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朝至明代的文字学和训诂学

六朝至明代的文字学和训诂学，比起音韵学方面的成就，颇有逊色。但是，为了全面地叙述学术发展，我们也不能略去不谈。现在提出几种主要的著作来谈一谈。

（一）《字林》

《字林》是晋弦令吕忱所撰^〔71〕。这一部书在当时影响很大，北魏文字训诂学家江式曾经上表推荐它。唐张怀瓘《书断》也认为这书是《说文》之流。《唐六典》载唐代科举要考《说文》六帖、《字林》四帖，可见《字林》的价值仅次于《说文》。《字林》大约在宋元之间已经亡佚了。现存有任大椿所辑《字林考逸》八卷，陶方琦《字林考逸补本》一卷。从各书所引《字林》之多，也可以证明这书曾经是受到非常重视的。

据后人考证，《字林》也是五百四十个部首，次序与《说文》无异，那么，它有什么特点能与《说文》并驾齐驱呢？据现有的材料看来，《字林》大约有下列几个特点：（1）《字林》收字较多，《说文》只收九千三百五十三字，《字林》收了一万二千八百二十四字；（2）《字林》收了一些异体字，如《说文》的“蜡”（zhà），《字林》作“”，《说文》的“珌”（bì），《字林》作“”，《说文》的“”，《字林》作“薑”；（3）《字林》的小篆写得好，张怀瓘说：“小篆之工，亦叔重之亚也”，可能是写得有特色，与《说文》不同；（4）注释当然也有不同，可供参考。

（二）《玉篇》

《玉篇》是梁大同九年（公元543）黄门侍郎兼太学博士顾野王所撰。唐上元元年（公元760），孙强增加字，宋大中祥符六年（公元1013），陈彭年、吴锐、丘雍等重修。现存的《大广益会玉篇》，已经不是顾野王的原本；另有《玉篇》残卷来自日本，可能是顾氏原本，刊于《古逸丛书》内。

据唐封演《闻见记》所载，《玉篇》共一万六千九百一十七字；现存的《玉篇》共二万二千五百六十一字，大约是孙强、陈彭年等人陆续增加的。《字林》比《说文》多三千四百七十一字；《玉篇》原本比《说文》多七千五百六十四字，今本多一万三千二百零八字，这是合乎字书的发展规律的。

《玉篇》之于《字林》，也像《字林》之于《说文》，字数增加了，更能适应时代的要求。当然，《说文》与《玉篇》的价值不同，各当其用，不能互相代替。如果为了追寻本义，仍当以《说文》为宗；但是许慎不可能预见四百年后的新词新义，因此，从一般用途上看，《玉篇》的使用价值反而高于《说文》。唐孙愐《唐韵序》说：“及案《三苍》《尔雅》《字统》《字林》《说文》《玉篇》……并列注中。”序中以《玉篇》与《尔雅》《说文》相提并论，其价值可想而知。

《玉篇》的部首与《说文》相同者五百二十九部，不同者十三部，共五百四十二部。部首的次序则与《说文》大不相同。除开始的几个部首和最后的干支部首与《说文》一致以外，其他都是重新安排的。顾氏似乎想要把意义相近的部首排在一起，例如卷三所包括的是人部、儿部、父部、臣部、男部、民部、夫部、予部、我部、身部、兄部、弟部、女部，但是他并不能始终维持这个原则。

作为一种字典，《玉篇》比《说文》改进的地方颇多。第一是先出反切，这是很合理的，因为读者遇见一个字首先要求读出它的声音来。第二是引《说文》的解释，这是《玉篇》的有利条件，许慎时代没有更早的字书可引。第三是尽可能举出例证。例证是字典的血肉，没有例证的字典只是骷髅。第四是对例子加以必要的解释，这对读者也有很大的帮助。第五，注意到一词多义的现象。当然不是每一个字都具备这五点，但是顾氏在这些方面比以前任何字书都好得多。例如：

噎，於结切。说文云：“饭窒也。”诗曰：“中心如噎。”谓噎忧不能息也。

吮，食允、徂兖二切。欶（shuò）也〔按，今本误作“敕也”，据《说文》改正〕。史记曰：“吴起卒有疾疽者，起为吮之。”

诉，苏故切。讼也，告诉冤枉也。论语曰：“公伯寮诉子路。”亦作“愬”。

极，渠忆切，栋也。书曰：“建用皇极。”极，中也。又至也，尽也，远也，高也。

我们要善于读《玉篇》，才能体会它的体例：有时候，它没有明引《说文》，其实也是根据《说文》，如“吮，欶也”，“极，栋也”；它没有明引古训，其实是根据古训，如“噎忧不能息也”出自服虔《通俗文》，“极，中也”出自《书·洪范》“建用皇极”伪孔传。

《玉篇》和《说文》虽同属字书，但是它们是不同类型的。《说文》以说明字形为主，讲本义也是为了证明字形，所以只讲本义，不讲引申义；《玉篇》以说明字义为主，所以不再像《说文》那样说“从某，某声”，同时也不限于本义，而是把一个字的多种意义罗列在一起。这样做，实际上已开后代字典的先河。《玉篇》在这一方面有它的创造性。

（三）大小徐的《说文解字》

徐铉，字鼎臣；徐锴，字楚金。他们兄弟二人都是研究《说文解字》的专家，后人称为大小徐。徐铉奉诏与句中正、葛湍、王惟恭等校定许慎《说文解字》，校定本完成于雍熙三年（公元986）。这就是今天我们所看见的许慎《说文解字》，通称大徐本。徐锴作《说文解字系传》，书成于大徐本之前^〔72〕，所以大徐本还受小徐本的影响^〔73〕。

我们从大徐的《进说文表》和小徐《系传·祛妄篇》知道，《说文解字》在唐大历年间（8世纪）经过李阳冰的擅改。但是，李阳冰改动的地方并不很多（《祛妄篇》所批判的不过五十多处），而他提倡《说文》的功绩则不可埋没。当年的情况正如小徐所说：“自《切韵》《玉篇》之兴，《说文》之学湮废泯没。”李阳冰坚持写篆书，学《说文》，在继承文化遗产上是有功的。当然二徐的功劳也是很大的。李阳冰的书今已亡佚，二徐的书更显得重要了。

大徐本《说文》有两点值得称道。第一是他做了精心校订的工作。正如大徐本后面所附雍熙敕牒所说的：“许慎《说文》起于东汉，历代传写，讹谬实多。六书之踪，无所取法。若不重加刊正，渐恐失其原流。”大徐这样判别是非真伪，也就是对后人做了一件有益的事情。第二是他写了《说文新附》。这不是一部单行的书，而是把附加的四百零二个字分别插入各部的后面。他补充字的标准有三个：（1）许慎自己的注解中本来就有某字，而字条中却没有此字，显然是“漏落”的，应该添上；（2）《说文》中虽无此字，但经典相承有此字，也应该补充；（3）当代常用的字，虽不见于经典，也应该附加。这件事受到后代学者们的非议，如钱大昕在《说文新附考·序》中说：“大半委巷浅俗，虽亦形声相从，实乖苍雅之正。”其实这正是大徐的功绩：不但补充许氏的疏忽是应该的，甚至“浅俗”的字，只要已经通行，也是应该附加的。我们今天看《说文新附》，能够考知汉以后唐以前产生的新词、新字，大徐的功绩不是降低了（如钱大昕所惋惜的），而是更大了。

许多人以为小徐学问胜于其兄（如《说文解字系传》原跋所说），主要是由于小徐有他的创见。差不多每条都有“臣锴曰”，表示了他自己的看法。大徐可以说是述而不作，小徐则有述有作。当然小徐的“作”也不是凭空杜撰的，而是有根据的。例如：

央，中央也。从大在冂之内。大，人也。央（旁）同意，一曰久。臣锴曰：凡大字皆象人之正立也。故央字从大，取其正中也。字象四出，故曰与同意。

间，隙也。从门，从月。臣锴曰：夫门当夜闭，而见月光，是有间隙也。

就这两个例子看来，小徐是帮助读者更好地了解许慎《说文》，这是大徐所比不上的。

就版本的观点上说，二徐各有得失。小徐沿袭旧书，往往记录异文，大徐则校改较多，有些地方是改错了的。两书比较着看，并且结合唐人注疏所引《说文》，才可以恢复《说文》的真面目。

（四）孔颖达《五经正义》与李善《文选》注

注疏也算训诂之学。在这个时期内，我们只择要叙述两家：第一是孔颖达的《五经正义》；第二是李善的《文选》注。

孔颖达生于隋代，入唐，累官国子司业，迁祭酒，尝受太宗命撰《五经正义》。《五经正义》即《周易正义》《尚书正义》《毛诗正义》《礼记正义》《春秋正义》，而其中的《春秋正义》实际上是《左传》的注释。这五个“正义”现在作为“疏”的形式载入《十三经注疏》中；孔疏在《十三经注疏》中占重要的地位，对后代训诂有很大的影响。“疏”是阐述“传注”的；孔颖达是经古文家，于《周易》用王弼注，于《尚书》用伪孔安国传，于《毛诗》用毛传和郑笺，于《礼记》用郑玄注，于《春秋左传》用杜预注。这样，使原来这些注也扩大了影响。孔颖达作疏的长处在于以五经融会贯通，特别是善于以本书证本书。例如《礼记·曲礼上》：“户外有二屦。”孔疏：“此一节明谓室有两人，故户外有二屦。此谓两人体敌，故二屦在外。知者，以《乡饮酒》无等爵，宾主皆降，脱屦于堂下，以体敌故也。若尊卑不同，则长者一人脱屦于户内，故《少仪》云：‘排阖脱屦于户内者一人而已矣’是也。”《乡饮酒》和《少仪》都是《礼记》的篇名，这样做，使各篇互相印证。后世作“正义”的人往往仿效这种方法。

李善是唐高宗时代（7世纪）的人，是著名文学家和书法家李邕的父亲。他从曹宪受文选之学。现存的《文选》有李善注本和五臣注本^〔74〕。后来历代有人揭发五臣窃据李善注，巧为颠倒^〔75〕。至于李善的注则非常渊博：他引用了诸经传训一百余种，小学三十七种，纬候图谶七十八种，正史杂史之类将近四百种，诸子之类一百二十种，兵书二十种，道释经论三十二种，诏表笺启诗赋颂赞等文集将近八百种（《文选》所收的文章不计在内）。这些书籍多已亡佚，所以《文选》的注成为很重要的一种文献。即以训诂而论，李善注与五臣注相比，也显示了优越性。李善的老师曹宪本来就是精通小学的，李善由于师承的关系，所以引用小学的书多至三十七种，而自己所注释又多平稳无疵。我们应该吸收李善注的优点来改进我们的注释古书的工作。

（五）《匡谬正俗》

《匡谬正俗》八卷是唐颜师古所著。师古是颜之推的孙子，精于训诂学。他曾为《汉书》《急就章》作注，前者的贡献很大。《匡谬正俗》未完成，他就去世了，他的儿子颜扬庭把它编为八卷，上表献给朝廷。《匡谬正俗》够得上称为学术著作，既有确实的根据，又有卓越的见解。现在摘录数条，以见一斑。

〔御〕《周书·牧誓篇》云：“弗御克奔，以役西土。”孔安国注云：“商众能奔来降者，不迎击之，如此则所以役我西土之义”^〔76〕。徐仙音“御”为五所反。按“御”既训“迎”，当音五驾反，不得音御。《商书·盘庚》云：“予御续乃命于天”^〔77〕，《诗·鹊巢》云：“百两御之”，训解亦皆为“迎”，徐氏并作音“讶”，何乃《牧誓》独为“御”音？又与孔氏传意不同，失之远矣。

〔草创〕襄二十一年：“子羽与裨谌乘以适野而谋，于野则获，于邑则否。”^〔78〕按《论语》称孔子云：“为命，裨谌草创之，世叔讨论之，行人子羽修饰之，东里子产润色之。”是谓裨谌发虑创始，为之辞意，世叔寻讨而论叙之，子羽、子产修饰，润色，然后成耳。草创者，犹言“草昧”，盖初始之谓矣。又曰“草”者“藁草”，亦未成之称，安在适草野则能，在都邑则不就？若然者，“讨论”岂寻干戈乎？“润色”岂膏泽乎？此亦是后人所加，非丘明本传也。

〔〕《食货志》云“藏”，谓绳贯钱，故总谓之“”耳。文云“算缗”，亦云以缗穿钱，故谓贯为“缗”也。而后之学者谓“”为钱，乃改为“镪”字，无义可据，殊为穿凿。按孔子云“四方之人负其子而至”，谓以绳络而负之。故谓褓耳，岂复关货泉耶？

〔两量〕或问曰：今人呼履舃屐屩之属，一具为“一量”，于义何耶？答曰：字当作“两”。诗云：“葛屦五两”者，相偶之名，屦之属二乃成具，故谓之“两”；“两”音转变故为“量”耳。古者谓车一乘亦曰一两，诗云“百两御之”是也。今俗音讹，往往呼为车若干量。

〔仇〕怨偶曰“仇”，义与“讐”同。“尝试”之字，义与“曾”同，“邀迎”之字，义与“要”同，而音读各异，不相假借。今之流俗，径读“仇”为“讐”，读“尝”为“曾”，读“邀”为“要”，殊为爽失^〔79〕。若然者，“初”字训“始”，“宏”字训“大”，“淑”字训“善”，亦可读“初”为“始”，读“宏”为“大”，读“淑”为“善”邪？

由上述的一些例子看来，颜师古所纠正的古人的谬误，有字义方面，如“御”与“草创”；有字形方面，如“”；有字音方面，如“仇”；有字形兼字音方面，如“两”。《匡谬正俗》虽然篇幅不多，但是所包括的方面很广，而且说理精到，为后代学者所一致推崇。

自然，《匡谬正俗》也不是没有缺点的。例如解释“底”字说：“问曰：俗谓‘何物’为‘底’，‘底’义何训？答曰：此本言‘何等物’，其后遂省，但言直云‘等物’耳。‘等’字本音都在反，转音丁儿反。”他的证据是不足的。又如他认为上古“丘”、“区”同音，又驳郑玄“予”为古“余”字之说（指“我”的意义而言），也都是站不住脚的。但这些都是小疵；和同时代的人比较，颜师古的文字训诂学还是杰出的。

（六）《干禄字书》《佩觽》《复古编》

《说文解字》一类的字书，虽具有正字法的作用，但还不算正字法的专书。唐宋以后，汉字的形体渐渐混乱失真，于是不断地有正字法的专书出现。这些书大致都是以正体与俗体并列，使人知所取舍；或者辨别形似的字使人不至于写别字。其中较好的几部，如唐颜元孙的《干禄字书》、郭忠恕的《佩觽》、宋张有的《复古编》等，都是对汉字书法规范化作出了一定的贡献的。《干禄字书》的影响较大，是科举时代的字体标准。书中分为俗、通、正三体，所谓“俗”，如“衷”作“”，“兒”作“”；所谓“通”，指沿用已久，正式通行了的字，如“采”、“採”通，“阪”、“坂”通；所谓“正”，自然是对“俗”来说的，如“泒”正作“派”，“苐”正作“第”等。这种规定，成为正楷。

（七）《类篇》《龙龛手鉴》《篇海》

宋元时代，有三部字书值得提一提：第一部是宋王洙等所编的《类篇》；第二部是辽僧行均所编的《龙龛手鉴》；第三部是金韩孝彦所编的《篇海》。

《类篇》，旧本题司马光奉敕撰，实际上成于修韵官王洙等人之手，司马光不过奏进此书罢了。当时《集韵》增字颇多，和《玉篇》颇有出入，所以敕撰《类篇》，让它跟《集韵》相辅而行：一部是韵书，一部是字书，正好互相为用。《类篇》的部首完全依照《说文》，这也跟《玉篇》不同。

《龙龛手鉴》成于统和十五年（公元997），在检字法上颇有创造性。它先将二百四十二个部首按平上去入四声分为四卷，平声包括金部等九十七部，上声包括手部等六十部，去声包括见部等二十六部，入声包括木部等五十九部。每部之中，再按平上去入四声安排各字，例如金部平声有“锋”、“镛”等，上声有“锁”、“巨”等，去声有“鉴”、“锯”等，入声有“铎”、“凿”等。

《篇海》的全称是《四声篇海》，是以《玉篇》《类篇》《龙龛手鉴》为基础编成的，共分为五百七十九个部首，后来韩孝彦之子韩道昭（即《五音集韵》的作者）改并为四百四十四部。这些部首是按三十六字母的顺序排列的；同一字母的部首又按平上去入四声为先后。至于每部之内的字则是按笔画多少来排列的。

《龙龛手鉴》和《篇海》都开字书音序检字法的先河。

在今天看来，这三部书在文字学上没有很大的价值，但是在当时它们的影响是大的。刘鉴《切韵指南》里有“五音篇首歌诀”，《康熙字典》里有“检篇海部首捷法”和“检篇卷数法”，却是教人查《篇海》部首的，可见《篇海》曾经盛行一时。

（八）《字汇》《正字通》

中国近代影响最大的字书是清初的《康熙字典》，而《康熙字典》的前身则是《字汇》和《正字通》。

《字汇》是明梅膺祚所作，书成于万历乙卯（公元1615）。《字汇》在字书方面最大的改进是对于部首的改革。上文说过，关于部首，有两种迥不相同的原则：第一种是六书原则，这个原则要求严格地按照汉字的意符来决定部首的多少和顺序。按照这个原则，《说文》的五百四十部是合理的；第二种是检字原则，这个原则要求部首减少，根据通行字体，并且按照音序或笔画来排列，以达到便利的目的。梅膺祚是按照后一种原则来安排部首的。如根据前一种原则来批判他，可谓牛头不对马嘴。梅膺祚并非不懂“六书”的人，试看他在《字汇凡例》中说：

偏傍艸入艸，月入月，无疑矣。至“蔑”从也，而附于艸^〔80〕；“朝”从舟也，而附于月^〔81〕。揆之于义，殊涉乖谬。盖论其形，不论其义也。

可见他合并部首是一种大胆革新的举动。

音序排列法本来也是一种进步的排列法。韵书在实际上起了字书的作用，它的检字法比《说文》《玉篇》更便利一些。到了《篇海》，可以说音序排列法达到了相当完善的地步；但是由于语音不统一，一般人又没有音韵学的知识，仍然不便于实用。梅膺祚认为笔画排列法比音序排列法更为方便，所以他在把《说文》五百四十部与《篇海》四百四十四部合并为二百一十四部以后，还将部首“以字画之多寡循序列之”。他把全书按地支分为十二集，子集是一二画的部首，丑寅两集是三画的部首，卯辰巳三集是四画的部首，午集是五画的部首，未申两集是六画的部首，酉集是七画的部首，戌集是八九画的部首，亥集是十画以上的部首。每部中的字也是按笔画多少排列的（先少后多）。这种检字法之所以胜于其他检字法，是由于它适应了汉字的特点。后来《康熙字典》的部首数目和笔画排列法完全依照《字汇》，连按地支分集也照抄了。这就说明了《字汇》在部首的合并上和检字法上，都是值得采用的。当然，从今天看来，《字汇》的检字法也不是没有缺点的，但是它在当时则是最进步的。

梅膺祚的收字原则是正确的。他在凡例里说：“字宗《正韵》，已得其概，而增以《说文》，参以《韵会》，皆本经史通俗用者，若《篇海》所辑怪僻之字，悉芟不录。”

梅膺祚的正字法观点是正确的。他既不徇俗，又不泥古。他提出了“从古”、“遵时”、“古今通用”三个原则：

（1）从古——古人六书，各有取义，递传于后，渐失其真。故于古字当从者，纪而阐之。例如：“凡”，俗作“凢”；“兆”，俗作“”；“岡”，俗作“崗”；“幼”，俗从“刀”；“兔”，俗作“兎”。

（2）遵时——近世事繁，字趋便捷，徒拘乎古，恐戾于今。又以今时所尚者，酌而用之。例如：“力”，古作“不”，古作“之”，古作“夙”，古作“兵”，古作“”；“膺”，古作“”。

（3）古今通用——字可通用，好古趋时，各随其便。例如：从古從今，沈古沉今，古形今，蓋古盖今，蜨古蝶今。

实际上，一般人正是按照这些原则来写字的。梅氏在正字法上作出了贡献。

《字汇》还给读者很多实用的知识。首卷有“运笔”一项，教人写字的笔顺。例如：

止，先，次丄。按篆作本三画，今依俗作止。

毋，先乚，次，次，次一。

兆，先儿，次。

必，先，次，或先，次，次。

書，先，次。

門，先，次，次，次。

卷末有“辨似”一项，教人辨认字形相似的字。例如：

氾汜　氾与汎同，从卩^〔82〕；汜音似，水決复入为汜，又水名。

肓盲　肓，音荒，膏肓；盲，音萌，目无瞳子。

刺剌　刺音次，讽刺；剌音辢（辣），乖戾。

段叚　段，音团去声，体段，片段；叚，真假之假从此。

趺跌　趺，音孚，趺坐；跌，音迭，足失据。

锺鐘　锺，量名，又酒器；鐘，鐘磬。

这种通俗工作是有益的。

《正字通》是明张自烈（一作列）所撰，前面的“国书十二字母”，则是清廖文英所续加。此书的部首和排列法都依照梅膺祚《字汇》，但比《字汇》征引稍博。《康熙字典》是直接以《正字通》作为蓝本的，所以我们不能不提到它。但是，它本身又是以《字汇》为蓝本的，所以不必详细讨论了。

这两部书一向是被学者们所排斥和轻视的。例如朱彝尊说：“小学之不讲，俗书繁兴，三家村夫子挟梅膺祚之《字汇》、张自烈之《正字通》，以为兔园册，问奇字者归焉，可为齿冷目张也。”^〔83〕我们以为：《字汇》和《正字通》虽然存在着一些缺点，例如引书不载篇名而且引文有误等^〔84〕，但是它们在普及语文教育方面，却发挥了很好的作用。本来有两种不同性质的著作：一种面对专家；另一种面对群众，各当其用。我们不能只重视前者而轻视后者。“兔园册”虽然“不登大雅之堂”^〔85〕，但是它直接服务于人民群众，为当时的人民群众所欢迎。今天，我们应该对梅膺祚、张自烈的著述重新估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