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欧汉学家对中国语言学的影响

西欧汉学家虽多，但是对中国语言学产生影响的不多。影响较大的只有一个高本汉（B. Karlgren）。因此，我们在本节里，主要只谈一个高本汉，以及他对中国语言学的影响。和高本汉有过辩论的汉学家，如马伯乐（H. Maspero）、西门（Walter Simon），也附带谈一谈。

高本汉（1889—1978），瑞典人，哥德堡大学教授、校长，远东考古博物馆馆长。主要著作有《中国音韵学研究》（1926）^〔26〕、《藏语和汉语》（1931）、《诗经研究》（1932）、《汉语中的词族》（Word Families in Chinese, 1934）^〔27〕、《中日汉字形声论》（Grammala Serica, Scripl and Phonelics in Chinese and Sino-Japanese, 1940）、《汉语》（1949）、《中古及上古汉语语音学简论》（1954）等。

亨利·马伯乐，法国人，所著有《越南语音史研究》（1912）、《唐代长安方言》（1920）等。伏尔特·西门，德国人，已入英国籍，所著有《关于上古汉语辅音韵尾的重建》（1928）等。

西欧汉学家研究汉语，跟中国传统的汉语研究大不相同。他们都经过了普通语言学和比较语言学的训练，懂得语言是一个系统，懂得古音可以“重建”等等。拿西洋的语言学理论来指导汉语的研究，是开辟了一个新园地。高本汉在叙述他的研究过程时说：“因此，我责成我自己追随着这些显赫的学者们（按：指清儒）的开路工作，而把现代西方语言学的方法应用到他们所搜集的材料上去，以便重建一个相当古的阶段的汉语语音系统，作为有效地研究方言的必要基础。”^〔28〕可以概括成一句话：中国的材料加上西方语言学的观点，就是西欧汉学家研究汉语的总出发点。

清儒对于古音，只讲音系，不讲音值。章太炎的《二十三部音准》虽然讲了音值，但是没有音标，讲不清楚，而且也没有足够的论证^〔29〕。只有运用西方语言学的重建方法，才能把古音构拟出来。

在高氏以前，已经有一些西洋人注意到汉语语音史的问题。最初有Edkins（艾约瑟），Volpicelli，Kcihuest都写了文章，但是还都不能成为专门之学。到了1900年，沙昂克（Schaank）在巴黎《通报》上发表了一篇《古代汉语语音学》，才算比较有科学条理，比较有价值。其后伯希和（Pebliot）于1911—1914年在《通报》及《亚洲杂志》发表了好几篇论文，马伯乐又于1912年在《远东学院学报》发表了《越南语音史研究》，他们对《切韵》音系都有一些假设。高本汉就在这个基础上，写成了《中国音韵学研究》，于1915、1916、1917年陆续发表在《远东学院学报》上。后来马伯乐于1920年发表了《唐代长安方言》，高本汉采纳了他的一部分意见，将《中国音韵学研究》加以修订，印成单行本，1926年出版。

高本汉对汉语的中古音和上古音，都有一套音值构拟。这些构拟，不但对外国汉学家们影响很大，对中国语言学的影响也很大。现在就中古音与上古音的重建，分别加以叙述。

（一）关于中古音的重建

在进行重建中古汉语的时候，高本汉主要是运用了三方面的材料：

（1）韵书和韵图　韵书指的是《广韵》。他研究了其中的韵部和反切，把它看成是《切韵》的系统。韵图指的是《切韵指掌图》和《经史正音切韵指南》。后者实际上只是《康熙字典》卷首的《等韵切音指南》。

（2）汉语方言　高本汉曾在山西、陕西、甘肃、河南等省旅行过，调查了太原、大同、太谷、兴县、文水、凤台（按即今晋城）、西安、三水（按即今旬邑）、兰州、平凉、开封、怀庆（按即今沁阳）等地的方言。其他如广州、客家、汕头、福州、上海、南京、四川等方言，则根据间接的材料。

（3）外语借词　主要是四种借词。第一是日译“吴音”（第5—6世纪）；第二是日译的“汉音”（第7世纪）；第三是朝鲜借词（约在公元600年）；第四是越南借词（第9—10世纪）。

韵书和韵图是音系的根据。上文第二章第七节说过，韵书和韵图是有矛盾的。高本汉处理这个矛盾的方法是：韵书能分而韵图不分的地方，应依韵书，例如元仙两韵虽同在山摄三等，应该重建为不同的韵母。影系、见系、帮系一二四等与三等，照系二等与三等，在反切中是分立的，仍依韵书，例如韵书中仙韵开合口各只有一类^〔30〕，而它在韵图中兼有二三四等，仍应重建开合各为一个韵母。

方言与外语借词都作为重建的证据。例如二等肴韵应从广州音独立，既不混于一等的豪，也不混于三四等的宵萧；喻母三等与四等应从越南借词分立，因为在越南借词中，喻三是v-，喻四是z-^〔31〕。最难区别的是三等韵与四等韵的分立，如祭与齐，仙与先，宵与萧，盐与添，在汉语方言中都已混了。但是，在朝鲜借词中，仙与先，盐与添有明显的分别（先添有韵头i，仙盐没有），高氏就根据朝鲜的读音把三、四等区别开来。

前人对于韵图中的分等，是莫名其妙的。如果按照后代所谓四呼（开齐合撮）来了解，则开合各只有两等，怎么能有四等呢？当然，内转各摄事实上只有两等（一等自成一类，二三四等合成一类），自然不成问题。外转的江摄只有二等字，假摄事实上也只有两等（二等自成一类，三四等共为一类），也似乎不成问题。至于臻摄实际上有三个等（一等、二等、三等），梗摄实际上有四个等，就大成问题了。高本汉必须攻破这头一关，才能研究下去。解决的办法有三个：第一，是假定有四种不同的韵头；第二，是假定有四种不同的主要元音；第三，是假定韵头和主要元音基本上都不相同。高氏最初企图用第三种办法来解决。他假定蟹、山、效、咸四摄的一等主要元音是二等是a，三等和四等都是二等a前面有一个性质未明的i，写作小即三等前面有一个辅音性的i，写作四等前面有一个元音性的i，即合口呼照办，一二三四等写成一眼就可以看出，这是非常机械的办法，人为性是很明显的。

高本汉还必须攻破第二关，那就是在《切韵指南》同图同等，而《广韵》里不同韵的拟音。例如：“真”与“欣”，“谆”与“文”，“仙”与“元”，“清”与“庚三”，“盐”与“严”，“祭”与“废”等。高氏以为也是韵头i的强弱不同。于是他把欣韵拟成文韵拟成jwan，元韵拟成庚三拟成严韵拟成由此类推，凡韵拟成废韵拟成等^〔32〕。这是所谓第三种介音i，连同上述二等的性质不明的韵头i，总共有四种i音。其机械硬凑，更难令人相信。高氏只要求把音系分得开，至于四种i音在具体语言中有无现实的可能性，完全不加考虑。

马伯乐发表了他的《唐代长安方音》以后，高本汉接受了他的意见，对原案提出三点修正：

（1）对于二等字除掉寄生的小i，例如“家”作ka，不作ka；

（2）真（谆）韵作不作

（3）元严凡废庚改用

除了这三点以外，还有一点也算是修正吧。本来他只说辅音性后面的元音是较开的，但是三四等的主要元音一律写作ä，经过与马伯乐一辩论，他索性把四等的主要元音拟成了e。表面上看来，改变不大，实际上是把主要的缺点都改了。拿真正具有四个等的韵摄来看，四个等的韵母的构拟原则如下：

（1）主要元音由洪到细，四个等都不同，其音值是一等二等a，三等四等e；

（2）只有三四两等是有韵头的，三等韵头是辅音性的（和腭化声母配合），四等韵头是元音性的i。

（3）在三等韵中，同图同等不同韵，不用第三种介音i来表示，而用不同的主要元音来表示。如元改为欣文改为（真谆改为）。

声母方面，主要是腭化音的问题。陈澧《切韵考》已经证明了见系、晓系、帮系等三等字自成系统，其反切上字与一二四等不同，高本汉以为是由于三等字是腭化声母的缘故，因而把见系三等拟为kj等，晓系三等拟为xj等，帮系三等拟为pj等。马伯乐同意了腭化的看法。

还有浊母送气和日母音值的问题。高本汉以为全浊声母是送气的，马伯乐以为是不送气的。高本汉以为日母是个马伯乐以为是个高本汉对于声母的意见始终如一，所以这里不详细叙述他的研究过程了。

（二）关于上古音的重建

早在1923年，高本汉写他的《分析字典》的时候，就已经注意汉语上古音的问题。在他的《分析字典》的绪论中，有一节是讨论谐声原则的。他的最突出的论点有两个：

（1）喻母四等分为三类：（a）甬类，上古音为d，故甬声有通；（b）匀类，上古音为g，故匀声有钧；（c）羊类，上古音为z（邪母上古音为dz）。

（2）上古有韵尾-g，-d和入声韵尾-k，-t相当^〔33〕。例如，“乍”的上古音是-g，故乍声有“昨”-k；“敝”的上古音是-d，故敝声有瞥-t。

西门在1928年写了一篇《关于上古汉语辅音韵尾的重建》，他本来主张中古入声收音于-g，-d，-b，所以他说上古汉语的阴声韵尾应该是高本汉在同年写了一篇和西门辩论的文章，题为《上古汉语的一些问题》。在这一篇文章和《诗经研究》里，他修正了他的说法，认为入声分两类，不妨同样收-k或同样收-t，其中有一类是降调，后来就变了去声。到了《汉语中的词族》里，他又取消了他的修正案，回到《分析字典》的老路上去，主张去声收-g，-d，-b，入声收-k，-t，-p。

关于上古汉语阴声韵的平声和上声字，高氏在《分析字典》中，一般还没有加上辅音韵尾，到了《上古汉语的一些问题》《诗经研究》和《汉语中的词族》里，除了歌、鱼、侯三部基本上还拟成开口音节以外，上古阴声韵的平上声字都变成带辅音韵尾的了。即：

（1）之部、幽部、宵部、支部都收音于-g；

（2）脂部（包括微部），以及小部分歌部字（鼍、瑞、迩等）收音于-r。

高氏没有规定上古的韵应该分为多少部。如果勉强替他分一分，可以说是二十六部。拿章炳麟的二十三部相比，多出了铎部、屋部和鼍部。铎是鱼之入，屋是侯之入，这又是与黄侃一致的；只有鼍部是高氏独创的^〔34〕。因此，我们可以说，高氏在古韵分部上没有什么发明，而在上古韵部的音值构拟上，则有许多大胆的假设。

（三）关于汉语语法

在汉语语法方面，高本汉的成绩最差。看来他对于汉语并不熟练，对于现代汉语更是生疏。试看他在《汉语》61页上所举的几个例子：

我蒙他的泽。

天不爱道。

我爱我钱。

又试看他在《汉语》5—6页上所举现代北京话的例子：

赵县城外有一家两口人，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婆跟他儿；她家很穷没有饭吃；天天打柴卖钱得一点米肉度命。

这样拿一些生造的句子来作为研究的材料，立足点已经不对头了。而他在语法分析上也是不恰当的，例如他把上面例子“七十多岁的老婆”这个词组割开来，认为助词“的”是附着于“岁”的，并说“岁的”＝yeary（英语）。

他在《汉语》一书中几处强调汉语的难学，他说学习汉语要凭“猜的本领”，要认识“中国的灵魂”（62页）。他实际上等于否认汉语有语法的存在。

比较有参考价值的是他对于上古汉语的人称代词的研究。他依照上古拟音列出了下列的一个表（见《汉语》75页）：

主格　领格　　　吾ngo

与格　对格　　　我

主格　领格　　　汝

与格　对格　　　尔

领格　　　　　　其

与格　对格　　　之

“吾”与“我”是双声，“汝”与“尔”是双声，“吾”与“汝”是叠韵，“我”与“尔”是准叠韵。“其”与“之”也是叠韵。高本汉确是看出了一些规律来。至于是否应该解释为“格”，尚待进一步的研究。

（四）关　于　词　汇

在词汇方面，高本汉提出了“汉语词族”的问题，这是语源学上一个重要问题。高本汉的研究结果虽然不尽可信，但是这个研究方向是值得肯定的。

高氏关于词族的研究，与章炳麟的《文始》的目的差不多，都是寻究词与词之间的意义关系与声音关系，从而把二者结合起来看它们的亲属关系。但是，在研究方法上却有很大的不同。先说，章氏是从初文出发的，高氏完全不理会初文；其次，章氏讲双声叠韵，旁转对转，高氏则把字头辅音和字尾辅音结合起来作为一个整体来观察词族。他把声母分为四组：

韵母分为三组：

（1）-ng，-k，-g；

（2）-m，-p，-b；

（3）-n，-t，-d，-r。

声母与韵母配合，应该共得十二组，但是高氏把t-m，n-m，p-m合为一组，实际上只分为十组。

《汉语中的词族》的研究还是很粗疏的。第一，各组的词多得几乎是无边，从这样大的范围来观察亲属，危险性很大；第二，不能认为凡声近者必然义近，应该承认存在着很多声近的词（甚至是同音词）是完全没有亲属关系的；第三，阴声韵的韵尾辅音不能作为定论，因此，-g与-ng同组，-r与-n同组等等也都失去了根据；第四，每组之后只将汉字释出意义，不加讨论，令人不明白为什么这些词是同族的。

高氏在《汉语》里谈词的转化，就比《汉语中的词族》切实得多，可靠得多了^〔35〕。他所谈的“國”与“域”，“官”与“宦”等，自然是可信的；“恭”与“恐”，“朝”与“耀”等，也可供参考的；只有“祷”和“讨”等是靠不住的。然而最糟糕的是他把语源与现行意义混为一谈。例如：

“我领教”，译成I neck instruction（neck，“脖子”，这里当动词用）。

“我追想死父”^〔36〕，译成my thoughts overtake my deceased father（overtake，追赶、追捕、赶上）。

“那个人糊涂”，译成That piece ren (is) stickymuddy（piece，片、块、幅、件；sticky，粘的，muddy，泥泞的）。

“孔子之裔”，译成K'ung master's train（孔老师的衣裾）。

“他冒危险”，译成He cap danger（他帽子危险，他戴上危险帽子）。

“他雪耻”，译成He snow shame＝He snows (his) shame（他把他的耻辱弄成雪白了）。

如果从语源上来解释现代的句子，任何语言都会闹同样的笑话。问题在于我们应不应该这样做。显然，这样做是反历史主义的；现代汉族任何人说“我领教”的时候都不会意识到“领”有“脖子”的意义，为什么纠缠在一起呢？“糊涂”是个叠韵连绵字，本来是写作“鹘突”的，更与sticky muddy无关！西洋汉学家常常昧于训诂，而高氏也是比较突出的。

（五）中国语言学所受的影响

汉语音韵学所受高本汉的影响最大。他的《古汉语的构拟》（译文改题为《答马斯贝罗论切韵之音》）、《谐声字的原则》《上古汉语中的几个问题》《汉语中的词族》等，先后被译成中文。王力《汉语音韵学》详细地介绍了高氏的汉语音韵学说。1940年，赵元任、李方桂、罗常培合译高氏的《中国音韵学研究》出版。这部书的翻译工作是十分郑重的。在翻译过程中，遇见错误的地方，都征求原著者同意予以更正，高氏自己的修正意见则按后来的文章翻译插入，原先已经被修正了的意见则删去不译，这样就大大便利了读者。这一部译本实际上包括了赵、李、罗三人的成绩，反映出当时汉语音韵学的水平。

自从高本汉的《中国音韵学研究》和《上古汉语的一些问题》等书和论文出版后，中国的语言学者们也曾先后撰文提出一些修正的意见，其中包括李方桂的《切韵a的来源》《在上古汉语里的中古汉语-ung，-uk，-uong，-uok等》《上古汉语的》^〔37〕，赵元任的《中古汉语内部的语音区别》^〔38〕，罗常培的《知彻澄娘音值考》《唐五代西北方音》《切韵鱼虞之音值及其所据方音考》《经典释文及原本玉篇反切中的匣喻两纽》^〔39〕，李荣的《切韵音系》^〔40〕，陆志韦的《古音说略》《诗韵谱》^〔41〕，董同龢的《上古音韵表稿》等^〔42〕。其中个别的意见（例如李方桂的个别意见），被高氏吸收了，绝大部分意见都没有被他接受。

这能不能说，中国音韵学没有受高本汉的影响或只受极微弱的影响呢？我们不能这样说，因为当时的中国学者一般都接受了高本汉的总原则，甚至接受了他的观点、方法，然后从枝节的地方去纠正他，甚至比他更走得远些。

现在提出最重要的两点来讨论：第一是《切韵》的性质问题，第二是上古汉语的辅音韵尾的问题。这两点都关系到怎样对待材料的问题：我们应该是形而上学地对待材料呢？还是辩证地对待材料呢？我们认为应该辩证地对待材料，而高本汉却是形而上学地对待材料，当时中国学者们在这个总原则上多数是跟着他走的。

关于《切韵》的性质问题，尽管《切韵》作者自己认识是“我辈数人，定则定矣”的“论南北是非，古今通塞”的著作，高本汉偏要把它看成是一种具体语言的实录。本来，马伯乐从《唐韵》的“同用”、“独用”来考虑，认为某些韵实际读音是相同的，这个意见值得重视，而高氏简单地说马氏的意见已经被他“击败”（combattu）了^〔43〕。于是大家都相信了他。甚至在知道了敦煌写本《切韵》有真无谆之后，仍然相信高氏把真韵少数合口字跟谆韵分开是合理的^〔44〕。高氏对于一二等的重韵如咍与泰，佳与皆，删与山，覃与谈，咸与衔，硬分长短，没有什么可信的证据，他本人也缺乏信心。但是批评他的人并不说他不应该硬分，而只是说应该分为不同的元音^〔45〕。高氏在三四等里不认为有重韵，而中国某些音韵学者却也认为支脂祭真仙宵盐诸韵也有重韵^〔46〕。这样越分越“细”，所构拟的音主观成分很重，变成了纸上谈兵。此外还要墨守历史语言学上的一个原则：在同一条件下的同一音位，在同一时期和同一地点，只能发生同一的音变。于是中古不同音的字，上古只能拟成不同音，而中古同音的字，上古还有不同音的。这样，势必形成一个倒竖的金字塔，上古的语音极其繁多（依高本汉的构拟，上古汉语已经有二千多个音节，董同龢更多）。这就是迷信一部“我辈数人，定则定矣”的书的结果。其实，现代方言，外语借词，以及历代韵文，其可靠性都比一部主观规定的韵书强得多。

关于上古汉语辅音韵尾的问题，中国传统音韵学虽未能圆满解决，至少比高本汉的学说合理得多。在高本汉、西门的汉语音韵学未传到中国以前，中国从来没有人设想过上古汉语竟然缺乏开口音节或者是开口音节少得可怜。依照西门，一个开口音节也没有；依照高本汉，则仅有歌部、鱼部、侯部，收音于a、o、u，字数不多，其他大部分的字不是收音于m、n、ng、r、b就是收音于b、d、g，p、t、k。陆志韦先生和董同龢比高本汉更进一步，认为上古汉语的字一律都以辅音收尾，不是收音于m、n、ng，就是收音于b、d、g，或p、t、k。这样机械地构拟古音，是我们所不敢苟同的^〔47〕。

为什么中国人受高本汉的影响后会走上极端呢？这是高本汉的方法本身所决定的。他主张《切韵》代表一时一地之音，而他研究反切和韵图都有漏洞，别人把漏洞补上了，不知不觉地就把《切韵》的音分得更“细”了。他主张凡是和中古入声有关的字，在上古必收辅音，那么，歌鱼侯三部也不能说是与入声绝缘的，别人为了依照这个原则，就不能不走极端了。

高本汉对汉语音韵学的影响，其积极方面是应该予以肯定的。例如清儒完全不讲音变的条件，硬说“家”读如“姑”、“下”读如“户”，等等。高本汉有了历史语言学的训练，就不至于这样简单化了。又如前人把四等与四呼混为一谈^〔48〕，到了高本汉才开始弄清楚了等的概念，尽管不能完全作为定论，但总的原则可以决定下来了。但是，今天来看，高本汉的形而上学观点非常严重，而且还带有实用主义观点。他呆板地看音变，把音变看成是“盲目的需要”，而不容许有外因，西洋比较语言学在书面材料缺乏的情况下，古音的重建反而没有麻烦，中国的书面材料多了，反而成了累赘。高本汉为材料所困，而不问材料所反映的真实情况是什么。有时候，他却任意选择有利于自己的材料，而陷入了实用主义的泥坑。这样，他给予中国语言学的影响是坏的。

在语法学方面和词汇学方面，高本汉对中国学者们影响不大，这里就不再叙述了。

其他汉学家对于中国语言学也有一定的影响。例如王力曾参考了马伯乐的《越南历史语言学》写成了一篇《汉越语研究》^〔49〕，但为篇幅所限，这里就不详细加以叙述了。

参考资料

张世禄：《中国音韵学史》下册，第345—363页。

王立达编译：《汉语研究小史》，第22—33页。

高本汉：《中古汉语的重建》，原载《通报》第二十卷（1922年）。林语堂有译文，题为《答马斯贝罗论切韵之音》，载于他们所著的《语言学论丛》，第162—19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