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兼明
天津港“8·12”特别重大危险品爆炸事故，举世震惊。令人们紧张和恐惧的原因之一，就是此类事故的频发，仅以化工企业事故为例，今年已发生多起：4月6日福建漳州PX石化发生爆炸，4月21日江苏南京化工厂发生爆炸，5月25日江西赣州泰普化工厂发生爆炸，7月16日山东日照石大科技石化公司发生爆炸。“8·12”事故后的第10天，山东淄博一距离民宅不足一公里的化工厂，再度发生大爆炸。
频繁的爆炸，加之带来的生命财产损失，连同时有发生的桥梁、建筑、道路等坍塌事故，让民众难免产生一定程度的恐慌，继而引发全社会普遍的置疑与质问：这到底怎么了？
改革开放前，中国的城市化规模小，工业化底子薄，对现代城市的规划意识也极为落后。改革开放后，无论是城市的管理者，还是规划部门的专家们，大都未曾料到中国会有如此高速的城市化与工业化进程，使得大多数的城市规划都缺乏长远眼光与超前意识。各地规划的严重滞后，使原本在郊外的化工企业因城市扩容过快，进入城市周边、甚至比邻市区和居民区，过去的安全防护距离形同虚设；30多年大干快上建设的城市基础设施与工业设备，很多也进入老化期，城市里地上地下管线纵横交错，长年超负荷运转；部分道路、建筑年久失修；过去较低的安全防护标准，使许多化工或矿产企业在安全建设方面的投入都严重不足；加上某些地方政府在片面追求经济效益的背景下，抱着侥幸的心理，对安全生产的监管过于粗放，就会导致各种事故频发。
如今，这些历史欠账形成的隐患，已成为城市周边一颗颗不定时的炸弹，使中国很可能在未来十多年里，都将处于事故多发期——对此，政府和民众必须要有清醒认识并做好应急准备，以便共同以冷静、理性的态度面对风险、躲避危机。
一个现代的、成熟的城市公共安全管理体系，应包括复杂的预防、监测、评估、应对与恢复系统，应急的救灾管理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只有整个系统的正常运行，才可能减少事故与灾难的发生。30多年高速发展的巨大缺失之一，便是大多数区域的城市未能构建成功完整的城市公共安全管理体系，城市的公共安全维护，还多停留在事故发生后的应急处理上，而不是事前防范，这是需要全面认真总结和检讨的。很多城市的公共安全监督管理政出多门、职能分散；各地监管体制不统一；安全监管人员严重缺乏；现有监管人员的法律与专业素质也多跟不上快速发展的社会要求；各种关于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失之笼统和宽泛、缺乏操作性与强制性。
公共安全涉及每个公民的生命与财产安全，人的意识也是主因之一。许多地方官员和企业管理者，并没有将公共安全管理纳入到城市或企业发展的战略规划中，不愿把钱花在对风险的预防上，对安全问题抱侥幸心理，加上官商腐败，就有可能制造更大的安全漏洞。企业一线的从业人员，农民工居多，安全防范意识及专业技能也较低，加上落后的安保措施，常常使他们成为事故的主要受害者。此外，社会公众也普遍缺乏安全责任意识，很多民众认为公共安全与己无关，是政府的事，没有主动关注身边的安全问题，对潜在危险的存在不敏感。这些问题，在天津“8·12”爆炸中暴露得尤其明显。
全社会都应意识到，越来越频繁而严峻的生产安全问题已对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能力造成了巨大损害。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去年因各类生产安全事故死亡数为68061人，每天达到186人（各地瞒报的数据相信仍有不少）。而平均每年因各类安全生产造成的直接损失超过1000亿元，加上间接损失，损失总额超过2000亿元。
这都需要朝野积极推进安全生产领域的改革。
第一，中央政府应推动各地城市安全体系的建设，有的城市甚至需要重新规划。让城市公共安全从应急管理实现向全面管理的转变，必须引入以“风险管理”为核心内容的新型安全生产管理规则。不能等出了事故后，才开始各种排查，而要有提前预防与整改的前瞻性。这就需要每个城市对安全生产进行动态的、系统性设置，建立风险源普查、评估、追踪、整改等一系列常态的安全管理制度，将城市风险管理的端口向前移，改变过去被动的做法。
第二，需构建对安全生产的法治化保障。大陆已建立起一系列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和技术标准，但这些法规在衔接、实施与执行方面，仍存在大量问题，很多法规和标准已不适应新经济发展的要求，须做系统调整。
第三，要培育一个以政府为核心、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合作治理模式。一方面，政府应加大对安全基础设施建设、专业人员培育的投入；另一方面，要让民间组织、社区民众和媒体都参与到对安全生产监管中来。这既可提高民众的安全生产与安全责任意识，同时因为现代城市与工业的复杂性，多元主体的合作与协调才可能做到防患于未然。
只有依靠政府、民间组织、社区间的互动与协作，才能建立起一个全民动员与参与的公共安全防护体系，以弥补社会能力与供给的不足。而这种全民参与的模式，也有助于提高政府与民众之间的公共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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