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时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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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中国201万家庭可投资资产多于6000万
香港《南华早报》 2015/08/21
近日，兴业银行和波士顿咨询公司在北京联合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中国2015年可投资资产多于6000万元人民币的高净值家庭到201万户，比2013年增加67%。2015年中国私人财富将达110万亿元人民币，可投资资产大于6000万人民币的高净值家庭数量有201万户。预计到2020年，中国高净值家庭的数量会增加到346万户，年增长为11.4%。报告称，从高净值家庭的分布上看，中国经济的中心将会由沿海地区转移至内地地区，四川省、河南省、内蒙古和重庆等省区市将具有更大的发展潜力。
人民币成为全球储备货币的日期延后
路透社 2015/08.20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表示，至少在一年内，人民币不会被纳入其储备货币篮子，尽管它竭力强调这一决定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程序上的原因。这一决定预计会在今年11月做出。有些人曾预期IMF最早在明年1月就会把人民币纳入储备货币篮子，IMF的上述决定让这一天的到来向后推迟了。IMF定于在今年年底决定是否将人民币纳入所谓的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该决定的结果，依赖于IMF对人民币“可自由使用”程度的认定。为了推动将人民币纳入这个篮子，中国政府已开展了一系列改革。
教育并不发生在立法机关的会议室里，也不藏身于政客的华丽词藻中，教育只存在于学生和老师的互动中。
全台掀起教育草根革命
《远见》杂志 8月号
有人说，台湾过去20年来，每一个世代都有专属的教改灾难。1994年，台湾启动第一次大规模教改，教育的美好理想倾泻而出，但在各方角力下，最后留下“留校察看”的数据：青年失业率破12％；高达12.8％的15岁学生PISA数学测验不到基础第二级，逊于港日韩；中学会考英、数双峰化严重，“待加强”的比例均超过33％。教育让人愈改愈焦虑，老师与学生却是不变的白老鼠。
然而改革只能由上而下吗？教育并不发生在立法机关的会议室里，也不藏身于政客的华丽词藻中，教育只存在于学生和老师的互动中。这样美好的画面正在台湾第一线教师的教室里开枝散叶，教改隧道的漆黑尽头，终于透出了一丝微光。
7月13-14日，嘉义中正大学的大礼堂飞扬着“偏乡教师暑假教学专业成长研习”的旗帜。6天内即报名额满的1600个座位，依彩虹颜色分区块，仿佛南台湾艳阳辐射出的七彩光晕。当活动发起人、南投县爽文中学主任王政忠被介绍致词时，他转身招呼身旁11位来自各地的各科讲师及36位助教一起上台。
这些老师来自全台不同学校，都是过去几年来自创教学法的一方之霸，自愿分享教学压箱宝，将教室里的游击战串联成横跨城市与偏乡的组织战。有鉴过去教改都在升学制度面打转，笃信“先有教学能量，才有话语重量”的王政忠，决定“先谈教学，再谈教育”，由官方出钱、出力、不出面；教师出人、出专业、出时间。
王政忠在偏乡奋斗17年，他常挂在嘴边的话感动所有人：“1乘以无数次，还是1；但只要多0.1，1.1只要乘七次就大于2，如果每个老师多做0.1的改变，台湾的教育风景绝对不一样！”
透过第一线教师共同激荡创意、具体实践，课程有了无限想象、校园更添创意妙趣，教育现场终于不再只是抄黑板、啃书本、拼考试。教育今天的孩子，就是投资台湾的未来。
台港澳
香港成物联网创业乐土
《金融时报》 2015/08.21
2015年7月31日，科技界饱负盛名的RISE大会首次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吸引了世界各地的参会者。
去年遍访欧洲寻找元件时，德国企业家弗洛里安·西蒙丁格只能找到为数不多的几款足够小的马达，可以装入他为帮助音乐家保持节拍而打造的、用智能手机控制的可穿戴式节拍器中——而且这些马达的振动效果太弱了。
但是，去年11月的一次香港之行却使他能够开始一款产品的研发，因为在地处香港对面、不断扩张的中国内地制造业中心深圳，他很快发现了他所需的一切元件。“在深圳，他们销售用在消费品上的所有类型的马达，而我能找到我所需要的那一款，比手机的震动强6倍，”他在展示其售价99美元的节拍器时表示。
像西蒙丁格一样，越来越多的国际企业家来到香港创办公司，专注于所谓的“物联网”领域，研发可利用最新数字技术的产品，以提升从头戴式耳机到电表等各种日常用品的功能。他们被香港独特的条件所吸引，这里是通往中国内地这个庞大市场和制造业基地的门户，却拥有受到英国影响的法律体系、明确的法规以及较低的税率等优势。
很多城市和国家都在竞相效仿硅谷，而香港在经济面临压力的背景下，格外热衷于提升自身作为科技中心的声誉。由于中国内地的反腐运动以及香港日益升温的紧张气氛使得内地到港游客减少，旅游业和奢侈品零售受到打击。“政府明白，我们不能再继续依赖于金融服务业、零售业以及旅游业了，”香港科技园的行政总裁马锦星称。该科技园是香港政府在本世纪头十年初期，为促进科技产业发展而建设的两个园区之一。
尽管科技园与数码港已经运营了十余年，但是由于缺乏有经验的风险投资家、本土市场较小以及不爱冒险的企业文化，香港科技业一度发展艰难。但投资者称，近一两年来，随着企业家逐渐发现香港在利用全球两大快速发展领域——物联网和金融技术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情况开始发生改变。
新加坡星展银行中国内地与香港科技总监林大卫称，香港作为世界主要金融中心之一的地位，使之成为创办面向亚洲及其他地区、专注于金融技术的企业的理想地点。“众所周知，银行业正在细分，除非我们积极参与到这个生态系统中，否则我们和其他银行很有可能会被甩在后面。”
在金融技术领域，香港初创企业正与新加坡、伦敦等其他竞争对手展开正面交锋。但是投资集团天使谷的联合创始人陈泰杰称，香港在发展物联网技术方面具有很大竞争优势。“对于物联网，我们认为香港比新加坡等其他地区有利得多，因为其毗邻深圳，并具备你可以快速开发原型的便利条件。”
中国创业者毛向辉则称，香港更适合希望在国际上发展的较小型公司。“与内地相比，在香港创办公司要简单得多，知识产权保护也好一些。”（本·布兰德）
两岸学生学习方式大不同
《中时电子报》 2015/08/20
两岸竞赛除在政治、经济领域外，教育也是重要观察指标。许多台湾学者与学生赴大陆交流或求学，观察心得不约而同指出，两岸学生大不同，一边“不够认真”让人忧心；一边“狼性十足”令人吃惊。
海基会8月19日举办2015年台湾学生研习营，会中，不少老台生代表向新生分享经验谈，大陆学生扎实积极的求学方式让他们大为感慨。据上海复旦大学台籍生丁于珍观察，大陆同学常在网络社群发表政策看法、时事分析，积极认真造就的硬底子，而台湾大学生则是发文分享吃喝玩乐；大陆北大、清华的学生上英文课时陆生拼命往前坐，跟老师对答如流，台湾学生则拼命往后坐，总要低头讨论后才敢回应老师。武汉大学台籍生顾秉真在大陆接受高中教育，直言大陆老师“是逼着你学”，再加上企图心、目的性强的陆生“狼性十足，每天都在充实自己”。她说，面对大陆这么多强者，需有心理准备。
中联办指电话骗案由台湾人引入大陆
法广网 2015/08/19
日前在香港发生的多宗骗案，骗徒大多自称是中联办官员，佯称受大陆执法当局的委托而致电受害人。中联办警务联络部副处长吴国镇承认，7月其中有3天，有逾1万个香港市民曾向中联办查询有关事宜。
吴国镇出席一个香港电台节目时表示，香港电话骗案增加主要因为大陆近年严厉打击电话诈骗，骗徒于是转移市场。电话骗案是由台湾人在十多年前引入大陆，骗徒以欺骗手段甚至禁锢身在东南亚国家的大陆人，打出诈骗电话，又在内地雇用不明真相的人开设银行户口。他披露，大陆当局之前曾采取两次行动，拘捕超过1000人，台湾人和大陆人各占一半。警方称，电话骗案近期急增，今年至 8月13日有417人受骗，被骗金额逾2亿元，当中22%受害人为家庭主妇，学生亦占17%。警方还发现逾70%受害人在早上收到骗徒电话，估计与早上年轻人上班，家里大多只有长者及家庭主妇，骗徒认为较易成功有关。
中国观察
中间层和中国的政策执行困境
《联合早报》，节选 2015/08/18
今天的中间层要比任何时候都重要。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把集中起来的权力尽快交给具有改革精神的中间层，如何在继续推进反腐败的同时，把腐败和改革试错区分开来。
中共十八大之后的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所通过的改革决议，可以说是对中国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的顶层改革设计。不过，有了顶层设计不代表政策就能顺利转化成为现实，执行才是关键。政策如果不能执行下去，或者在执行过程中出现了大问题，就会导致不可预计的后果，不但不能推进改革，也有可能导致改革的倒退，甚至出现颠覆性的错误。如何把顶层设计的改革执行下去，正是今天中国所面临的巨大挑战。
刚刚过去的股灾，从不同层面展示了中国的政策执行会遇到什么样的严重问题。三中全会决定推进以市场化为导向的经济改革。经济改革可以从各个方面推进，但现实上很难全面推进，需要找到有效的突破口。金融自由化可以说是这样一个突破口。今天，无论在国际还是国内发展的需要来看，中国迫切需要推进金融自由化。
在中国，任何顶层设计都会是一个政策概念，并且是表达改革和发展的方向性的东西，不可能要求顶层设计完整的制度体系。即使设计了，也会出现很多问题，因为顶层很难有足够的信息和经验来这样做。这就需要中间层次做大量的工作，把顶层政策理念转变成一系列政策和制度，才能到达微观层面的运作。
现在看来，顶层设计向下延伸不足，没有回答“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市场化改革”这个问题。这里面包含一种错误认知，即市场化就是政府不干预经济。就股票市场来说，就是简单放低企业和股民进入市场的门槛。其实市场化并不是说政府不需要在经济生活中扮演一个重要角色，而是政府角色的转型，就是从以往的直接干预经济，转型到规制型政府，对经济活动提供有效的规制。
如今在微观层面的确是有制度设计的，但问题是过于微观，并且照搬其他国家的做法，诸多微观层面的制度设计根本没有考量到中国社会的特性和来自外部的可能影响。这两方面的问题在这次股灾中表现得相当显著。首先，股票市场的设计没有考量到中国股民好赌博的民性。其次，就外部因素来说，制度设计没有充分考量到在全球化状态下，金融市场的运作必然要受到外面的巨大影响。
如今中国一些领域的经济改革不仅达不到原来设想的目标，反而逐渐走向反面。例如，金融自由化的目标本来是为了鼓励实体经济的发展，但因为缺乏有效的监管制度，金融经济很快演变成金融投机，大量的钱不仅没有走向实体经济，反而从实体经济领域吸引了大量的资金来投机，对实体经济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
另一个例子是近来流行的互联网+政策。互联网+的政策意在产业升级，但现在的互联网商业活动对传统商业活动有两种影响。第一，商业活动从分散到集中，是商业活动的转移而非升级，即从以前分散的活动转向集中在几家互联网公司。说它是转移而非升级，因为互联网商业并没有多少的技术成分。第二，商业活动的向下竞争，而不是向上竞争。因为监管不严等原因，互联网商业充斥着假冒伪劣产品，这对那些真正致力于技术升级的企业产生负面影响。这说明，如果没有中层配合，理想的顶层设计会走向反面。今天中国的问题就是中层不作为，使得顶层的政策理念不能有效转化成为切实可行的政策和制度，把理念转化为现实。这个背后有很多客观因素。和过去相比，今天的中国需要一种集权式的改革。高度分散的改革模式已经过去，因为分散性改革所产生的诸多利益到今天俨然成为既得利益，要克服它们对改革的阻力就需要集权。再者，反腐在客观上促成很多中层干部不敢作为。这倒不是因为这些人有腐败行为，而是因为反腐运动需要把反腐败和改革试错区分开来，否则，谁也不敢试错创新。
集权改革和反腐败都是深化改革所需，中间层受到制约可以理解。但这并不是说中间层不重要了。恰恰相反，在顶层设计到位的情况下，今天的中间层要比任何时候都重要。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把集中起来的权力尽快交给具有改革精神的中间层，如何在继续推进反腐败的同时，把腐败和改革试错区分开来。（郑永年）
中国下调汇率非引发“货币战争”
《每日电讯报》 2015/08/14
在中国央行连续两天意外地把人民币汇率下调之后，市场投资者及政策制定者仍对此举究竟是一个市场导向的举动还是为了改善中国经济竞争力感到困惑。
前英国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成员桑坦斯认为，把中国调低汇率形容为重新挑起“货币战争”是误导的说法。中国政府此次决定调低人民币汇率主要出于以下考虑：
首先，人民币的官方汇率目前只与美元挂钩，而美元过去几年来兑其他货币升值不少，使人民币也随之升值，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的统计数字，人民币的实质汇率自2010年以来上升了30%，损害了中国经济的对外竞争力；此外，中国经济放缓，中国有需要通过让货币汇率贬值来避免出现经济“硬着陆”的风险；最后，中国调整人民币汇率反映了其希望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长远计划。而要达到这一点，就要使汇率水平由市场来决定，而不是由官员操纵。
过去中国央行积极干预货币市场，但最新的调整希望其更反映市场情况。出于以上种种原因，中国很有可能在未来数周或数个月内继续下调人民币汇率，但桑坦斯认为，只要有关的下调是在有序的情况下进行，就不会对英国及其他欧洲国家的经济造成负面影响。
虽然中国此次举动被视为是挑起“货币战争”显然言过其实，但中国官方过去的行为却被一些人当做口实。长期以来，人民币与美元挂钩而且其浮动范围受到严格控制，难免会使人认为，中国是在为了其商业利益操纵汇率，而中国央行下调人民币汇率的时机，也正好是人民币需要疲弱的时候。
中国央行的最新举动不应招致不公平的指控，也不应引发报复。而中国在迈向浮动汇率上做得越多，这样的指控就会越来越弱。而且央行有关举动的方向是正确的，应该根据基本原则而不是短期的务实措施继续做下去。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实体，中国只把人民币与美元挂钩是“不切实际的”，而中国面对的挑战是如何建立一个更有持续性而且灵活的汇率政策，让人民币的汇率能随着经济及金融环境的变化，自由地与其他货币浮动。
人民币贬值扰动非洲经济
《华尔街日报》，节选 2015/08/18
人民币意外贬值的冲击波也扰动了非洲经济体，不仅引发当地货币暴跌，还催生了一种担忧，即作为非洲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可能渐渐失去从石油到酒类等各种商品的进口兴趣。8月11日，中国出人意料引导人民币贬值了2%。而南非兰特也触及14年低点，自8月10日以来下跌了2%，今年迄今为止的累计跌幅为12%。其他与中国关系密切之国家的货币（如安哥拉宽扎、赞比亚克瓦查等）也大幅走低。
非洲开发银行在6月公布，2013年非洲与中国的贸易额达到2110亿美元，比非洲与美国的贸易额高出一倍多。相比之下，15年前，美国与非洲的贸易额比中国与非洲的贸易额高出两倍。如今，人民币贬值令一些非洲国家的财政部门和政府官员忧心忡忡，担心中国的购买力将会下降，害怕这个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放缓程度超过官方数据所揭示的水平。
渣打银行研究非洲问题的首席经济学家卡恩说，人民币贬值正值非洲许多经济体处境艰难之际，由于油价下跌和美元走高，这些非洲国家也遭遇震荡，导致今年该地区许多货币都走低。出口面较窄的非洲国家会尤其处于不利地位。
安哥拉正面临外汇短缺问题，因为油价的持续下跌以及中国需求的萎靡使得安哥拉原油出口收入减少，而其几乎所有出口收益及公共收入都来自原油出口。在赞比亚，铜矿正在进行裁员或者停止作业，中国需求疲软使得全球铜价维持在六年低位附近，再加上赞比亚的电力短缺问题，使得生产成本过高而难以为继。南非的黄金、酒及其他商品生产商们也表示，中国需求下滑意味着南非经济要摆脱持续四年之久的滑坡局面的可能性下降。南非财政部预计今年国内经济仅增长1.9%。
当然，人民币贬值也令一些非洲国家受益，这些国家进口中国商品和服务的成本将降低。包括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和莫桑比克在内的东非国家近些年出现大规模贸易逆差，因为这些国家拿出大量资金进口中国制造的推土机和电力线来修路和建设电力网络。有经济学家称，人民币贬值给多元化发展的肯尼亚经济带来的好处最多。中国是肯尼亚第二大进口来源地，压路机等中国制造的重型机械的买家称，他们正在考虑以人民币代替美元进行支付。
肯尼亚主要零售商Nakumatt Holdings董事总经理沙阿称，人民币贬值对这些东非国家产生积极影响，在美元坚挺的背景下，人民币贬值给从中国进口商品的非洲商人带来喘息的机会。到10月，东非市场的零售商和消费者将感受到人民币贬值带来的潜在好处。
中国进入创业大爆炸时代 创业军团势不可挡
《朝鲜日报》 2015/08/19
2015年5月7日，北京中关村3W咖啡馆内，心怀创业梦的青年们。
中国深圳的刘清（音，29岁）是从腾讯走出来的青年创业者。去年是刘清入职6年，但他选择了离职，创办了将健身中心和顾客连接在一起的手机App企业“好健”。刘清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和我同期进入腾讯的有86人，其中70人出来自己创办了公司或者正在准备创业。如今智能手机、移动产业急速膨胀，创业机会错过的话很难再来。”中国去年诞生的新企业数量多达365万个，平均每天10000个。
不仅是在中国，在日本等世界其他国家，为了恢复冷却的经济，创业之火正在熊熊燃烧。正在高速生长的中国如此，对尝试新鲜事物饱和的日本也是如此，就连被看做“革新不毛之地”的欧洲也是如此。
中国最近迎来了“创业大爆炸”时代，不仅停留在廉价劳动力大国的层面，大学理工科培养出的高学历技术人才每年多达300万名以上。这些人才在制造业领域累积数年工程师的工作经验，之后开始自主创业。引领中国经济增长的“3亿农民工”的力量现在进化为“创业红军”。根据中国国务院的统计，去年新增企业数量达365万个，创业者人数达291万名；韩国的中小企业总数为300万个左右。
世界各大创业支援专门企业也纷纷进军中国。美国圣佛朗西斯科的 HAX今年将总部迁至深圳。创办者兼CEO表示：“深圳是硬件创业者们的天堂。有很多高水准的工程师，工厂和物流体系发达，投资基础设施也是世界最高水准。”
在中国新生企业中，在2-3年积累竞争力，动摇现有产业的企业也不少见。2013年创立于深圳的智能手机企业一加7月28日公开的新产品“一加2”被IT专家们评价为目前上市的智能机中“硬件性能最高的产品”。这款手机的价格为329美元，还不到三星、苹果产品价格的一半。一加已经开始销售进军美国、英国和印度市场的产品。
一加CEO刘作虎曾就职于智能手机企业VIVO，后离职创业。记者在深圳一加本部见到了刘作虎，他在采访中表示：“在中国开发经历超过10年的工程师有数百万人。这些人为了创造第二、第三个小米和阿里巴巴怀抱创业梦想。”此外，在新兴产业无人机领域排名世界第一的企业也是中国企业——2006年创立的DJI。该企业凭借组装简易、价格仅为市场同类产品十分之一的普及型无人机Phantom成为世界第一。（郑喆焕）
中国足协真能“单飞”吗？
BBC 2015/08/17
中国政府决定不再插手足球运动，让中国足球协会脱离体育总局独立运行，希望以此振兴中国足球事业。足协脱离政府而“单飞”，这是官方8月17日宣布的《中国足球协会调整改革方案》中最引人注目的改革措施。
与中国一些著名运动员脱离政府的管理去“单飞”一样，中国足协也要“去行政化”。“脱钩”措施宣布后，在中国股市上与足球相关的板块都开始上涨。有网友在微博上评论说，这应该预示着中国足球春天的到来。但是，中国资深足球媒体人、网易门户副总监颜强认为，没必要对这个举动太过兴奋。他表示，这是一个常规动作，所有安排和规划在3月宣布的改革方案中就已经呈现，“只是按照计划执行的一个步骤而已”。
中国足协与体育总局脱钩后将以公益社团组织身份独立运行，在内部机构设置、工作计划制定、财务和薪酬管理、人事管理、国际专业交流等方面拥有自主权。中国足协还将担负中国足球领域的管理工作，体育总局将不再具体参与足球业务工作。颜强认为，这些事情早就应该做了。“我们做了10年前就应该做的事情，只是现在的压力和高层关注使这件事有了更好推动的环境和时机。”
那么，足协去行政化的举措到底有多大意义呢？中国足协真能像前网球名将李娜那样“单飞”吗？颜强说，我们看到只是组织形式发生变化，还没有看到实质上的变化，比如中国足协未来高层的管理人员如何组成，扮演怎样的角色，与体育总局和政府的关系如何理顺。“因为这样一个脱钩就认为中国足协已经独立和自由，那是天方夜谭。只能说这是在组织结构上走出的健康的一小步。”中国足协一直由国家体育总局领导，因此有中国足协和足球管理中心两个牌子，但是里面的人都是“一套人马”。颜强认为，“脱钩”措施至少能消除“两块牌子、一套人马”的现象，但是并不能解决足坛腐败问题。“是不是由此就能让这个管理机构变得更干净，我觉得两者没有直接的关联。”
但他指出，能体现出来的好处是，对外如何处理关系，比如与国际足联的关系，这肯定是有了一个明确的归属。因为国际足联的章程规定，一个国家在国际足联的代表是民间选举完成的非政府组织。在国家队管理上，能回避一些行政指令的干扰。
进击的中国电影市场
《日本经济新闻》 2015/08/19
“啊，你还没看呢？特别好看！”在辽宁省大连市的一家咖啡馆内，23岁的公司职员徐凡正在和朋友聊天，每次的必聊话题就是最近新上映的电影。根据电影调查公司艺恩咨询的统计，2015年1-6月中国的电影票房总收入为32.6亿美元，同比增加49%。虽仍不及世界最大电影市场北美的55.5亿美元，但春节所在的2月单月的票房收入首次超过北美，其差距在不断缩小。有人预测在不远的将来中国将成为全球第一的电影市场。
而支撑起电影市场的除了像小徐这样的年轻人，还有有孩子的家庭。28岁的孙博拥有一个3口之家，周末一家人经常去大型购物中心，购物吃饭后顺便在影院里看个动画片，消磨时间。
截至2015年6月末，中国共有2.7万块大荧幕，半年间增加了350块。其中贡献最大的要数开设“万达广场”的大连万达集团。6月，万达斥资22亿元从电影院运营公司收购了15家电影院。据万达内部人员透露，7月将再投入6亿-10亿元。
万达旗下的万达院线是目前中国最大的电影院运营公司，共拥有187家电影院。反腐运动导致大额消费陷入低迷，商铺过剩，商场之间的竞争日益激化。万达通过在自家的商场内设置聚客能力较高的电影院，将万达广场打造成复合型商业设施，凸显了与其他购物中心的不同。第二大院线公司北京星美集团也将在今后3年内新开120家影院，共达到200家，大荧幕数增至1000块以上。以地方城市为中心，中国的电影院数量将进一步增加。
好莱坞电影为中国电影市场的繁荣贡献了丰富的内容。纵观今年上半年的热门电影，创下最高票房纪录的《速度与激情7》等排名前三的电影均为好莱坞电影。仅2014年，中国上映了约600部国产电影，但外国影片却设定了每年引进34部的上限。即便如此，上半年的外国电影还是占到票房收入整体的53.3%。同时，由于中美联合制作的电影不属于外国电影，因此越来越多的外国电影利用这条规定“抄近道”。
华谊兄弟与美国STX娱乐在2015年3月签订了合作协议。双方决定在2016年春季之前合拍恐怖电影及动作电影，并在海外发行。双方计划在2017年之前合拍18部电影。
2015年下半年即将上映《碟中谍5》及《小黄人大眼萌》两部人气美国系列电影的最新作品。虽然股价下跌、经济减速给中国消费市场投下阴影，但是对于几十元票价、男女老少皆宜的中国电影市场来说，或许不会造成太大的影响。（原岛大介）
环境&科技
中国碳排放数值被错估
BBC 2015/08/20
过去15年，中国致力推动经济增长之际，燃煤发电也同时急速扩张。如今，中国平均每周建设电站的数目达1.5座。这个扩张速率虽然正在放缓，但中国对煤炭的依赖促使其二氧化碳排放自2007年以来一直居世界之首。
日前，一支跨国团队对中国碳排放的确切规模提出了质疑。此前，那些尝试准确推算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国际组织利用能源消费数据建立了“排放系数”，以此计算出每定量能源消耗所会产生的碳排放量。由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提供的系数通常建立于某国估计采用哪种燃煤的基础上，继而算出平均值。这让国与国之间的比较得以进行。
最新的调查研究了中国超过4000座煤矿以及602个煤炭样本检测的实际碳元素含量，得出新的排放系数，发现其数值平均比IPCC等所使用的基准值低40%。论文第一作者、哈佛大学的博士刘竹说：“对于大多数发达国家而言，燃煤都先被彻底洗净，但中国没洗得那么彻底。因此，那些煤炭的含灰量较高，而这意味着碳含量较少。要是用等量的碳来换算，就得出较低的碳排放。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得出了比之前要低的估算值。”
这群科学家表示，中国所使用的劣质棕煤数量比之前所估计的要高，因其碳含量比较优质的沥青煤（烟煤）为低，导致碳排放数据被扭曲。他们发现中国在2000至2013年之间的碳排放量比之前所估算的要低了将近3千兆吨，是该段期间任何一年的全球总量的10%。刘竹说：“中国的碳排放量占全球总量的三分之一，因此这些发现在全球范围来讲有显著影响。要是把中国的排放量减少15%，全球总量就会减少5%。而IPCC的排放系数得予以修正，而且是全球范围的修正。”
但也有学者不同意这项调查的观点。他们认为这项研究虽然提高了中国数据的准确性，但不会对整体的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带来任何改变。爱丁堡大学的雷伊教授认为：“中国的排放量也许比我们以为的要低，但我们知道大气中有多少二氧化碳，而这个量全球是有监测的。这项研究对大气里（二氧化碳）总量毫无影响，只能说明中国碳排放量的计算方法得到了改善。”
无论全球大局如何，对于那些燃煤成分并不明确的国家而言，这项研究成果还是有相当大的意义。论文另一作者、英国东安格利亚大学教授关大博说：“中国是世界燃煤大国之一，而像印度、印尼和南非这些国家也缺乏一套稳健的体系来搜集数据并加以核实。”这项研究已在美国《自然》杂志上发表。
（Matt McGrath）
气候变化导致天山冰川融化加速
法新社 2015/08/19
最新研究发现，自上世纪60年代初以来，中亚地区山脉冰川的融化速度，比全球高山冰川的平均融化速度快了三倍，体积流失量达27%。权威科学刊物《自然·地球科学》8月17日发布了有关天山冰川融化情况的研究。天山冰川是中亚多国，包括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及中国西北部地区重要的水源。该研究指出，上世纪60年代以来，中亚地区山脉冰川快速融化，速度高于全球高山冰川融化平均速度4倍，因气候变化气温上升将导致天山的冰川面积在2050年时减少一半。
天山自60年代以来每年平均减少54亿吨冰层，期间减少的冰川覆盖面积共约3000平方公里。70年代至80年代间，天山冰川的融化速度大大加快。根据气候模式估计，未来几十年内，天山山脉的夏天气温将升高，冰川融化速度会因此加快。参与此项研究的德国地球科学研究中心研究人员德特曼说：“高山冰川其实是巨大的储水库，具有在旱涝不同年份调节供水平衡的重要作用。冬季常年累月积累的高山冰层在夏季融化，提供水源。”
研究指出，2021年至2050年间，夏季气候如果升温2摄氏度，很可能意味着到本世纪中叶，天山冰川体积将减少一半。首席研究员法里诺提说：“该区域的冬季通常非常干燥，而天山海拔又那么高，冰川所获得的降雪多在夏天。这意味着气温升高不仅会加速冰川融化，同时也会使冰川补给减少。”
此前的研究显示，全球逾10亿人口的饮用水过半来自积雪和冰川的季节性融化，这些人口主要分布在亚洲和南美洲地区。在依赖雪水的干旱地带如中亚部分地区，冰川的作用尤为重要。《自然·地球科学》表示：“鉴于当地人口不断增长，再加上气候变化预期导致的冰川面积持续缩减，情况显得更加令人担忧。”
冰川虽为重要水源，人类对其动力过程的了解却知之甚少。有关冰川的历史数据非常少有，以致难以更精准地预测未来的水源供应。研究人员解释说，至今采用现代卫星方式而对冰川体积流失量所作的估算，最早仅能追溯至2000年，至于更早期的冰河学观察报告，只是以少数几个个别冰川为研究对象。
阅 读
鲍勃·迪伦插电背后的故事
《纽约时报》，节选 2015/08/13
50年前的一个晚上，鲍勃·迪伦用响亮的电子噪音侵袭了新港民谣节，那里本是从未遭到玷污的圣所。1965年迪伦在新港的战斗已经众所周知，它的影响被一再阐释，甚至有些令人作呕。所以为这座古怪的纪念碑再来写一本书，老实说似乎没有必要。
但《迪伦插电了！》却令人惊喜。这本精彩有趣的音乐学与文化史著作由以利亚· 沃尔德带来，他非常擅长解析自己笔下的事件，也完全不顾传统的理解。就连前言中也有不少惊人内容，表明这本书绝对是从新的角度去阐述这个老故事。大多数关于新港的神话都说，迪伦当时演唱的那些非民谣的新歌，比如《麦琪的农场》、《像一块滚石》和《一切都结束了，蓝宝贝》带来了耳目一新的远景，但如果事实并非如此，如果迪伦的行为只是向唯我主义和自我中心的倒退，那又会怎么样呢？
“在大多数说法中，迪伦象征着年轻与未来，那些对他起哄的人象征着正在消亡的过去，”沃尔德写道：“但在另一个版本里，观众们才象征着年轻与希望，迪伦只是把自己封闭在电子噪音构成的墙壁之后，闭锁在财富与权力的城堡之中。”那个成为60年代精神象征的鲍勃·迪伦，其实有些部分是一种错觉。一场摩托车祸之后，他就隐居在伍德斯托克，1968年还曾问一个老朋友，“你怎么知道我不支持战争？”
迪伦在1963年像一尊新的神一样降临新港，两年后又把这里变成党派之争的愤怒战场，沃尔德知道，要写好新港音乐节的迪伦，也需要以同样的努力去思考民间艺术家皮特·西格，思考他一手缔造的民谣运动、民谣运动所滋养的理想、民谣转向商业的过程中又是如何偏离了这些理想，乃至“新港对于他来说意味着什么，当扩音器攫取权力的时候，光线是如何一点点熄灭下去”。
沃尔德尽了最大努力避免过度简单化，但他也同样擅长创造简化，并对之进行分析。西格被描述为试图利用民谣音乐来完成民主理念，让人们在乐观主义精神下一起工作；而迪伦则被视为一个孤独者，一个只走自己道路的愤世嫉俗者。但沃尔德指出，这些刻板印象中存在巨大的缺陷，更大的真相是，新港吸引了一群理想主义的年轻听众，商业化民谣传递的狂热信息可以激励他们，也可以把他们碾碎。
就算你是刚刚入门，还需要一些最基本的东西才能对这个话题感兴趣，沃尔德也为你精心选择了相关素材。从这本书里，你可以了解到迪伦1965年那场具有重大意义的演出时间安排有多么糟糕，在他后面登场的是一个名叫“艾米表妹”的女人，她在脸颊上拍出《稻草中的火鸡》的旋律。但沃尔德的思维非常机敏，他把这桩早已僵化的事件当做活生生的历史对待，令这本书无比精彩。他认为迪伦这场35分钟的新港演出毁坏了西格的声誉，摧毁了西格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民谣运动。“迪伦代表未来，这不是新闻，”他写道，“真正的新闻是，西格已成为过去。”
中国人谈为何喜欢日本
《朝日新闻》 2015/08/17
手里那台小小的相机看起来仿佛在发光一样——赵海成15岁时，一个大自己3岁的日本朋友借给了自己一台相机。相机又轻、性能又好，当时的赵海成很想去生产这台相机的国家看看。
如今，赵海成带着笔和相机往来于日本和中国已是家常便饭。他采访了33名曾经在日本居住过的中国人，并整理成《即便如此，我们也喜欢日本的理由》一书。书中介绍了和日本人结婚后经营着一家保育园的成功女性，还有表示自己从日本人那里学到了内心丰富的男性画家等亲身经历和感受。此书是两年前出版的《我们为何留在中国》的姊妹篇。这两本书都是在日本媒体高声谴责中国时，披露了普通日本人、普通中国人的心里话。
赵海成曾在北京学过日语，后来去海关工作，后来于1985年赴日留学，就读于日本大学艺术学部。赵海成周围的日本人非常亲切，房东曾在他放假回国时送给他一个计算器，让他回国送给朋友。这与从小母亲告诉他日本人“野蛮”的形象大相径庭。三年后，赵海成在东京参与创办了面向中国人出版的月刊报纸《留学生新闻》，其后，他还任职于播放中国相关节目的电视台。现在则是一名自由撰稿人，主要参与纪录片的制作。通过自己的经历看现在的两国关系，赵海成感到很心急。他认为，这是因为两国间存在不少的误会。“我希望日本人知道也有中国人是喜爱日本的。只要能够增进相互间的理解，两国的未来应该是光明的。”
军 事
全球空军力量发展速度不减
俄罗斯《军工信使》 2015/08/19
MQ-9“死神”无人机
据“环球飞行”网站称，全球各国空军现拥有飞机和直升机51685架（无人机不计算在内）。就飞机和直升机数量而言，排在第一位的是美国空军，共拥有13902架，约占全球军用飞机和直升机总数的27%。紧随其后的俄罗斯拥有3429架，约占全球总数7%。第三名是中国，共2860架，占全球总数的6%。
在美国及欧洲国家切实收缩了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军事行动规模之后，它们中部分国家发展空军的积极性从2014年底开始有所下滑。但不久前在中东发生的事件表明，结束与塔利班的斗争并不意味着美国和欧洲对该地区局势彻底撒手不管。来自“伊斯兰国”（IS）的新威胁迫使美国及其盟友继续投身地区冲突。
2014年9月底，华盛顿倡议发动了针对伊拉克境内IS的空袭，以便削弱该组织的军事力量并消灭其领导人。澳大利亚、比利时、加拿大、丹麦、法国、荷兰、英国的空军参与了此次行动。
针对IS的空中打击使美国第一次有机会在叙利亚动用第五代战机F-22“猛禽”。澳大利亚空军派出了波音公司制造的F/A-18F“超级大黄蜂”战机。为其提供保障的是空中客车公司生产的A330/KC-30A加油机和E-7A“楔尾”预警机，这两种飞机均是首次投入实战。澳大利亚借此在远离本土的境外测试了本国空军装备的性能。
打击IS的行动为英国提供测试MQ-9“死神”无人机的机会。这种无人机已经在英国空军第13和第39航空中队列装。与此同时，俄罗斯空军也继续增强实力。俄国防部透露，空军处于良好战备状态的武器装备在今年年底前将达到80%，这在历史上是第一次。但俄空军的飞行事故也越来越频繁，仅在6月1日至8月5日期间，俄军就毁掉了7架飞机。
就飞机和直升机数量排行而言，美国依然延续了之前的霸主地位。中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已经位列第三，且数量逐渐向俄罗斯靠近。印度与中国的数量差距还不小。值得关注的是，埃及、土耳其和朝鲜也跻身前十名之列。而西欧国家中，跻身前十名的只有法国。前十名中有四个国家都位于亚太地区，这也表明该地区紧张程度在上升。
美军三大优势遭遇中国挑战
日本外交学者网站，节选 2015/08/20
8月19日，美国国防部导弹防御局前局长奥贝林在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发表的演讲中说，二战结束后，美军的优势构筑在三大基础之上，即高人一等的战略情报、监视与侦察（ISR）能力，全球力量投送能力以及全方位压倒性的科技优势。但是现在，中国在这三个美国力量的重要基础领域都发起了挑战。
奥贝林一一剖析了中国对这三个基础领域的威胁。首先，中国在2007年已经通过反卫星导弹试验，展示了摧毁近地轨道卫星的能力，并且今年早些时候又进行了一次这样的试验。他说，北京还在研发打击更高轨道目标的能力，以便将“我们（美国）几乎所有的太空资产”一网打尽。更令人担忧的是，美国严重依赖太空能力，但在保护重要通信线路方面却“不像重视”海陆空“那样重视太空”。
对于第二个基础——全球力量投送，奥贝林说，中国正在挑战作为美国关键威慑力量、必要时甚至可以在敌方领土上发起打击的航母战斗群。例如，北京研制的东风-21导弹，这是一种中程反舰弹道导弹，针对美国航母战斗群的“目的十分明确”。他警告说：“这是一种令人生畏的导弹，体现了非常先进的技术。”
接着，奥贝林谈到了第三个基础——科技优势，据他观察，中国显然不满足于在科技方面已取得的进步，正在努力赶超美国。奥贝林指出，今年早些时候，中国证实该国已进行了4次WU-14高超音速载具的测试并取得了成功，最近一次是在今年6月。WU-14高超音速载具的速度能够达到音速的10倍。
奥贝林说，要应对中国的这种威胁，美国应当强力推进三个方面的能力，夯实军事力量基础。首先，华盛顿应当对导弹防御力量研究与部署的指导方针做出重大修订。不要仅仅注重“爱国者”、末段高空区域防御系统以及“宙斯盾”等单个装备，而在“整体架构”方面进行更多思考。他说，这种整体性方针需要分为几个步骤实施，最基础层面需要对既有力量进行整合，让探测设备、通信与指挥控制发挥出更大威力。此外，还需要将导弹防御力量与进攻力量加以整合——这意味着新的理念、战术、技术、程序、训练以及提高与盟友的协作配合水平，让它们的优势也能有效发挥。
其次，美国应当为科学技术项目、导弹防御局以及国家实验室的前沿研究重新注入活力。另外，华盛顿应大幅增加对下一代力量的投入，比如先进的杀伤载具、定向能武器和太空力量。
最后，奥贝林说，华盛顿必须正视太空的本质——这是美国必须准备好作战并赢得战争的一个领域。
□ 编辑 漆菲 □ 美编 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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