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语活动和语言的功能

幸运的是，学术会议和政治会议没有相通之处。政治会议的成功依赖于大多数、几近全部与会者的一致意见，其赞成与否决权的使用和学术会议完全不同。因为一般来说，学术会议上的异议将更有效果，这些异议揭露了某一研究领域的矛盾和焦点问题，并需要人们进行新的探索性工作。因此，学术会议不应被类比为政治会议而应更像南极洲的探险活动。各学科的国际专家们在某一未知领域努力探寻探索者所能遇到的最大的障碍：不可逾越的高山和险境。这样的努力看起来应该是我们会议的主要任务，而且就这一点来说，是非常成功的。难道我们没有意识到最关键、最有争议的问题吗？难道我们不知道如何为避免操不同行话的人们交流时生误而进行语符转换、术语解释或规避吗？我相信，与会的大部分同仁（如果不是所有人的话）对于这些问题的答案都比三天前更明确。

有人就诗学和语言学的关联问题让我做总结性发言。诗学回答的是最基本的问题，即：是什么把语言信息变成了艺术作品？因为诗学的主题与其他相关的艺术和语言活动相比存在区别和特殊之处。这使得诗学居于文学领域的首要位置。

诗学研究语言的结构就如绘画讲究构图。既然语言学是语言结构的全球性科学，诗学也应该被看做语言学的内在组成部分。

对于这一问题的争论必须全面地阐释一下。值得一提的是诗学研究所用的方式并非只限于语言的艺术。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把《呼啸山庄》改拍成电影，把中世纪传奇改画成湿壁画或微型图，或者把午后生活改编成音乐剧、芭蕾舞或雕刻艺术。然而，无论连环画中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看起来多么荒唐可笑，没有语言支持的场景依然被保存了下来。叶芝（W.B.Yeats）曾极力主张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是诠释《地狱》和《炼狱》的最佳人选，无论他正确与否，这都将直接证明任何艺术之间都是可以相比较的。巴洛克风格也好，其他的历史风格也好，都不会拘泥于一种艺术范围的限制。当我们面对超现实主义的隐喻时我们不可避免地要谈论马克斯•恩斯特（Max Ernst）的绘画，路易斯•布努埃尔（Luis Bunuel）的电影《安达鲁之犬》和《辉煌年代》。总之，很多诗学的特征并非只是语言的科学，而是属于整个符号体系的，即符号学。这一论断不仅适用于话语语言还适用于所有的语言变体，因为语言符号和以至其他所有形式的符号之间有共同的特征（即泛符号的特点）。

同样，无论怎样反驳也不会使文学变得特殊：文字和世界的关系问题不仅是言语问题，实际上还是各种不同的话语语篇问题。语言学更倾向于寻求所有可能涉及话语和话语世界相关的解决方式：如果这个世界充满特定的话语会怎么样呢？怎样才能达到这一点呢？真理价值（如逻辑学家所言）作为超语言的实体，明显超出了诗学和语言学的界限。

有时候会有这样一些言论，诸如相对语言学来说，诗学关注的是评价问题。 这样把二者分开其实是建立在当今对诗的结构和其他语言结构对立的错误理解的基础之上的：后者“随意”和“无目的”的本质和诗学的“有意”和“有目的”的特征是完全对立的。然而实际上，任何言语都是有目的的，只不过他们各自的目的不同而已，而且正是因为手段要服从于目的问题促使研究者去关注各种形式的语言交际。这样在语言现象的时空扩展和文学模型的时空延续的问题上就有密切的一致性，远远超出了批评家们的认识。即使有非连续性的扩展如被忽视的和被遗忘的诗人，像死后被承认并冠以荣耀的艾米莉•狄金森（Emily Dickinson，1830-1886）和霍普金斯（Gerard Manley Hopkins，1844—1889），迟迟才被关注的超现实主义诗人洛特雷阿蒙（Lautréamont，1846—1870），在波兰现代诗歌中名噪一时而又从此销声匿迹的赛比安•诺维德（Cyprian Norwid，1821—1883），他们创立于19世纪早期却倾向于16世纪的模型，几乎同时在使用标准的语言来唤醒过时的模型，虽然有的已经像捷克文学一样被遗忘殆尽。

不幸的是，“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这两个术语的混淆诱导文学学者们将文学作品内在价值的描述误解为主观的吹毛求疵的论断。给文学作家冠以“文学评论家”的美名跟把语言学家称之为“语法（词汇）评论家”一样，都是错误的。规范语法不可能替代对句法和形态的研究，同样任何带有批评家自己口味和观点的宣言都不可能代替客观专业的语言艺术分析。这一言论并非是最微弱的自由放任原则；任何言语文化都包括有程序的有计划的和规范性的努力。然而，能把纯理论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语音学和正音学截然区分开，为什么却不能区分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呢？

以诗学研究为核心的文学研究跟语言学研究一样包括两个方面的问题：共时性和历时性。共时性描述面对的不仅是某个时期文学的产生问题，还要研究这个时期仍然保留活力或复苏的文学传统问题。由此可见，在莎士比亚、邓恩、马维尔、济慈和艾米莉•狄金森所生活的英语诗学世界里，詹姆斯•汤姆森和朗费罗根本不具有任何可行的艺术价值。以新的方式对古典作品进行了筛选和重新解读是共时性文学研究的一个潜在问题。共时性诗学如同共时语言学一样不会同静力学混为一谈，每个时期都会把更保守和更革新的形式区别开来。任何当代时期都会有短暂的动态，也就是说在诗学和语言学的研究中，历史的方法关注的不仅是变化，还可能是连续的、持久的和静态的因素。一个全面的历史诗学或语言的历史是建立在一系列接连不断的共时性描述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

要固执地将诗学排除在语言学研究之外，其条件只能是语言学领域被非法地限制，比如，就一些语言学家看来，句子是可以分析的最大的单位，语言学的研究范围仅限于语法研究，或言外意义形式不涉及语义问题，或创造性的定义没有任何对自由变体的指称。弗格林（1960）曾明确指出结构主义语言学两个重要而且相关联的问题，即修改“语言的铁板假说”和关注“语言内部相互依存的多元结构”。毫无疑问，对于任何言语共同体和任何说话者来说，都存在一个统一的语言，但这是一个由内在联系的次编码组成的编码体系；每种语言都包括几种并存的模式，每种模式都有各自的功能。

显然，我们必须赞同萨丕尔（1921）所说的总体上“思维高于语言”，但这并非是授权语言学忽视任何“次要因素”。约斯倾向于把发言中的表情元素作为“现实世界的非语言元素”来看待，而不是以“有限的数量的绝对范畴”来划分。因此他总结说，“对我们而言，他们保持了模糊、变化、波动的迹象。这是我们在科学里所拒绝接受的”。 约斯在归纳实验上是个地道的专家，他强调将“表情元素”从语言科学中“开除学籍”。这在归纳上是个激进的做法，即归谬法。

语言研究应从它的所有功能着手。在谈论诗学功能之前，我们应该界定它在语言其他功能中的位置。要概述这些功能需要在任何言语活动、在任何行为的言语交际中有一个简明的研究构成因素。说话者向受话者发出一段话，为了便于表达，这一段话需要有一个被受话者了解的语境（或用比较含混的说法：“指称”），或是口头的，或能通过口头表达的；说话者和受话者完全或部分熟悉的语码（或换言之编码者和解码者之间）；最后，还需要接触，这是说话者和受话者能进入并保持交流状态的物理和心理通道。这些因素在言语交际中是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如下图：

言语活动的六大因素

上述六大因素决定了语言的功能。虽然我们能把语言分成六个方面，然而我们很难找到只起到一个功能作用的语篇。语篇的多样性不在于某一功能起垄断作用，而在于这些功能不同的等级次序。语篇的结构首先依赖的是起主导作用的功能。然而，即使语篇结构倾向于所指的集合，倾向于语境的定位——简言之：所谓的指称、“指示”、“认知”功能——而其他附属功能的参与也必须在细心的语言学家考虑之列。

所谓表情或“表达”功能，是以说话者为中心，目的是直接表达说话者对所谈及对象的态度。它往往会产生一种感情，不论这种感情是真还是假；因此，这个由马蒂（1908）发起和倡导的术语（表情的）已被证明比“感情的”更为可取。语言的纯粹表情层次体现在感叹词里。感叹词和指称语言的表达在语音和句法方面都不相同。感叹词声音模式包括奇特的声音序列（甚至听起来非同寻常）和句法作用（他们不是句子成分，但相当于句子）。“Tut！Tut！克林顿说” ，科南多伊尔笔下人物完整的话里仅包含了两个表示吸住东西的咔声。表情功能显露在感叹词中，这在一定程度上比包括语音、语法、词汇各个层次在内的所有话语更有味道。如果我们从一段话交流的立场来分析语言，我们就不能不把一段话限制在语言的认知方面。一个人用表情暗示自己的愤怒或讽刺来表达表面的一段话，显然这种言语活动不能比作非符号的、汲取营养的活动如吃葡萄柚（尽管这是闲聊者的大胆比喻）。 ［big］和［bi∶g］的区别是长短元音。这种常规的、编码的语言特征区别就像捷克语［vi］和［vi：］一样，但是后者是音位上的区别，而前者是表情上的。只要我们的兴趣还在不变的音位上，英语里/i/ 和/i：/就是同一个音位的变体；但是若我们关注的是表情因素，那变体和非变体的关系就会扭转：长短音是不同音位的不变体。萨波塔推测表情因素的差别是一个非语言的特点，“归于一段话的传送过程而并非一段话本身”（1960），非常任意地降低了语言的一段话功能。一位曾在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莫斯科剧院工作的男主角告诉过我，一个著名的导演如何让他就“这天晚上”这个词组表达出四十个不同的一段话来。他列了四十个表情的情况，然后把词组按每个情况发出不同的语音语调，而结果是听众从语音语调的变化中大多正确地领悟了作者的意思。这里请允许我补充一点，所有这些表情的线索都很容易进行语言学的分析。

就受话者来说（即呼吁功能），它的最纯粹的语法表现形式是呼吁和祈使，这在句法和形态上都与名词和动词范畴区别开来。祈使句和陈述句截然不同：后者能接受真实检验而前者则不能。如在尤金•奥尼尔的戏剧《泉》中，纳诺“以一种严厉的口气”命令道：“喝！”——这个祈使句就不能问“是真的吗”？因为，这应该是就“喝了”、“会喝”、“想喝”而发出的疑问；对比祈使句，陈述句则可以转化成“喝了吗？”“会喝吗？”“想喝吗？”

传统的语言模式，尤其是布勒（Bühler，1933）的模式，共有三种功能：表情、呼吁和指称。这三个功能只涉及三个方面：第一人称的说话者，第二人称的受话者，第三人称即所谈的人和事。其他的附加功能都可以从这个基本模式里推断出来。这样的话，魔术或妖术功能就是将不存在或无生命的“第三人称”转化成呼吁话语里的受话者。“愿这个猪圈马上干，tfu，tfu，tfu，tfu。”（立陶宛语，见Mansikka，1929）“水，王后之水，天亮吧！让悲痛越过蔚蓝的大海，沉入海底，像灰色石头不要再从海底浮起；愿悲伤永远不再来负担上帝的仆人那颗轻松的心；愿我的悲伤从此消失，永沉大海！”（北俄罗斯咒语，见Rybnikov，1910）“太阳，静静地站在吉比恩；月亮默默地停在阿迦隆。太阳静静，月亮静静。”（Josh，10∶12）这样，我们又看到了语言交流的三个因素以及相对应的三个功能。

有些话语是为了建立、延续或终止交流：来检查一下交流是否畅通（你好，能听到吗？）；来吸引对方的注意力或确认别人在听（你在听吗？或用莎士比亚的话来说“注意听！”，或在电话的另一端说“喂，喂！”）。这种接触（contact）性的话语（或用马林诺夫斯基的术语——寒暄功能）可以通过一些程序化的公式相互交换来进行，或者通过延长交流的对话来表达。帕克举了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例子： “好！”年轻男子说。“好！”她说。“我们到一起了，”他说。“我们到一起了，”她说，“不是吗？”“我们早该在一起，”他说，“现在我们在一起了。”“好！”她说。”“好！”他说，“好”。努力开始并保持交流是小鸟式谈话的特点。因此，语言的寒暄功能是鸟类和人类语言相似的唯一的地方，这也是婴儿最先习得的语言功能。在传达和接收信息交流方式之前，他们已经倾向于这种交流方式了。

现代逻辑学区别语言的两个层次：谈论客观事物的客体语言和谈论语言本身的元语言。但元语言并不仅仅是语言学家和逻辑学家必要的科研工具，它在我们日常话语交流中也起着重要的作用。莫里哀笔下的巴黎富商茹尔丹使用了散文却不知道散文是什么，跟他一样我们使用元语言也不知道元语言的特征。每当说话人或受话人需要检查一下他们是否在用同一个语码交流时，话语就集中在了语码上面：它起着元语言的作用。“我没弄明白，你说的什么？”受话者说。意料到受话者会问这个问题，说话者说：“你知道我的意思吗？”想象一下这样一个令人动怒的对话：“那个二年级的学生考砸了。”“考砸了是什么意思？”“考砸了就是完蛋了。”“完蛋了？”“完蛋了就是考试没及格。”“二年级学生？”不了解学校用语的人会接着问。“二年级就是上二年级的学生。”这些问答表达的都是英语词码的信息，起着严格的元语言功能。任何语言学习的过程，尤其在孩子习得母语时，都会广泛应用这种元语言的功能，而失语则往往是失去了习得元语言的能力。

除了语篇，我们已经讨论了涉及语言交流的六大因素。语篇的中心是为了语篇本身，即语言的诗学功能。这个功能的研究离不开语言的基本问题，也就是说研究语言需要全面了解它的诗学功能。任何试图将诗学功能限制在诗歌领域或将诗歌局限在诗学功能的努力都是徒劳的过度简单化。诗学功能不是言语艺术的唯一功能，只是支配性的、决定性的功能；而在其他言语活动里，它只是一个次要的附属成分。通过增加符号的可察觉程度，诗学功能加深了符号和客体的二项对立。因此，语言学家不能把诗学功能仅仅限制在诗歌的研究领域。

“为什么你总说Joan和Margery，却不说Margery和Joan，难道这对双胞胎姐妹你更喜欢Joan？”“根本不是那么回事，这样叫只是因为听起来更顺口。”只要没有等级干扰，两个并列的名字中间，短的名字在前会让说话者感到是更合适的表达方式，尽管他也不知道为什么。

一个女孩经常说“that horrible Harry”，“为什么用horrible？”“因为我恨他。”“为什么不用dreadful，terrible，frightful，disgusting？”“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觉得horrible更适合他。”其实她不知道，她用的是文字游戏的诗学手段。

“I like Ike /ay layk ayk/”这句政治口号结构简洁，包括三个单音节和三个双元音/ay/。每个元音对称跟着一个辅音/… l … k…k/。这种组合还表现出一种变化：第一个词里没有辅音音位，第二个词的双元音前后分别有两个辅音音位，第三个词最后有一个辅音音位。同样，海姆斯（1960）也曾注意过济慈的十四行诗里的/ay/。两种三音节的表达方式I like / Ike互相押韵，而且/ayk/包围在/layk/中形成回韵（echo rhyme）。这样就产生一种印象，即爱的主题被爱的主体所包围。因此，虽然在竞选口号中居次要位置，诗学功能却增强了感染力，渲染了效果。

如我们所说过的，研究诗学功能的语言学必须超越诗歌的局限，另外，审视诗歌的语言学也不能局限于诗学功能。各诗歌文体的特征意味着除了占主导地位的诗学功能以外还有并列的不同的其他语言功能。史诗，侧重于第三人称，强烈涉及语言的指称功能；抒情诗，倾向第一人称，与表情功能密切相连；第二人称的诗充满了呼吁功能，或是祈愿的或是告诫的，视第一人称和第二人称的级别关系而定。

粗略描述了语言交流的六个基本功能，现在我们可以完成所涉及基本因素的功能图式了（如下图）。

语言的六大功能

什么是语言诗学功能的实证标准？特别是，什么是任何诗歌都不可或缺的内在特点？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必须记得有两个基本模式通过选择和组合使用在言语行为之中。如果“儿童”是语篇的主题，发言者就会选择与之相近的名词，像孩子、小孩儿、青少年、幼儿等，然后根据主题选择语义同源的动词进行搭配，如睡觉、瞌睡、点头、小睡等。这两个被选词语组合成语言链。选择产生于对等的基础上，无论是相似或相异还是同义或反义；而组合则是基于连续性而建立的序列。诗学功能就是根据对等原则，从选择进入组合，对等就提升为构成序列的成分。诗歌中的一个音节，和同一序列的其他任何一个音节均衡；词的重音和重音均等，弱音和弱音均衡；长音配长音，短音配短音；单词的长短相应；句子停顿适当。因此，音节就转化成了测量单位，对短音节和重音来说也是如此。

可能有人会反对说元语言在把近义的表达方式组合成相同的句子时利用的也是对等的序列，如： A=A（母马是女性的马）。然而，诗与元语言是针锋相对的：元语言中序列用来建立对等，而在诗歌中对等用来组成序列。

在诗歌和在一定程度上含有诗学功能的言语中，受词语限制的不论结构是否相同它们都变得相称。“Joan and Margery”的故事告诉我们诗歌的音节等级原则和在塞尔维亚民歌史诗中的原则一样都已成了强制性的规则。（Maretic，1907）如果没有两个扬抑格的词组成，“innocent bystander” 就不会成为俗语。对称的三个双音动词（Veni，vidi，vici），拥有相同的辅音开头和相同的元音结尾，简洁明快，为恺撒的胜利增添了异彩。

除了诗学功能再也没有合适的方式衡量语言的序列。只有在诗歌当中有规律地重复对等的成分才会找到语言活动经历的时间——例如另外一个符号模型——音乐时间。诗学语言杰出的探索者杰拉德•曼利•霍普金斯这样定义韵文：“讲话者全部或部分重复相同的声音。”而霍普金斯接下来的问题“所有韵文诗都是这样的吗”就可以得到肯定回答：只要诗学功能不再被任意限制于诗歌领域。霍普金斯引述的记忆策略（如九月有三十天），现代的广告短诗，中世纪写成诗文的法律（Lotz所提），或梵语里成文的科学专著都和真正的诗歌不同——这些韵律的诗文使用诗学功能却没有胁迫、决定的作用。因此，韵文实际上已超过诗歌的界限，但同时，它又总是体现着诗学的功能。显然，人类文化并未漠视韵文，而且有很多文化模式，都有“应用”韵文；即使在纯粹韵文和应用韵文的文化里，后者似乎也是次要的，无疑是衍生的现象。怀揣不同的目的采取适应诗意的手段并不隐藏它们的本质，正如使用在诗歌中的表情语言的成分一样，仍然保持其表情的色彩。冗长的演说家可能会因为海华沙（Hiawatha）很长而去背诵它，然而这篇诗文的首要意图仍然是它的诗意性。不言而喻的是，韵律的、节奏的和画面的商业广告不会把韵文、音乐和图画形式跟诗歌、音乐和艺术研究区别开来。

总之，分析诗文离不开诗学，而后者又可以定义为语言学的一部分，用来分析语言里和其他功能相对照的诗学功能。从词的角度来说，广义的诗学研究的不仅是诗歌（当诗学功能叠加在语言其他功能上），还包括诗歌的外延（别的功能叠加在诗学功能上）。

（选自Roman Jakobson. On Language. Eds. by L.R.Waugh and M.Monville-Buvoton. Cambridge： Hanvand University Press，1990. 田芬、皮爱红译）

扩展阅读文献

1.Bann，Stephen ＆ John E. Bowlt （eds）. Russian Formalism：A Collection of Articles and Texts in Translation. Edinburgh： Scottish Academic Press，1973.

2.Eagleton，Terry. Literary Theory：An Introductio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96.

3.Erlich，Victor. Russian Formalism. In Alex Preminger and Terry V. F. Brogan. （eds.），The New Princeton Encyclopedia of Poetry and Poetics.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3. pp. 1101-1102.

4.Steiner，Peter. Russian Formalism. In Raman Selden （eds.），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Literary Criticism，Vol. 8.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pp.11-29.

5.Vachek，J. The Linguistics School of Prague：An Introduction to Its Theory and Practice.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