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言的民族特性

论语言的民族特性

威廉•冯•洪堡特

威廉•冯•洪堡特（Wilhelm von Humboldt，1767—1835），德国著名的教育改革者、语言学家及外交官。他的一大贡献就是依照自己“研究教学合一”的理念，于1809年创办了柏林大学。洪堡一生研究过多种语言，包括巴斯克语、爪哇语，还有汉语。他是最先提出语言是一个规则系统和语言左右思维学说的学者之一，对西方语言学有重大影响。

在较早的一篇科学院演讲中，我曾试图提请听众注意：各种语言的差异并不仅仅在于符号有别；词语和词语的接合同时也构成并确定着概念；就其内在的联系、就其对认识和感知的影响而言，不同的语言也即不同的世界观。

在另一篇演讲里，我探讨了各种语言的结构所能达到的高度，从这一高度出发，诗歌和科学研究才获得清晰的形象和自由发展的可能；同时，我也针对所有语言提出了一个要求，而不论各种语言的特性如何。

现在，我希望在上述基础上进一步展开研究。我将从这样一个阶段入手：达到这一阶段的语言能够参与最深刻、最细腻的精神活动，充分关注个性的特点并用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因此，每一语言都能以其内具的力量去处理所有语言共同面对的领地，将其化改为精神的财富。

个性也即差异的统一，这一点至为明白，无须多讲。一种语言有别于其他语言，它以同样的方式发挥作用并产生反作用——只有在这种作用和反作用的始终一致之中，才能观察到一种语言的个性。但真正的精神个性只见于那些业已达到较高发展阶段的语言。

探索语言的这种个性，以及在特定场合对语言的个性予以更确切的定义，这是一项最艰巨的语言研究。当然我们不能否认，语言的个性在一定程度上是只能体会而无法描述的，所以问题是，有关语言个性的探讨是否都应该被排除在科学的语言研究的范围之外？

对具体语言的结构和成分所作的分析，在两个方面产生了有益的结果，对此没有人能轻易否认。第一，这种分析说明了人类以何种方式造就语言；第二，只有这种分析才能可靠地解释各种语言和民族的起源。

关于上述第二个方面，这里没有必要展开讨论。至于第一个方面，迄今人们主要是通过哲学的途径作了研究。对此我们倒不应多加指责。即使将来，除了历史的途径外也还必须在哲学上进行探讨，因为在任何科学活动中，忽视纯粹的思维都必然会导致明显不良的结果。糟糕的是，人们用来支持哲学研究的往往是一些片面、零碎的事实，这样一来，在大多数普遍语法的探索中，关键性的正确结论便被揉杂进了真伪参半或明显错误的东西。^[1]历史的研究当然不可能保证完美无缺，所以，凡是在纯粹的思维充分有效的领域里，经验都不能取代纯粹的思想。然而，如果在已知历史事实的总和的基础之上利用其中的一部分事实，就完全不同了，因为经验的普遍性始终取决于经验的适用范围。

就比较语言研究而言，必须进行三种历史的描述：

（1）每一语言怎样解决由于言语的需要而产生的各种任务？

其中一方面是语法上的任务，包括：

•语言怎样认识和处理每个词类及词类之间的联系？

•它使用什么样的手段，黏附、屈折形变、元音交替等等，来表达语法概念？

•为此语言确定了哪些音，是确定了某些音（比如阿拉伯语里的所谓“从音”［servilen］），还是确定了所有的音？此外，在每一个别场合确定什么样的音？

另一方面是词汇上的任务：

•从语音角度看，一些词如何从另一些词产生出来？

•在词的意义中，根据什么样的观念方式从一些概念中派生出另一些概念？

•每个词都完整地表达了一个相应的概念，或者概括起若干关联的概念，那么，词与概念是什么样的关系？

•语音与其意义之间是否存在可识辨的相互关系？这种关系的性状如何？

（2）对于有些语言，我们可以观察到它们漫长的历史，这样的语言在其内部如何发生变化，发生了哪些变化？

（3）同出一源的若干语言，其亲缘关系或更密切或较疏远，这方面的程度之别在词的构造和词语的接合上会导致什么样的差异？

把已知的活语言和死语言的所有事实系统地综括起来，就能解答这里提出的一系列问题。对于这一综括工作的可能性和重要性，没有人会表示怀疑。这一工作甚至应当先期展开，然后才谈得上编写一张语言谱系表，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弄清楚，起源同一的语言在哪些方面以及在多大程度上保持着一致。

历史的语言研究还有第三种用途（其难点我们在前面已有所交代），那就是个性的研究，也即探讨各种语言对思维和感知的影响。

我不认为自己在处理这一对象时可以避开其中涉及的困难。语言研究若不打算半途而废，而是要澄清对象的最内在、最重要的关系，那就不能回避这样一个问题：语言是否的确拥有一种特定的精神作用形式，这种形式在各种语言中是否以及在哪些方面可以识别。但要想正确地认识生动的力量，就不能指望对这些力量在所有个性方面的作用作出详尽的描述。整个轮廓的线条是不可能完完全全真实地描绘出来的，不过我们可以尽可能地接近这一轮廓，尽可能多地阐明决定着发展方向的细节，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察觉和猜度到那种无法精确描述的东西。实际上我们很难抵制［这个对象对我们的］诱惑，至少可以进行尝试；不辞辛劳地搜罗大量具体事实，是对每一语言进行研究的前提，但这种搜集材料的工作只有置于上述更高层次的探讨之中，才真正值得称道。

各个民族和时代的特点与语言的特点极为密切地交织在一起，人们往往会错误地把完全或主要属于民族和时代的特点归因于语言，而其实语言只是被动地起了作用。单说个别的作家，他们拥有的是同样的一些语词和联结方式，只不过用法不同而已，但通过其精神强有力的呼吸（Anhauch），便在他们的著作中将一种新的性质赋予了语言。尽管如此，以下诸点仍然可以成立：

（1）语言通过作用于它的那种影响而获得某种个性，这种个性可成为语言本身的性质（Character），因为它将作为语言性质的一部分产生反作用，并且只是在其性质允许的界域内供人们随意运用。

（2）语言中经由各个时代和民族所积累的一切，对个人产生着影响，这种影响决定了语言反作用的确定程度；由于个性处在相同的语言影响之下并受到类似的调节，个人很难抵制语言的反作用。

（3）如前所述，具有特性的个人能够将一种新的性质赋予语言，就此来看，可以说这样的构造能力是语言原初性质本身的组成部分。

（4）一切原因和结果的序列都是连续和稳定的，其中的每一项都受制于前一项，而我们所拥有的历史材料只允许我们立足于这一序列中间的某一点而不是其始发之点；所以，每一种具体的语言，不论属于哪个民族，都具有确定的性状，其语词、形式和联结方式是承袭下来的，并因此对一个民族产生影响。语言的这种影响，并不仅仅是它对来自民族的影响的反作用；对于这个民族来说，来自语言的这种影响乃是语言原初本性的一部分。

（5）如果把民族和语言放在一起考虑，那么，可以说语言始终具有一种原初的性质，这种性质同语言从民族那里获取的性质融合成为一个整体。在此，至少历史地看，我们也不应假设存在一个似乎固定的时间，一旦达到这个时点一个民族就获得了新生的语言。因为，各个民族本身的产生也只不过是连续的序列之中的一个过渡行为；一个民族就像一种语言一样，我们很难想象它会有一个始点。我们的历史学显然也从不支持这样一个假定：一个民族在其语言出现之前便已存在；或者换一种说法，一种语言完全是由它所隶属的那个民族构造起来的。如此看来，每一语言也都包含着一种原初的特性和作用方式。然而，对于那些起源已湮没在混沌暗昧的太古时代的语言来说，这种双重性质的联系可能会显得无足轻重，因为其原初的性质已无法考释清楚。但有些语言，例如源自拉丁语的若干语言，虽然也经历了变化和混合，其起源以及生成之初就已十分发达的构造却为我们所了解，而且早期的文献对后期的影响也明显可见，在这种场合，很容易并且很有必要把共通性与特殊性区分开来。

这样，在分清作用原因的前提之下，我们有可能在语言中辨认出其特性，当然必须真正是属于语言的特性，或至少是可以成为其特性的性质。倘若人们忽视了民族特性在语言中留下的印痕，就会导致否认各种语言至为深在的本质以及意义重大的语言多样性。倘若人们不去努力尝试解答这样一个问题：每一种语言为什么以及怎样特别适宜于这个而不是那个民族，那么也同样有可能忽略不同类型的精神创造与每一语言的独特方式之间的细微、深刻的关联。除了语言所拥有和能够采纳的表述方式外，还存在其他同语言并无内在联系的表述方式，以及不同方向的思维和创造活动所运用的、不依赖于主观个性的表述方式，——只有当我们把所有这些表述方式中所映现的民族特性全都联系起来加以考察，才能对多样性和统一性形成进一步的认识，而人类的种种精神努力作为一个永无止境、不可穷尽的整体，就在这样的多样性和统一性之中融会了起来。

希腊人凭借精微的语言意识，极为深切地体会到了诗歌类型同语言方式之间的密切联系，使得每一类型的诗歌只能用丰富多样的希腊语的特殊方言之一来吟诵。这个例子生动地体现了希腊人语言特性的强大力量。倘若我们打乱角色，设想希腊人用多利克方言吟诵史诗，用爱奥尼亚方言吟诵抒情诗，那么立即就会发现，不只是语音被错调了位置，而且精神也被颠倒了。至于较高级的散文，假如没有雅典方言的话，根本就不可能真正发展起来。由此看来，雅典方言的产生以及它与爱奥尼亚方言的奇妙的亲缘联系可以说是人类思维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很难想象，在雅典方言出现之前或在不依赖于这种方言的情况下，会存在真正意义的散文；人类精神为走上最崇高、最自由的发展之途所需要的那种散文，只能在雅典方言出现之后并在其内部产生。显然，对雅典方言需要进行专门的研究。

以上我试图说明，语言具有某种特性，以及这种特性表现在哪些方面。首先，语言的特性最完整、最纯粹地体现在生动的言语运用之中。但言语运用中的语言特性会随说话人和听话人的消失而消失，所以，我们必须对语言的特性加以限定，它指的是在语言既成的［文字］产品中——如果语言缺乏这类产品，则是在它的结构和构造成分中——保留下来的特点。在更窄的意义上，我们把语言的特性理解为语言最初所具的性质，或是语言很早就已适应了的性质；对于以后的一代代讲话者来说，这种性质在某种程序上是陌生的，限制和影响着他们的运用。

通过自身的这种特性，各种语言所影响的远不只是拥有它们的各个民族的历代人民；因为一些语言迟早要与另一些语言相接触，而其中有的语言往往已经死亡，只存在于其产品之中，或只保存在人们关于其结构的知识之中。所以，语言的相互影响是双重的：一种是无意识的影响，表现在一些语言将自身的本质和特性传给了它们所生成的语言；另一种却是不断在增长的、出自清晰明确的意识深底的影响，表现在一些语言成为拥有另一些发达语言的民族手中的研究对象，或与后一类语言建立起生动的联系。

这里只需举希腊语和拉丁语为例。就其原初的结构而言，这两种语言成功地表达每一思想的禀赋应归功于古印度语。然而，这种联系是在大自然积极发挥作用的太古时期形成的，那时，就连高深莫测的精神力量也还在自然怀抱的孕育之中；要不是欧洲殖民者来到印度的土地上，处在漫漫夜幕笼罩之下的时期仍不会为历史学家所知。对于那些从事世俗殖民活动的人们来说，得以认识古印度语并不是什么特别重要的事情，但对于不断扩展和提升着思维的人类而言，这件事情却会产生持久的影响。在这里，人们突然面对着一个古典时代，从其表达和性质来看它远远超过了古希腊；它使得人们流连忘返，被其精神境界的尊严、刚直坚忍的意志、深刻内在的目力以及对自然本性的丰富多彩且具体入微的描述所深深打动。

古印度语与我们德语以及古典语言（德语的发达很大程度上也要感谢古典语言）的内在联系，从历史的角度看已经含混不清，但正是这种联系对我们今天的科学进步产生着强烈的影响；而且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与这种影响同时还会产生第二种影响。如果印度文学和语言能像希腊文学和语言一样为我们所熟稔（以当代人如此强烈的求知欲望，这并不难做到），那么，二者的特性一方面将在我们对自己的语言、思维和诗歌的处理中留下痕迹，另一方面则可以提供一种有力的辅助手段，帮助我们扩展观念的领域，探明人类了解这一观念领域的各种途径。

从后一方面看，语言的差异具有世界史的意义。不同类型的［语言］特性汇同起来，赋予思维新的形式，并为随后的一代又一代人所继承；观念的力量和观念的领域同时成长，成为所有不辞辛劳、勇于开辟者的共同财富。这是一条历经数千年，把各个民族的思想以及很大程度上它们的感知相互联结起来的链带，只要这一链带不被暴力变革强行折断，原有之物就决不会失传；当然，原有之物也在不断地添生新的东西，这样的进步正如思想和感知活动本身一样，很少会受到某种桎梏的捆缚。

每一种人类活动都具有一个顶点，一旦活动真正达到了目标，这一顶点便几乎没有可能超越。然而，一种人类活动所植根的理念（Idee）却可以无限地延续发展，与所有其他理念建立更多更丰富的联系，并且更纯正、更完美地为人们所设想和感知。例如我们可以想象，奴隶制的废除是从民族隔阂由于基督教的传播而消除，一种普遍的友爱关系得以建立起来的那一刻开始的，并且有一天会在世界范围取得成功。到那时候，废除奴隶制的活动就无可继续了。但是，自由权取决于人性，而在认识人性的基础之上形成的对自由的内在评价是不断发展、永无尽头的。

在思维本身的领域里，语言发挥作用的方式也决不允许思维在任一业已达到的阶段停步不前。虽然，在探索真理、确定规律的活动中，人类精神也在寻求一种固定的界限，但这种活动以及人的全部内在力量的发展并不取决于语言；人在朝着一个无限的目标努力，与此同时语言也陪伴着他沿着这条无尽的道路走下去，增强着他的信心，赋予他以力量。

所以，一方面是心灵与语言的交互作用和进步，另一方面是社会组织的进步以及由此而来的道德文化的完善，再一方面是科学和艺术的进步，其中第一个方面是不应与后两个方面混为一谈的，尽管它们之间的关系异常密切。但语言的影响可以带来双重的益处，其一是使语言能力得到提高，其二是造就独特的世界观。语言在不断地向前行进，不断地进行着分析和综合，它的这种活动会给纯粹的思维套上羁绊，影响其敏捷和统一；不过，人们可以逐渐地学会更好更有把握地驾驭思想，把思想浇铸进新的、更具激励作用的形式，并使得语言的羁绊不那么明显可察。语言通过其表达和创造，使含混不定的思想获得确定的形态和模印，而精神由于得到众多语言的作用支持，也将努力开辟新的道路，深入至事物的本质。

一个事物，若处在一长串前后相续的原因和效果的序列之中，便有充分的理由要求被视为世界史进程的一部分；而如果这一事物深深地涉及人类的全部本质，就更应如此看待。正因为此我在前面才说，语言的差异——就我们在这里所描述的语言对心灵的影响和心灵为其所制约的作用而言——具有世界史的意义。从世界史的角度看，把过去和现在联系起来的字作品中得到保存，这种保存方式同样也是一条把过去、现在和将来直接维系起来的纽带。

因此，我们必须把语言及其差异视为一种控制着人类史的强大力量。倘若我们忽视这种力量，或未能全面、完整地理解这种力量的作用，就难以充分认识这样一点：人类是如何通过使思想的王国清晰明确化，而成功地掌握其全部精神财富的。我们甚至会放过最关键的事实，因为正是语言直接关系到客观思想的创造与主观力量的升华相互促进、共同前进的过程。对各个民族的科学、艺术上的进步以及其文学的内在结构所作的考察，并不能取代对语言差异的研究，因为这些方面除了语言的作用外，还包含着其他因素的作用，而且也不能反映出语言所具有的一切特性。

从这一角度出发，可以看出各种不同的语言所产生的不同的影响范围。我们必须看到，有些语言对我们今天的文明（Bildung）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它们参与了这一文明自遥远的古典时代开始向前迈进的发展过程。另一些语言则造就了一个孤立隔绝的精神文明领地，它与我们的文明没有直接的联系。许多语言或是未能达到足以生成精神产品的发展高度，或是虽已达到这一高度，却开始走下坡路。所以，这些语言的重要性只是在于，它们可以证明另一些语言的种系史，或可以为说明一些民族的不同文化状态提供具体例证。从世界史的角度对语言进行考察，所要回答的问题便是：语言如何从自然音和需要中发生，而成长为人类所拥有的一切最崇高、最纤细之物的创造者和保藏者。根据语言的不同历史命运，以及根据语言在其他方向的联系和亲缘关系，我们应该可以把已知的语言区别开来并加以分类，确定它们的性质，在它们的结构中探发特性差异的原因，从而对它们的历史价值作出评判。

但首先，为避免陷入含混不清、模棱两可的概念，有必要更精确地断定事实，通过例子来直观地说明：语言特性的差异何在？这种差异怎样在借助语言生成思想的力量中以及在思想本身上面显示出来？语言的特性是由于语言的哪些禀赋、哪些结构属性造成的？根据不同语言特性的影响，可以对语言作不同的历史处理。诸如此类描述性的研究，甚至应当成为我们的前提，因为只有这样的研究才能告诉我们，是否有可能以及如何适当地识察不同语言特性所产生的影响。

但在这里，我有意把自然的研究顺序倒了过来，因为我必须指出，比较语言研究对于认识人类的全部精神活动有多么重要。事实上，目前对这一研究的忽视已导致了人们认识上的一个明显的重大缺陷。现在仍有许多人仅仅根据一种语言所拥有的文献的价值来断定这种语言是否值得研究，而那些没有任何文献的语言，对他们来说就只能满足闲暇时的科学好奇心；他们认为语音、语词、屈折形变的研究全是小题大做，而哲学的探讨也毫无可取之处。其实事情很简单，整个说来，个人经验的确会迫使我们的感觉相信，一种语言的特性单独对一些民族的本质产生着影响，其影响所及除了拥有该语言的民族外，也包括那些只是把它当做外语来熟悉的民族；然而，全面、细致的语言研究告诉我们，决不能排除历史和哲学上与最为内在的人类本性有关的因素。只不过是因为语言以其自身的力量发挥作用，我们才必须像对待每一有待认真探究的对象那样，纯粹为语言本身的目的，而不是为了任何其他目的来研究语言。语言不应被看做一种服务于理解的手段，而是应该被视为一种自在的目的（Zweck in sich），即一个民族的思维和感知的工具，这一认识乃是一切真正意义的语言研究的基础；至于学会一种语言，哪怕是彻底地掌握，本质上也不同于上述意义的语言研究。所以，这样的语言研究与所有其他自然事物的研究相同：必须尽可能地囊括所有的类别，因为每个类别都是概念整体的一部分；必须对各个组成部分作最精细的分析，因为语言的全部影响正是由这些成分一再重复发生的作用合而形成的。

于是，就需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各种语言的特性差异以怎样的方式广泛、深刻地影响着认识和感知？

就其作用的非感性而言，语言具有三重的目的：

（1）它是理解活动的传递手段，因此必须清晰明确；

（2）它将表达赋予感知，并且引发感知，因此需要力量、敏感和灵活；

（3）它在进行创造的同时，通过它赋予思想的形式而激发起新的思想及其联系，因此需要精神的参与；精神在词里面留下了印记，这印记也即精神运动的痕迹。

一种语言可以在上述三种作用方式的一种上面与别的语言不同，显示出其优点或缺陷，但实际上每一作用方式都与其他作用方式互为条件：若是只有一种方式占据支配地位，语言就会走上歧路，明晰性将让位于空洞乏味，感性的表达将为夸张、做作的多情善感所取代，理智的思考则将跌入混乱无序的苦思冥想之中。所以，完美无缺的语言特性取决于三种作用方式适当的协调一致，虽然其中的某一种可能具有优势。

语言把思想和感觉当做对象予以表达，但语言同时也伴随着思维和感知的运动，影响着这一运动的速率和均衡程度，以及各个民族编排梳理思想和感觉的独特方式。一方面作为思维的形式陪伴，另一方面作为思想的物质表达，语言的这两种作用既相互促进，又相互约束。如果内在观念联系的表达具有过多的物质内容，就会妨碍思维的敏捷运行；而如果思维过于轻灵迅捷，则会使已获感性特征的表达失去分量。

人只能在语言中思维、感知和生活，他必须通过语言接受教养，而后才能理解那种并非通过语言产生作用的艺术。不过，人能感受和意识到，语言对于他只是一种手段，在语言之外还存在着一个不可见的领域，而这个领域他唯有借助语言才能了解。最普通的感知和最深在的思维都不能容忍语言的贫乏，它们把上述不可见的领域看做一个遥远的国度，虽然语言是唯一的领路人，但它永远无法把感知和思维最终带到目的地。一切较高层次的讲话行为，都是语言与思想的一场搏战，有时更多地表现出力量，有时让人感觉到某种欲望。

由此便产生了语言之间的两种极为奇特的差异。一种差异源于人们对语言贫乏的不同感觉，以及企图克服这种贫乏的努力；另一种差异源于人们对表达方式的不同把握，因为事物是多方面的，认识途径也是多种多样的，二因相加，便使表达方式有无限多样的可能。

某些民族似乎更满足于它们的语言所勾画的世界图景，只不过还试着把更多的光明、联系和平衡赋予语言。另一些民族孜孜不倦，仿佛一头扎进了思想之中，永远不满足于现有表达，不相信能予以适当的运用，因此忽略了形式本身的自足和完善（das in sich Vollendete der Form）。这两类民族的语言于是都分别带有民族的印痕。不过这方面也还有细微的差别。那些更注重形式，因此可能会使内容受到损害的民族，他们有时寻求的主要是一种逻辑的形式，这种形式特别要求清晰明确、易于理解；但有时则追求一种更合乎想象力、更具感性色彩的形式。

另一种语言差异，即由于表达方式的不同而产生的语言差异，其基础是对事物的看法，以及据此形成的概念。虽然概念的差异是无限的，但是，同一个民族所掌握的所有概念具有某种共同的表现，而这种共同的表现便由作为符号的词来传达。这方面的差异大致上可以这样来描述：一种语言的词语可能具有更多的感性直观色彩，另一种语言可能更具内在的精神特质，而第三种语言可能更善于进行冷静的概念分析。不过，表达方式的多样性，特别是体现在表达方式中的认识特性，没有一种是单独存在的；而且，即使这些特性在不同的民族中全都可以见到，它们在每一民族中也体现得与众不同。对于各个民族，我们必须研究其精神特性和作品，并研究其语言的组构和成分，然后我们可以凭感觉草拟一幅画面，如果觉得它还不错，再用语词来加以描绘。当一个民族形成之初，其语言始获初步的形式，此时这个民族所遭遇的事物和感情，以及后来它主要遭遇的那些类型的事情和感情，也对其语言产生着影响。

特别是就这里说的差异而言，语言从一个方面看可以与艺术相比，因为它也像艺术一样力图对不可见的世界作出感性的描述。虽然在具体细节方面以及在日常运用中，语言似乎不能超越现实，但是，在语言的内部却始终有一幅完整的图景，展示着一切事物及其隐蔽的联系和关系。换言之，语言就像艺术家的绘画那样，程度不同地忠实于自然，或掩藏、或展现其艺术，以这一或那一色调为主表现其对象。

从另一方面看，语言在某种程度上又对立于艺术。这是因为，我们可以把语言只看做一种表现手段，当语言以自己的作品代替了分离存在的现实和观念的时候，显然起了破坏的作用。从语言作为符号所具的这种更为狭隘的属性之中，便产生了新的语言特性差异。一种语言可能更多地表现出习惯用法和约定俗成的痕迹，带有更多的任意性，另一种语言则可能更具自然属性，这主要表现在不同的词以及同样一些词的意义渊源上。在每一语言里，除了表达思维和感知的实际对象的名称外，还有一些成分完全属于联系方式即语法技术。语言的这两个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决定了概念如何呈现于心灵之中，是以杂乱拥挤的方式还是以轻松灵便的方式出现，辅之以自然流畅的联系还是生硬断续的联系。此一或彼一特性之所以成为可能或不可避免，原因即在于语言的稳固和原初的结构；而其结果则见于精神最细腻的、通过教养而变得异常活跃的运作。

可见，语言的构造方式不同，它对于这一或那一精神活动的适当性也不同。但是，如果像有些人那样区分语言，以为一种语言只适合于诗歌，另一种只适合于哲学，再一种只适合于实用，等等，却是错误的。如果说，某种语言似乎特别有助于抽象真理的研究，而不太有利于诗歌创作，那么这并不是因为这种语言具有哲学倾向，而是在于其他原因；也并不是因为这种语言有优点，而是因为这种语言有缺陷。即使是哲学本身，就其概括一切事物本质的深在性来看，其要求在这样一种语言里也不会得到满足。因为，人类最主要的精神力量的表达是相互支持、共同作用的，就像从一个焦点射出的光束。智力活动在语言中看起来似乎是分割开来的，倘若我们一定要照这样划分智力活动，那也必须从精神的深处入手，而不是根据表面现象行事。精神在语言中是否以集中、全面的方式发挥作用，是否努力探索一切认识和感觉的根源，这在精神所达到的每一阶段都会以类似的方式产生反作用，影响着精神的每一种倾向。

从以上所述可见，语言特性的差异在精神活动和思维、感知的方式中表现得最为明显。这类差异对主观性的影响是无可辩驳的。每一种语言的特性在诗歌里面最能显示出来，因为在诗歌中，既成材料不会给精神带上任何羁绊，或只起微小的束缚作用。而在一个民族生动的生活中，以及在受到这种生活影响的文学类型中，一种语言的特性获得了更自然的表现。但语言的个性在哲学言谈中表现得最富情感，也最美妙；在这里，语言从无比崇高的主观性的和谐振奋之中促成了客观真理的发现。感觉有平静、温和的思想相伴，思想也有温暖、绚丽的感觉为伍；能够让我们把握精神的最严肃和最伟大的东西，便是哲学言谈的主题和目的本身，至于我们的参与，显得是一场轻松的游戏，由于自愿乐意加入而得以延续。社会群体的这一最美好的成就要想充分展开，一个民族的人性就必须通过一系列幸运的事件而得到提升，其语言的力量也必须建立在客观性与主观性紧密交织的基础之上，其中客观性虽然占据上风，但并不损害主观性的利益。在对话中，主观与客观生动地相互作用，观念和感觉真正得到交换；这样的对话本身仿佛就是语言的中心，因为我们始终只能在声音和回响、发话和应答的同一过程中想象语言的本质。不论从起源还是从变迁来看，语言都从不属于一个人，而是属于所有人；它孤寂地存在于每一个人的精神深底，但只有在群体中才可能出现。所以，各种语言对于这种对话的适宜性，乃是测试它们所具价值的最佳试金石，只有那些在这方面表现突出的语言才会具有最自然的优点和最丰足的禀赋，从而适合于变幻无穷的运用。

主观性受到语言的确定和限制，它对精神的客体、对思想和感觉、对认识和情感产生着影响；这种影响就以下关系来看应该说是容易衡测的，即：力量越强、越丰富多样，所取得的成就必然越大。

然而，一旦思维达到了那种为认识真理所必需的敏锐和明晰，通过语言的差异似乎未必就能赢得真正客观的认识。

（选自威廉•冯•洪堡特著：《洪堡特语言哲学文集》，姚小平译，湖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63—78页。）

扩展阅读文献

1.Duranti，A. Linguistic Anthropolog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

2.Gumperz，J.J. ＆ S. Levinson （eds）. Rethinking Linguistic Relativ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

3.Urban，G. A Discourse-Centered Approach to Culture：Native South American Myths and Rituals.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1991.

4.威廉•冯•洪堡特：《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姚小平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5.本杰明•李•沃尔夫：《论语言思维和现实》，高一虹等译，湖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注释

[1]此处我只想举一个例子，即关于不同词类的形成顺序的看法。人们一会儿认为名词最早出现，一会儿又认为动词最早出现，而把代词的出现推得很晚，却没有考虑到，名词和动词起初在语法上根本就没有分别，动词只是通过代词跟语法上尚处于模棱两可状态的词相结合，才得以产生。——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