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译第一首英语诗”二三事

时间：2023-03-29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八、“汉译第一首英语诗”二三事 ——从钱锺书《汉译第一首英语诗〈人生颂〉及有关二三事》谈起1.《人生颂》之汉译对于钱锺书翻译思想之研究，坊间所见成果可谓丰硕，不过，就我们所见，这其中涉及钱氏对翻译历史的研究却寥寥无几。1945年12月，钱锺书撰成《谈中国诗》一文，其中称“第一首译成中文的西洋近代诗是首美国诗——郎费罗的《人生颂》。”

八、“汉译第一首英语诗”二三事
——从钱锺书《汉译第一首英语诗〈人生颂〉及有关二三事》谈起

1.《人生颂》之汉译

对于钱锺书翻译思想之研究，坊间所见成果可谓丰硕，不过，就我们所见，这其中涉及钱氏对翻译历史的研究却寥寥无几。其实，对于中外翻译史，钱锺书都不时有指顾评说。以诗歌翻译为例，他就有过精心而细致的考证，也提出过一些弥足珍贵的意见。比如，通过考证，他将我国最早的诗歌翻译提到了春秋时的《越人歌》，并说该《歌》的译文“词适调谐，宜于讽诵”。(1986: 1367)通过考证，他又指出，将外国字的译音嵌入诗中“上承高锡恩《夷闺词》，下启张祖翼《伦敦竹枝词》”。(1997:357)通过考证，他还指出，董恂虽是具体介绍近代西洋文学的第一人，却没有如他人所传的那样翻译过Byron(拜伦)的巨著Childe Harold(《哈罗而特公子》)。(1986:1368)在我们看来，钱锺书对郎费罗所著《人生颂》一诗汉译之相关事项的考证最费思量。

1945年12月，钱锺书撰成《谈中国诗》一文，其中称“第一首译成中文的西洋近代诗是首美国诗——郎费罗的《人生颂》(‘A Psalm of Life’)。”(1997:531)并补充道:“这首《人生颂》先由英国公使威妥玛译为中国散文，然后由中国尚书董恂据每章写成七绝一首。”(ibid.)时隔三年，钱氏于Philobiblon(《书林季刊》) 1948年第2期发表英语文章“An Early Chinese Version ofLongfellow's‘Psalm of Life’”时，一改前面十分肯定的语气而留有余地地说:“That the‘Psalm of Life’should have been the first sample of‘European'literature imported into China□”(2005:385)至1985年，钱锺书在文章中仍坚持认为:“《人生颂》既然是译成汉语的第一首英语诗歌，也就很可能是任何近代西洋语诗歌译成汉语的第一首。”(1997:333)就已有文献看，我国近代翻译文学中最早面世的是诗歌。既如此，如果《人生颂》确系我国汉译第一首英语诗歌，那么，钱氏的上述结论自然成立。《人生颂》是否真是我国最早译成汉语的英诗呢?在这一点上，钱氏并无恒见，除开前述意见，1985年他根据“An Early Chinese Version of Longfellow's‘Psalm of Life’”一文之大意“重写”而成的《汉译第一首英语诗〈人生颂〉及有关二三事》中还肯定地说:“《人生颂》是破天荒最早译成汉语的英语诗歌。”(1997:333)而在1986年第二版《管锥编》中，我们又分明见到他语气有变:“晚清西学东渐，迻译外国诗歌者浸多，马君武、苏曼殊且以是名其家，余所睹记，似当数同治初年董恂译‘欧罗巴人长友诗'为最早。”(1986:1367)

从以上叙述看，对于美国诗人郎费罗的《人生颂》究竟是否是我国第一首汉译英语诗歌，钱锺书既有肯定也有犹豫，这说明有关翻译史实的求证与定论并非易事。值得一提的是，相关学人对钱氏上述“摇摆不定”的意见并未注意，因之，在引述时只能就自己所见直接拿来，于是，“在过去的20年中，这一论断一直作为权威的结论被人广泛引用和转述。”(沈弘，郭晖，2005:44)句中所谓“这一论断”指的就是钱锺书所称《人生颂》乃我国汉译的第一首英语诗歌一说。

《人生颂》是否是我国最早的汉译英诗，读过下文后会自动生出答案。不过，也有人认为，即便撇开时间先后不论，《人生颂》也不宜算做中国最早的翻译诗歌，因为该诗第一位汉译者毕竟不是中国人而是英国使臣威妥玛。(郭延礼，1998:81)

2.其他“第一首”汉译英诗

我国汉译英语诗歌究竟哪一首才是最早的，学界颇有不同声音，就我们所见，除了上文钱锺书所给选项《人生颂》之外，还分别有《痴汉骑马歌》、《人道篇》^①、《论失明》等。下以相关译作距今时间之近远为标准列出所见所闻，并于必要处略作说明。

吴宓认为辜鸿铭当年所译《痴汉骑马歌》“为吾国人介绍西洋诗歌之始”；(见www.guoxue.com/master/guhongming)也有人说该首译诗“是国人首次以汉诗的形式翻译英语诗歌的尝试”。(周振鹤，1996:159)《痴汉骑马歌》是英国诗人威廉·科柏(W illiam Cowper，1731-1800)的代表作，全称《布贩约翰·基尔平的趣事》(TheDiverting History of John Gilpin，Linen Draper)。辜氏当初以五言古体诗译出，共六十三节，每节四行。该诗初版以彩色插图作封面，当时未记出版年月，施蛰存推测大约是在1900年代，(见邹振环，1996:207)也有人说应是1905年。(郭延礼，1998:92)既然已有传译于1864年的《人生颂》在先，迟至20世纪初方才出版的《痴汉骑马歌》无论如何不可能是“吾国人介绍西洋诗歌之始”了，他人下面的说法也许才经得起检验:“《痴汉骑马歌》是近代用传统中国诗的形式译西洋诗中颇有代表性的典范。”(邹振环，1996:207)

贺麟认为严复于1898年所译赫胥黎《天演论》中引用蒲伯(A lexander Pope)^②的一段诗节系我国最早的英诗汉译。(见罗新璋，1984:157)马祖毅认为，英国诗之最早译成中文，除了贺氏所提内容，严复所译丁尼生(A lfred Tennyson)《尤利西斯》(U lysses)诗篇中的部分诗文亦属此列。(1984:266)继之，又有人指出，严复所译蒲柏诗节的时间是1898年，而在同一年份，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还与中国人任延旭合译出版了《天伦诗》，即蒲柏《人论》的中文全译本，因之，“严复节译的《人道篇》与李提摩太与任延旭合译的《天伦诗》最早将蒲柏的代表诗作译成中文。也成为中译英国诗歌的发轫之作。”(刘树森，1998:1)严复及李提摩太等所译《人道篇》是否又真是我国汉译英诗的“最早”或“发轫”之作呢?只要将其传译时间(1898年)与《人生颂》之汉译时间(1864年)一比照，结论便水落石出。

在评判《痴汉骑马歌》及《人道篇》等是否是我国最早之汉译英诗时，我们皆将《人生颂》之传译时间作为了参照物。近年有人指出，郎费罗的《人生颂》其实也不是我国第一首汉译英诗，“最早的汉译英诗应是弥尔顿的《论失明》。”(沈弘，郭晖，2005: 44)西方传教士麦都思曾于1853年8月于香港创办一份中文月刊，取名《遐迩贯珍》，英文谓之ChineseSerial。该刊1854年第9期上有《附记西国诗人语录一则》，经考证，这里所附记的“西国诗人语录”即是弥尔顿的自喻诗《论失明》。根据此一发现，有关学人很有把握地说:“国内外现有的所有中国翻译史”都将因此而“改写”。(ibid.:52)如果仅仅是针对《人生颂》而言，前述结论自然毋庸置疑，毕竟《论失明》的传译时间比它要早出整整十个年头。

弥尔顿的《论失明》是否就一定是我国最早的汉译英诗呢?如果没有相关限定，我们恐怕仍不能匆匆得出结论。大家知道，英人慕瑞(Hugh Murry)1836年曾于伦敦出版Cyclopaedia of Geography(《世界地理大全》)，该书出版后不久，时任我国两广总督的林则徐便组织人员(亚孟、袁德辉、亚林、梁进德)对其进行了编译，于1840年左右成《四洲志》。一般人容易将《四洲志》误以为仅仅是一册地理书，其实际内容却要丰富得多，地理、历史、风土人情皆有涉猎，甚至还有部分文学内容，比如，在谈及英吉利时，该书称:“有莎士比亚、弥尔顿、士达萨、特弥顿四人，工诗文，富著述。”(葛桂录，2004:88)再如，在描述阿腊比阿(阿拉伯)时，该书又说:“近有小说谓《一千零一夜》，词虽粗俚，亦不能谓之无诗才。”(见邹振环，1996:41)不仅如此，《四洲志》中竟然还刊有一首有趣的汉译英语诗:“天未贻我粮，神未贶我牛与羊，只生膂力与诈肠；我居宛在水中央，不劫何以豪四方?”(见钟少华，2006:101)品读该诗，总觉得它更像是用汉语直接创作而成的一首中文打油诗，但《四洲志》毕竟是编译而成的，加之他人亦称该诗为译诗，因此，在尚未见着相关反面证据之前，我们是没有理由否认前人的。从时间上看，该首(译)诗无疑又早于《论失明》了，虽然其篇幅不长，文字质量也远不如《论失明》。相应地，《四洲志》中这首诗是否又是我国第一首汉译英诗呢?我们同样不能妄下结论。这不，廖七一业已指出:“如果将《圣经》的《诗篇》(The Psalms)和《雅歌》(Song of Songs)也计算在内，那么汉译英诗的历史还要久远。”(2006:216)

上文所列“最早”译作中，辜鸿铭的《痴汉骑马歌》是距今最近的一首，在此之前的诗歌汉语译作，除了已经提到的《人道篇》、《人生颂》、《论失名》等，如果原文不仅限于英语，比它先于问世的诗歌译作还可举出一些，比如，张德彝1869年9月自英文或法文报纸上以杂文体古诗形式译有《安南著名大夫诗》，王韬与张芝轩1871年合译有《普法战纪》中的《法国国歌》(即《马赛曲》)和德国的《祖国歌》，马安礼1890年译有阿拉伯著名诗人蒲绥里的《兖衣颂》(今译《斗篷颂》)。因此，没有十足的把握，我们恐怕不能轻易便将“最早”、“第一”之类的标签贴于某件(些)译作上。换言之，我们在行文措辞时，谨慎一点也许才好，比如说:“就目前所知最早的一首译诗，是美国人朗费罗的《人生颂》。”(郭延礼，1998:79)再比如说:“迄今为止，《天伦诗》仍旧是蒲柏的《人论》唯一的中文全译本。”(刘树森，1998:1)

3.相关考证

本文第一部分对钱锺书考证有关翻译史实略有介绍，在翻译史上，考证实在是不可或缺的一环。以上述英语诗歌汉译为例，其中大部分作品的译者是明确的，如辜鸿铭、严复、李提摩太等，但也有少许是考证出来的，如替英国使臣威妥玛润色《人生颂》的董恂，还有少许正在考证之中，《论失明》的译者即属此列。此外，《四洲志》中那首诗的译者(及原文)迄今待考。下拟对《人生颂》及《论失明》二诗相关事项之考证简作回顾和介绍。

关于《人生颂》，有据可查的第一位汉译者是英国使臣威妥玛。威氏虽系翻译官出身，其译文却是“逐字逐句”，结果，“词意格格不吐”。(钱锺书，1997:347)有鉴于此，威氏属员请得一位中国内行代为润色，经过润色的“长友诗”后来被书于扇面上，再后来，这把扇子还作为礼物送给了《人生颂》作者郎费罗本人。不过，为威氏打磨译文的中国人究竟是谁一时不见直接物证。为弄清这位中国人姓甚名谁及其身份，钱锺书没少费心思。所谓功夫不负有心人，钱锺书最后还真考证出他原来就是当时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官员董恂。不妨简要地看看钱氏都是怎么大胆求疑而又小心求证的。

1864年9月，英国人福开森(Robert Ferguson)曾造访郎费罗，后来在其《战时和战后的美国》(America during and after the War)中对郎氏书斋有过叙述，里面提到中国人的所谓“赠书”，说其是扇子形，上写有《人生颂》译文，译者是一位“华国”诗人(a Poet of the Flowery Land)。(钱锺书，1997:334)郎费罗本人1865年11月30日日记对有关事情也有记载:“得中国扇，志喜也(in honor of the Chinese Fan)。扇为中华一达官(mandarin)所赠，上以华文书《人生颂》。”(ibid.)不过，“那位‘华国诗人’、‘中华达官’是谁，福开森和郎费罗都没有交代。”(ibid.)钱锺书没有就此罢休，而是以《郎费罗传》增订版《附录》里所见作者称译者是Jung Tagen为线索，推说Jung Tagen“仿佛音译‘容大人’三字”，然后再进一步，大胆提出会不会是“Tung Tajen”(董大人)误作了“Jung Tagen”(容大人)?毕竟J和T二字母很形似。(ibid.:335，337)事实证明，钱氏此一推论不无道理，当年曾任董恂下属的方濬师所著《蕉轩随录》中一段话可资参证:

英吉利使臣威妥玛尝译欧罗巴人长友诗九首，句数或多或少，大约古人长短篇耳；然译以汉字，有章无韵。请于甘泉尚书，就长友底本，裁以七言绝句。尚书阅其语皆有策励意，无碍理者，乃允所请。兹录之，以长友作分注句下，仿注《范书》式也。(ibid.:336)

上段引文中所说“甘泉尚书”正是董恂，因为董氏乃扬州府甘泉县人。有了这董氏曾帮助威氏润色其所译《人生颂》之前提，再去考证Jung Tagen、Tung Tajen和董恂三者之间的关系，钱锺书便不难见出其中的“蹊跷”了。

除却相关考证，钱锺书还特地说明:“《人生颂》译文和那把‘官老爷扇子’(mandarin fan)上面写的是一是二，有机会访问美国而又有兴趣去察看郎费罗的遗物的人很容易找到答案。”(ibid.: 335)此一提议还真得到后人的响应，张隆溪去美游学时即曾专门去到郎氏故居并询问那把书有汉语《人生颂》的扇子，“可是几番搜寻，却丝毫不见那把中诗扇的踪影。”(2002:121)再后来，童元方去美时也曾联系朗费罗屋^③，试着找寻那把“官老爷扇子”，结果，扇子找到了，自己却没了时间前去“研究”。(2004:120)

童氏说有关“遗物”业已找到，这应该是确定的。《钱锺书散文》中有这么一个编者注:“有位读者读了本文，在郎费罗的故居找到了这把扇子，并写了发现这把诗扇的始末记。”(1997:335)遗憾的是有关编者又没有说明相关当事人都是谁，文章又是否发表。平日常听人戏言:家事不决找老婆，外事不决上google。抱着试一试的心理，我们拜访了“古狗”，结果还真找到了期待的“答案”，当然，这“答案”是否就是前述编者所说那位读者给出的，尚不得而知。请见我们找到的“答案”:

令人感到惊喜的是，董恂书写的这把扇子，至今仍然藏在剑桥朗费罗故居。据介绍，这是一把竹骨折扇，与人们今天常用的那种相比较稍大些。上面是董恂亲笔书写的译文，七言三十六行，计二百五十二字。扇骨上有极为精致的雕刻，其中一支靠近骨脚处已经折断，扇面为黄底纸饰以冷金。《人生颂》一诗不著标题，楷体书录。上款处盖一闲章，印文难以辨认。下款所署时间为“同治乙丑仲春之月”，署名为“扬州董恂”。名下有印章二，白文印“董”，朱文印为“恂”。书法法度精严，极具功力，那样如同雕版刻印似的小楷实在不多见。这一意外的发现，彻底解决了“容大人”或“董大人”之谜。值得注意的是，在扇子背面的扇骨处，有一行铅笔书写的英文字:The“Psalm of Life”in Chinese by Tung Tajen。馆长以肯定的语气说，此乃朗费罗本人的笔迹。字迹相当清晰，人名第一个字母分明是“T”。钱锺书先生的考证果然极为正确，诗扇的书写者就是董恂“董大人”，而不是另一位“容大人”。(韦明铧，见http://news.yztoday.com)

如果上述引文所记无谬，我们更可见出钱锺书当初考证工夫之不凡了，因为那把扇子背面之扇骨处即有郎氏铅笔所书一行英文字，说明该诗汉语译者乃是Tung Tajen，与钱氏当初之推想不谋而合。

下面来看看《论失明》一诗译者的考证情况。该诗刊于《遐迩贯珍》时，不曾有作者(译者)署名。沈弘与郭晦二位(2005: 49-51)通过对《遐迩贯珍》发展史的清理与分析，认为该诗的译者“很可能就是麦都思”。首先，麦氏系最早来华的西方传教士之一，熟谙中文并有大量汉语著述；其次，麦氏是《遐迩贯珍》的创办者和首任主编，较他人更有机会在刊物上发表相关东西；其三，从相关语境而观，《论失明》之翻译乃是为了阐明同期所刊一篇说教性布道文章《体性论》中所表达的人生哲理，而《体性论》一文无论从内容、风格，还是文章排列的惯例，都酷似麦都思的手笔。二位作者同时指出，《论失明》之汉译是否有中国人协助，一时还说不清楚。(ibid.)

沈、郭二位的考证与结论看来都很在理，但学界认为译者另有其人者也是有的:日本石田八雄认为，因为《西国诗人语录一则》汉语译文水平甚高，翻译者一定是像作为传教士而活跃于马六甲和香港、后来成为牛津大学讲座的首任教授理雅各(James Legg)那样“博学、富有见识和教养的人。”(见松浦章，等，2005:5)沈国威则认为，伦敦传教会的传教士艾约瑟(Joseph Edkins)当时在中国传教，对于中国文学及语言学皆有很高的造诣，《论失明》应该是他与蒋敦复等人所撰一系列关于西洋文学介绍中的一篇。(ibid.)在沈、郭二人看来，作为翻译中国文学经典的传教士，理雅各确实具有写作《体性论》和翻译《论失明》的动机和实力，但他毕竟是1855年才担任月刊《遐迩贯珍》主编的，因此，不大可能于1854年9月在该刊发表文章和译作。(2005:52)除了理雅各，沈、郭认为表面看来有可能而实际并不是《论失明》译者的人还有两位:奚礼尔(C.B.H illier)和黄亚胜(亦名黄胜)。奚礼尔是麦都斯的女婿，曾任《遐迩贯珍》第二任主编，后来担任过香港殖民政府的治安辅臣兼法院秘书(Assistant Magistrate and Clerk of the Court)。黄胜，1840年1月1日入马礼逊学院学习，曾作为首批留学生赴美一年，系《遐迩贯珍》编务中主要中国合作者之一。至于他人所提艾约瑟与蒋敦复，沈、郭文章中不曾涉及。

不论从文字还是逻辑上分析，仅凭以上文字，我们显然还不能断定当初传译米尔顿《论失明》的究竟是谁。麦都思可能性最大，理雅各的可能性也是有的，艾约瑟与蒋敦复同样不能完全排除。不过，可能仅是可能，离确认还有不小的距离。这里，我们愿为麦都思一说再提供一条线索，供有条件和有兴趣的读者参考。大家知道，麦都思于1835年从东南亚转去上海，在那里，他不仅创立了中国近代第一个印刷所——墨海书馆，而且在其他几位欧美传教士和三位中国助手的协助下开始翻译《圣经》，并分别于1850年(《新约全书》)和1853年(《旧约全书》)出版。该版本的《圣经》被称为“委办译本”(Delegates'Version)，在19世纪一直被认为是最好的中文《圣经》版本。(沈弘、郭晖，2005:50)在前文第一节末尾处，我们曾转引廖七一的一句话:“如果将《圣经》的《诗篇》(The Psalms)和《雅歌》(Song of Songs)也计算在内，那么汉译英诗的历史还要久远。”既如是，我们当可以将麦氏组织翻译的《圣经》中的《诗篇》和《雅歌》与后来刊于《遐迩贯珍》上的《论失明》进行比较，如果二者在行文及传译风格等方面不无相似甚至相同，那么，说麦氏乃《论失明》之译者的可能性便会再增大一些。

4.余　论

在文章末尾，我们欲对本文中所涉有关“最早”汉译英语诗歌谈谈几点比较直观而肤浅的观感。

首先，我国最早汉译的英语诗歌多与“人生”或者“生计”之主题相关，前者从《人生颂》、《人道篇》等篇名一望可知，后者从《四洲志》中那首译诗及《痴汉骑马歌》等的内容中不难拈出。所谓“诗言志”，这从一个侧面应该反映了译人的关注与翻译目的，这一点在董恂之所以同意为威妥玛润改译文之有关记述中明显可见，须知，他是在“阅其语皆有策励意，无碍理者”之前提下，才“乃允所请”。(方濬师，见钱锺书，1997:336)

其次，就形式及遣词而言，我国“最早”的译诗与中国传统诗歌之体制非常接近，几用文言传译，形式比较灵活，有四言、五言、七言，也有四字短句，具有浓郁的中国诗味。顺便提一句，《人生颂》、《论失明》等诗歌现已有多种(现代)汉语译文，《英汉互译实用教程》及《最早的汉译英诗应是弥尔顿的〈论失明〉》等文献皆有转载或介绍，有兴趣的读者不妨参阅。

就有关学者考察，我国最早的汉译英诗在质量上都是不错的，有的更是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王佐良曾赞严复所节译的《人道篇》“颇见功力”。(见郭延礼，1998:101)朱徽则说:“严复的翻译十分典雅，韵律谐美，完全具有中国古典诗歌的风味。”(1996: 21)对于辜鸿铭所译《痴汉骑马歌》，苏曼殊赞其“可谓辞气相副”。(ibid.:22)伍光建则评论其“把诗人的风趣和诗中主角布贩子的天真烂漫，特别是他那股痴呆味儿都译出来了，读来十分亲切。”(见邹振环，1996:208)董恂润色的《长友诗》被钱锺书目为“根据依仿原诗而作出自己的诗。”(1997:347)至于质量，有人如是评说道:“如不对照原文，董译除个别地方外，不失为一首很好的古汉语格律诗。”(郭著章，李庆生，2003:292)《论失明》的传译质量在以上所提各译诗中当是最好的，“译文以四字短句为单位，形式整齐，语言凝练，一气呵成，显示出了相当精湛的汉语功底。”(沈弘，郭晖，2005:45)而且，“从译者的广博文学知识和娴熟的中文诗歌技巧来分析，简直难以令人置信这竟是出于西方来华传教士之手”。(ibid.)

注解:

①A lexander Pope该首诗歌的篇名，《〈天伦诗〉与中译英国诗歌的发轫》中记为An Essay on Man，汉语译文为《人论》；《英汉互译实用教程》中记为Essay on Man，汉语译文为《人道篇》。

②译界对Pope人名有二译，即“蒲伯”与“蒲柏”，本文照转。

③童元方及郭延礼等皆将Longfellow译作“朗费罗”，与钱锺书与张隆溪等所译“郎费罗”略有不同。另外，张隆溪与童元方二人将Longfellow House分别译作“郎费罗故居”和“朗费罗屋”，也略有区别。

◎主要参考文献:

［1］葛桂录.中英文学关系编年史［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4．

［2］郭延礼.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

［3］郭著章，李庆生.英汉互译实用教程(修订第三版)［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

［4］廖七一.胡适诗歌翻译研究［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

［5］刘树森.《天伦诗》与中译英国诗歌的发轫［J］．翻译学报，1998(6)．

［6］罗新璋.翻译论集［C］．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7］马祖毅.中国翻译简史［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