饶舌“舌人”

一、饶舌“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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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意义上的“译者”在我国古代有多种称呼，^①“舌人”便是其中之一。从以下文献之相关表述中，不难看出“舌人”的大致意思。韦昭《三国》中注道:“舌人，能达异方之志，象胥之官。”明王志坚《表异录·地理》中说:“译语人曰象胥，又曰舌人。”^②清赵翼有《同北野潄田观西洋乐器》诗:“年深习汉语，无烦舌人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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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通西域后，西域文化传入中原。东汉时期，汉灵帝刘宏12岁登基。在位期间，刘氏之衣食享乐非“胡”不欢，具体说来，他所喜好的都是胡服、胡帐、胡床、胡饭、胡舞之类。当时在汉人与胡人之间做翻译的，被称为“重舌之人”，汉代张衡《东京赋》里说:“重舌之人九译^③，僉稽首而来王。”“重舌之人”简称为“重舌”，薛综所注《东京赋》中有这么一句:“重舌谓晓夷狄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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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论者曾经指出，“舌人”之说可能源自“反舌”。什么是“反舌”呢?常见的解释之一:“舌本在前，不向喉，故曰反舌也。”《辞海》中则说:“古时因南方民族多卷舌喉音，故有‘反舌’之称。”不过，以上二解皆与翻译不搭界。东汉高诱曾有两个注解:“戎狄言语与中国相反，因谓反舌。”“反舌，夷语与中国相反，故曰反舌。”由此可见，“反舌”指的是与汉语不同的少数民族言语。或许正是基于此意，“反舌”逐渐与翻译有了不解之缘。《大戴礼记·小辨》中说:“传言以象，反舌皆至，可谓简矣。”《吕氏春秋·功名》里讲:“善为君者，蛮夷反舌，殊俗异习皆服之，德厚也。”《水经注》卷二中则说:“又从葱出而东北流……应劭曰:‘反舌左衽，不与华同，须有译言，乃通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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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分析，“舌人”主要指口译人员，《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说得很明白:“然《国语》谓之舌人，特通其音声而已，不能究其文字。”因之，“舌人”的英语表达应该是interpreter。^④不过，平日也曾见人将其译作tongueman。从字面看，该译文应该无可厚非甚至不无创意，因为tongue一字同时兼涵“舌头”和“语言”二种意思。情况是否如是，似有待进一步考证，因为林戊荪说过这么一句话:西方早期的tongue man主要指翻译口头上特别“溜”(见王欣，2008:77)。真正与中文“舌人”对应的外文表达也许是拉丁词语linguist(兼具“译人”与“语言学家”二义)，因为该字的词根lingua即是“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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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能达异方之志”的“译语人”称为“舌人”，相信与舌头这一主要语言器官密切相关。关于“舌头”与“翻译”之间的关系，平日所见论述甚少，这里不妨讲述一则“故事”，从中似可间接品出一点东西来。鸠摩罗什是我国佛经翻译名家之一，其译经态度一向谨严，质量更是有口皆碑。罗什本人也深信自己所译“必无差失”，要不，临终之前他该难以发出这样的誓言:“若所传无谬者，当使焚身之后，舌不焦烂。”(见慧皎，1992:54)罗什圆寂后，人们在逍遥园火化其尸，果真“薪灭形碎，唯舌不灰”。(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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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古代，“夷夏之辨”思想影响深刻。王朝统治者甚至相关学人对“华夏”和“夷狄”的区分都十分敏感。孔子曾经感叹:“夷狄之有君，不如华夏之无。”孟子更是义正词严地指出:“吾闻用夏变夷，未闻用夷变夏。”“夷夏之辨”思想对于“舌人”的产生及其地位的高下皆有影响。当是时，中国和周围小国之间的交往是通过朝贡这种形式实现的。而外国的朝贡官员多不谙中文，要交流，自然少不了“舌人”。《国语·周语中》中有这么一段描述:“且唯戎、狄则有体荐。夫戎、狄，冒没轻儳，贪而不让。其血气不治，若禽兽焉。其适来班贡，不俟馨香嘉味，故坐诸门外，而使舌人体委与之。”视夷狄之人为“禽兽”，他们前来中国朝贡时连厅堂都不能进入，而只能在门外等候，我国当时的“上邦文化”心态在在可见。而“舌人”的职责是与夷狄“禽兽”沟通:或陪他们聊聊天，或帮他们转达一下进贡臣服之意，又或传达一下皇帝的懿旨，抚慰一下连宫廷中“馨香嘉味”都难以闻到的外族之人。这表明，在历史上，“舌人”的工作并不高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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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所述，“舌人”的工作虽然曾经平凡，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其地位和重要性并非始终如一。姜椿芳曾讲述过一则故事，从中可以看出抗美援朝时期“舌人”工作的重要，他说:“我国从前把口译工作者叫做‘通译’^，⑤能口译而又能笔译的工作者叫做‘翻译官’。通译又称‘舌人’，那是更形象化的名称。从抗美援朝前线回来的翻译同志说:‘我们的舌头和战士的枪杆，同样都是打击敌人的武器。’这就把口译工作更形容得淋漓尽致了。”(见《翻译通讯》编辑部，1984: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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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古代有“舌人”之说，巧的是，西方某些国家也曾有类似表达。Daniel Defoe所著Gulliver's Travels第三部第九章便有以下记述:主角去到拉格那格岛(Laggnagg)觐见国王，由于双方言语不通，主角格理弗(Lamuel Gulliver)于是照别人教他的话作答:“佛路佛特德林亚雷里克都敦帕拉斯查德莫普拉喜。”字面意思是“我的舌头在朋友的口中(My tongue is in the mouth of my friend)”，用今天的话来说，便是“我请求带我的口译”。(见单德兴，2007:27)

注解:

①有关称呼包括“寄”、“象”、“狄鞮”、“译”、“鞮译”、“象译”、“象胥”、“象寄之才”等。

②相关引文同时带出了“译语人”、“象胥”和“象胥之官”等表达，其中，“象胥”和“象胥之官”是周代的说法，“胥”是小吏，“象胥”即通晓四方语言的官吏。“象胥”与“舌人”同义，但“舌人”未必当官。南北朝至隋唐时期，更有大量胡人涌入中原，历史上称这些胡人为“昭武九姓”，亦即中亚粟特人的统称。“昭武九姓”善于经商，也兼任翻译。当时，他们被称为“译语人”或“译者”。唐代鸿胪寺专掌外交事务，辖下专司翻译的“译语人”有20名，各自通晓不同的外语。后来，“译语人”改称“通事”，大概在唐代末叶，或辽宋初年。南宋以后，始废“舌人”和“译语人”等称呼，通称“通事”。

③“九译”是我国古代“重译”的另一说法。所谓“重译”，不是指一部作品有两种或两种以上译本，而是指在翻译过程中用原语及译入语以外的第三或第四种语言方能达到传递信息的目的。除了“九译”外，“重译”在我国古籍中还有以下多种说法:参(三)译、四译、五译、八译、数译、累译、重九译等。或许正是有“重译”之序，这才有“重舌(之人)”之职。详见《重写翻译史》第24～25页。

④DanielDefoe所著Gulliver'sTravels中有这么一段话:“It is to be observed，that these Ambassadors spoke to me by an Interpreter；the Languages of both Empires differing as much from each other as any two in Europe，and each Nation priding itself upon the Antiquity，Beauty，and Energy of their own Tongues，with an avowed Contempt for that of their Neighbor□”林纾《海外轩渠录》中将其“译”为:“方传使语余时。亦恃舌人传述。彼此历来。恒用其方音。以辱邻国。即欧西亦然。无足怪也。”从中可见“interpreter”与“舌人”的大致对应。详见《翻译与脉络》第99页。

⑤我国历朝历代都设有专人专职或专门机构从事翻译工作。仅就官职而言，周代有“寄”、“象”、“译”等；秦汉时期有“九译令”、“译官令”、“译官丞”；南北朝有“译令史”；隋唐时期置“通事舌人”；宋辽金时期分别有“润文史”、“译史”、“通事”；元朝设“怯里马赤(蒙古语，指口语翻译)”；明朝有“译字生”；清朝设“通译官”。这些翻译人员的级别不高，一些朝代的翻译人员甚至没有品级。清代的通译官一般为七八品，光绪年间，各使馆的头等通译官始提高待遇，定为正五品，限额一名，严禁超编。

◎主要参考文献:

［1］陈福康.中国译论史稿［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

［2］姜椿芳.略谈口译问题［A］．《翻译通讯》编辑部，翻译研究论文集(1949—1983)［C］．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4．

［3］慧皎.高僧传［M］．北京:中华书局，1992．

［4］孔慧怡.重写翻译史［M］．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5．

［5］梁启超.佛学研究十八篇［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6］林戊荪.翻译与语言文化探究［A］．王欣.纵横:翻译与文化之间［C］．北京:外文出版社，2008．

［7］单德兴.翻译与脉络［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

［8］夏征农.辞海(1989年版缩印本)［Z］．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