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连着你我他

时间：2023-03-29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四、他们仨:翻译连着你我他 ——傅雷、钱锺书、杨绛之间的翻译轶事从抗日战争即将取得胜利前夕，傅雷、钱锺书及杨绛在上海宋淇家首度见面，至1963年杨绛从北京赴上海看望杨必时对傅雷的拜访，傅与钱两家人之间的联系保持了差不多30年。须知，傅雷本人在与他人言及翻译时，也每每表露出对钱锺书的佩服。傅雷曾为1954年于北京召开的翻译会议写过一份《意见书》。

四、他们仨:翻译连着你我他
——傅雷、钱锺书、杨绛之间的翻译轶事

从抗日战争即将取得胜利前夕，傅雷、钱锺书及杨绛在上海宋淇家首度见面，至1963年杨绛从北京赴上海看望杨必时对傅雷的拜访，傅与钱两家人之间的联系保持了差不多30年。那多年里，傅、钱二家一直“不离不弃”，其间一定有着某种难以割舍的东西。有论者指出，“维系这种关系的纽带可以说主要是‘翻译’二字”。(郑延国，2009:245)这一说法是否在理呢?杨绛曾经这样追忆过傅雷:“他经常写信和我们讲究翻译上的问题，具体问题都用红笔清清楚楚录下原文。这许多信可惜都已毁了。”(1999:205)傅敏在回忆父亲时也说过类似的话:“有关翻译问题谈论最多的应该是致钱锺书、杨绛夫妇的信函，可惜十年‘浩劫’，这批珍贵资料荡然无存。”(见怒安，2005:267)从“讲究”、“谈论”，“经常”、“最多”等字眼推测，翻译确是傅雷与钱锺书及杨绛之间的焦点话题之一。值得一提的是，在钱锺书与杨绛伉俪之间，翻译也是重要的“纽带”，这从杨绛大量的回忆文字中可以见出。傅雷与钱锺书及杨绛“讲究”翻译的信件虽然俱已不在，不过，从其他文字中我们仍可见出些许端倪。此外，在其他一些知情人的笔下，我们也还可以缕出部分线索。为了让大家对三位翻译家彼此之间的翻译“瓜葛”能有一比较清晰的了解，下面分别以傅雷与钱锺书、傅雷与杨绛、傅雷与钱锺书及杨绛、钱锺书与杨绛为题，对有关当事人和知情人的文字简做梳理与分析，必要时再做些说明或阐释。

1.傅雷与钱锺书

关于傅雷与钱锺书之间的翻译事宜，先来看他人的一段文字:

“文革”高潮中，傅雷家被抄。抄出的东西中有一摞信件，令抄家者大费琢磨:这些字迹洒脱的信，其主人都是谁呢?多年后，真相大白。原来，当初傅雷翻译巴尔扎克《人间喜剧》的时候，每遇到难点、疑点，便写信过来向钱锺书讨教、切磋。钱每信皆复，写出自己的意见和答案。(张建术，见李洪岩，2007:118)

证之以前文杨绛和傅敏所记，说傅雷在翻译《人间喜剧》时曾经“向钱锺书讨教、切磋”过，当非虚言。须知，傅雷本人在与他人言及翻译时，也每每表露出对钱锺书的佩服。比如，在为翻译巴尔扎克《幻灭》三部曲做准备时，他即曾慨叹:“倘有钱伯伯那种记忆力，生字可减至数十。”(怒安，2005:59)这里的“钱伯伯”即钱锺书，因为是写给儿子的家书，作者所以用了那样的称呼。又比如，在谈到外文翻译书《泰德勒》不易阅读时，傅雷说自己只能读其中1/3，“其余只有锺书、吴兴华二人能读”。(ibid.: 29)至于钱氏是否“每信皆复”，杨绛在《我们仨》中有着这样的记述:“锺书每天第一事是写回信，他称‘还债’。他下笔快，一会儿就把‘债’还‘清’。这是他对来信者的一个礼貌性的答谢。”(2004b:132)傅敏也说过:“钱锺书有个好处，回信从不拖延，你给他写信总是很快就能接到回信。”(见沉冰，1999:285)

由于种种原因，今人无缘得见傅雷与钱锺书关于翻译问题通信的原始文字，不过，在傅雷写给他人的信函中，我们却还有幸拾到一些只言片语:1951年12月5日致宋淇的信中便有这么几句:“锺书报道，燕京有一狂生，未识面，为蒋天佐《匹克威克》校出错误三千余条，写成稿纸四百页寄《翻译通报》，以‘态度不好’退回。附告以博一粲。”(见郑延国，2009:245)在1953年11月9日致宋淇的信中，傅雷又写道:“叶君健译《嘉尔曼》，据锺书来信说:‘叶译句法必须生铁打成之肺将打气筒灌满臭气，或可一口气念一句耳。’”(ibid.)以上二引皆涉及钱锺书对他人译作的评价，傅雷既然愿意将其转告友人，加之对钱氏又始终以“锺书”相称，他与钱对翻译问题的共同关注以及彼此之间无话不说的亲密跃然纸上。

我们发现，傅雷与钱锺书二人，既各有对别人译文的评论，也偶有对彼此译作的“说三道四”:1983年，钱曾说傅译的中文表达尚有“可推敲处”，(ibid.)而在谈及杨绛所译《吉尔·布拉斯》时，傅雷也说:“闻杨译经锺书参加意见极多，惟锺书‘语语求其破俗’，亦未免矫枉过正。”(怒安，2005:44)从有关语气看，傅与钱二人对对方的批评皆比较客气，不过，这并不表明他们在翻译上一点“摩擦”也没有。1956年3月26日傅雷在写给傅聪的家书中提到这么一件事:“去年四月译完的巴尔扎克，在‘人文’搁了十一个月，最近才来信说准备发排了。他们审查来审查去，提不出什么意见，倒耽误了这么久。”(ibid.:56-57)从表面看，此事与钱锺书全然无涉，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事情的原委如下:1955年4月，傅雷将巴尔扎克的小说《于絮尔·弥罗埃》译稿交人民文学出版社。同是法国文学翻译家的赵少侯在审读中对译文风格提出了一些意见。为了慎重起见，傅雷的老朋友、人民文学出版社负责人之一楼适夷请钱锺书重新审阅有关译稿。楼氏想，钱既是傅的好友，又最受傅的“敬佩”，请他重审再合适不过。出人意料的是，傅既不愿意让钱审读自己的书稿，对他的一些意见也“难以接受”，还说了些“气愤的话”，向钱“开火”，结果使钱“陷入此一纠纷”，也使楼适夷“很难回答”他的一些气话。(金梅，1999:236-237)为了善后，楼又请语言学家叶圣陶对上述傅译“从中文提提意见”，叶氏读后说道:“词语方面并无不妥适处。”(ibid.)就这样，傅译《于絮尔·弥罗埃》经过几次三番“折腾”，最终于1956年11月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说到傅雷与钱锺书二人在翻译方面的“龃龉”，还有一事也值得一提。傅雷曾为1954年于北京召开的翻译会议写过一份《意见书》。许是行文太过直截，又许是用语比较尖刻，再或是方法欠当，其在大会上传布后引来不少非议。事后，钱锺书专门去信“责备”他，对此，习惯秉笔直书的傅雷心里自然不好受，“读到锺书责备他的信，气呼呼地对我们沉默了一段时间”(杨绛，1999: 205)。不过，傅与钱之间毕竟友情不薄，所以“不久就又恢复书信来往”。(ibid.)

2.傅雷与杨绛

杨绛曾应傅敏之邀并“出于友谊”而为傅雷《傅译传记五种》写就一篇《代序》，其中有这么一段话:

傅雷的认真，也和他的严肃一样，常表现出一个十足地道的傅雷。……傅雷对于翻译工作无限认真，不懈地虚心求进。只要看他翻译的这传记五种，一部胜似一部。……傅雷从不自满——对工作认真，对自己就感到不满。他从没有自以为达到了他所悬的翻译标准。(ibid.:205)

关于傅雷对待译事的“认真”，坊间文献不时有记，此不赘述。说傅雷在翻译上“不懈地虚心求进”，有的人也许会不同意，因为早就有人形容他“高傲如云间鹤”云云。对此，杨绛不无感慨地指出:“他们实在是没见到他虚心的一面。”(ibid.:206)其他不论，仅以对自己译文的评价而论，傅雷便谦虚得可以。他曾对傅聪说:“我自己常常发觉译的东西过了几个月就不满意；往往当时感到得意的段落，隔一些时候就觉得平淡得很，甚至于糟糕得很。”(怒安，2005:58)在1951年6月12日写给宋淇的信中，他曾说:“至此为止，自己看来还不讨厌的(将来的如何不得而知)，只有《文明》与《欧也妮·葛朗台》。”(ibid.:32)可是，不出数月，也就是同年10月9日，在写给宋氏的又一信件中，他便对当初“看来还不讨厌”的《文明》译文进行反省了——“至于《文明》，当时下过苦功(现在看看，又得重改了)。”(ibid.:37)傅雷还曾说:“古人每惭少作，晚于翻译亦具同感。”(ibid.:52)不难看出，就译事而言，傅雷确是“不懈地虚心求进”的。

上段引文末一句话说傅雷从未认为实现了自己所提出的翻译标准，这也是实情。大家知道，傅雷所悬翻译标准为“神似”。对于译作是否达到此一标准，他曾有过自说自话。在1951年10月9日写给宋淇的信中，他说:“我回头看看过去的译文，自问最能传神的是罗曼·罗兰。”(ibid.:37)不过，在1963年1月6日写给罗新璋的信中，他却又“悲观”起来，说:“对自己的译文从未满意……传神云云，谈何容易！年岁经验愈增，对原作体会愈深，而传神愈感不足。”(ibid.:84)

说到傅雷的谦逊，这让我们想起他对杨绛某段译文的夸赞以及杨绛对有关夸赞的感受，请见杨氏的记述:

有一次他称赞我的翻译。我不过偶尔翻译了一篇极短的散文，译得也并不好，所以我只当傅雷是照例敷衍，也照例谦逊一句。傅雷怫然忍耐了一分钟，然后沉着脸发作道:“杨绛，你知道吗?我的称赞是不容易的。”……我实在很感激他对一个刚试笔翻译的人如此认真看待。而且只有自己虚怀若谷，才会过高地估计别人。(1999:205)

经查，得到傅雷夸奖的译文是杨绛在阅读哥尔密斯(Oliver Goldsmith)的散文《世界公民》时“随便翻译”的“其中一小段”。(杨绛，2004b:228)当是时，杨绛在翻译上“刚试笔”，用她自己的标准衡量，“译得也并不好”。然就是这“并不好”的一段译文却得到大翻译家傅雷的褒奖，这除了说明杨绛在翻译方面确乎有些能耐，也能折射出傅雷的谦虚胸襟。傅雷说“我的称赞是不容易的”，这也是事实。还是以翻译为例，他即这样“贬损”过国人:“破除了情面，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翻译书都要打入冷宫。”(怒安，2005:34)既然整个翻译界被判“芜滥”如此，具体的译者译作要得到他的青目自然不多，难怪人们在阅读《傅雷谈翻译》一书时，所见多是他对鲁迅、董秋斯、周煦良、赵少侯、罗念孙、西禾等人译作的批评。不过，话说回来，只要译作真有质量，傅雷终是不吝于表扬的。仍以杨绛为例，他不仅称许过《世界公民》中那“一小段”，还间接称颂过《小癞子》，说宋淇译18世纪作品时“颇可作为参考”。(ibid.:38)此外，他对杨绛(及杨必)的译文风格也曾给予过表扬，他说:

这几日开始看服尔德的作品，他的故事性不强，全靠文章的若有若无的讽喻。我看了真是栗栗危惧，觉得没能力表达出来。那种风格最好要必姨、钱伯母那一套。我的文字太死板，太“实”，不够俏皮，不够轻灵。(ibid.:53-54)

引言中的“必姨”即杨必，“钱伯母”即钱锺书的夫人杨绛。从上段文字中，我们再次见到一个谦逊而求实的傅雷。不过，傅雷就是傅雷，不论是自己还是别人的译文，他在评价时总是客观其事。仍以杨绛为例，傅雷对其译作虽屡有好评，但于《吉尔·布拉斯》，却在承认其为“水平以上的好译文”的同时，指出“语气轻重与拆句方法仍多可商榷处”。(ibid.:44)对于该部译作，杨绛本人也说过一句话:“觉得翻译得很糟，从头到尾，没有译出能让读者流口水的段落。”(2004b:229)两相对照，傅雷所言当不无道理。

上文曾谈及钱锺书写信“责备”傅雷对有关译事的处理，对于这件事，傅雷本人1954年10月10日致宋淇的信中有过简要说明，内容如下:

我在五月中写了一篇对“文学翻译工作”的意见书，长一万五千言，给楼适夷，向今年八月份全国文学翻译工作会议的筹备会提出。……据报告:周扬见了这意见书，把他原定七月中交人文出版社的修订本Anna Kalerina，又抽下来，说“还要仔细校过”。(怒安，2005:46-47)

如傅雷本人所言，该《意见书》在会议上分发以后“曾经引起不少人的情绪”。(ibid.:7)至于有关“情绪”究竟闹至何种程度，参加过此次会议的杨绛当更有发言权，她说:

1954年在北京召开翻译工作会议，傅雷未能到会，只提了一份书面意见，讨论翻译问题。讨论翻译，必须举出实例，才能说明问题。傅雷信手拈来，举出许多谬误的例句；他大概忘了例句都有主人。……他拈出例句，就好比挑出人家的错来示众了。这就触怒了许多人，都大骂傅雷狂傲；有一位老翻译家竟气得大哭。(1999:204)

看得出，傅雷的用意虽好，结果却事与愿违。本来，傅雷实话实说，人们是不应该苛责于他的。不过，如果“结果好”才“一切好”，那么，杨绛的意见也许更见高明，她说:

平心说，把西方文字译成中文，至少也是一项极烦琐的工作。译者尽管认真仔细，也不免挂一漏万；译文里的谬误，好比狗身上的跳蚤，很难捉拿净尽。假如傅雷打头先挑自己的错作引子，或者挑自己几个错作陪，人家也许会心悦诚服。假如傅雷先和朋友商谈一下，准会想得周到些。(ibid.:205)

其实，“先和朋友商谈一下”不独在指人译文错误时结果会好一些，在翻译研究上，适时地和朋友“商谈”一下，效果也会理想许多。杨绛是这么说的，实际生活中也是这么做的。1963年，她去上海探视妹妹杨必时曾专程拜访傅雷，两人见面后饶有兴致地探讨了一些翻译问题，其中之一是关于译名的处理，具体内容如次:

傅雷很有兴趣地和我谈些翻译上的问题。有个问题常在我心上而没谈。我最厌恶翻译的名字佶屈聱牙，而且和原文的字音并不相近，曾想大胆创新，把洋名一概中国化，历史地理上的专门名字也加简缩，另作“引得”或加注。我和傅雷谈过，他说“不行”。我也知道这样有许多不便，可是还想听他谈谈如何“不行”。(ibid.:206)

关于人名、地名等的中译，杨绛的看法可谓一以贯之。明代天启癸亥(1623)年，耶稣会的意大利神父艾儒略曾用中国文言撰就《职方外纪》。对本书中有关名称的翻译，杨绛颇不以为然，指出:“书上许多西方人名、地名以及没有同义字的官职和学科的名称，都用音译，读来很费猜测。”(ibid.:218)若干年后，杨绛在翻译《斐多》时，再次申明了自己的主张:“一个名字需用许多字，这一长串毫无意义的字并不能拼出原字的正确读音，只增添译文的涩滞，所以我大胆尽量简化了。”(2006:1-2)

为避免译文佶屈赘牙，杨绛在翻译中欲将洋名一律中国化，对历史地理的专有名词也统统加以简化。对此，傅雷说过“不行”，至于为什么，杨氏和我们皆无从得知。现在分析起来，这也许与傅雷坚持传达原文之音的主张不无关系。在1961年4月22日《致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一信中，他曾强调:“至尊处所提译名统一问题，除‘流行广泛、历有年数’之译名一律遵命改正以外，其余在发音观点上难以附和者仍保持原译。”(怒安，2005:79)而在附录于该信之后的《对于译名统一问题的意见》一文中，他又补充道:“至何种译名与原音为最接近，非一二人所能解决，有赖于作译者长时期摸索，从错误与正确中逐渐减少错误，接近真理。”(ibid.:15)不过，译名问题向来复杂，想拟出一条或几条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原则显然不现实。或许因为此，傅雷也并不死守“音译”一途。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的译名观中其实有着与杨绛相一致的地方，因为他曾说过这么一句话:“译音不但要尽量符合或接近原音，还要照顾过去的习惯用法，照顾吾国人名不宜太长(以致难记)，从而力求简化等。”(ibid.:14)

3.傅雷与钱锺书及杨绛

先来看看傅雷在与友人谈论翻译时涉及钱锺书和杨绛夫妇(及杨必)的一段文字。在1951年2月7日给宋淇的信中，他写道:

杨必译的《剥削世家》初稿被锺书夫妇评为不忠实，太自由，故从头再译了一遍，又经他们夫妇校阅，最后我又把译文略为润色。现在成绩不下于《小癞子》。杨必现在由我鼓励，正动手萨克雷的Vanity Fair，仍由我不时看看译稿，提提意见。(ibid.:39)

在这里，傅雷对杨必所译《剥削世家》和杨绛所译《小癞子》进行了比较，认为前者经过润色后，其成绩不输后者。《小癞子》是杨绛到清华后翻译的一部“篇幅不大的西班牙经典之作”，最先从英译本“认真地翻译”，后又从法文本和西班牙原文本分别重新译过。(杨绛，2004b:228)对于该译作，杨绛本人也并不怎么满意，认为“译得太死”。(见怒安，2005:38)傅雷既是在1951年2月7日给友人的信函中对《小癞子》等进行点评的，他当时所见版本应该是杨绛自英语重译者。关于上述比较，有一点也值得一提:傅雷虽然认为当初的《小癞子》比不上润色后的《剥削世家》，但他也并不否认前者的优点，否则，他谅不会建议友人宋淇在翻译18世纪作品时将其作为参考了。(ibid.:37)除了对比有关译文，上段引文更记述了杨必从译的一些情况，在这一问题上，杨绛的表述有所不同，她说:

傅雷曾请杨必教傅聪英文。傅雷鼓励她翻译。阿必就写信请教默存指导她翻译一本比较短而容易翻的书，试试笔。默存尽老师之责，为她找了玛丽亚·埃杰窝斯的一本小说。建议她译为《剥削世家》。阿必很快译完，也很快就出版了。傅雷以翻译家的经验，劝杨必不要翻译名家小说，该翻译大作家的名著。阿必又求教老师。默存想到了萨克雷名著的旧译本不够理想，建议她重译，题目改为《名利场》。阿必欣然准备翻译这部名作，随即和人民文学出版社订下合同。(2004a:228-229)

从以上两段引文看，在杨必的翻译中，傅雷是有过帮助的，不仅“鼓励”她从事翻译并就翻译选材提出意见，还曾为《剥削世家》“略为润色”，对《名利场》译稿也“不时看看”并“提提意见”。不知怎的，当有人指出在杨必传译《剥削世家》工作中“傅雷可能出过些力”时，杨绛却于1992年专门致函《文汇读书周报》，称其“缺乏事实根据”。(见沉冰，1999:287)杨氏本人给出的理由如次:“傅雷专攻法语，杨必专攻英语，所译《剥削世家》和《名利场》皆英文经典。”(ibid.)言下之意，是说傅雷对英文经典的翻译可能不太有发言权。这话自有一定道理，不过，傅雷终究也懂得一些英语，更为要者，他对翻译有着丰富的经验(杨绛也说傅雷有着“翻译家的经验”)，因此，即便不对照原文，他当也能为别人的翻译提些意见或者润润色什么的。还有一点也值得关注，那就是，傅雷对杨必从译素来关注，对其译文也一直称颂。说“关注”，傅雷1953年9月14日写给宋淇信中的一句话可以旁证:“杨必译的Vanity Fair约明年上半年可以印出，共有六十万字以上，也是一部大书。”(怒安，2005:51)说“称颂”，傅敏的一句话可从旁辅证:“我父亲一生唯一推荐的翻译家就是杨必，她的第一本译作《剥削世家》和代表译作《名利场》都很了不起。”(见沉冰，1999:285)不过，话说回来，杨绛毕竟是杨必的姐姐，钱锺书又毕竟做过杨必的老师，他们俩的英文还实在太好，因此，在杨必的翻译生涯中，钱与杨给予的帮助也许比傅雷要多一些，也更具体一些。

前文提及过，傅雷与钱锺书及杨绛之间曾就翻译有过不少“讲究”，事实上正是如此，这从杨绛的下则记述中明显可以见出，她说:

他曾自苦译笔呆滞，问我们怎么使译文生动活泼。他说熟读了老舍的小说，还是未能解决问题。我们以为熟读一家还不够，建议再多读几家。傅雷怅然，叹恨没许多时间看书。(1999:205-206)

引文中的“他”即傅雷，“我们”即钱锺书和杨绛夫妇。从引文看，傅雷在翻译过程中曾经“熟读了老舍的小说”。从其写给宋淇的信件中，我们获知他曾经“多学老舍”达三年之久。(怒安，2005:42)傅雷这么做一定事出有因，我们认为，原因之一当是老舍作品中的句法值得借鉴，傅雷甚至说过这么一句话:“老舍在国内是唯一能用西洋长句而仍不失为中文的唯一的作家。”(ibid.: 30)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后来发现老舍的文字并不如想象的理想，所以在1954年9月28日晚写给傅聪的信中，他对老舍的《四世同堂》提出了直率的批评:

……近来又翻出老舍的《四世同堂》看看，发觉文字的毛病很多，不但修辞不好，上下文语气不接的地方也很多。还有硬拉硬扯，噜哩噜嗦，装腔作势，前几年我很佩服他的文章，现在竟发现他毛病百出。可见我不但对自己的译文不满，对别人的创作也不满了。翻老舍的小说出来，原意是想学习，结果找不到什么可学的东西……(见傅敏，2008:42-43)

有道是，希望越大失望便也可能越大。傅雷那么执著于老舍作品的学习，结果却“还是未能解决问题”，许是因为此，他后来转而学习《红楼梦》等其他古籍，(怒安，2005:42)而这也正应了钱、杨的建议——“再多读几家”。

前文中曾引有杨绛的这么一句话:“傅雷的认真，也和他的严肃一样，常表现出一个十足地道的傅雷。”不难看出，傅雷性格中确不乏“严肃”的一面。对此，杨绛应该曾经有所“领教”，要不，她当不会说钱锺书也许是唯一敢当众打趣傅雷的人了。(1999:200)巧的是，在翻译上，钱锺书也曾“打趣”过傅雷，《容安馆札记》中的一段文字可以为证:

六年前绛为英国文化委员会译小册，以稿示傅怒庵，怒庵谓过于拘谨。绛告予，予以此诀授之，绛如言。怒庵果坠计中，尚沾沾自负为观书月眼也。(见陆灏，2006:6)

读到这里，读者一定急欲知道钱先生所谓“此诀”都是什么高招了，它其实就是重抄旧稿冒充改稿进而忽悠有关“判官”。该“计”见于《容安馆札记》第185则，也就是读Spence's Anecdotes英文笔记中所引《波焦妙语录》(The Facetiae of Poggio)里所引下则轶事:GiovanniVisconti批评其秘书所拟信函草稿，但同一封信重抄一遍再给他看时，他却称赞不已。(ibid.:5)

4.钱锺书与杨绛

关于钱、杨二位伉俪之间的翻译“过从”，我们在《钱锺书先生印象中》已有些许介绍，这里仅就当时没有提到的一些情况略作补充。

钱锺书对杨绛在翻译上的帮助可以说是全方位的:既给她过从事翻译的勇气，又帮助过她选择原著，还为她的译文做过校对和注释。(杨全红，2008:109-110)此外，钱还曾与杨推敲和确定过部分译名。1965年，杨绛翻译了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其蓝本是《勒勃经典丛书》英译本，同时参照其他版本。该译稿后来遗失，但在传译过程中，其中“重要名称”皆是钱氏与她“一同推敲译定”者。(范旭仑，2009:117)

拜伦曾为其情人写过一句很有名的诗:“Everything is the same，but you are not here，and I still am.In separation the one who goes away suffers less than the one who stays behind.”钱锺书将这句话译为:“此间百凡如故，我仍留而君已去耳。行行生别离，去者不如留者神伤之甚也。”对于该译文，学人辄有好评。至于钱氏何以能拿出如此妙译，有人曾给出如下答案:“译者曾有《围城》之作，颇谙男女私淑之情，故有此佳译。”(郑延国，2001:43)在我们看来，这一说法固然有理，但佳译更可能与译者本人曾经有过“感同身受”而密切相关，而这“感同身受”就见诸杨绛的笔端，她说:“锺书每和我分离，必详尽地记下所见所闻和思念之情。”(2004b:128)在《第一次下乡》一文中，杨氏又透露:1958年“拔白旗”后、“大跃进”时的10月下旬，她等一行二十来人奉命下乡接受社会主义教育，在此后两个月里，“默存留在家里，三天来一信，两天来一信，字小行密，总有两三张纸。”(1999:146)对于这些信件，杨绛评论道:

这是默存一辈子写得最好的情书。用他自己的话:“以离思而论，行者每不如居者之笃”，“惆怅独归，其‘情’更凄戚于踽凉长住也”。用他翻译洋人的话:“离别之惆怅乃专为居者而设”，“此间百凡如故，我仍留而君去耳。行行生别离，去者不如留者神伤之甚也。”(ibid.)

有人曾写过一篇文章，名为《谁能翻译》，作者所给答案为钱锺书，至于原因，有关论者说:“钱先生的中文好得不能再好，有他的中文，还有译不好的事吗?”(思果，2000:152)从上段引文看，钱氏确是拈弄文字的高手，所以不论是创作还是翻译，都能眼高手也高。

关于钱锺书的翻译实践，其为《毛泽东选集》及《毛泽东诗词》英译文定稿当是重要内容之一。由于种种原因，今人对钱氏该段译事所知不多，尽管近年已有知情人(如程镇球、叶君健、王佐良等)陆续撰文披露有关情况。令人兴奋的是，杨绛几年前所撰《我们仨》中对该段翻译历史提供了一幅“缩略图”，殊为难得，不妨择要转引如下:

锺书到清华工作一年后，调任翻译毛选委员会的工作，住在城里，周末回校，仍兼管研究生。翻译毛选委员会的领导是徐永煐同志，介绍锺书做这份工作的是清华同学乔冠华同志。……翻译委员会的工作于一九五四年底告一段落。……锺书在毛选翻译委员会的工作，虽然一九五四年底告一段落，工作并未结束。一九五八年初到一九六三年，他是英译毛选定稿组成员，一同定稿的是艾德勒。一九六四年，他是英译毛主席诗词的小组成员。“文化大革命”打断了工作，一九七四年继续工作，直到毛主席诗词翻译完毕才全部结束。这么多年的翻译工作，都是在中央领导下的集体工作。集体很小，定稿组只二三人，翻译诗词组只五人。……一九六三年锺书结束了英译毛选四卷本的定稿工作，一九六四年又成为“翻译毛主席诗词五人小组”的成员。……一九七四年冬十一月，袁水拍同志来访说:“江青同志说的，‘五人小组’并未解散，锺书同志当把工作做完。”……一九七五年的国庆日，锺书得到国宴的请帖，他请了病假。……毛主席的诗词翻译完毕，听说还开了庆功会，并飞往全国各地征求意见。反正钱锺书已不复是少不了的人；以后的事，我们只在事后听说而已。(2004b:97-122)

行文至此，傅雷、钱锺书、杨绛他们仨之间有关翻译的“过从”和“唱和”当可见出个大概。从有关字里行间，我们似乎还可为三位先生各自拈出一个形象来:钱锺书俨然一位兄长和老师，傅雷则集严肃的学者和经验丰富的译者于一身，杨绛更像一位谦和的学生和一位辛勤的秘书。此一描述未必准确，不过，希望它能帮助我们记住中国翻译史上由傅、钱、杨三位学人共同书写的这段佳话。

◎主要参考文献:

［1］沉冰.不一样的记忆:与钱锺书在一起［M］．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1999．

［2］范旭仑.钱默存在吴宓后半生日记中［J］．万象，2009(1)．

［3］傅敏.傅雷家书(精选注释本)［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4］金梅.傅雷传［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9．

［5］金圣华.傅雷与他的世界［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

［6］金圣华.认识翻译真面目［M］．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2．

［7］李洪岩.钱锺书与近代学人［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7．

［8］李景端.心曲浪花［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

［9］陆灏.东写西读［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

［10］怒安.傅雷谈翻译［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5．

［11］钱锺书.钱锺书散文［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