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辞学及与之有关概念的界定

第一节　修辞、修辞学及与之有关概念的界定

修辞、修辞学及与之有关的概念较多，因此为了本书后文叙说的方便，有必要在此先将本书所要涉及的如下几个主要概念作一界定和交代。

一、修辞

何为“修辞”？有关的定义很多，众说纷纭。如果我们认真考察一下各家说法，去异求同，则可以给“修辞”作这样一个去繁就简的界定⁽¹⁾：

所谓“修辞”，就是表达者（说写者）为了达到特定的交际目标而应合题旨情境⁽²⁾，对语言进行调配以期收到尽可能好的表达效果的一种有意识的、积极的语言活动。

这里应该强调的是，所谓“对语言进行有效的调配”，是指“对某一语言中各色形、音、义的词语与各种句式等的调遣、配置，让各种语言材料在特定的题旨情境中适得其所”⁽³⁾。我们都知道，任何一种语言或任何一种语言中的任何语言材料都是没有优劣高下之分的。但是，使用同样的一种语言，使用同样的一种语言中的材料，不同的使用者可能以不同的调配方式令其表达产生出大不相同的效果。例如：

（一）不错，朋友们也有时候背地里讲究他；谁能没有些毛病呢。可是，地山的毛病只使朋友又气又笑的那一种，绝无损于他的人格。他不爱写信。你给他十封信，他也未见得答复一次；偶尔回答你一封，也只是几个奇形怪状的字，他的字叫作鸡爪体，真是难写在一张随手拾来的破纸上。我管看。这也许是他不愿写信的原因之一吧？另一毛病是不守时刻。口头的或书面的通知，何时开会或何时集齐，对他绝不发生作用。只要他在图书馆中坐下，或和友人谈起来，就不用再希望他还能看看钟表。所以，你设若不亲自拉他去赴会就约，那就是你的过错；他是永远不记着时刻的。（老舍《敬悼许地山先生》）

许地山先生是中国现代著名作家，老舍是他的好朋友。许地山逝世以后，作为老朋友的老舍自然要写文章悼念，谈到许地山的许多往事自然也会涉及他的缺点。老舍在谈及许地山的缺点时，先有一句总括的话：“不错，朋友们也有时候背地里讲究他；谁能没有些毛病呢”。其中的动词“讲究”，可谓用得十分讲究，令人叫好。因为这句话的表达可以使用“批评”、“指责”、“议论”等词，但这些动词明显都不及“讲究”表达效果好。如果用“批评”、“指责”、“议论”等词，意指许地山缺点确实存在，且可能是有很大的缺点；而用“讲究”一词，则表明许地山的缺点本就不存在或微不足道，如果朋友要议论他，也只是对他过分提出了高要求。写悼念文章本来就是要为逝者讳的，更不用说是为自己的好友而写了，即使有什么也应该为朋友辩护或讳饰。因此，老舍这样用词是得体的，也是恰当的。再结合下文提到许地山的两个所谓“毛病”：字写得不好而不愿给人回信，到图书馆坐下或与友人交谈而忘记约会时刻，更觉得老舍用词高妙。因为这两个“毛病”并不算什么，从另一个角度看还是优点呢。老舍这样把它当“毛病”写出来告诉读者，实际是绕着弯子赞誉老友许地山专心学术，重友健谈的学者风范。可见，老舍先生这里的“讲究”一词，用得真是讲究，可谓是将最恰当的词放在了最恰当的位置，发挥了一个词最极致的表达效果。我们都知道，在现代汉语词汇库中，动词“批评”、“指责”、“议论”、“讲究”等等都是极其寻常普通的词，它们之间没有优劣高下之别。可是，当它们被表达者调遣出来并配置到特定的题旨情境之中，则就显出极大的差别了。我们之所以赞赏老舍这里的“讲究”一词用得好，用得妙，并不是说“讲究”这个动词本身有什么特殊的表达效果，而是说只有这个动词才能适切这篇悼念文章的题旨情境，并能真切地表达出老舍对朋友许地山先生深厚的感情，凸显出许地山先生独特的人格魅力。也就是说，动词“讲究”一词在这里是用得适得其所。正因为如此，我们可以说老舍这里对语言的调配是有效的调配，修辞是成功的。

又如：

（二）电话铃声响了，她连忙拿起话筒。

“你好，宝贝，”老太太愉快的声音在电话里响起，“电话公司感到非常抱歉，他们把我一个洛杉矶亲戚打给我的电话错算在你们的账上。他的电话号码和西比尔家的电话号码只相差一个数字。那天，我们不在家，她在电话录音里留下她的号码就把电话挂了，所以电话费只有八角三分。要知道，电脑有时也会出差错。电话公司在下个月的账单上将会把错误改过来。”

“谢谢你，太谢谢你了！”蒋卓君激动得只是一个劲儿说这句话。

“这是我乐意做的。帮助你，将使我今天晚上感到特别高兴。”

等蒋卓君想起问这位老太太的名字，对方已经挂断了电话。

走出电话亭，天完全黑了。她的心很亮很亮。迎面过来的车灯白光一串，照亮了她面前的世界，疾驰而去的尾灯像一根红色的长绸带，绵延不见尽头。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由衷地发出感叹：好人！这世界上还是好人多啊！（王周生《陪读夫人》）

例（二）是上海著名女作家王周生的小说《陪读夫人》中的一段文字，描写“陪读夫人”蒋卓君在美国律师西比尔家做保姆，西比尔犹太籍太太露西亚因为电话账单中多出一笔八角三分的不明长途电话费而怀疑是蒋卓君所打。蒋卓君拿出种种证据，作了各种解释也无济于事。蒋一气之下离开了露西亚家，去大街电话亭按照那个不明电话号码向纽约打了一个电话，接电话的老太太很热情，帮她弄清了那个不明电话的来龙去脉。写到蒋卓君弄清原委后，作家写道：“走出电话亭，天完全黑了。她的心很亮很亮。”其中的形容词“亮”运用得可谓一字千钧，生动传神。它不仅写出了女主人公蒋卓君弄清原委，心中豁然开朗、冤屈一扫而光的轻松心态，也以心中之“亮”与天色之“暗”形成对照，写尽了“陪读夫人”心中无限的感慨。形容词“亮”本是个寻常的词，没有什么特别，但被作家用在此情此境，效果上大放异彩。正因为如此，我们可以说王周生这里对语言的调配是有效的调配，修辞也是非常成功的，展示了一个实力派作家深厚的语言功力。

词语的选用要适得其所，才算是对语言的有效调配，句式的选用亦如此。现代汉语句式，从不同角度分类有不同类型。“按照句子的语气，可以分成陈述句、疑问句、祈使句、感叹句”；“按照句子的结构和格局，可以分为单句、复句，主谓句、非主谓句等等”⁽⁴⁾。此外，根据句子成分的完全与否，可以分成完全句，省略句。究竟哪种句式好，我们不能这样说。能够适应说写时的特定题旨情境，有尽可能好的表达效果，那么我们就说表达者的句式运用得好。反之，则就是运用得不好。例如：

（三）美国已故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在《一九九九：不战而胜》这部书里说：“中国人多为天生的企业家，他们不论移民到哪个国家都能发财致富，就足以说明这点。大多数俄国人则不是。”

学者兼政治家的聪明睿智，使尼克松先生一语中的。但他却无缘看到中国企业家在俄国的成功，非但没给一些俄国人送去启示，反而使他们心生妒忌，公然明火执仗地抢劫。请看《上海译报》一九九九年一月份的一篇报道：《查税，还是抢劫？》——

去年九月十四日，莫斯科著名华商皮货市场“兵营”，被俄罗斯税警未开单据抢走三十万美元，紧接着华商河北楼、燕山楼也碰到类似遭遇。

而最令人震惊的是扩东东商商贸中心被三百名军警临时检查纳税情况，执勤人不出示任何证件强行进入，经过五个小时翻箱倒柜后，开收据取走现金一百一十余万美元，而未开收据取走的金额是开收据的数倍。事后俄罗斯官方宣称“没收来路不明的七万美元”。

……

临时检查时还带着四家电视台的记者到场，所以俄罗斯媒体把这次行动说成大规模查税行动，俄罗斯媒体特意强调俄罗斯经济不景气，这里华商竟然会拥有那么多现金！

强盗。土匪。流氓。野蛮之极！（王居卿《俄罗斯断想》）

例（三）的最后一段，是作者对俄罗斯军警、税警明火执仗地抢劫华商现金的新闻报道的评论，是由三个名词性的非主谓句和一个形容词性的非主谓句构成，真切地表达了作者对俄罗斯官方所作所为无比愤慨之情。这四个句子的意思如果改用一般的主谓句来表达，说成“这是强盗行为！这是土匪行为！这是流氓行为！这种行为野蛮之极！”或相似的其他表述，就不能凸显出作者对俄罗斯军警、税警及电视台的无赖无耻行为的那种怒不可遏的情感。因为长句、完全句由于形体较长，读起来时间要长，语气就会缓下来。不及短句，特别是上述这种独词句，句子极短，口气极其急促，特别能够凸显出作者看到报道的当时那种怒不可遏、情绪异常激动的情感与状态。现代汉语的各种句式之间，本来是没有什么优劣高下之别的，但是适应不同的题旨情境，有意识地选择某种句式来表情达意，事实上是能产生不同的表达效果的。这就要看表达者的功力了，看他（她）是否能够很好地适应题旨情境，准确地把握各种句式独特的表达效果并有效地加以运用。我们之所以赞赏作者上述一段简短而精彩的评论，就是因为作者选择了恰当的句式，将自己特定地情感准确生动地表达了出来，发挥现代汉语非主谓句极致的表达效果，是成功的修辞。

总之，表达者所要达到的交际目标是否能够实现，也就是能否收到自己预期的尽可能好的表达效果，关键在于表达者在进行语言调配时是否适应了题旨情境，而与表达者所使用的某一种语言及这种语言的材料本身无关。因为“语言和语言材料对所有使用这种语言的人都是公平的、理性的，不能说某人的语言表达效果好是由于他所使用的语言或语言材料好，而只能说某人善于调配语辞。这就好比同样一块布料，不同技艺的服装师会做出大不相同的式样、大不相同质量的服装来。做出的服装是有款式、质量上的差异的，是有客观上的优劣高下之别的，但这决不是因为布料优劣的缘故。语言运用中词语的调配如此，句式的调配亦如此。是长句好，还是短句好；是单句好，还是复句好；是主谓句好，还是非主谓句好；是常式句好，还是倒装句好？我们都不能一概而论，而应该看其是否切合了具体的语言使用情境与题旨。切合了情境与题旨，就有好的表达效果；反之，则没有好的表达效果。”⁽⁵⁾

另外，我们应该强调的是，“修辞”既是一种表达者的一种有意识的、积极的语言活动，那么，不管表达者的“达意传情”是否圆满、适切，也不论适切的程度如何，只要表达者是有意识地朝着力图提高语言表达效果的方向努力，都是“修辞”。比方说有一位台湾的初中生在写一篇名叫《我的母亲》的作文时谈到自己的母亲，其中有这样一句⁽⁶⁾：

（四）我的母亲徐娘半老，风韵犹存。

“徐娘半老，风韵犹存”是个成语，典出于《南史·梁元帝徐妃传》：“徐娘虽老，犹尚多情”。说的是梁元帝妃徐昭佩年龄虽老却仍然风流的事。正因为如此，“徐娘半老”一语一般情况下总是带有贬义色彩。这位中学生由于不甚明了这一成语的真实内涵，以致出现了表意上的错误。本来他是想赞扬他的母亲虽然人到中年，却仍有风韵魅力，结果却贬低了自己的母亲。尽管这位中学生用词不当，表达失败，但是他这样写确实是在“修辞”，因为他是有意识地朝着力图提高语言表达效果的方向努力，如果他没有这种努力倾向，他大可直接说：“我的母亲已到中年，但长得还相当好看。”也就是说，表达的成败不是判断某一语言表达行为是否“修辞”的标准，关键是看表达者有没有朝着力图提高语言表达效果的方向努力的主观倾向。

二、消极修辞与积极修辞

消极修辞与积极修辞，是陈望道首先提出的重要概念。所谓“消极修辞”，就是“注意在消极方面，使当时想要表达的表达得极明白，没有丝毫的模糊，也没有丝毫的歧解。这种修辞大体是抽象的、概念的。其适用的范围当然占了（甲）一境界（引者注：指‘记述的境界’）的概念的语辞的全部，但同时也做着其余两个境界（引者注：指‘表现的境界’、‘糅合的境界’）的底子。其适用是广泛语境的全部，是一种普遍使用的修辞法。假如普遍使用的，便可以称为基本的，那它便是一种基本的修辞法。”⁽⁷⁾由此可知，陈望道所说的“消极修辞”是一种专注于在语法、逻辑上努力的一种语言活动。即表达者的说写应该合乎语法规范、符合逻辑事理，也就是“使当时想要表达的表达得极明白，没有丝毫的模糊，也没有丝毫的歧解”的境界，也就是基本修辞。

所谓“积极修辞”，就是“注意在积极的方面，要它有力，要它动人。同一切艺术的手法相仿，不止用心在概念明白地表出。大体是具体的、体验的。这类手法颇不宜用在（甲）一境界的语辞，因为容易妨害了概念的明白表出，故（甲）一境界用这种手法可说是变例。但在（乙）一境界中，却用得异常多。”“此外，（丙）一境界（引者注：指‘糅合的境界’）的语辞，如一切的杂文，寻常的闲谈等，却又用不用都无妨。”⁽⁸⁾由此可见，陈望道所说的“积极修辞”的概念，实际上是一种调动一切积极手法力图提高表达效果为终极目标的语言活动。也就是说，为了达到“有力”、“动人”的目标，它可以突破语法规范和逻辑事理。因此，也可以说，“积极修辞”是一种超越常规的创造性语言活动。

由于“消极修辞”与“积极修辞”在所要企及的目标上大不相同，所以其所研究的内容方面也不相同。大致说来，“消极修辞”主要研究如何适应题旨情境，使表达企及“意义明确”、“伦次通顺”、“词句平匀”、“安排稳密”等四项标准⁽⁹⁾的种种规律。“积极修辞”主要研究如何适应题旨情境建构恰切的修辞文本，使达意传情的效果尽可能的圆满成功的诸种规律。一般说来，汉语修辞学的传统，一般多着重于对积极修辞的研究，也就是狭义修辞学的研究。对消极修辞的研究则较少，因为消极修辞研究的内容与语法、逻辑的研究多有重合之处。本书对于消极修辞的阐述则着重于从炼字、锻句、谋篇布局、语体风格等角度进行，讨论这些方面与修辞的适应关系。这一点在此首先予以说明。

三、修辞文本

修辞文本（rhetorical text），是个具有特定涵义的修辞学新术语。在此前的汉语修辞学著作或教科书中未曾出现过，因此这里有必要作个详细地说明。

简单点说，所谓“修辞文本”，就是特指表达者（说写者）为了特定的交际目标，适应特定的题旨情境，运用某种特定的表达手段而形成的具有某种特殊表达效果的那些言语作品。

为了直观地说明这个定义，我们先看下面的两个例子：

（五）一个人的缺点，正像猴子的尾巴，蹲在地上的时候，尾巴是看不见的，直到他向树上爬，就把后部给大家看了。可是这红臀长尾巴本来就有，并非地位爬高了的新标志。

（六）一个人的缺点，随着他的地位的攀高而显现得越发清楚。这并不是说他在地位低时就没有缺点，而是那时他的缺点还没机会让人发现而已。

这两段话的意思，是完全一样的。但是它们从修辞的角度看，是大不相同的。例（五）属于我们上文所说的“积极修辞”的范畴，例（六）属于“消极修辞”的范畴。例（五）是我们这里所说的“修辞文本”，例（六）则不是。因为例（五）是作家钱钟书在小说《围城》中所创造出的一个生动的修辞文本，它是运用了特定的表达手段——比喻，将“人的缺点”与“猴子的尾巴”联系搭挂在一起，从而说明了人的地位攀升与缺点易被发现的密切关系，表达生动形象，读后令人难忘，是一个具有特殊表达效果的言语作品。而例（六）之所以不算“修辞文本”，是因为例（六）只是理性地表述了所要表述的语意，没有运用任何一种具有特殊表达效果的表达手段。通过这两个实例的分析比较，“修辞文本”的概念应该是比较清楚易懂了。

这里，还应该强调的是，我们说“修辞文本”是一种“言语作品”。但是，应该指出的是，“言语作品是有大小之别的。最小的言语作品可以是由一个词或几个词构成的一句话，稍大些的言语作品可以是由两句或两句以上的几个句子构成的语句群，最大的言语作品可以是完整的一个篇什。但是，只要是运用了特定的表达手段，表达时有特殊效果，则不论这一言语作品是大是小，都可称为修辞文本。”⁽¹⁰⁾

由一个词或几个词构成的一句话成为一个修辞文本的，如：

（七）甲：“骡子！”

乙：“你爹你娘才是骡子！”

例（七）是笔者一次出差，在北方某城市见到两个北方汉子在菜市场吵架时相互对骂的两句话。这相骂的两人的话中都有“骡子”一词。“骡子”一词，《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哺乳动物，驴和马交配所生的杂种，比驴大，毛多为黑褐色。寿命长，体力大，我国北方多用作力畜。一般不能生殖。”⁽¹¹⁾由此可知，北方人因都知道骡子的上述性质，所以用“骡子”来说人，总是在三种涵义上骂人，一是骂人是“杂种”，二是骂人是“只会干活没有脑子的蠢货”，三是骂人“绝后”。一般情况下，主要是在第一种涵义上骂人。所以，上面两个北方汉子的相骂语，都是比较婉转的骂人语，属于我们所说的“修辞文本”。因为人不是“骡子”，用“骡子”来说人，明显是运用了比喻的表达手法，属于省略了“本体”和“喻词”的“借喻”，表达上有婉转含蓄的特殊效果。其中，甲的话是由一个词构成的句子，乙的话是由七个词构成的一个简单句子，它们都是“修辞文本”。如果甲说：“杂种！”乙说：“你爹你娘才是杂种！”则就不是“修辞文本”了，因为这样的表述，没有运用特定的表达手段，也未产生特殊的表达效果。

由两句或两句以上的句群构成一个修辞文本的，如：

（八）当然，海瑞也付出了代价。据《明史》，朱厚熜拿到等于骂他不是东西的上疏时，气得跳脚，一把摔在地上，喝令左右：“马上给我把这个姓海的逮捕，别让他跑了！快，快！”（李国文《从严嵩到海瑞》）

例（八）“朱厚熜拿到等于骂他不是东西的上疏时……快，快”等八个句子构成的一个语句群，是一个修辞文本。它运用了“示现”这种特定的表达手段，将本来不见不闻的事情写得如见如闻（因为嘉靖皇帝接到海瑞上疏时的情景，李国文是不可能看到的，《明史》作者也未亲眼亲耳所见所闻，都是想像中虚拟的），表达上显得形象鲜活，幽默风趣。所以，这个语句群是一个“修辞文本”。如果作者这样写：“嘉靖皇帝接疏未览毕，怒令左右立拘海瑞。”这样叙事倒是符合历史的真实，但这样叙述只是理性、平常的叙述，没有运用特定表达手段，也没有产生特殊的表达效果，不能算是“修辞文本”。

由一个完整的篇什构成一个修辞文本的（一般仅限于讽刺小品之类的短篇），如：

（九）獭入水求食，遇一金鱼，即张口啖之，囫囵咽下，殊不足以解馋。复前行，遇一鳖，见鳖裙腻然，喜曰：“此足以供我大嚼矣。”向前噬之，牙触鳖甲，骤不得咽。獭不觉大疑曰：“适间吃的那东西，文采斑斓，仪表不俗，看看像一个读书种子，却是没骨的。倒不如这个臭王八，还像有点骨气。”（吴趼人《俏皮话》）

很明显，例（九）这则小品是作者故意编出来的，其意是讽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已失却了中国传统士大夫的那种特立独行的人格力量，变得越发没有骨气和个性了。这个小品是整篇构成一个修辞文本，它运用的是讽喻手段（即为了表达某种意思而临时编造一个故事），其表达效果含蓄蕴藉，发人深省，而又不乏幽默诙谐的机趣。如果作者不以上述一篇为一个修辞文本，而是直言其意：“而今的中国知识分子已经没几个有骨气有个性的了”，这样简则简矣，但就没有什么特殊的表达效果了，谈不上什么艺术性，读之也就不能给读者什么深刻的印象，更不能发人深省，当然也就算不得“修辞文本”了。

总之，本书所说的“修辞文本”是一个具有特定内涵的修辞学新概念，它是“专指那些运用特定的表达手段而构成的具有特定的表达效果的言语作品，这个言语作品可以是特定语境中的一个词或几个词构成的一个句子，也可以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句子构成的语句群，还可以是只表达某一特定主旨的篇什。‘修辞文本’可以是口说的言语作品，也可以是笔写的言语作品”⁽¹²⁾。

四、修辞学和现代汉语修辞学

何为“修辞学”？简单点说，就是研究修辞现象及其规律的科学。说得具体点，就是系统地研究如何适应语言活动中特定的题旨情境要求，充分利用“语言文字的一切可能性”⁽¹³⁾，力图将语言的表达和接受效果提升到尽可能高的水平的种种规律的科学。

所谓“现代汉语修辞学”，就是系统地研究在以现代汉语为交际语言的语言活动中，如何适应特定的题旨情境的要求，充分利用现代汉语语言文字的一切可能性，力图将语言的表达和接受效果提升到尽可能高的水平的种种规律的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