悉昙与梵字类文献所见音图

时间：2023-03-29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日语中的五十音图大约形成于平安时代，目前一般以醍醐寺藏《孔雀经音义》卷末所附音图作为诞生的标志。鉴于所依托的文献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反映出时代特征，故而以下将以五十音图所依托的文献介绍来探讨日语五十音图的类型及其来源。

日语中的五十音图大约形成于平安时代（794—1192），目前一般以醍醐寺藏《孔雀经音义》卷末所附音图作为诞生的标志。为何称其为所附，顾名思义，是在叙述或介绍相关知识之际顺带附加的项目，如佛经音义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解释佛教经典中出现的疑难字词，但为了方便查找这些字词，则需要另制一张音韵次序表，一般附在正文的前面或后面，这便是音图诞生的最初缘由。换言之，就日语音图的总体性质而言，它的功能在于标注汉字字音，在文中处于附属地位，后来才逐步发展成为独立的表音体系。

回顾日语五十音图的发展历程，即自《孔雀经音义》所附音图诞生以后，到现代假名音图确立为止，在日本音韵史上一共出现了四十余幅形质各异的音图（以下称历史音图）。若根据其所依托的文献，则有佛经音义文献所附音图、悉昙类文献所附音图、音乐类文献所附音图、韵书类文献所附音图、字书类文献所附音图、语学类著述中的所附音图等几个类型。若根据内容和结构，则有汉字音图、汉字-假名音图、假名音图、汉字-悉昙音图、假名-悉昙音图、汉字-假名-悉昙音图等。鉴于所依托的文献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反映出时代特征，故而以下将以五十音图所依托的文献介绍来探讨日语五十音图的类型及其来源。

佛经音义，是指从佛教经论中抽取出疑难字词编辑而成的词典，如《法华经音义》《涅槃经音义》《金光明最胜王经音义》等。对佛典中出现的一些疑难词汇进行注释，其传统虽说在印度古已有之，但仅限于词汇的解释，而缺少音的注释。佛典被翻译成汉语以后，由于生僻字和疑难字的出现，其读音也随之成为问题。于是，僧侣们就效仿儒家注释经典的传统，将音义的方法导入到佛典注释中，这样便出现了佛经音义。在中国，佛经音义中有关音的标注，主要采取传统的反切法。到了日本以后，出于日本人阅读的需要，遂在佛经音义中逐步增加了假名的注音方式。进而，随着假名注音的普遍化，对假名注音的规范性也提出了要求，而日本历史上最早的两幅音图即《孔雀经音义》卷末所附音图和《金光明最胜王经音义》所附音图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根据大矢透《音图及手习词歌考》中所附之音图证本，属于佛经音义类的另有古写本源实俊《法华经单字》、心空《法华经音义》等所附音图，因其间具有一脉相承的性质，故而以下从《孔雀经音义》所附音图开始依次释之。

《孔雀经音义》，凡三卷，日僧观静撰，为唐朝不空所译《佛母大孔雀明王经》之注释书，文本的产生时间大约为平安中期，具体年代已无从考证。《孔雀经音义》目前有醍醐寺藏和唐招提寺藏两个版本，其中醍醐寺本之卷末所附一幅汉字假名混合音图（如图1－1[1]），就形态而言，无论字数或行段数，都与现代音图不同。

图1－1

如图1－1所示，《孔雀经音义》卷末所附音图由八行构成，其中包含四十个假名和七个行首汉字。概括起来主要具有这样几个特征：（一）作为五十音图的重要特征之一，其应具有纵横或经纬交织的结构，从此幅音图的构成情况看，只有纵向或经向的结构，即还没有形成完整的纵横或经纬交织结构；（二）这是一幅只有辅音而没有元音的音图，从这一点看，可能受到印度悉昙的影响，因为悉昙字母表中的元音被称为摩多，即为众音之母，辅音被称为体文，即生成字母之体，两者一般分开排列；（三）行中假名的排列顺序为イオアエウ，既不同于现代音图，也有别于悉昙字母的排列次序；（四）横向（假定）假名的排列依次为キシチイミヒヰリ，大体呈现出喉舌唇“三内”的倾向。顺便解释一下，依口腔发音部位来排列字母，是出于梵文的传统，其中喉舌唇为三个基本的发音部位，由于音由内向外发而出，故而称其为“三内”；（五）以表音汉字作为行的标志音，如“カ”行音的首字为“呬”，这种情况在后面的古写本《反音作法》所附音图中也曾出现，代表着以汉字引领假名的类型特征；（六）图中的假名书写方式与现代音图存在一定差别，如マ、ホ、ヰ、ワ、エ等假名的形态还没有完全从汉字中脱胎出来，き、こ还有着平假名的部分特征。

图1－2

《金光明最胜王经》，有昙无谶译（四卷）和义净译（十卷）两种版本，前者为旧译，后者为新译。由于此经有镇护国家的功效，故而自古以来受到日本皇族的重视。《金光明最胜王经音义》，顾名思义，是就《金光明最胜王经》疑难字所做的注音和释义。不过，关于其诞生的时间以及作者，迄今尚无结论[2]。音图[3]（图1－2）附于《音义》卷末，就类型而言属于纯假名音图，诞生时间应略迟于《孔雀经音义》所附音图。此音图大致具有这样几个特征：（一）与《孔雀经音义》所附音图相比，此音图已获得了“五音”的名称，而这一名称一直沿用到现代音图诞生之前；（二）アイウエオ五个元音已在音图中，其排列顺序也与现代音图相一致；（三）辅音则依照“清浊定”和“清浊不定”而分成两类，前者有ラリルレロ、ワヰウヱオ、ヤイユエヨ、アイウエオ、マミムメモ、ナニヌネノ各行，后者有ハヒフヘホ、タチツテト、カキクケコ、サシスセソ。所谓“清浊定”，实际上就是清音。与之相对的“清浊不定”四行，则既可清读，亦可浊读，具体随上字而定。从清浊的定音情况看，已与现代音图完全一致了；（四）从假名的字形看，仍有个别字保留着汉字的形态，特别是其中ネ（子）一字，涉及汉字“子”音的ネ读问题，因为在汉字中，尔、你、子等都可以表示第二人称，而作为日语的假名，其又都可以读ネ，即由此可以推断出汉字“子”在古汉语中也曾有过与尔、你同音的时代，不过要具体确证其间的关系，还须做进一步的调查；（五）在《金光明最胜王经音义》的文本中，除了以上音图外，另有一幅伊吕波歌（图1－3），说明在这个时期音图的地位还没有完全取代伊吕波歌，应属于两者各领风骚的时代。

图1－3

图1－4

《法华经单字》的作者为源实俊，内容是针对《法华经》中每字所做的反切和假名注音，因此也属于佛经音义的一个类型。该书大约抄写于宽治四年（1090），即平安末期，其卷末所附之音图如图1－4所示[4]。此幅音图大致具有这样几个特征：（一）アイウエオ五个元音的地位已经获得认可，即其中有“初ノ字アイウエオノ五音者是诸字ノ（本）”的表述；（二）横行的排列次序为アイウエオ、カキクケコ、ヤイユエヨ、サシスセソ、タチツテト、ナニヌネノ、ラリルレロ、ハヒフヘホ、マミムメモ、ワヰウヱオ。这是严格按照发音部位喉舌唇即“三内”的次序进行排列的，其中アカヤ各行属喉音，サタナラ各行属舌音，ハマワ各行属唇音，只是在音图中没有作相应的文字说明。需要稍加提及的是，若按照现代五十音的规则，ハ行本应属于喉音，但在历史音图时代，ハ读作ba，因此属于唇音；（三）在假名的字形方面，与《孔雀经音义》所附音图等相比虽说有一些变化，但其间的传承关系仍依稀可见，尤其是ネ音仍写作“子”。

《法华经音义》大约成书于永和四年（1378），作者心空，内容与《法华经单字》大体相近，都是对《法华经》中出现的难字进行的音释，其中所附音图如图1－5：

图1－5

对照两图我们不难发现，两者在假名的排序上相一致。进而，从图中有“常途以アカサタナハマヤラワ为列，今以三内之次第书之”的说明可以看出，尽管アカサタナハマヤラワ的音图排列次序在当时已取得了主流地位，但该书出于传承关系依旧保留了原有的三内次序。此外，在图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五音”“互具”“相通”“本末”“声韵”等概念，鉴于这些概念在其他类别的音图中也存在，即反映了音图发展的时代特征，故而有必要对其进行专门的探讨，在此暂且搁置。

悉昙是通行于6－12世纪印度的一种梵文形式，后经中国传入日本。由于传入日本的梵文基本上属于悉昙梵文，因此在日本两者没有严格的区分，即或称悉昙，或称梵字。日本的悉昙学是基于中国唐代沙门智广所著《悉昙字记》展开的，最初的著作为弘法大师空海（774—835）的《梵字悉昙字母并释义》一卷，继而有天台宗僧安然（841—？）的《悉昙藏》八卷。这两部著述的内容主要是围绕悉昙或梵字知识本身展开的，故而属于纯粹的悉昙学著述。到了平安末期，天台宗派中又涌现出一位名叫明觉（1056—？）的学问僧。明觉擅长悉昙及汉字音韵，一生留下《梵字形音义》《悉昙要诀》《反音作法》等三部梵文和汉字音韵著述，三部著作中均附有音图，故而对于我们了解平安末期五十音图的发展状况提供了极其重要的资料。从著述的完成时间上看，《反音作法》在前，《梵字形音义》次之，最后是《悉昙要诀》。鉴于《反音作法》属于专门的音韵著述，故而我们将它放在下一节叙述。除此之外，根据大矢透《音图及手习词歌考》所附音图证本，另有定尹《悉昙秘》（第十一图、第十二图）、心莲《悉昙相传》（第十四图）、深贤《梵字口传》（第十六图）、信范《悉昙字记明了房记》（第十八图）、了尊《悉昙轮略图抄》（第十九图）等属于悉昙、梵字类文献，以下将依次释之。

《梵字形音义》共四卷，其第三卷首有如下音图（见图1－6）[5]和相关说明文字：“将明字音，先明二事。一明本朝假字，二明反音作法。一明本朝假字者，夫反音有中天南天之异。汉字有汉音吴音之别。乍见梵字汉字而忽难呼其音，故用此假字以为梵字汉字。以为梵唐两音之指南也。其假名者。”以下即列出如右音图（图1－6）。从这段文字说明我们可以推知，明觉制作此音图的目的在于拼读汉字梵字之两用，也就是说在明觉的头脑中已经有了不同语言之间字音相通的概念。除了这个基本特点外，此音图归纳起来另外大致具有这样几个特点：（一）音图的字音全部采用真假名即汉字，其用途则有二，一是“将为诸字借音，若见注假字者，可以此音呼之”；二是“若有低昂，随亦注之”，即有阅读和注音双向功能。（二）在横行的排列次序方面，至ハ行之前为止已与现代音图一致，反映出音图朝向现代音图发展的趋向。其后则有所改变，至于其所遵循的规律，目前尚不清楚。

图1－6

《悉昙要诀》，是继《梵字形音义》之后由天台宗僧明觉撰写的另一部悉昙类著述，其所附音图（见图1－7）及相关文字说明如下[6]：“本朝有四十七字为一切字母。以梵文意窃案之，以九字为经，以五字为纬，织成四十五字。加五字中二，即成四十七也。此中五字如梵文等十二音。九字如等三十四字。五字者一ア、二イ、三ウ、四エ、五オ也。九字者一ヤ、二カ、三サ、四タ、五ナ、六ラ、七ハ、八マ、九○也。梵文既三十四字为经，十二字为纬，织成四百八字。和言岂无经纬耶。今和言副梵字令知音响之同矣。”由音图和以上说明文字我们可以推知：（一）明觉创作此幅音图的目的是仿效悉昙梵语字母表以确立日语音图的经纬关系，这是已知最早对音图构成原理所做的说明，与之相对，现代音图在结构方面一般采取行和段的解释，而较少追溯其源流；（二）就经纬各自所拥有的字数，依照明觉的说明则经为九字，纬为五字，这与现代音图五段十行的行段计数方式不同；（三）横行即九字的排列次序为一ヤ、二カ、三サ、四タ、五ナ、六ラ、七ハ、八マ、九ワ，依照的是悉昙梵文喉舌唇之“三内”次序；（四）音图中首次提出通韵观念，即将纬五字的一ア、二イ、三ウ、四エ、五オ作为诸字之通韵，而辅音的四十五字是与纬五字交织的结果。总之，这幅音图基于梵文字母中的通韵、经纬等观念，构建了日语五十音图的基本框架，明觉也因此被誉为日语五十音图的创始人。

图1－7

定尹《悉昙秘》（1221）之卷首与卷末各有一幅音图，卷首音图（第十一图）如图1－8：

图1－8

从类型上看，这是一幅梵字-假名音图。不过，从图中假名与梵字的字形大小上看，显然梵字更为突出，故而是一幅以梵字为主的音图。与以往的音图相比，此音图大致具有这样几个特点：（一）以遍、唇、舌、牙、齿、喉等口腔发音部位表示音的所属，其传统来自梵文，其中“遍”指“遍口音”，在梵文中属常见的一种发音；（二）图中横行假名的排列顺序与其他音图之间存在较大反差，若仅凭直觉，其次序或许与《华严经》中的华严字母有关，但要具体考证才能确证。

进而，其卷末所附音图（第十二图）如图1－9：

图1－9

与卷首音图相比，卷末音图显然是以日语为主的音图，大致具有这样几个特点：（一）将アイウエオ五个元音作为通音，与上面的将其视为遍口音的情况有所不同；（二）以牙、齿、舌、喉、唇匹配五音；（三）提出“平上去入依下字，轻重清浊依上字”的原则。

图1－10

心莲《悉昙相传》（1203）为东寺观智院所传，属于空海真言一系的传承，其强调语言是通达佛法的重要途径，故而需要获得正确的传承。通过图1－10我们大致可以将其归纳为这样几个特点：（一）这是一幅旨在讲解假名发音要领的音图；（二）导入以双音表示一音的音韵表述方法，如以“イア”表示“ア”，以“リイ”表示“イ”，这种方法明显来自悉昙或梵字的拼写传统；（三）ア行的最后一个假名为“ヲ”，而不是通常的“オ”，这种情况发生在中世，为较为普遍的现象；（四）横行的排列次序基本按照悉昙的三内传统，但不规范；（五）以口、舌、唇表示发音部位，其中“口”相当于通常的“喉”音或“遍”声。

图1－11

深贤《梵字口传》（1249）与以上心莲《悉昙相传》的情况类似，都属于真言系的传承。经对照以上心莲《悉昙相传》所附音图，可以发现二者无论在行段或假名的书写方式等方面都存在一定相似性，只是此幅音图（图1－11）只列出了假名本身，而不见详细的文字说明，故而可视为前者的简略版本。

图1－12

信范《悉昙字记明了房记》，其文本虽创作于文永九年（1272），但见于大矢透《音图及手习词歌考》音图证本的抄本为天保十二年所抄，而其所附音图（第十八图）上记载的是安然记，似乎是后来补抄上去的。从这幅音图（图1－12）的特征上看，似乎是在讲解假名的来源，故而很难认定是原本所附的音图。

《悉昙轮略图抄》（1287）的作者了尊是明了房信范的徒弟，其悉昙思想也大体来自信范。如该书序言中便提到：“爰先师信范上人广排五天字门，深搜悉昙奥藏。二七音通塞，殆拉十家群释之解，三六章废立，恐越三国祖师之义。终蒙明师之许可，永为蒙昧之法近。然予适入室中而面受口诀，幸陪坐下，而亲写瓶水。”[7]《悉昙轮略图抄》是在介绍“声字实相事”之际列出音图的（图1－13），其音图大体有这样几个特点：（一）元音由右向左横排，辅音由上至下竖排，即打破了音图经纬关系的历史传承；（二）以口、舌、唇表示口腔发音部位；（三）以中国传统音乐理论中的“宫、商、角、徵、羽”五音匹配“阿伊宇江乎”五音；（四）以地狱佛、菩萨、声闻、人、缘觉、天、饿鬼、修罗、畜生之世界观念来匹配“阿加沙多奈八末也良和”十字；（五）以双音假名等方式对汉字进行注音，说明这是一幅以汉字即真假名为核心的音图。

图1－13

纵观日语音韵学发展的历程，其最早出现的是各类佛经音义，接着是各类悉昙学著述，而专门研究音韵的著述是随后产生的。在各类音韵学著述中，最早出现的是一部综合性著述，即道命《五韵次第》，继而有明觉《反音作法》、明魏《倭片假字反切义解》、实庆《韵镜字相传》等。就总的特点而言，日本音韵类著述的主要目的是解释音图中的字音问题，因此音图在其中是必不可少的要素。

道命《五韵次第》是一部综合性的音韵学著述，其内容丰富，涉及到日语音韵学的诸多方面。首先，书中对音韵研究给予了极高的定位，即“夫欲达万法之奥，先须知五音所起[8]”。接着讲述了“五音所起”的具体过程：“于众生五形，有五味五色五神五音等也。是本来五智五佛妙理也。然青红赤白黑等五色，意志神魂魄五神，住肝心脾肺肾五藏，生宫商角徵羽五音，显双黄壹越平盘五调子也。”[9]这里既讲出了“五音”的源流，又说出了作为其外显的“五调”。接下来继续阐述的是音图中各字音的发音要领：“先以黄龙主脾藏为室宅，生宫声显壹越调，言词称阿，自喉生声也。阿延响不改转，虽然依唇舌牙齿缘生种种言词。其声自牙出时诃。口腋少动出时和。自齿出时沙。颔少动出时耶。合唇急出时波。唇少合缓出时摩。卷舌出时罗。舌付上腭出时多。舌少付上腭自鼻出时奈也。如是自本不生阿一音出随缘九界九音，令皈本地法身阿也。伊乌衣於等四音皆以如是。”[10]以文字方式叙述字音发音要领的作法在安然《悉昙藏》已经出现，继而在下文将考察的《管弦音义》中也存在类似的叙述，其间应有相互的影响和一定的传承关系。

图1－14

除字音的发音要领之外，《五韵次第》的另一大特点是就各字音之间的关系做了较为详尽的说明。首先，书中提出“相通”观念，即アイウエオ、ナニヌネノ、マミムメモ、ラリルレロ、ヤイユエヨ、ワヰウヱヲ六行三十字之间存在着三种相通，即初后相通、二四相通和三五相通。具体而言，就是指音图中的アオ（初后）、イエ（二四）、ウオ（三五）相通。进而又提出“清浊”的观念，即カキクケコ、サシスセソ、タチツテト、ハヒフヘホ除相通如前外，另有清浊之分，这与现代音图的清浊分类完全一致。除以上系统性的记述之外，还有“轻重清浊依上字”“平上去入依下字”“横归本字竖留末”等零散的记述。

以上介绍的是《五韵次第》的主要内容。不过此处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关于《五韵次第》的诞生时间判断。根据文本标题下的记载，此书的作者为道命阿阇梨，他是天台座主良源（912－985）的弟子，故而诞生时间应该在平安末期，即早于宽静所著《孔雀经音义》，因此为日本第一部内含五十音图的著述。然而，就其中提及的相通、清浊、横竖等概念，以及在横行假名的排列上采取的是アカサタナハマヤラワ，即与现代音图相同的次序（如图1－14），一部分学者认为其在平安末期成书的可能性较小，而应是诞生于中世乃至更晚时期的作品，故而存在悬疑。问题在于，这不仅涉及日本最早音图的诞生时间，而且还牵涉到“相通”“清浊”“横竖”等重要概念在日本音韵史上的出现时间，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考究点，所以必须加以综合考察后方可做出判断。故而，本着慎重的态度，我们本章暂且搁置这个问题，留待本书第三章进行专门探讨。

接下来我们介绍和分析明觉《反音作法》。所谓反音，是仿效印度梵文字母孤合原理创制的一种注音方法，在中国一般不称反音，而称反切或切韵。“作法”是个颇耐人寻味的词，因为在中国很少见到或根本就见不到，或许是古代日本人利用汉字创造的一个新词，大致相当于指南或指归之类。因此，若把“反音作法”转成恰当的汉语表达就应该是“反切指南”或“反切指归”。

在中国，作为汉字的注音方法，“反切”大约始自汉末，流行于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达到巅峰。至于反切之法是何时传入日本的，这个问题尚无明确证据，不过可以确证的是，在日本诞生的第一部反音著作就是上文提到的明觉的《反音作法》。明觉本为天台宗的学问僧，但平生喜欢钻研悉昙及音韵理论，共撰写过三部著作，即《反音作法》《梵字形音义》和《悉昙要诀》，其中《反音作法》为音韵学著述，在时间上也是最早的一部，由此可见明觉对音韵的重视。

1－15　东寺观智院藏本《反音作法》所附音图

图1－16　神尾藏本《反音作法》所附音图（两幅）

明觉《反音作法》成书于宽治7年（1093），在历史传承过程中曾有众多版本出现，而在大矢透《音图及手习词歌考》所附音图证本中就有东寺观智院藏本、神尾文次郎藏本和田中藏本三个版本（图1－15、图1－16和图1－17）。经比较三个版本中所附的音图，发现其间有着较为密切的联系，同时也存在着一些差别，大体上有这样几个特征：（一）就音图的性质而论，第三图为真假名即汉字音图，第四图为纯假名音图，第二十图[11]为真假名-假名混合音图；（二）第三图中缺少やさ两行，第四图是一幅十行齐全的音图，第二十图虽说十行齐全，但其横行排列次序与第四图不同，基本上呈现出“三内”次序的特征，即反映了早期音图中的不齐整性，其后才逐渐得以完善的一个演变过程；（三）若进而对照《孔雀经音义》所附音图和颇具争议的《五韵次第》所附音图则可发现，依照“三内”的排序原则在《孔雀经音义》已呈现出萌芽，经《反音作法》和田中本《反音作法》之进一步演变，到异本《反音作法》时已达到完型。若从表现形态上看，田中本《反音作法》与《孔雀经音义》所附音图最为接近。换言之，在《反音作法》所见的三种音图中，田中本《反音作法》似乎是更为古老的一种。

图1－17　田中藏本《反音作法》

我们接下来介绍和分析兼朝《悉昙反音略释》。《悉昙反音略释》成书于永万2年（1166），作者兼朝为日本兴福寺沙门。由该书序言中“夫反音两字内外书中处处虽有而诸道家未详其义。大日本国贺州明觉为略作法，举世用之。予窃见之非无纰谬。是故示略释”一段叙述可知，作者撰写此书的目的是为了修订明觉《反音作法》中的“纰谬”。经比较明觉《反音作法》以及《梵字形音义》等相关著述，兼朝《悉昙反音略释》大致具有这样几个特点：（一）书中明确提出“五音”概念，即“初标反音纲要有二：一明五音；二明反音”。与此相对，明觉在《梵字形音义》中则提出“一明本朝假字，二明反音作法”，即此处的五音指的就是日本的假字；（二）书中明确论及五音的横竖关系，即“初明五音者，横贯五韵，竖论半音”。关于五音的横竖关系，在此之前《五韵次第》中曾提出“横归本字竖留末”的原则，不过恰如上文所提及的，有关《五韵次第》的诞生时间尚存在疑虑，而此处论及的横竖问题或许能够成为鉴定《五韵次第》诞生时间的一个佐证；（三）如图1－18所见（证本第八图），对于音图中假字采取了“正”“旁”两种方式标注，如就“加”字即有“久阿正”“幾阿旁”两种注音。音之“正”与“旁”的观念出自中国南北朝音韵学家沈约的“八病”说，由此可见，此书的题名虽为“悉昙反音”，但所受中国音韵理论之影响要远远大于印度悉昙；（四）如图1－18所示，图中假字的横行次序开始出现混乱，即已经脱离了早期的“三内”次序，但尚未与现代音图相接轨，而处于中间的过渡阶段；（五）あ行的お和わ行的を，均由真假名“汙”表示，说明在这一时期二者还没有得到清晰的区分。

图1－18

图1－19

我们接下来介绍和分析《反音抄》。根据卷首之序言，此书的作者为日本国业遍照金刚乘××，具体名号未详，初写于建长8年（1256），次抄于弘安7年（1284）。关于撰述此书的目的和缘由，作者序中有云：“夫声字实相之极理者即身顿觉之轨范也。诸佛出化之本怀唯述字真实之义。大圣利物之方便无非陀罗尼之用。苍松翠竹之发雅音，皆是十二律吕之般若也。歌咏弦管之调妙曲宁非五大法身之演说乎。开彼文字通解之门，不出返音巧术之道。寻之儒家，四声之纲目犹暗，访之密宗悉昙之秘藏深迷。世已浇季，身又未生，为之如何？而乘幸学遮那之密教，渐积稽古之代序。宿习相催，适到性海之行端。冥力资助才得恒沙之一分。然而容之器希自焉。昙之奇瑞，谈之辈颇有龟毛之妄见。抱璞空泣，击缶独吟。爰或俗士或僧侣自问其要津之趣而入来。或正纽或双声任彼意地之欲而传授。仍访服虔沈约之秘术，为显悉昙五音之要枢，聊集先哲之纽弄，自拟披后昆之蒙昧。笔书难尽载，就图弄早悉之。于时皇历执徐之年青阳沽洗之候矣。”[12]卷末则有“悉昙字门之钳键，梵语声明之灯烛也”[13]。

结合以上序言中的说明，我们可以将《反音抄》所附音图（第十七图）（图1－19）的特点归纳如下：（一）详细阐述了音韵之间的相通原理。如二四相通、三五相通、一五相通、双声之时五音字皆相通等。此“相通”原理在中世纪的许多音图中都被提及或引述，而正纽与双声也是来自汉语音韵学的两个重要术语；（二）指出タナ属同字，ハマワ属同字，サタラナ相通，其原理来自上文提到的“三内”喉舌唇排列次序；（三）指出吴音、汉音的区别，这在中世纪的音图中也属于常见的内容；（四）提出顺生与逆生的原理。顺者如アイ、イウ、ウエ、エヲ，逆者如ヲエ、エウ、ウイ、イア，这一点较为独特。

我们接下来介绍和分析明魏《倭片假字反切义解》。本书的作者明魏，号花山耕耘散人，是南北朝时期（1336－1392）著名歌人和僧侣。其中所载之音图（第廿一图）如下（图1－20）：

图1－20

此音图大致具有这样几个特点：（一）明确提出片假字的名称，这一点不见于其他音图；（二）音图中无论横行或竖行之假名，均按照口腔发音部位即喉舌唇牙齿排列。同时以半、开闭、轻重、清浊等音韵学术语辅助说明发音器官的部位特征；（三）通过改变宫商角徵羽的次序，使其与喉舌唇牙齿相匹配；（四）以肾、心、脾、腹、肺等五脏说明宫商角徵羽的发音特征；（五）ア行末音为ヲ，ワ行末音为オ，如上文所述，其反映了中世纪音图的基本特征。

《韵镜》又称《韵鉴》，为中国古代最早的韵图，大约出现于五代时期，作者不详。《韵镜》的构图基础为以七音为经，一般以《广韵》中的二百零六韵为纬，即通过二百零六韵建构起四十三幅韵图，每图标有内或外转以及开合。所谓七音，即指唇音、舌音、牙音、齿音、喉音、舌齿音（包括半舌和半齿二音）。同时，对七音中的每个音又有清、次清、浊、清浊等清浊区分。

《韵镜》何时传入日本，目前仍不得而知，但自传到日本后便受到高度重视这一点则毋庸置疑，乃至后来演变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韵镜学。在大矢透《音图及手习词歌考》所附音图证本中共有两幅与《韵镜》书籍相关的音图，即实庆《韵镜字相传口授》所见音图和宽永版《韵镜》所见音图（图1－21和图1－22）。

图1－21　《韵镜字相传口授》所见音图

图1－22　《五音五位之次第》所见音图

《韵镜字相传口授》成书于应永卅年（1423），作者求法沙门实庆。恰如题名《韵镜字相传口授》所示，这部书是针对《韵镜》二百零六韵所作的吴汉乃至宋音的注音，其中音图被分成五个部分即五位，以方便后续之注音。宽永版（1624－1643）《韵镜》中的音图称为“五音五位之次第”，情况也大体类似。

由以上《韵镜》所见音图可知，其最明显的特点是对音图行段做了“五位”区分，尽管第二幅即宽永《韵镜》所见音图没有标识出具体的阶位，但恰如其音图名称“五音五位之次第”所示，也是严格按照“五位”建构的。至于《韵镜》类著述所见音图为何要对音图进行“五位”区分，这当然跟其用途有关。就一般情况而言，日语音图的主要功能是收摄零散之注音汉字或假名，至于其内部结构，采取“五音”次序也好，采取“三内”次序也好，都只是为了内部的协调统一。与之相对，以上《韵镜》所见音图的“五位”区分，却有着对所注汉字进行定韵的作用，这是因为其中包含着汉语音韵学中的等韵原理。所谓等韵，是指在同类音中把握单字音的方法，是一种基于相对原理来判定音韵的方式。在这种判定方式之下，一般要求把不同类别的音进行位格区分，进而通过比较的方式从不同类别的音韵来把握字音。如此说明之后，想必以上《韵镜》类文献所见的两幅音图中的“五位”所包含的意义就一目了然了。若进一步从日本汉字注音发展史的角度而论，《韵镜》所见音图中所做的等韵定位，为后来日本的汉字注音奠定了必要的基础。换言之，现在日语所采用的汉字注音方法，已经摆脱了《韵镜》等来自古代中国注音方法的束缚，即开辟出一条相对独立的汉字注音体系，而在其建设的过程中，《韵镜》类音图发挥出不容忽视的作用。

除以上佛经音义、悉昙梵字、音韵类著述外，其他类的著述或书籍，如音乐类、历法、语学类等文献中也有音图出现，由于其资料相对较为零散，故而合并在本节中一起加以介绍。

我们首先介绍和分析音乐类著述。根据大矢透《音图及手习词歌考》中的音图证本，《管弦音义》属于音乐类著述，诞生于镰仓时代（1185—1333）。该书以中国五行理论为基础，将方位、季节、曲调、颜色、脏器等都按五分类，而五音列于其中。与其他类文献不同的是，《管弦音义》中除了列出如图1－23所示的音图外，另有关于发音要领的文字解释。由于其中有关字音的文字解释较为繁杂，故而近代儒者平田笃胤（1776—1843）在《古史本辞经》中依照五十音图的规则做了归纳和总结，即“阿开口之时，从喉正中直出词也。故虽延其词，响永不变改。然而随缘亦种种言词，此阿音正自牙出时，生诃词，少动口腋生和词，自齿正出时生娑词。少领生耶词，合唇急放出生婆词。少合缓放生摩词。卷舌生罗词。以舌付上腭生多词。舌少付上腭放而自鼻内出音之时生奈词也。如此虽牙齿唇舌缘虽生种种言辞，唯是阿一音随缘生之词故终皆悉归正中之时，无非常住不变言也。反知自阿一音生诃娑耶波摩罗多奈之九音。宇一音亦随牙齿唇舌缘生俱宇须由不无留都奴之九音。伊一音亦生幾为志以比美利知仁之九音。乎一音即生古於曾与保母吕土能之九音。衣一音亦生计惠世衣遍免礼天禰之九音。如是众音其词虽似不同，皆归口中正音毕。悉居阿宇伊乎衣之本位，共常住不变音也。例初阿九音可知之”。[14]根据以上描述，大矢透制作了如上一幅集字音图（图1－23），由此我们得以较清晰地看出其特征。由于此书是一部旨在介绍发音要领的书籍，所以其中字音的排列次序是依照口腔发音的次第所展开，即喉、牙、齿、舌、鼻等，故而无论在横行或纵段的排序方面都与其他传统的音图有所不同。

图1－23

历法书，是记载一年四季天象以及自然变化的书籍，在古代社会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由于日本古代的历法书一般都是由汉字直接书写而成，而其中存在不少难字偏字，为了导读这些疑难字，于是就有音图附于其中。在大矢透《音图及手习词歌考》音图证本中，有高山寺本《具注历》和《二中历》两种属于历法书，其各附一幅音图。

《具注历》，是指日本古代宫中阴阳寮制作和每年颁布的历书，其中有天干地支、二十四节气、吉凶预测等标注，故而被称为具注历。高山寺本《具注历》是建仁四年（1204）的历书，其中所见音图如图1－24：

图1－24

图1－25

从以上音图的构成情况看，大致具有这样几个特点：（一）横行假名的次序已与现代音图相同，只是オ、ヲ的次序与现代音图相反，就此在上文已经反复论及，其反映的是中世纪音图的特征；（二）在音图各行的左方标注有“同韵通”，旨在说明音图每行假名之间的韵是相通的，即反映的是同韵原理。

《二中历》，是指将《掌中历》和《怀中历》两者合二为一的历法书。据专家推断，《掌中历》和《怀中历》都制作于平安后期，其作者均为算学博士三善为康（1049－1139），到镰仓时期才有人把两者合起来编在一起而名之为《二中历》，其编者姓名不详。《二中历》中附有一幅音图（图1－25）。

从以上音图的构成情况看，大致具有这样几个特点：（一）图中左边的横行假名以アカサタラナヤワハマ为次序，即与《反音作法》等平安末期的音图类似，从这一点来看，其中的音图有可能在作者分别创作《掌中历》和《怀中历》时就存在了；（二）反音五音之下有“手以アタナカマサラハヤワ为次，心以アカタラサハナワマヤ为次”，其仍涉及到音图横行次序的问题，至于其中之依据，目前尚不能确定。

图1－26

接下来我们介绍和分析语言文字类著述中的音图。根据大矢透《音图及手习词歌考》所附音图证本，其中异本《假名遣近道》（第廿五图）、古写本《读经口传明镜集》（第廿六图）、天文本《倭名类聚抄》（第廿七图）、契冲《和字正滥钞》、贝原益轩《和字解》（第三十图）、文雄《和字大观钞》（第卅一图）等属于此类，以下依次释之。

《假名遣近道》，又名《禅假名遣》，据传为室町时代的公卿学者一条兼良（1402－1481）所作。《假名遣近道》存在多种版本，其中大都附有音图，大矢透之所以将此音图列入证本，理由是“阿”“和”二行的“於”“逺”二音的位置与同类音图不同。不过，根据以上相关说明我们可以推知，所谓与同类音图不同，就是指的“於逺”二音的位置相反，这恰好是中世纪音图的一个明显特征，故而可以推断出，与其他同类音图相比，此幅音图出现的时间较晚。此外，从图1－26可以看出，这是一幅以介绍相通原理为主线的音图，而其中一二三四五的等韵位格、口舌唇喉、宫商角徵羽等五音及平上去入、轻重清浊等都是来自汉语音韵学的概念，这反映了从室町至江户时代音图的基本特征。

《读经口传明镜集》（1284）是一部帮助僧人读经的工具书。此书的编撰缘起于日本自平安时代兴起的读经传统，其中以读《法华经》和《金光明最胜王经》最为兴盛，故而书中的主要内容也是就这两部经典之字句所做的注音或相关解释。关于此书创作的目的，如序言所述，“夫欲嗜读经道之者，先须遇明师，习传三种大事。谓其三者，一紮文字声，二分清浊响，三可习音曲体也。不存知如此口传者，全非能读”，“先就文字可有四种口传。所谓其四者，一者四声，二者六声，三者八声，四者九声也”[15]。正文接下去对四声、六声、八声、九声依次做了说明。

图1－27

从以上记述可以看出，《读经口传明镜集》虽说是一部供读经参考的工具书，但其中包含着许多有关发音理论的讲解，故而也可以看作是音韵类著述。《读经口传明镜集》所附音图（图1－27）大致具有这样几个特点：（一）以澄浊作为区分横行的重要标志，将五十音图区分为两部分，前者为アナマラヤワ六行，后者为カサタハ四行，即前“六句三十字五音皆是澄字根源”，后“四句廿字五音皆浊字根源也”，如此清浊音的区分标准已完全与现代音图相同；（二）关于相通的问题，指出“悉昙云，初后相通，二四相通，三五相通”，即明确指出这样的相通原则来自印度的悉昙学，这一点不见于其他音图，故而对于我们确定日语音图相通原理的来源来说是一个直接的佐证。

接下来我们介绍和分析天文本《倭名类聚抄》所附音图（图1－28）。《倭名类聚抄》又名《和名类聚抄》，是古代日本人仿效中国《尔雅》以日本风物为内容编撰的一部词典。作者源顺（911－983），成书于平安中期的承平（931－938）年间。以下所示音图为天文年间（1532—1555）所刊《倭名类聚抄》所附音图，其大致具有这样几个特征：（一）其名为“字切”，这在以往音图及其相关说明中未见。在题名字切下另有文字说明，即“切与反同，同音取下字，又行之中切取下切字为正字，轻重清浊依上字，平上去入依下字”。这一说明有两处值得一提，一是“切与反同”，这是对音图名称“切字”的一种解释，因为在反切术语方面，日本古代一直用“反”而不用“切”，“切”是近世以后才出现的。二是最后两句“轻重清浊依上字，平上去入依下字”，在很多音图的说明文字中都曾出现，故而是一种为各家所普遍认同的切字原则；（二）横行次序为ラマアカサタナハワヤ，即属于由早期的“三内”朝向现代音图过渡的中间混乱时期的次序；（三）从ワ行的末音为ヲ，ア行的末音为オ看，已出现朝向现代音图过渡的倾向。

图1－28

接下来我们介绍和分析贝原益轩《和字解》所附音图（图1－29）。《和字解》是一部讲解假名拼写原理的著述，作者为江户时代的语言学家贝原益轩，创作于元禄十二年（1699）。贝原益轩在《和字解》中提出假名的三要诀，即：（一）五音与五十音之间存在相通的原理；（二）五音之内有轻重之分；（三）五音依据前面的音有开合之分。

图1－29

接下来我们考察文雄《和字大观钞》（1754）所附音图。文雄为江户时代的僧侣，其编著的《和字大观钞》共二卷，内容包括平假名、片假名、五十音图、伊吕波歌、假名遣等，其中所见音图如下（图1－30）：

图1－30

以上音图大致具有这样几个特征：（一）名称为“日本音韵开合假字反图”，即是一幅重点介绍五韵开合关系的反音图；（二）横行次序为アカサタナハマヤラワ，即与现代音图相同，但在左边也有アワヤ等依照口腔发音部位的排列次序；（三）图中ア行的末音为ヲ，ワ行的末音为オ，即反映的仍是中世纪时代的特点；（四）以喉、牙、齿、舌、唇表示五音的发音部位，进而加上齿舌和舌齿则为七音，其原理明显来自中国《韵镜》的传承。

除以上各音图以外，大矢透《音图及手习词歌考》音图证本中还有契冲《和字正滥钞》中的五十音、加茂真渊《语意考》中的“五十联音”、北鼻成章《あゆひ抄》中的“经纬图”、本居宣长《汉字三音考》中的“字音假字用格”、平田笃胤《古史本辞经》中的“五十音订正图”等，这些著述也大都属于语言文字类，故而其特征与上文介绍的都有相似之处，同时也各有一些事项添加，如加茂真渊《语意考》中的“五十联音”以“初体用令助”来匹配“阿伊宇延袁”五段，这对于后来日语动词词尾变化规则的确立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平田笃胤《古史本辞经》“五十音订正图”中的内容则更为丰富，尤其是以朝鲜的谚文字母作为确立音图的根本依据。总之，在江户时期的语言文字学著述中大都附有音图，而且其中大都包含着较为复杂的解释，从而构成该时期音图的一个特点，我们不拟在此一一详述，而是另辟一章，以契冲《和字正滥钞》中的“五十音”为例做进一步的探讨。

以上以五十音图所依托的历史文献为线索对佛经音义、悉昙及梵字、音韵以及音乐、历法、语言文字等类文献所附音图做了分类介绍和分析，其中就音图的类型和来源的关系可得出如下结论：

（一）五十音图是作为附属品出现的，即日本音韵史上出现的四十余幅音图大都具有所依托的文献，根据文献类型的不同，其所附音图反映的特征也有所不同。

（二）从宽静《孔雀经音义》所附音图到平田笃胤《古史本辞经》所附音图止，音图有由简单化朝着复杂化发展的倾向，即其所附加的要素随着时代的下移而增加。附加这些要素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说明音图假名之间所具有的相通、清浊、轻重、开合、四声等关系，而这些要素大都来自《韵镜》等中国古代韵书。

（三）就音图结构的发展过程而言，其纵向五音之アイウエオ的次序较早被固定下来，而且也比较稳定。与之相反，横向九字的次序则始终处在变化之中。就总体趋势而言，早期的音图一般以“三内”等发音器官为次序，其原理来自印度的悉昙梵文，不过在演进的过程中，这种“三内”的次序越来越模糊，乃至逐步发展到今天我们所采用的现代音图的次序。与早期音图的“三内”次序相比，现代音图次序中的内在逻辑或依据至今尚不明确。换言之，就音图横行结构的演变历程而言，是一个不断失去逻辑次序的过程，不得不说是一种遗憾。

（四）就音图表现文字即假名的发展过程而言，早期汉字-假名混合，中间经过汉字、假名、梵字以及两者或三者的混合，最后再过渡到假名。

（五）就音图名称的演变历程而言，最早的名称为“五音”，其后经过“反音”“字切”等阶段，最后发展为“五十音”或“五十联音”等。其中，“五音”源自中国的“五音”传统，其内涵广大，即泛指一切音。而五十音则是就音图中假名的数量而言，其内涵范围较窄，尤其是到了现代音图中清浊音分开表示以后，便出现了假名数量与音图名称不符的矛盾。从这个角度来说，与现代通行的“五十音图”相较，日本古代所用的“五音”图，或许更为科学。

[1]图片取自观静：《孔雀经音义》（下），见筑岛裕主编《古辞书音义集成》第11卷，汲古书院1983年版。

[2]筑岛裕：《解题》，见筑岛裕主编《古辞书音义集成》第12卷《金光明最胜王经音义》，汲古书院1981年版。

[3]图片取自：《金光明最胜王经音义》，见筑岛裕主编《古辞书音义集成》第12卷，汲古书院1981年版。

[4]图片取自大矢透：『音図及手習詞歌考』所附音图证本第七图，大日本图书株式会社1918年版。

[5]图片取自大矢透：『音図及手習詞歌考』所附音图证本第七图，大日本图书株式会社1918年版。

[6]图片取自大矢透：『音図及手習詞歌考』所附音图证本第七图，大日本图书株式会社1918年版。

[7]大矢透：『音図及手習詞歌考』，大日本图书株式会社1918年版，第48页。

[8]大矢透：『音図及手習詞歌考』附録五十音図證本，大日本图书株式会社1918年版，第1页。

[9]同上，第2页。

[10]同上，第2页。

[11]第二十图为大矢透《音图及手习词歌考》音图证本中的次序，分别对应于图1－15、图1－16和图1－17。

[12]马渊和夫：『日本韻史の研究Ⅰ』，日本学术振兴会1962年版，第539－54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