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话分析方法论

会话分析方法论^[1]

哈维•萨克斯

哈维•萨克斯 （Harvey Sacks，1935—1975），美国社会学家。他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拿到博士学位，并于1964—1975年间在加州大学任教。深受民俗方法学传统的影响。他对会话结构细致入微的分析工作被认为奠定了新学科“会话分析”的基石；这项工作深刻地影响了今天的语言学和心理学。他的代表作Lectures on Conversation 由他在1964年所秋至1972年所做的演讲组成。

我下文所提出的研究领域，虽不从属于任何其他既定学科，但是切实存在的。这一领域被它的探究者称为民族方法学或会话分析，其目的在于试图描述人们从事社会生活的方法。尽管这一领域描述的活动范围也许还不是很清楚，但我们认为对这些活动进行描述的方式及研究方法在本质上是不变的。

以下是我在研究过程中的一些重要发现：

现实生活中自然发生的社会行为的进行方式是可以用形式化的方法加以描述的。

社会行为（及其现实的一系列独立的后果）是有规律可循的，也就是说，对它们的描述包括对人们所采用的一整套形式化的步骤的描述。

人们进行社会活动所采用的方法使对若干独立事件的形式化描述成为可能。这些独立的事件在直观上是可概括的，并且从可再现角度看是十分有用的。

上述这些发现对社会学的研究目标和研究方法都具有重要意义。简言之，社会学可以成为一门真实反映生活的、基于日常观察进行研究的科学。

社会科学领域的一些重要理论往往倾向于将社会看成是一部机器，其产品系统性较差，在这样的社会中，若干行为的发生或多或少具有随意性。这一观点表明，我们可以从某些地方入手，着力解决系统性问题。但问题是：如果我们可以找到这样的地方，问题可以逐步被解决；如果我们找不到，问题便无从下手。于是我们开始想象一台前部有孔的机器，从这些孔里源源不断地喷出一些好产品，同时机器的后部也吐出了一些垃圾。这样便有了社会学家们关注的问题，那就是寻找“好问题”，即那些由“机器”生产的系统有序的数据，并试图构建出能够产生此种结果的必要装置。

现在，这一观点往往淹没在人们对“大问题”的关注中，而那些平凡的、偶然发生的、局部的问题引不起人们的研究兴趣。把这一观点当成是一次历史的偶然，或是纯粹的事实，或是人们从开始思考并且假设或发现或试图发现社会问题的历史中的一次意外都是完全可能的，至少在理论上是这样。但是，不论我们从何处着手研究这一现象，我们将发现（有人认为是“强加于”）蕴含其中的有序性。

这种可能性将对我们试图构建的研究领域产生巨大的影响。借助于已知的“大问题”寻找“好问题”的做法会将大规模的、大批的研究机构作为前文所说的“必要装置”，由此，有序性会产生，其中的系统性也会被发现。另一方面，如果我们认为无论人类做了什么，他们也只不过是某种动物而已（这种动物或许比其他动物更复杂，但这种区别未必很明显），那么我们会从人类活动中观察到他们做事的方式，这种方式具有较稳定的可描述性。也就是说，我们可以认为各方面都是有序的。

这种有序性将是文化的一个重要来源。比如，一种文化中的任何成员，虽然在幼年时只接触到文化的一小部分，在成长过程中会以某种方式接触到文化的某一部分（父母不同，经历不同，偶然听到的话语不同而导致所获取的词汇也不同），但是他们都会在许多方面表现出与其他社会成员的相似性，也能够和任何其他成员打交道。如果能够确信人是社会中可处理的事物，他们就有适当的取样体制，那么文化就是十分有序的。理所当然地，研究工作就可以利用相同的资源：深入研究任何地方的任何一个人，我们就可以得到具有共性的东西。

此外，各个方面的秩序可以被用来解释一些原本相当奇怪的事实——比如，传统的社会学调查研究虽然始终不能严格遵循统计学操作程序，但是却总能得出系统的结论；再比如，人类学家在研究过程中，通常会深入社会生活，通过询问一两个人一些或多或少具有延展性的问题得出结论，而这些结论往往出奇地具有概括性。这样看来，这些系统的结论和高度的概括性可以被当成是这类研究程序的保障，或被当成一个巨大的谜。这些结论也可以被看做是一种必然的结果：人类活动中存在无法抗拒的有序性，以至于无论我们用何种方式、从何种角度去观察，都不可能不发现它们。

如果一种文化和它的成员是以这样的方式构建的，那么从一个被调查人或一些取样程序中获得的系统的结论就未必是那些自认为是好的程序的保障，而是有序世界的例证。我们也许会发现我们达到了高度的概括性，因为事物是如此有序以至于我们能够获得系统的结论，其前提条件是该文化中的成员在有限的环境中不得不这样做，同时有序的客观环境允许他们这么做。如果我们认为在某种程度上这就是事物存在的方式，那么我们观察什么就不是很重要了，只要我们观察得足够仔细就可以了。（摘自1966年第33次讲座）

以下是一些颇有影响的著作中的相关段落。

第一段节选自爱德华•萨丕尔（Edward Sapir）的《语言论》：

日常生活中我们对抽象的概念是不太感兴趣的……比如当我说“我吃了一顿美味的早餐”时，很显然我并非处于费力思考的痛苦之中。我所要表达的仅仅是一种美好的回忆，这一回忆通过我本人习惯的表达方式传达了出来……这个句子作为一个整体没有任何抽象的意义。

这有点像发电机，它可以产生足以使电梯运转的动力，但运行这部发电机，只需向电铃传输电力。这一类比看似不相关，实则很有启发性：语言可以被看成是一个研究人类心理活动的工具。（1921）

首先，我们来看被萨丕尔认为显而易见的部分：通过语言来表达正在进行的动作是显而易见的；只陈述句子本身，并没有发挥语言本身所具备的功能。所以，对研究者来说，萨丕尔上述论述的意义可大可小。

下文第二个节选片段针对前面萨丕尔的论述，从中得出了一些结论。Weinreich 评论说：

在一个值得注意的段落中，萨丕尔把语言比做一部发电机，它的动力虽足以使电梯运转，但它只向电铃输送电力。在大多数情况下语言的使用不需要利用所有的语义。在语言的交际功能中，如果话语仅仅意味着会话者的存在，它在很大程度上容易被“去语义化”。在语言的各种各样的礼仪性功能中，它也可能通过其他途径被去语义化……对我而言，语言学的更加紧迫的任务是解释电梯而不是电铃；避免使用过于随意或礼仪性的话语作为样本；在语言被充分使用的条件下去研究语言。（1963）

这里要提的一点是，即使不去分析语言可以作为何用，我们也知道语言难在哪里、妙在何处。当我们试图研究可以用何种方式表述“我吃了一顿美味的早餐”这一陈述时，无需深入探究，我们只需在一些候选项中作出选择即可，比如“交际”、“非概念”、“去语义化”，等等。即便如此，研究计划还是被呈现了出来。这一研究计划的重要性之一在于指明了不需要研究的对象。这些无需研究的对象是基于假设的结论而提出的。这些结论正是很好的研究对象。如果在着手研究之前，我们尚不清楚该学科研究的目的，那么至少在这些规划中蕴藏着对最终研究目的的解释。

我提及这些情况的目的在于说明：人们没有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对“我吃了一顿美味的早餐”或“你好”这类句子的研究中并非偶然，而是或多或少有充分的理由。然而，不去研究可能会产生比较严重的后果：语言能做什么，人们能借助语言做什么，分析“我吃了一顿美味的早餐”后会得出什么结论，这一系列的问题又会引发哪一个研究领域中的何种研究计划——所有这些问题都没有令人满意的答案。（摘自1966年第6次讲座）

对细微现象的细致研究可能会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人们做事情的方式，以及他们运用何种工具构建、安排自己的事务。

世间万物很可能是非常有序的，有众多的社会对象（包括诸如“我吃了一顿美味的早餐”和“你好”这类句子）供人们选择来完成自己的活动；并且不论从事何种活动，人们运用这些对象的方式都是可以被描述的，在分析某一特定的对象时，这些方式是能够被观察到的。

我们试图去命名那些对象、去观察它们如何运作，就如同我们了解动词、形容词、句子等如何使用一样。由此，我们能够逐步发现某一活动是如何构成的，就像我们看到一个句子是由主语，谓语等成分构成一样。当然，与对句子的形式化分析类似，在理论上，我们也需要一种形式化的描写方法去描写人类活动。这种描述不仅能够大体上分析句子，而且能处理特定的某一个句子。随后，我们需要做的是开发一套“语法”，而语法为描述那些日常可观察的、有序的社会活动提供了一个模式。（摘自1964年秋季讲座时录制的第三盘磁带）

因为我在进行观察时注意到了事情发生时的细节，所以我们能够发现我的研究方式与社会学研究中的典型方式不同：社会学研究是将假定的、典型的事件作为立论的依据。在社会学研究报告中，研究者会使用“让我们假设某某事发生了”或“典型的事件是……”这样的措辞。读者也会认为自己愿意接受这样的假设。正是基于对这些典型事件的断言、预设或建议，人们建立了对世事的解释框架。

不管我们的想象力如何丰富，我认为：如果我们仅从假定的或假定典型的事件出发进行研究，那么我们会将自己局限于那些专业人士认为合理的框架中。这一局限性所产生的严重后果，只有当我们研究真实发生的事件时才会显现出来。对于要研究的对象，如果我们称：“让我们先假设这件事情已经发生了，现在我们来对其进行分析。”那么听众会质疑：“既然这件事发生与否尚无定论，怎么能空谈解释？”换言之，在这一研究框架下，对会话的理论化过程中，很多实际发生的会话情形是被排除在外的。我认为，这种做法严重影响了社会科学的研究特性。

与上述做法不同，我们所从事的研究会以观察作为理论的依据。因此，我们可以从并非想象的事件入手，而是展现现已发生的事情。随后，我们会逐步发现：通过仔细观察来对事件进行理论化的方法有助于我们找到一些无法通过想象而认为存在的事情。我们不会知晓这些事件是否“典型”。（摘自1971年秋季第一次讲座）的确，我们本来可能不会注意到它们的发生过程。

因此，我所处理的这类现象是按实际发生的顺序，对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事情的记录。而我所研究的对象就是以这种偶然形式存在的会话：我们能够用磁带记录下真实的场景，并能将其转译成文字，即会话是我们轻而易举就可以着手研究的。（摘自1968年秋季第二次讲座）

在从事社会学研究之初，我便认为只有当社会学能处理真实事件的细节，能用形式化的方式对其进行分析，首要的是能以直接的方式提供这些事件的信息（早期的科学也是以这种方式提供信息的）——即任何其他人能判断所分析的是否与实际情况相符的时候，社会学才能成为真正的科学。这样也能很好地掌控一个人是否学有所获。

于是问题便是：社会学能否以某种方式对真实事件的细节进行形式化的分析，并且提供信息？可能有人会认为浩如烟海的社会学研究文献充分证明这种方式是可以被挖掘出来的；基于同样的文献，有人断言这是不可能的。出于种种原因，我认为以往的文献并未能显示这种方式的存在与否。我打算找一些素材作一次测试，这些素材能帮我们检测社会学研究是否可能处理上述问题，如果可能，我们会继续检测这样做是否有趣。检测结果可能是肯定的，也可能是否定的。

我从录音谈话着手。这样的素材有一个好处：可以反复播放。我能够将其中某些部分译成文字，并对其进行深入研究，且先不管这一过程会耗费多长时间。录音的素材“足够好”地记录下发生过的事件。当然也有其他事情发生了，但至少录下来的事是已经发生过的。我从录音谈话进行研究，并非由于对语言有特别的兴趣或出于理论研究程序的必要，而仅仅是因为我可以由此入手，并且可以反复研究；还因为这样做，可以为那些可能会不同意我的分析结果的人员提供进一步研究的依据。

所以目前我所做的是研究会话。确切地讲是研究会话的细节。在某种意义上说，是研究会话是如何进行的。其具体目标是首先考察实际发生的某一事件是否可被研究，如何被研究，以及对这一事件的解释会如何。（摘自1967年秋季讲座的“引言”部分）

由此，我们真正最感兴趣的并不是将某一特定的会话作为研究对象。用平实、具体的话来讲，我们的目标是要找到一个位置，把“发生了什么事件”的观点由特定的人的特定的行为转化为一部机器的产品。我们正努力找寻这样一部机器。为此，我们必须先获取它的产品。在这一点上，会话为我们提供了这样的机会。（摘自1970年秋季第二次讲座）

现在人们常问我为什么我会选择那些特定的数据来分析，是不是我头脑中产生的问题使我选择这一部分会话语料或片段。我只是坚持说：那些数据不过是碰巧遇到而已，它让我着迷，于是我便花时间来研究它。另外，并非出于解决问题的需要我才着手研究某些数据。（摘自1967年春季第七次讲座）当我们从某些数据着手分析时，是不会考虑最终会以何种问题结束，以及会有何种研究发现的。我们只是选取一部分数据，坐下来，做一些观察，看它们会如何发展。（摘自1967年秋季第五次讲座）

不带任何动机去分析实际发生的会话，即仔细考虑我们碰巧着手研究的某一会话能够带来的任何发现，从任意角度对其深入探究，这样做能产生很有说服力的结果。（摘自1970年冬季第二次讲座）很多情况下，某个问题的解决方法产生于对某些数据无动机的分析，如果我们一开始便带着解决某个问题的动机，也不应该将这些数据当做能解决那个问题的手段和解决方案。

因此，如果尝试着使我们希望能做到的事情与恰巧发生的事件保持一致，那么我们一定会有所收获的。这并不意味着我们选取一些数据分析后就会有所发现，对它的正确理解是：如果我们选取某些数据，不把它当成解决某些问题的手段和方法，那么我们就会有所收获。我们在研究后有所收获的乐趣是在研究之初所无法讲出的。（摘自1967年春季第七次讲座）

（Sacks，H. Notes on Methodology. In J. Maxwell Atkinson John Heritage eds.Structures of Social Action：Sciences in Conversation Analysis.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44. 中译文为孙淑女、冯卉译）

扩展阅读文献

1.Atkinson，J.M. ＆ J. Heritage （eds.）. Structures of Social Action：Studies in Conversation Analysi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4.

2.Brown，P. ＆ Levinson，S. Politeness：Some Universals in Language Usa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7.

3.Levinson，S. C. Pragma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3.

4.Sacks，H. Lectures on Conversation. Vols.1 and 2. Ed. by Gail Jefferson. Cambridge，Mass.： Blackwell，1995.

5.Schegloff，E. A. ，E. Ochs ＆ S.A. Thompson. Introduction. In E. A. Schegloff，E. Ochs ＆ S. A. Thompson （eds.），Interaction and Gramma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pp.1-51.

注释

[1]这一章包含了已故学者萨克斯对方法论的一些论述，这些论述是从Gail Jefferson整理的萨克斯的讲稿中精选出来的。Jefferson坦言：“对节选章节的编辑过程或多或少会对原作者的本义产生曲解。”同样，出版商在此基础上又作了进一步的编辑工作。——原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