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成对象的语言

可以看到，刚才分析过的四个理论片段——因为它们大概构成了语史学的考古学地基吧——恰好一项一项地对应并对立于那些使普遍语法得以被确定的理论片段。把这四个理论片段从尾至首再回顾一下就可以看到，语言间亲缘关系（大的语言家族之间的间断，以及变化体制中的内在类似）理论正好面对着派生理论，后一种理论设想总会不断出现一些衰退因素和混合因素，它们在一种外部原因的基础上以一成不变的方式作用于所有语言（管它们是什么类型的语言），并产生无穷无尽的效果。词干理论对立于指称理论：因为词干是一种可以分离出来的语言个体，内在于某一个语言群体，其最主要的职能是作为各种词语形式的核心；而词根则不同，它使一般意义上的语言跨越于自然界与叫喊之间，并且在此同时把自身消耗得最后仅仅是一种可以不定地发生转化的声响，这种声响的职能是对事物进行第一次命名性分切。对于具体语言的内在变异的研究同样对立于表现的衔接理论：后者把词与可以被它们意指的内容联系起来，用这种方法界定它们并使它们具备相互区别的个性；过去，语言的衔接是对表现的可见分析；现在，标志着词的不同特征的，首先是它们的形态以及它们每一个声响所可能遭致的全体变化。最后的，同样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对具体语言的内部分析正好面对着古典思想过去赋予动词是的至高无上的位置：动词是之所以盘踞在语言的边界上，既是由于它是词之间的最初联系，同时也是由于它执有着根本性的肯定力量；它标志着语言的门槛，指示着语言的特殊性，并且以一种不可磨灭的方式将语言与各种思想形式连接起来。与此相反，19世纪以来所实践着的那种对各种语法结构的独立分析却把语言分离了出来，它把语言当做一种自立的有机结构来对待，斩断了语言与判断、赋予和肯定之间的联系。过去由动词是所保障的言说（parler）与思想之间本体上的过渡如今被截断了；语言由此而获得了自身的实在。而且，正是这一实在拥有着支配它自身的那些规律。

古典的语言序列现在自我封闭起来了。它失去了透明性，失去了在知识领域中的主导功用。在17和18世纪，它是表现的直接而自发的铺展；首先是在它那里，各种表现获得它们最初的记号，分切并重新组合它们的公共特征，建立起某些同一或赋予关系；那时，语言是一种知识，而知识则理所当然地是一种话语。因而相对于全部知识来说，它当时处在一种基础的位置上：世界上的各种事物只有通过它才能够被认知。语言在这里之所以如此重要，不是因为它在某种本体上的缠结中构成了世界的一部分（就像在文艺复兴时期那样），而是因为它是对世界的表现中的某种秩序的最初草样，因为它是表现各种表现的最初的、不可避免的方式。全部普遍性正是在它那里形成。古典知识完全是命名性的。从19世纪起，语言向自身折叠了起来，它获得了自己的厚度，将仅属于它自己的某种历史、某些规律和某种客观性铺展开来。它变成了一种知识对象，与其他众多的知识对象为伍：与它相并列的，有生命物，有财富和价值，还有事件和人的历史。它自己也许拥有一些专门的概念，但那些针对它的分析与其他所有涉及经验知识的分析一样，都植根在同一个层面上。这种加高，这种使普遍语法能够成为逻辑并同时能够与这一逻辑交织在一起的加高从今以后被削平了。去认知语言现已不再是去最大限度地靠近知识本身了，这仅仅是将一般意义上的知识方法运用到某一个特殊的客观性领域。

语言的这种平庶化尽管使它（语言）回复到了纯粹的对象状态，但又以三种方式得到了补偿：

首先是这样一个事实：对于一切欲像话语那样显现出来的科学知识来说，语言是必不可少的中介。它徒然在某种科学的目光下被排布、铺展和分析，却总是突然重现在认识主体的一侧，——只要事情涉及为他陈述他之所知时，立刻就会这样。由此l 9世纪的人们自始至终惦记着两件事。第一件：他们希望像实施抛光一样对科学语言实施中性化处理，直至使其达到这样一种状态：在自身的所有特殊点都被剥除，自身的那些从属性事实和那些不确切也都被清理掉（就好像它们根本就不属于这种语言的本质似的）之后，科学语言得以变成一种知识——这一知识本身是非词语性质的——之精确的映象、精密的副本以及没有雾气覆盖的镜子。实证主义所梦想的正是这样一种与人们之所知保持平齐的语言：一种表图式语言（langage-tableau），就像居维叶在提出科学的使命就是成为自然界的“副本”的时候可能梦想着的那一种；面对着事物，科学话语将成为它们的“表图”（tableau）；然而“表图”一词在此具有的意义与它在18世纪具有的意义是根本不同的；在18世纪，它的意思是通过一个由同一和差异构成的表图来对自然界进行划分，而语言则为这个表图提供一种最初的，近似的并且是可以修正的栅栏（grille），现在尽管也说语言是一种表图，但意义已经迥然不同了：语言已经从这种使它起直接分类作用的盘根错节中抽出身来，与自然界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以便通过自身的驯服而对自然界施加魔法，并最终获得自然界的忠实画像^[1]。人们念念不忘的另一件事，——尽管它与第一件相关，但却与前者全然不同，——是要寻找一种独立于语法、词汇、句法形式和词之外的逻辑：一种能够用某种办法来揭示并运用思想的普遍蕴涵的逻辑，而这“某种办法”就是让这些蕴涵一直避开某种已构成的语言——它们有可能被掩盖在这种语言当中——所具有的那些独特性。所以，正当各种语言变成语史学的对象之际，一种符号逻辑随着布尔^[2]也在同一时代问世实属必然：因为尽管存在着某些表面上的相似和若干技术上的类同，但这里的问题却不是要像在古典时期那样去构建一种普遍语言，这里的问题是要在一切语言之外表现思想的种种形式和种种串接；既然语言变成了科学的对象，那么就必须发明一种新的语言，它与其说是语言倒不如说是符号体系，并且由此而在使思想得以认知的运动当中透明于思想。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逻辑代数（algèbre logique）与种种印欧语言是普遍语法解体所造成的两种产物：印欧语言表明语言向认识对象一侧的滑移，而逻辑代数则表明一种运动，这种运动使语言摇摆向了认知行为，并且进而把语言的所有已构成形式都剥除殆尽。然而，仅仅以纯否定的形式来陈述这个事实是不够的：在考古学表层上，非词语性逻辑的可能性条件与历史语法的可能性条件是相同的。它们的实在性地基是同一的。

语言平庶化之后得到的第二个补偿，是人们赋予语言研究的批判价值。在变成了稠密厚实的历史实在之后，语言便形成了一个汇集传统、思想的无声习惯以及民族的幽晦精神的场所；它积累着一种不可避免的记忆，而这记忆却甚至没有意识到自己是记忆。人们在一些他们无法左右的词中表达自己的思想，把这些思想放置在一些其历史维向不在他们把握范围之内的词语形式中，自以为他们讲出的言语听命于他们，却不知他们正在屈从于这一言语的种种要求。一种语言所具备的语法格局是那些得以在这一语言中陈述出来的东西的先验知识。话语的真理困在了语史学的陷阱当中。由此而来的是这样一种必须：人们必须从观点，从哲学，甚至可能要从科学出发，一直追溯到那些使它们成为可能的词，不仅如此，还要越过这些词，一直追溯到某种其活力尚未被囿于语法网络之中的思想。就这样，我们了解到了所有诠释技术在19世纪的那种非常显昭的再生。这一重现是由于语言又重新获得了它在文艺复兴时期所拥有的谜一般的稠密。不过，现在要做的事已经不是去重新发现某种被深深埋藏起来的最初的言语，而是要去搅扰我们言讲的那些词，揭示我们观念中的语法褶皱，驱散那些赋予我们词语以活力的神话并使所有话语在自我陈述时所携带着的那个沉默的部分再度变得嘈杂可闻。《资本论》的第一卷无非是对“价值”的某种诠释，尼采的全部著作不过是对若干希腊单词的诠释；弗洛伊德的书则是对所有沉默的词句的诠释：这些词句既在支撑，同时也在掏空我们表现的话语，我们的奇想，我们的梦幻以及我们的躯体。曾作为对在话语深处讲出的东西之分析的语史学变成了批判的现代形式。在所有那些以前——也就是18世纪末——涉及确定知识限度的地方，人们将在同一个地方想方设法地拆散句法、打碎种种强制性的讲话方式，把词翻转过来并使它们朝向所有通过它们讲出，但却全然不依照它们的意志讲出的东西。也许，与其说上帝是一个超越于知识之外的东西倒不如说它是某种处于我们的词句之内的东西；而西方人之所以离不开上帝，并不是由于他们具有一种无法克制的越过经验的边界的癖好，而是由于他的语言不断地在自己的规律的阴影中挑唆着他：“我非常担心我们永远也不能摆脱上帝，——既然我们依然相信语法。”^[3]16世纪的阐释是从世界（它既包括事物又包括各种本文）到这个世界中被破译的圣言；而我们时代的阐释，即那种无论如何也是在19世纪形成的阐释，则是从人，从上帝，从知识或幻觉到那些使它们成为可能的词；它所发现的并非某一至高无上的最初话语，而是这样一个事实：早在我们讲出任何言语之前，我们就已经被语言所控制、被它定住了身子。现代批判所致力于从事的真是一种奇怪的诠释：因为它不是从对语言存在的察觉出发来到对于这一语言所要讲的东西的发掘，而是从显现的话语的铺展出发，来到对处于初始存在状态中的语言的揭示。

因此在现代思想中，各种阐释方法恰与那些形式化技术相对：前者企图使语言在它自身之下，在最靠近通过它讲出，却又不依靠它而讲出的东西的地方讲话；后者则企图控制一切可能的语言，并企图通过可能讲出的东西之规律而悬置于语言之上。阐释和形式化成为了我们时代的两种重要的分析形式：说句老实话，我们还真不知道有什么别的形式。然而，我们是不是知晓诠释与形式化之间的关系？是不是有能力控制和把握它们？因为，如果诠释不是把我们引向某一最初的话语，而是把我们引向某种类似语言的东西之赤裸裸的存在的话，那它是不是将被迫仅仅讲述语言甚至在自己获得某种意义之前就具备的那些纯粹形式？然而为了把一种被设定为语言的东西形式化，难道就不需要事先进行一点诠释工作，并至少已把这些沉默的形体解释为它们正欲讲出某种东西呢？确确实实，阐释与形式化之间的分野目前正压迫着我们，支配着我们。不过这一分野并不是十分严格，它所勾画出的分叉并没有十分深远地伸入到我们的文化当中，它的两个分支的同时代性实在太强，以至于我们不能够仅仅说它为我们规定了一个简单的选择，或是说它要求我们在过去与现在——相信意义的过去与发现了能指（significant）的现在（及将来）——之间做出一个抉择。实际上，这里涉及的是两种相互关联的技术，它们共同的可能性基底是由语言的实在——这里指的是那个在现代时期开始时构建成的语样实在——构成的。语言批判性的增高——这种增高补偿了它在对象中的平庶化——隐含着这样的内容：它既靠近了一种不含任何言语的认知活动，同时又靠近了那种不可在我们的任何话语中被认识的东西。要么得让语言透明于各种知识形式，要么得把它塞入潜意识的内容当中。这就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19世纪会出现向思想的形式主义和向对潜意识的发现——也就是向罗素、向弗洛伊德——的双重进军。这同样也解释了为什么会存在着那些旨在使其中的一个进程转向另外一个并使两个方向交织起来的尝试：它们要么是试图揭示什么，比如揭示那些早在一切内容之前就强派给我们的潜意识的纯粹形式；要么是努力使经验的基底、存在的意义以及我们所有知识的实践的地平线（horizon vécu）一直抵达我们的话语。结构主义和现象学正是在这里，连同着它们所特有的格局，发现了规定着它们的共同场所的一般性空间。

语言变得平庶之后得到的最后一项，同样也是最重要，最出乎意料的补偿是文学的出现。强调一下，这里所说的文学是严格意义上的，因为自但丁以来，甚至自荷马以来西方世界就毫无疑问地存在着一种被我们这些旁人在今天称作“文学”的语言形式。然而在事实上，“文学”一词问世的时间并不太久，它与一种特殊语言——这种特殊语言所特有的存在样式是“文学性的”——在我们的文化中的脱颖而出一样，都是新近发生的事情。正是在19世纪初，在语言深入到自己的客体厚度当中并任凭某种知识把自己通体穿越的那个时代里，它（语言）却在别的地方，以一种独立的、一种难以企及的、隐在自身诞生之谜中的，并整个地与纯粹写作行为相关联的形式重新构建了起来。文学是什么？是对语史学的异议（而它又是语史学的孪生体）：它把语言从语法带向言说的赤裸裸的力量，并在那里遇到了词之野蛮而专横的实在。从以浪漫主义方式反抗一种僵化在自己仪式之中的话语到马拉美^[4]发现词的疲软无力，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19世纪时的文学相对于语言的现代存在样式来说到底发挥着什么样的功能。在这个根本性游戏的基础之上，其余的都仅仅是效果：文学越来越有别于观念话语，并把自己封闭在一种根本的非及物性（intransitivité）之中；它摆脱了所有那些在古典时期可以使它传播的价值（趣味、快乐、自然、真实），并使所有那些可以确保对这些价值进行滑稽地否定的东西（丑行、丑陋和不可能的事情）在它自己专有的空间中产生出来；它与一切对“体裁”（genres）——它们适合于某一表现序列的形式——的定义脱开了干系，并变成了对一种语言的单纯的显示，这种语言全部规律就是去断言——在所有其他话语的对立面——它的陡峭的存在；所以它所要做的全部事情将仅仅是在一种永恒的回归中一次又一次地折向自身，就好像它的话语可能具有的全部内容仅仅是去讲述它自身的形式：它或者作为书写主观性（subjectivité ēcrivante）而面向自身，或者想方设法地在使它产生的运动中重新把握全部文学的本质；就这样，它的所有线索都汇向了那个最精细的端点——尽管这个端点是特殊的，瞬时的，但它又绝对是普遍的——汇向了单纯的书写行为。当语言作为扩散开了的言语变成了知识对象的时候，却以一种截然对立的形态重新出现：词静静地、小心翼翼地淀积在空白的纸面上，在那里，它既无声响又无对话者，在那里，它要讲的全部东西仅仅是它自身，它要做的全部事情仅仅是在自己存在的光芒中闪烁不定。

（节选自米歇尔•福柯著：《福柯集》，杜小真选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88—113页。本文为张宜生译）

扩展阅读文献

1.Foucault，Michel. The Order of Things：An Archaeology of the Human Sciences. New York： Vintage Books，1973.

2.Foucault，Michel. Ethnics：Subjectivity and Truth. P. Rabinow ed. New York： The New Press，1997.

3.Said，E. Orientalism.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1978.

4.Spivak，G. C. In Other Words：Essays in Cultural Politics. New York：Routledge，1988.

5.Williams，P. ＆ L. Chrisman. Colonial Discourse and Post-colonial Theory：A Reader. New York： Harvester Wheatsheaf，1993.

注释

[1]G.居维叶：《关于自然科学进步的历史关系》，第4页。

[2]布尔（Boole，1815—1864），英国逻辑学家、数学家、现代符号逻辑的创始人。——中译注

[3]尼采：《偶像的黄昏》，法译本，1911年版，第130页。

[4]马拉美（Mallarmé，1842—1898），法国诗人，法国现代派文学的鼻祖之一。——中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