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讨论了形成亚洲的传播论的必要性，因为这能使亚洲传播学学者们更有效从事传播学研究，更深入地讨论人类的相互作用。那么如何实现这一目标呢？首先，我们需要审视哲学、修辞、语言学、诗歌等古典论述，着眼于吸取那些有关传播的原则和基本条件。其次，我们需要审视远古流传下来的具有象征意义的各式各样的仪式、民间戏剧等传播形式，并找出其中独特的文化特性。再次，我们需要从不同文化的视角出发来探讨以不同的社会为特征的传播行为，以便获取一套原则或规律来指导传播行为。在这篇文章里我希望着眼于第一种方法。
在这方面，已有人做过一些探究性的工作，而我想在这里用我自己对古典印度的研究来展开。[1]许多学者已经指出了帕提诃利《词句论》的中心的地位。《词句论》创作于公元5世纪，它可以帮助我们正确地认识印度的哲学思想和语言思维。[2]尽管该论著是在15个世纪前创作的，但是它核心的传播观却有着现代的气息并为现代传播研究注入了活力。事实上，《词句论》所反映的基本思想完全与传播领域的一些现代观念一致。
正如标题所示，《词句论》是一本讨论句子和词的概念的书。然而，需要注意的是，作者试图以一种全面的方式来加以探索，但却引发了本在他研究范围之外的其他话题。但帕提诃利最初的想法是试图对语言和意义的密切关系作出一个清晰的界定。
《词句论》包含着四条被证明是极具启发性的、引人深究的重要见解。当然，这些见解是相互联系的，来自于他所强烈持有的世界观。他的世界观是与《吠陀经》和《奥义书》紧密联系的一元论。其中最重要的是帕提诃利所持的有关语言在人类认知中的作用的论点。他直截了当地说：
如果不被理解，世界上就没有认知。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所有的知识都与语言、词语交织在一起。[3]
因此，帕提诃利清楚地指出了存在于语言和人类认知之间的亲密关系。从传播论来说，这个见解有着深刻的含义。
就这一点而言，帕提诃利在15个世纪前的主张能够在萨丕尔-沃尔夫理论里的语言相对性中得到共鸣。这个理论起初是在1929年萨丕尔发表的文章中提出的。他说：
语言是社会现实的指导。尽管起初社会科学的学生并未对语言的本质感兴趣，但它强有力地支配着我们对于社会问题和社会历程的所有见解。人类不只是生活在客观世界里，也不像先前所认识的那样仅仅生活在社会现实的世界里，而是生活在语言的支配下；语言已成为人类社会表达的中介。想象一个人基本上不使用语言而适应现实，或者想象语言在解决有关交际和反思的具体问题上仅仅是附属的一种手段，都是不切实际的。事实上，真实的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是下意识地建立在一个团体的语言习惯上的。[4]
同样的，沃尔夫指出，每一个语言的语言系统不仅仅是表达想法的再造手段，而且是人在语言中形成想法。
帕提诃利的想法和萨丕尔-沃尔夫假设惊人地相似。这种思路，确切地说，并非源自西方世界的萨丕尔和沃尔夫。柏拉图的一些言论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理解为支持这种观点。然而，用明确的术语阐明这个理论的学者还是萨丕尔和沃尔夫。无疑，极端形式的语言相对论因为其过分简单化和片面性已不为许多学者所接受了。但不争的事实是，这个理论包含的真理引领着并深深吸引了那些现代思想家诸如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列维-斯特劳斯（Levi-Strauss）和皮亚杰（Piaget）等。
从传播论的观点看，包含在《词句论》里的第二个重要概念和语义单位有关。虽然其他大多数学者强调把词看做是语言交际中的语义单位，帕提诃利坚持认为整句应当被认为是语义单位。实际上，帕提诃利在他论著的第二个部分中倾力建构这一观点。他首先讨论了传统的学者理解语言和语义的八种方式，然后表明词是无法离开句子而存在的，故而句子才是语义单位。
有意思的是，帕提诃利的观点与乔姆斯基的语言观有着密切的联系。[5]乔姆斯基和其他的转化生成语法学家把句子作为分析单位。这并不意味着其他的哲学家和语言学家不重视句子，不将其视为语义单位。例如，实证哲学家主要关注的是句子分析和句子间的推理关系，然而，他们关注的焦点是语言的逻辑句法。
从传播论的观点看，帕提诃利倾向于把句子看做是语义单位。这种概念推动了现代传播论的发展。正如金凯德（Kincaid）指出的：
对一个词的意义的理解需要根据特定场景选择其众多意义中的某一特定意义。这也是在一定容忍范围内降低不确定性的决断过程。然而，在这一层面，不确定性是由对词的样式的辨认所造成的。此外，对“rebellion”这一词没有一个唯一的理解，同样，英语里只有一个词适用于独特的字母组合，r-e-b-e-l-l-i-o-n．
词的概念存在于一个相对有限的语义空间或意义集合之中。像“rebellion”这样的词没有自己单一孤立的概念意义，但是如果被置于一个合适的语义区和其他所有通常关联的重要概念联系在一起就有意义了。它的特定意义产生于在特定语境里它与其他相关的概念的相互作用。[6]
《词句论》里的第三个重要概念涉及传播的语境化。帕提诃利令人信服地指出，话语的语境有助于限定语篇的域，从而排除模糊的意义。在帕提诃利看来，话语的语境是由许多变量组成的。[7]这些变量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
1. 语内变量；
2. 语外变量。
第一类包括诸如句法关系（vakya），句子成分间的语义兼容性（artha），由句中特定成分暗示的、影响意义限定的（成分间）联系性（samsarga），由句中特定成分暗示的、影响意义限定的（成分间）分裂性（viprayoga）等变量。第二类包括诸如背景语境（parkarana）、空间关系（dera）、时序关系（kala）等变量。
当研究语内变量时，很明显，帕提诃利强调句法和语义两个维度。一个句子从句法上来说可能是无懈可击的，但是，如果不能满足语义兼容性的需要就不具意义。语外变量由时空和社会文化两个维度组成。这里，庞亚那亚（Punyanaya）——帕提诃利的评注者——给了我们一些具有启发性的例子：
Saindhavam anaya
带来盐∕马[8]
Saindhavam 在梵文里既有盐的意思也有马的意思。因此，在上述引用的祈使句里，Saindhavam 的意思是含糊不清的。两种理解都有可能。实际上，只有话语产生的语境才能帮助选择合适的意义；如果话语的语境与食物有关，那么，“盐”是更合适的意义；相反，如果语境与战争有关，“马”便是更恰当的选择。
让我们来讨论一下庞亚那亚的另一个例子。他说当有人提及“门”时，这个词在冬天和夏天有截然不同的两个意思。冬天时，它的意思是关门；夏天时，它的意思是开门。所有这些例子都表明一个重要的事实：话语的语境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帮助意义的确定。
从传播论的观点来看，话语语境化的观点在以下几方面体现了其重要性。第一，在蓄意性交际行为中，接收者为了获得信息，总是试图对意义的符号体系进行解码。意义的符号体系可能是听觉的、视觉的、口头的或者是三者的结合。进行传播重要的是接收者必须积极主动地亲自参与解码行为。因此，在我看来，想要构建更有意义的人类交际论，我们必须从接收者和解码过程开始，而不是像其他诸如亚里士多德、香农和维夫所做的那样，从传播者和编码过程开始。
为了更进一步加强这一论点，让我们细想一下语言交际。在语言交际中，要想成功地进行交流，接收者就必须能够解译由传播者构造的符号系统的码。为了有效地交际，编码过程必须包括解码过程的镜像。换言之，在传播者和接收者之间应当有一个共享的释译模式。因此，从传播论的观点来看，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问题是：“是什么因素促使一个能消除传播意义中歧义的共享释译图式的出现？”在这点上，帕提诃利提出了一组有高度提示性的，能够使我们确定交际意义的变量。据我所知，这是最早的、从接收者的观点出发提出的构建交际意义的释译图式。
第二，帕提诃利提出的经验语境化概念有利于阐明语境化和全局视角之间的关系。传播语境概念的重要性体现在：所有事物都有其内部联系，世界中任何事物都不能孤立于其他事物而存在。帕提诃利是一位一元论哲学家，他认为世上万物是婆罗门的具体表现。因此，在现代传播学学者看来，他采用了整体的、系统的观点。从他的一元论观点看，他对传播中语境的重要性的强调源于他的一元论；从传播论的观点来看，传播的语境只有在整体的、系统的层面上才有意义。
第三个关键的概念从各个方面来说都是最重要的，这就是帕提诃利的论著中提及的sphota 。帕提诃利在他的论文里提出的重要问题之一是：“听者怎么样从说者发出的一系列声音中寻找意义？”换言之，用语言进行交际意味着什么？这是理解人类传播的关键。我们首先需要了解一下作者的视角。当我们研究西方传播论的进展时，我们意识到，在20世纪后半叶，随着 “用法和满足的概念”[9]、“交际的交易模式”[10]等概念的出现，人们开始从交际的视角研究传播过程。这当然是从亚里士多德模式发展到香农-维夫模式的一个例子。由此看来，1500多年前就从接收者的角度出发来研究传播行为，其本身就具有重大意义。在帕提诃利的分析框架中，他将sphota 的概念具体化了，认为真正占主导地位的是接收者，而不是说话者。
Sphota一词有突破、冲开和揭露的意思。因此，我想用sphota 这个词来说明其在语言学语境中的意义到底如何揭示人的思想。尽管sphota 这个概念在早期的哲学文献中就已以一种模糊和某种萌芽的形式出现，但确实是帕提诃利系统地阐明了这一概念。戴维斯（Davis）通过周密地研究文本，找出了帕提诃利在文本的正文中是如何使用sphota 和sabda 这两个词的，并说，一个人可以称sphota 为sabda 。然而，戴维斯自己也指出，因为这一概念传统上被称为sphota ，因此使用sphato 会更好。我认为这里还需要考虑另外一点，在传统的梵语中，sabda 一词有浓厚的宗教色彩，这可能会影响我们的理解。
帕提诃利认为，当听者听到说话者的语言时，其语音模式和意义在他的脑子里结合形成思维内容。说话者大脑里的完整的思想内容被分成相应的语音模式块和意义块，并在听者的脑子里重组。在《词句学》一书中，帕提诃利在多处提到了他坚信词具有双重性：即示形达意。从传播论的观点来看，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听者把听觉信息解码为思维内容的原理是什么？”这里，帕提诃利提出了pratibha 的概念。他说：
当（单个词的）意义被独立地理解时，由此产生的对整句的理解，是由个体词的独立的意思综合而来的。
意义本身不能被这样或那样地解释给别人。它是基于个人的理解，甚至研究对象自己也无法将其解释清楚。[11]
因此，根据帕提诃利，我们明白pratibha 的概念对解码过程的理解起到了很关键的作用，它是难以理解的个人行为，是感知的形式。尽管pratibha 现象是无法说明的，但它完全是自然的、自发的；它意味着人类大脑固有的机制。帕提诃利利用很多生动的例子阐明了这一点。sphota 意味着从接收者的立场出发而建立语言交际典范的最早的尝试。
以上这些就是在帕提诃利的《词句学》被认为是能给传播者带来极大启示的三种概念。这三个概念的重要性不仅仅在于它们与当代西方思想家的传播语境化的思想的一致性，更重要的是，这些概念与传统的思维框架间的联系。正如在先前所提到的，帕提诃利对语言和意义的理解直接源自他一元论的世界观。尽管近些年来西方传播学家也注意到了这些概念，但他们没有充分地意识到在一个系统的框架内研究它们的必要性。在这一点上，帕提诃利的著作起着非常好的启蒙作用。
当西方传播学学者从事于构建新的传播论并扩展现有理论的范畴时，文化间的、比较的视角必然会以一种恰当的方式显示其研究价值。在这个背景下，帕提诃利的《词句学》确是一部具有深刻见解的、需要我们仔细研读的论著。
我之所以详细地论述帕提诃利的《词句学》在传播学上的意义，是因为研究古典文献对我们解决传播学上的问题有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成中英在讨论中国的哲学和当代传播论时，注意到在道教和禅宗里，传播的概念可能比较抽象，但却体现了它与在传播领域占统治地位的传播机械论模式截然不同。[12] 成中英确认了中国的哲学的六个基本原则。这些原则与当代传播论中存在的问题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它们是：
1. 在体验中将理性具体化的原则
2. 部分—整体的不确定性原则
3. 认识论—实用主义统一原则
4. 相对矛盾辩证统一的原则
5. “诗无达诂”的原则
6. 符号参照原则
在这些原则的基础上，成中英说我们要研读古典文献，并着眼于探寻它们在传播论中的意义。
过程概念在印度和中国的传统思维中都占有重要一席，并给我们提供有趣的对照。当前对传播的认知强调其过程观，这预示着对亚里士多德的框架的根本背离。香农认为“对信息的处理需遵循要么是精确，要么是恰当的原则”。[13]在这一点上，这与普遍流行的西方文化观点完全一致。无可否认的是，诸如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黑格尔（Hegel）和柏格森（Bergson）这些思想家都在关注人类存在的千变万化的进程性的本质。但是，他们在这方面的见解，根本无法融入西方哲学思想的主流。而东方的世界观，尤其是佛教的现实观，强烈支持关于生活的程序性本质的观点。
现代物理学也认为，过程观很重要。当然，这不是新观点，17世纪的科学词汇中就已有这个概念。然而，当时它仅仅被看做是物质从一个状态到另一个状态的变化。随着对牛顿式的世界观的推翻和对相对性、不确定性和概率的重视，一个新的关于过程的概念产生了。从某种意义上说，怀特海（Whitehead）在其极其复杂的《过程和现实》一书提出过这个问题。[14]他说：“一个真实实体是如何变成这个实体的，以至于这两个被描述的真实实体是相互联系且不能独立存在的。它的存在由它的变化过程组成。这就是过程的原则。”
从多方面来说，怀特海从哲学角度推动了新过程观的发展。史密斯（Smith）说“正如自19世纪以来的量子物理学与牛顿物理学说不同一样。怀特海提出的过程观念也不同于19世纪的提法”。[15]尽管多年来，一般语义学一直坚持世界是不断变化的而语言是保持静态的，怀特海仍然继续关注过程性。有关传播的讨论中，怀特海对“过程”的理解在大卫•贝罗的《交际过程》中也得以体现。贝罗说，在过去的几年中，为了指导研究，他坚持将怀特海的策略转化成实际建议。我们应怎样理解怀特海所说的“一个真实实体如何变成这个实体”。正如我之前所说的：
怀特海的过程观接近于佛教的观点，而佛教的观点十分接近于相互联系的共同起源的观点。怀特海的过程观像佛教的观点一样，是极其复杂和多面的。过程现象是普遍存在的。任何东西都不是自持的、独立的、静态的。世界是以动态为特征的。它是不断形成、不断毁灭的。怀特海认为，形成可以被分为过程单位；每个事物在它毁灭的同时又引发了新的过程。怀特海创造了“真实实体”这一术语来特指这些过程单位。在他看来，这些细微的、处于不断运动状态的真实实体是“点滴的经验”，是形成世界的最终真实的因子。这个观点在佛教的经文中也得以体现。怀特海说他的“和西方的、亚洲的和欧洲的思想相比，有机哲学似乎更接近于印度的和中国的思想。[16]
我想说的是，亚洲古典的思想传统包容着许多有益的观念，而这些观念可激发出新的思潮。事实上，我们刚才讨论过的相互联系的共同起源的观点就很值得现代传播论学家们借鉴。正如我在别处指出的一样：
互存同源概念（dependent co-origination）便于对充分条件和必要条件进行区分，而这种区分对人际交往尤为重要。每一次的传播事件都是有原因的，但这不意味着每一个传播行为都是提前决定的。传播事件能够被解释的事实并不意味着它已经被决定。我们来举一个具体的例子。A邀请B去野餐。但是B拒绝了，因为上次B和A一起去野餐时，B觉得野餐很无聊。由此，回顾这件事，B会对自己说：正是由于上次无聊的经历感觉导致他拒绝接受邀请。但这并不意味着B应当这样做。他也可以接受这个邀请并对自己说：作为在大学同一个系里的同事，他确实有义务接受这个邀请。换言之，尽管B拒绝A的邀请是有理由的，但是这不意味着他的行为已被完全决定了。所以在人类的互动中，条件性和非决定性是两个关键词。
这个差异确实表明人类传播交易性的本质。在人类传播中，一个人不能指挥或者命令别人以某种特定的方式去行为。一个人只会对其他人的潜在行为进行调节。语言接收者显然有行为的自由，并不按照说话人期待的方式做出反应。相对于决定性，条件性则是佛教的人类交际观的核心。[17]
所有这些让我们得出一个令人信服的结论：如果我们想卓有成效地将研究领域拓展到传播学元理论，我们就更需要从亚洲的视角出发关注这一问题。这将是一个需精心策划的、逐步的过程。我们必须立即行动，开始这一探索之旅。
（节选自Dissanayake，W. Communication Theory：The Asian Perspective.Singapore： The Asian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nd Information Centre，1988.麦丽哈巴•奥兰、邹惠明译）
扩展阅读文献
1.Chen，G.M.＆ Starosta，W.J. Asian Approaches to Human Communication： A Dialogue. Intercutural Communication Studies，2003，12（4），pp.1-15.
2.Chen，G. M. （2006）. Asian Communication Studies： What and Where to Now. Review of Communication，2006，6，pp.295-311.
3.Dissanayake，W. Paradigm Dialogues： A Europocentric Universe of Discourse. In B. Dervin，L. Grossberg，B.J. O'Keefe，＆ E. Wartella （eds.），Rethinking Communication：vol.1 Paradigm Issues，1984，pp.166-168.
4.Dissanayake，W. Asian Approaches to Human Communication： Retropect and Prospect. In Chen，G-M. ＆ Miike （eds.），Asian Approaches to Human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Studies，2003，12（4），pp.17-37.
5.Ishii，Satoshi. An Emerging Rationale for Triworld Communication Studies from Buddhist Perspectives. Human Communnication，2001，4（1），pp.1-10.
注释
[1]W. Dissanayake，The Phenomenology of Communication：A Classical Indian View . Semiotica： 1983.
[2]K. W. Abhayankar and V. P. Limaye，Vakyapadiya . Poona： 1965.
[3]Vakyapadiya，I，p.123.
[4]B. L. Worf，Language，Thought and Reality. in J. B. Caroll，（ed.），Selected Writings of B.L.Whorf ，New York： 1965.
[5]N. Chomsky，Topics in Theory of Generative Grammar . The Hague： Mouton，1966.
[6]D. L. Kincaid，The Convergence Model of Communication. paper of the East-West Communication Institute，1979.
[7]Vakyapadiya，II，pp. 314-315.
[8]Vakyapadiya，Ⅱ，pp.314-315.
[9]J. Blumler and E. Katz （eds.），Current Perspectives in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 California： 1974.
[10]D. C. Barnlund，A Transactional Model of Communication. in Sereno and Mortenson，（eds.），Foundations of Communication Theory ，New York： Harper and Row，1970.
[11]Vakyapadiya，II，p. 50.
[12]Chung Ying Cheng，Chinese Philosophy and Contemporary Human Communication Theory. paper presented at ICA，1980.
[13]C. E. Shannon，A Mathematical Theory of Communication. Bell System Technical Journal ，17.
[14]A. N. Whitehead，Process and Reality . New York，1960.
[15]D. H. Smith，Communication Research and the Idea of Process. Speech Monographs，39：3.
[16]W. Dissanayake，Towards Asian Theories of Communication. Communicator，New Delhi： 1981.
[17]The Communication Significance of the Buddhist Concept of Dependent Co-origination. Communication，8：3，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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