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短篇便等于无物”到“芥子里面藏着大千世界”

第三节　从“短篇便等于无物”到“芥子里面藏着大千世界”

伴随着翻译小说类型和品位选择观的变化，近代译界对域外短篇小说在选择和翻译上的态度也在不断演变。1909年鲁迅的《域外小说集》使短篇翻译小说集中地展示在国人面前，但在此之前，零星的短篇小说翻译业已出现。早在1903年，陈匪石就译了都德的《最后一课》，而且译者在《最后一课》的“译者后记”中还赞叹到：

“是篇佳处，在设想之奇，出语之妙。夫割地之惨，奴隶牛马之恸，是何等重大问题，乃以孩童语气出之，全篇所写，尽是一蒙学校中琐屑之事，记时不过半日，而读者心目中，俨然想见异族之威，亡国之憾，真有手挥五弦、目送飞鸿之妙。此短篇小说之上乘也。”^[37]

此后陆续有：1904年陈景韩译毛白石《义勇军》，1905年严通译马可曲恒《俄皇独语》，1906年吴梼译星克伊梯《灯台卒》，1907年林纾与魏易合译华盛顿·欧文的《拊掌录》等等。与此同时，人们对短篇小说的认识也逐渐明朗，如1907年紫英在《说小说·新庵谐译》中就说：www.daowen.com

泰西事事物物，各有本名，分门别类，不苟假借。即以小说而论，各种体裁，各有别名，不得仅以形容字别之也。譬如‘短篇小说’，吾国第于‘小说’之上，增‘短篇’二字以形容之，而西人则各类皆有专名。如Romance，Novelette，Story，Tale，Fable等皆是也。^[38]

但以上这些短篇翻译实绩和点滴的短篇小说翻译思想与大量的长篇译作相比真如沧海一粟，并未造成太大的影响。据统计，“1902年全国只有8部翻译外国长篇小说，1903年则增至44部，1907年更是上升至126部。而相对于1903年就出现的长篇小说翻译高潮而言，短篇小说的翻译高潮迟至1914年才到来。”^[39]而且从1902－1904年，短篇翻译小说总计只有7篇^[40]。

1909年《域外小说集》诞生，但面对销量的惨淡，鲁迅无奈地说：

《域外小说集》初出的时候，见过的人，往往摇头说，‘以为他才开头，却已完了!’那时短篇小说还很少，读书人看惯了一二百回的章回体，所以短篇便等于无物。^[41]

鲁迅所言之“读书人”显然不但包括普通读者，还包含从事文学翻译者。我们知道，译入语文化中的原创文学系统所形成的各种规约与传统是能够制约翻译文本的选择的^[42]。因此，中国长期以来形成的小说创作传统使“看惯了一二百回的章回体”的中国近代翻译者已形成了比较牢固的小说审美心理和阅读习惯。至于短篇小说，时人所偏爱者亦是中国传统短篇小说，与代表着全新体裁以及全新文学观念的现代西方短篇小说差异极大。例如《域外小说集》中的《四日》(迦尔洵著)，就是用“我”——伊凡诺夫——在受伤后四天中的感受成功刻画出了整个战争的残酷。这样的短篇小说无论是审美方式还是叙事手法，都是从先秦诸子中的小说家言到明清的《今古奇观》、《聊斋志异》所缺乏的。因此，很多译者和当时的传统读者群一样，抵制短篇翻译小说可以说是在所难免。可见，周氏兄弟的这部小说集在翻译文学及近代文学发展史上的象征意义远远高于它在当时社会的影响。

时至1915年，《留美学生季报》发表了胡适译吉百龄(RudyardKipling)的《百愁门》，在“译者识语”中胡适指出：

短篇小说大抵可分两种：一以布局胜，一以状物写生胜。吾前译诸篇，如法人都德(Daudet)之《最后一课》及《柏林之围》，皆以布局命意见长，此篇则状物之文也。^[43]

在此，近代译者对译介短篇小说的认识有了进一步的理性的深化。1918年，胡适对域外短篇小说的认识有了更加显著的飞跃，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谈及西洋文学方法，他说到：

至于近百年新创的‘短篇小说’，真如芥子里面藏着大千世界;真如百炼的精金，曲折委婉，无所不可;真可说是开千古未有的创局，掘百世不竭的宝藏。^[44]

在鲁迅、胡适等翻译大家的影响下，“不可不提倡那最经济的体裁，不可不提倡真正的‘短篇小说’”^[45]的春天逐渐来临。1916年中华书局出版了陈家麟、陈大镫译的契诃夫的短篇小说集《风俗闲评》，上下两册，收入短篇小说23篇。1917年，周瘦鹃翻译出版了《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刊》，内收外国短篇小说共计48篇，不但囊括了世界诸多文学名家的作品，如狄更斯、司各特、伏尔泰、哈代、大仲马、霍桑、左拉、莫泊桑、高尔基、马克·吐温、托尔斯泰、歌德等的短篇均在其列，而且还介绍了北欧和东欧弱小民族国家的文学，在某种意义上是对《域外小说集》的精神继承。鲁迅看到此书后愉快异常，在为教育部所拟的审查意见中说：“用心颇为恳挚，不仅志在娱悦俗人之耳目，足为近来译事之光。”而且，“然当此淫侈文字充塞坊肆时，得此一书，俾读者知所谓哀情惨情之外，尚有更纯洁之作，则固亦昏夜之微光，鸡群之鸣鹤矣”^[46]。此外，周瘦鹃主编的《礼拜六》，包天笑、陈冷血主编的《妇女时报》，浑铁憔主编的《小说月报》，天虚我生主编的《游戏杂志》、《女子世界》等都相继发表了大量的西方短篇小说。

从“短篇便等于无物”到“芥子里面藏着大千世界”，近代中国翻译者努力摆脱只注重翻译以故事情节为中心的长篇小说文本，逐步培养了选择“聚集于某一单独事件”(focus on a single event)、“凸显单一效果”(singleness of effeet)^[47]的西方短篇小说进行翻译，进而使短篇小说渐渐深入人心，逐渐成为中国文学多元系统中一个不可或缺的体裁。陈平原曾明确地指出：“没有二十世纪初短篇小说的崛起，中国小说很难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实现叙事时间、叙事角度、叙事结构的全面转变。”^[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