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发展与环保困境
如果我们相信专业人士的科普，PX无疑是被大众偏见妖魔化的符号，但大众的偏见，并非大众拒绝相信专业权威的意见，而是一些地方政府官员傲慢的产物。
特约撰稿员／曾鼎
宁波反PX风潮正酝酿时，一位石油化工专业人员在网上道理说尽，只好用争论对手能听懂的逻辑总结PX：“世界最大PX出口国是日本和韩国，最大进口国是中国。抵制国产PX项目就等于支持日本军国主义，就等于帮日军的飞机坦克加了油；就等于支持了韩国海警，就等于帮他们巡逻艇加了油、制造了橡皮子弹。”
中国市场对PX的巨大渴求，PX项目巨大的利润空间，以及对地方经济的拉动效用，是各地争上PX项目的根本动力。
巨大的市场蛋糕
PX的市场需求极其庞大，源自它本身的功能属性。PX最显著的用途无疑是做PTA（精对苯二甲酸），而PTA最大的产品是PET（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酯，简称“聚酯”），聚酯与现代生活称得上密不可分。
对纺织品出口排名全球第一的中国，PX生产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服装面料70％是化纤，而化纤终究又是以PX为原料生产的PET。不过，尽管中国PX产业近年呈现井喷式增长，仍凸显出巨大的需求缺口。2011年，中国PX的进口依存度依旧高达44%，PX定价权仍掌握在日、韩炼油企业手中。
2005年，中国PX的产能仅为269万吨。2010年，中国PX产能达到825万吨，并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PX生产和消费国。中国PX产能彼时占到全球24%，消费量占全球32%。
化工产品依赖于最基础的原料——石油，而中国50%多的石油依靠进口，所以PTA在前几年一直发展缓慢，供求缺口比较大。正是出于这一现状的考虑，原来主要由国家控制的PTA市场逐渐放开，国家发改委的文件表明，2002年修订《中国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时，就已将PTA由外商限制类改为鼓励类。
在层出不穷的环境群体性事件中，最富中国特色的无疑是公众环保诉求之外的“搭便车”现象。
目前，国内PX企业数量上虽然还是以中石油和中石化为主，但民营企业的PX产能已占到总产能的30%。而从国内现有的PTA产能来看，国内PX无法满足如此庞大的需求，PX的进口依存度随着PTA新产能的增加而不断攀升。
PX产业利润空间大，投资回报率高，民营企业必然愿意涉足。而上马的PX生产规模越大，项目的经济效益就越好。一项研究指出，从世界PX技术发展趋势看，PX生产的经济规模现应当在年产45万吨以上。
投资巨大的PX项目，对于地方政府而言，无疑是一块巨大的蛋糕。对于2007年的厦门，PX项目总投资额108亿元，预测能拉动GDP 800亿元。对于2012年的宁波，原本总投资高达558亿元的项目投产后，也有望给宁波带来千亿的年产值。
为什么不相信政府
就PX项目生产的安全性而言，近些年中国飞速扩张的PX产能，直接使用发达国家最新工艺设备，整体技术水平甚至居世界领先地位。
但各地争先上马PX项目，却直接撞上民意高墙。除厦门、大连外，成都、南京、青岛也发生规模不等的社会抗议，到今天的宁波，这种排斥似乎呈现出常态化之势。然而，大众呈现的这种选择性对抗，其实并非对PX“根深蒂固”的偏见，而是对政府在环保作为上长期积聚不信任的产物。
政府在环保方面表现出的不积极，近期的《环境保护法》修订即为典型。2012年9月，在修订20多年后，业界呼吁已久的《环境保护法修正案（草案）》终于破茧。令人遗憾的是，20年磨一法，迎来的却是失望远盖过期待。
学者普遍反映，新的《环保法》草案在公众参与方向，几乎未做改观。民间呼吁多年的“明确公众环境权”、“明确环境公益诉讼主体”等公众参与内容，均未能列入草案。没有规定环境权，参与环境保护、提起公益诉讼、监督企业和政府、提出损害赔偿等也就没有基本依据。
公益诉讼主体未明确，则使解决环境纠纷寻求司法渠道的可能，依然大大受限。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王灿发对此直言自己的失望：“此次修法对预防环境群体性事件没有任何意义。”
地方官员漠视公众对环境的知情权，也多有前科。环评是项目上马过程中评估环境后果的关键环节，也是法定的公众参与渠道。但环评环节屡次出现环评信息公示效果差、环评简本披露信息有限等问题，环评全本“千呼万唤不出来”成为中国独有特色。
从环境信息到决策过程，公开透明度的欠缺，使政府无法取信于民。令人颇为无奈的是，环评环节的公众参与已算是在听取公众意见方面做得最多的制度，中国其他各项行政管理，恶劣程度多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即使法律法规有据可循，实际执行中公众亦非能高枕无忧。在政府一手主导企业项目的情况下，此前的PX项目曾屡次遭受立项程序上的种种质疑。在大连PX项目中，据福佳官网所述，该项目从2007年10月土建施工起，历时22个月，顺利“生产出合格产品”。然而，从2010年11月环保部网站公布的环保验收来看，早在获批试生产前近10个月、国家公示环保验收结果前近17个月，福佳大化就已正式投产。类似情况，还有PX行业内公认的最大的违规——青岛丽东化工，这个年产70万吨的PX装置2006年就已投产，但并未获国家发改委批准。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夏青曾对此评价称，对一些建后再批的项目，有的是开了审核会没有下批文、有的是部门间有想法还在沟通，不只是环保部门一家负责。但这么大的项目没理由不给公众一个说法。
地方官员在环境群体性事件中表现出的粗暴与傲慢，亦体现得淋漓尽致。从大连PX、什邡钼铜，到启东排海工程、镇海PX事件，事发时，相关消息都会遭遇不同程度的封锁。在微博、论坛，搜索事件相关核心字眼，比如争议项目名称、事发地，往往会发现这类关键词已居屏蔽之列。
从社会心理学角度看，地方政府拼命封锁消息，无疑是在告诉居民，政府与厂家必有不可告人的秘密。但这几乎成为地方政府遭遇环保群体性事件时必然祭出的手段。
在2012年7月的什邡事件中，什邡市政府当局派出大量警察、武警、特警官兵前来维稳，引起严重的警民冲突，造成近年来环境群体性事件中罕见的对立。而就在镇海PX事件中，宁波市市内民众甚至一度无法在微博上传图，图片只能通过异地上传。
中国特色的环保维权
在层出不穷的环境群体性事件中，最富中国特色的无疑是公众环保诉求之外的“搭便车”现象。围绕一个上马项目的环境污染或风险，专业知识始终是支持者与反对方的核心竞争资源：上马项目对邻近居民的危害到底有多大？怎样才能确保民众不至于受到健康或其他利益上的损害？这一点，国内与国外环保运动并无差异。
然而，中国街头抗争式环保维权的特点是，居民们的行动目标最初往往是“反技术因素”，之后转变成“反官商勾结”、“反专家政治”等多类情绪并存的局面，但这些议题最终又不会成为抗议所指向的行动目标。
在发达国家的环保运动中，抗议的目标往往会从设施的兴建开始，慢慢过渡到包含环保政治等多个议题。在多议题行动中，只有多议题都得到回应之后抗议才会停止；而在中国的单议题行动中，一旦唯一目标得到实现，抗议马上停止。
相比于一般的群体性事件，环保运动的动员能力更强（部分原因或许是它是少有的“政治正确”的维权诉求之一）。在环保维权的旗帜下，PX项目高度聚集地方民众的诉求，也迅速聚拢了对当下地方政府不满的仇恨值。
在全城总动员的氛围下，一次反PX行动也被赋予超乎环保维权的神圣意义。比如外界碰到非暴力、理性的散步，会将之总结升华为这是一次对城市文明的试金石，是当地现代公民社会意识的集中体现。事实上，环保维权活动，在中国已因为反PX有了不同的民间描述：直接利益相关居民上访、阻断交通等，属于传统环保维权；集体上街散步，叫做公民运动。
后一种情形在外界赋予的神圣光环下，参与者在反PX行动过程中的神圣感和特殊荣耀感，是国外环保运动参加者完全无法体验的。而各地借助网络平台汇集在一起的声援，也在分享这种神圣荣耀和想象的悲壮中，容易集体感染上中国式抒情。
这种情境的环保维权运动，使得环保运动一旦启动，国外环保运动中常见的补偿、交换，或谈判、协商、妥协之类手段，几乎没有存在的空间和可能。因为借助网络随机聚集起来的无数个体，只有两种方式可以终止，要么是地方政府妥协，牺牲掉企业；要么是地方政府强硬，彻底压制住环保运动。
地方政府的傲慢、粗暴、完全不尊重程序、不在乎民意，一旦遭遇民间反对意见变成集体的上街行动，往往立即走向反面：匆忙下令停建，息事宁人。而企业项目被迫取消后如何处置补偿，项目未来是否迁至他处，城市发展与环保是否真的如愿实现平衡，则无疾而终。
这种简单粗暴的处置方式，导向的还有一系列更复杂的问题。对于未建项目，搬迁尚存有可行性。但像2008年大连建成的PX项目，彼时市政府的“搬迁”允诺则似难实现。在宁波PX事件沸沸扬扬之时，大连的原70万吨PX项目依旧正常生产，且后期再度新投放70万吨产能。而在取消启东排海工程的事件中，这样的结果更令人深忧：总投资12.5亿元，前期投入巨资的排海工程宣告烂尾。同时，王子制纸生产废水今后将直排至充当多个城市水源地的长江下游区域，造成更严重的环境威胁。
无论是企业、民众还是地方政府，都容易在环保问题变成“公民行动”的环保风潮时，难以找到腾挪转圜的弹性，最有直接利益相关性的企业和要求利益补偿的居民，在最终不免流于宏大叙事而亮出“环保”旗帜来后，基本丧失了互相妥协的可能。镇海湾塘村民的利益诉求最终使工程前期工作停止推进，这个结果其实非其所愿。
环保维权的如上种种问题，事实上全方位暴露了中国社会在制度建设、法律法规建设、社会组织建设，公民社会建设上的严重滞后。从大连PX项目，到什邡钼铜和启东排海工程，民意在街头取得的每一次胜利，都是中国城市化推进过程中程序失效的反映。
“邻避”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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