联科学院主席团给苏共中央呈交了一份报告，认为“关闭或者合并一些历史杂志是不合适的”，理由是：“在历史科学领域，世界各国都走明显的专业化的路子。近代和现代历史学家绝不会订阅考古学或者古代史杂志，反之亦然。我们与资本主义世界各国和多数社会主义国家不同，我们这里每一个专业的杂志不超过一种。关闭它们之中的某种杂志只能使我们庞大的学者、高校和中小学教师队伍失去系统的材料、学术文章和科学专业的信息，增加某些历史领域的科学讨论和发展的困难。而且，这也会给我们在国外的意识形态斗争、我们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工作的宣传、我们同敌对的意识形态和歪曲历史的现象的斗争带来极大的危害”，“关闭某些专业性很强的历史杂志，只能意味着对历史科学整个部门的宣传及意识形态斗争的打击”。
然而，苏共中央书记处还是于1961年5月16日通过并下达了《关于历史类杂志的决定》，该决定宣布：“为了消除某些历史杂志上的选题重复现象和减少出版这些杂志的费用，现决定自1962年1月起停止出版《历史科学》、《历史档案》和《世界文化史通报》等杂志，同时决定这些杂志的选题将被列入继续出版的杂志的选题计划。”这份文件上写有如下文字：“苏斯洛夫同志——赞成”。
根据解密档案文件，还在官方下达停刊决定前，苏联学术界和广大知识分子就对“关闭或者合并一些历史杂志”持反对意见。苏共中央的停刊决定正式下达后，反对意见更是不断提交到苏共中央。1961年7月1日，老资格党务活动家叶连娜·斯塔索娃亲自给苏斯洛夫写信，希望他采取措施保留杂志，提醒注意“该杂志要寄到国外150份，尽管不算多”，但“在研究要不要继续出版这个杂志的时候应该记住这一点”，“把杂志寄往国外当然有宣传作用并能使各兄弟党改善自己的工作”。叶连娜·斯塔索娃还随信寄去了两位党的老干部寄给她本人的信件，他俩请求帮助保留《历史档案》杂志。
1961年7月6日，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党委书记萨莫鲁科夫，也给苏斯洛夫本人发 一封信，陈述了《历史档案》杂志的价值和作用：“这本新杂志在其存在的7年间发表了大量极其重要的材料，其中包括有关列宁的活动、苏共党史、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史、伟大卫国战争史等方面的文件。现在，这些材料对于任何一个研究人员来说都是绝对不能没有的”，“不仅专业学术出版物，就连我国的报纸如《真理报》、《共青团真理报》、《经济报》等也都使用该杂志发表的材料”，“现在，约有40个国家的科学工作者和机关订阅《历史档案》杂志”，“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感到停止出版该杂志是不正确的”，“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党组织请求苏共中央重新审议就此问题已经通过的决议”。
同一天，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赫沃斯托克、苏联部长会议档案总局局长别洛夫、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副院长马特科夫斯基三人，联名给苏斯洛夫写信，“请求苏共中央保留这一宝贵的定期出版物，因为它是任何其他出版物所不能替代的”。
1961年12月28日，苏共中央科学、高校和中小学部副部长库金也给苏共中央呈交了一份报告，指出：“注意到《历史档案》杂志的科学和政治意义”以及“它是惟一的一份专门用于发表历史党务文件的杂志这一情况”，“苏共中央科学、高校和中小学部认为，支持斯塔索娃同志、古别利曼同志和卡塔尼扬同志以及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苏联部长会议档案总局和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关于继续出版《历史档案》杂志的请求是适宜的”。
1962年1月4日，苏共中央书记处通过了《关于继续出版<历史档案>杂志的决定》，决定宣布：“拟部分修改苏共中央1961年5月16日‘关于历史类杂志’的决定，认为可以继续出版《历史档案》杂志。”
1961年10月1日，莫斯科街头，一群人驻足观望报刊亭里的外国报纸和杂志。连同《历史档案》在内的报刊书籍，为刚走出斯大林时代紧张气氛的苏联人民提供了难能可贵的精神食粮。
“自1963年1月起停刊”
1962年11月4日，苏共中央宣传鼓动部给苏共中央呈交了一份报告，报告认定《历史档案》杂志1962年第2期发表“此前鲜为人知的材料：‘К.С.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В.И.涅米罗维奇—丹钦科的通信（1902—1917年）节选’和С.С.波多利斯基写的前言”是“一个严重的错误”，“波多利斯基同志挑选发表的信件突出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涅米罗维奇—丹钦科之间本来并不太大的分歧，波多利斯基同志竭力使这些信件具有艺术思想对立的意义”，“波多利斯基同志指责伟大导演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保守，不理解创新探索”，“文章的作者违背事实，把梅耶尔霍利德称为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在艺术革新中的亲密战友，此人与涅米罗维奇—丹钦科不同，他当时在舞台艺术上坚持形式主义的原则”。
该报告认定《历史档案》杂志发表上述材料，“特别是С.波多利斯基歪曲荣获列宁勋章和劳动红旗勋章的莫斯科高尔基模范艺术剧院历史的文章引起了苏联演艺界的强烈抗议”，“必须向《历史档案》杂志主编丘加耶夫同志指出他和编委会不负责任的态度。”
苏共中央书记处迅即作出了《关于<历史档案>杂志的错误的决定》，认定《历史档案》杂志编委会“犯了严重的错误”，“必须向《历史档案》杂志主编丘加耶夫同志指出杂志编委会在选择发表材料时所表现出的不负责的态度”，“责成《历史档案》杂志编委会采取措施改进杂志的内容，杜绝类似错误发生。”
1962年11月12日，苏共中央书记处通过并下达了《关于<历史档案>停刊的决定》：“《历史档案》杂志自1963年1月起停刊。”
解密档案文件表明，这份杂志的命运，与苏共高层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苏斯洛夫等人的态度密切相关。多份有关该杂志问题的档案文件上都有苏斯洛夫签署的意见或者署名，杂志的命运直接受制于苏共高层领导人。赫鲁晓夫在其回忆录中这样解读苏斯洛夫及其职能：“苏斯洛夫向我作了汇报，他主管我国的宣传鼓动工作。在这些问题上离开苏斯洛夫还真不行。”
1992年，停刊30年的《历史档案》杂志得以重新出版，至今都是包括笔者在内的广大学界朋友深爱的史学读物之一。
□ 编辑 陈祥 □ 美编 黄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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