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生豪译莎动力谈

九、朱生豪译莎动力谈

1.引　言

莎士比亚是英国文艺复兴时期之一代文豪，其作品卷帙浩繁，仅戏剧即有37卷之富。莎士比亚又是一位独步千古的语言大师，其戏剧语言极其丰富，计有上中下三格，从高雅庄严到诙谐风趣应有尽有。(刘新民，2004:33)要将这多高难度的英文经典译成他国语言委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更非一项可以一蹴而就之事。独自译竣《莎士比亚全集》(戏剧37卷及诗歌3卷)的梁实秋曾如是慨叹:“看二毛生矣，指顾间，韶光似水，从何说起。诗酒情豪抛我去，俯首指敲译事……笔不生花空咄咄，最踌躇，含咀双关意。须捻断，茶烟里。”(见鲁西奇，1996:215)。莎作汉译之难，由此可感。与梁实秋相比，我国另一译莎大家朱生豪所处环境和所拥条件更见恶劣:贫穷、疾病、炮火“交相煎迫”。然就是在这样的境遇之下，朱生豪依然译莎不辍，于短短的10年之中不失“神韵”地译出37部莎剧中的三十一部半，“……替近百年来翻译界完成了一件最艰巨的工程。^①”(朱生豪，见吴洁敏，朱宏达，1996:290)对于朱生豪何以能在如此境遇之下仍能执著译莎，世人纷有论说。综而言之，涉及的因素主要有“兴趣”、“爱国”、“经济”等。其中，谓几方面因素兼具者有之，强其一端而不计其余者亦不乏其人。在持前一意见者中，人们对几个因素，又特别是“兴趣”和“爱国”二因素之权重的看法又常有分歧。下面拟谈谈我们的一己之见。

2.朱氏译莎动力

在我们看来，朱生豪译莎之动力应该不止一个，而在“兴趣”、“爱国”、“经济”等因素中，我们更倾向于认为“兴趣”是其首要的动力。“兴趣”之作为翻译动力中外均屡屡有闻，《红楼梦》英译者之一的约翰·闵福德(John M inford)即说过，无论是霍克思还是他本人，他们之所以愿意翻译《红楼梦》，使他们工作下去的“动力”即是“出于对原作本身的热爱之情”。(见刘士聪，2004:9)朱生豪之所以执意译莎，当也是源于其对莎剧的热爱(兴趣)，他自己即有言在案:“余笃嗜莎剧，尝首尾研诵全集至十余遍……”(见罗新璋，1984:456)如是看来，许国璋的以下点评是不无道理的:“译莎对他肯定是乐趣，也是动力。”(见王秉钦，2004:197)事实也正是如此，朱氏在译莎过程中，虽然艰辛备尝，却是“痛并快乐着”的，恰如朱尚刚在整理其有关信件时所说:“我们看到，自从开始译莎以后，朱生豪信中表现的精神面貌有了很大的变化，对译莎工作的津津乐道代替了对‘孤独’、‘寂寞’、‘无聊’之类的抱怨，不但不觉倦，甚至连臭虫、蚊子也‘顾不上’了。”(朱生豪，2003:222)读者或许要问，这“津津乐道”又来自何处呢?我们以为，它当源自朱氏与莎翁的“知音之情”(朱尚刚，见朱生豪，2003:222)和“契约之灵”(宋清如，见范笑我:1997-10-06)，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于原作精神，自觉颇有会心”。(见罗新璋，1984:456)这“会心”二字当是译者与作者心灵息息相通之最好注脚。曾传译我国《红楼梦》的英人戴维·霍克思(David Hawkes)说过:“我认为，所有翻译《红楼梦》的人都是首先被它的魅力所感染，然后才着手翻译它的，祈望能把他们所感受到的小说的魅力传达一些给别人。”(见刘士聪，2004:5)把自己所感受到的原作的魅力传达一些给其他人正是许多译家所孜孜以求者，以英人闵福德传译金庸《鹿鼎记》为例，乃是“他看《鹿鼎记》，看得过瘾，因此决定带小宝‘西游’，希望英语世界的读者也能分享译者的乐趣”。(刘绍铭，2001:208)朱生豪译莎当也是要把自己所得那份“会心”同与他人分享，至于他竟要“饭可以不吃，莎剧不可不译”，那只能说他早已将那份“会心”内化成一种力量甚或一份不可推卸的责任了。非如此，他在《译者自叙》中恐怕便说不出这样的话语:“夫莎士比亚为世界的诗人，固非一国所可独占；倘因此集之出版，使此大诗人之作品，得以普及中国读者之间，则译者之劳力，庶几不为虚掷矣”。(见罗新璋，1984:457)

在现有文献中，不少学人认为，朱氏译莎除了个人兴趣之外，还有另一个重要动力——爱国思想。对此，朱生豪之舍弟朱文振的说法颇具代表性。他说:“那些年月里，日本帝国主义欺侮中国人民气焰嚣张，而恰好讥笑中国文化落后到连莎氏全集都没有译本的又正是日本人，因而我认为他决心译莎，除了个人兴趣等其他原因之外，在日本帝国主义肆意欺凌中国的压力之下为中华民族争一口气，大概也是主要的动力。^②”(见朱生豪，2003:288)句中“讥笑中国文化落后连莎氏全集都没有译本”一事，朱生豪在写给宋清如的信中专有提及:“某国人曾经说中国是无文化的国家，连老莎的译本都没有。”(2003:273)正因为如此，朱生豪才不无感触地对时为女友的宋清如说:“你崇拜不崇拜民族英雄?舍弟说我将成为一个民族英雄，如果把Shakespeare译成功以后。”(ibid.)毫无疑问，“朱生豪译莎，是爱国思想的具体表现。”(宋清如，见范笑我:1997-10-06)不过，在肯定“爱国思想”是朱氏译莎之重要动力的同时，有一点也应该指出，即如果我们因此而认定“爱国思想”是朱氏译莎之“决定因素”甚或是唯一的动力，那恐怕也是值得商榷的。许是因为某种或某些特殊原因，译界还确有抱持此二观点者，前者如谓:“激励朱生豪译莎，使之矢志不渝、坚持到底的决定因素，还是他决心为民族争气的爱国思想。”(吴洁敏、朱宏达，1996:107)后者如浙江嘉兴(朱生豪故里)图书馆网站所示:“朱早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前身之一，从事翻译工作，在听说日本等外国某些人嘲笑中国翻译不出莎士比亚的著作，是‘一个没有文化的国家’后，他立志翻译《莎士比亚戏剧全集》。^③”(www.jxlib.com)对于人们时常提及的“爱国思想”，朱生豪本人着笔并不多，目前仅见于他写给宋清如之私人信件，且是一笔带过。而人们今天所说“爱国思想是他事业的基础……而在翻译上的成就是他爱国思想的具体实践”，乃是后人在考察了他的生活道路，剖析了他生前的部分遗札及现存的少数几首诗词以后得出的结论。(朱尚刚，见吴洁敏，朱宏达，1996:291)值得今人思考的是，朱生豪心中其实还藏有另外一种“爱国思想”——一种更为素朴和博大的爱国思想。他说:

我说爱国是一个情感的问题。国民对于国爱不爱全可以随便，不能勉强的，但因为个人是整个国家的一分子，因此必然地他对于他的国家有一种义务，一个好国民即是能尽这种义务的人，而不一定要爱国。因为情感会驱使人们盲目，如果他的国家是一个强国，那么他会变成一个自私的帝国主义者，以征服者自命；假如他的国家是一个落后的国家，那么他会妄自尊大，抬出不值一文钱的“国粹”来自吹自捧，而压抑了进步势力的抬头。如果人人知道他的国家的不可爱，而努力使她变得可爱起来，那么这国家才有希望。中国并不缺少爱国的人，一听到闸北要有战争了，人人变成了“民族主义者”，然而他们的民族主义只能把他们赶到法租界去而已。(2003:285)

为什么说上段引言中的爱国思想更为素朴和博大呢?其素朴者，乃在其谓一个好的国民应该为自己的国家尽一份义务(责任)；其博大者，乃在其认为爱国并非盲目驱使情感。朱生豪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十年之功，不可云久，然毕生精力，殆已尽注于兹矣。”(见罗新璋，1984:457)为尽一己之义务而以毕生精力相注，其对国家之爱大矣哉。顺便说一句，许是“心有灵犀”之故，我国今日之学人仍在继续传承朱氏当初所倡有关理念，比如，中国莎士比亚学会会长方平即语重心长地告诫大家:“一个民族，如果每个公民都热爱自己的本职工作，都有一份尽力把工作做好的敬业精神，并且培养一种职业上的自尊心，我相信这就是个有希望的民族。”(见许钧，等，2001:154)

在谈及朱生豪译莎之动力时，一些文献还不时提到“经济”一事，此理应一并谈谈。我们认为，说朱氏译莎“不是为了卖几个稿酬”(周仪，周平，1999:134)当是实情，但“无稿费可言”(许国璋，见王秉钦，2004:197)却与事实不符。对于这件事，离朱生豪最近的文洁若应该最有发言权，她说:“还有值得补充的一点，就是朱生豪经济生活的贫穷，他想等莎剧出版之后，有一些经济了，再结婚。”(见范笑我:1997-10-06)从有关文献看，朱生豪译莎确也是有“稿费”(“报酬”)的，当初的出版合同可以为证:“世界书局以每千字两块钱的报酬，与朱生豪签订了翻译莎剧的合同，一边交稿，一边付酬。”(吴洁敏，朱宏达，1996:107)朱文振之相关回忆也佐证了以上说法:1939年冬，朱生豪回到当时《中美日报》任编辑，业余仍抓紧时间，重新收集有关莎剧的书籍资料，“坚持翻译莎剧，随时交稿以取得当时还能得到的一点稿费，藉以度日糊口。”(见吴洁敏，朱宏达，1996:289)朱生豪本人在写给宋清如的信件中也提及过“钱”事，他说:“……后年大概可以全部告成。告成之后，一定要走开上海透一口气，来一些闲情逸致的玩意儿。当然三四千块钱不算是怎么了不得，但至少可以优游一下，不过说不定那笔钱正好拿来养病也未可知。”(朱生豪，2003:292)信中所说“三四千块钱”应该就是(部分)稿酬。值得一提的是，上文提到朱氏译莎系“一边交稿，一边付酬”，但好像也有“算总账”的时候，比如，195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朱生豪译《莎士比亚全集》时即一次性付给译者家人稿酬两万元，宋清如在相关回忆中对该笔款子及其使用有如下记述:“当时，我有工作，不需要这么多钱”，于是“我把这笔钱退回出版社，但出版社拒收。最后买了一万元公债，五千元给市政府，一千元给生豪的母校。还有四千元给了文振”。(见范笑我:1997-10-06)

梁实秋在《怀念胡适先生》一文中曾经写道:“领导我、鼓励我、支持我，使我能于断断续续三十年间完成莎士比亚全集的翻译者，有三个人:胡先生，我的父亲，我的妻子。”(见郭著章，1999:188)在《岂有文章惊海内——答丘彦明女士问》一文中，他将这事说得更为明了:“第一是胡适之先生的倡导。他说俟全部译完他将为我举行盛大酒会以为庆祝。……第二是我父亲的期许。抗战胜利后我回北平，有一天父亲扶着拐杖走到书房，问我莎剧译成多少，我很惭愧这八年中交了白卷，父亲勉励我说:‘无论如何要译完它。’我闻命，不敢忘。最后但非最小的支持来自我的故妻程季淑，若非她四十多年和我安贫守素，我不可能顺利完成此一工作。”(见鲁西奇，1996:215)由此看来，他人的期许和鼓励对于译莎(全集)这样浩大而艰巨的工程是多么的重要。令人意外的是，在现有论及朱生豪译莎动力之文献中，学人对这一点却鲜有提及。我们认为，在朱氏巍巍译莎事业中，至少有两个人是非提不可的。一位是詹文浒，当年朱生豪就读秀州中学时的英文老师，后曾任世界书局英文部负责人。正是这位“前辈同事”之力主，译莎全集之重任才得以落在朱生豪肩上，而在朱氏译莎之过程中，他又是鼓励者之一。另一位襄助朱生豪译莎的“贵人”自然是宋清如了，对此，方平的话洵为精到:“这巨大的成就是和始终得到红颜知己(后来是患难夫妻)的精神上的支持、鼓励，以及同心协力，分担一份重任是分不开的。”(见朱生豪，2003:5)

3.余　论

从上文分析看，为国家争光、为民族争气当是朱生豪译莎的原动力之一。而这动力之直接起因是“某国人”说过的那句话——“中国是无文化的国家，连老莎的译本都没有。”此处的“某国人”其实就是日本人，因为在当时，“中国文人习惯以日本的译介成绩为参照，检视自己的差距。”(王建开，2003:95)言说者仅仅因为中国“连老莎的译本都没有”就给扣上“无文化”的帽子，其片面及不友善不言自明。不过，撇开相关恶意不论，我们在解读日本人这句“戳人脊骨”的话时，似乎可以而且应该看得更开一点。就事论事，从日本人上句话中无疑还可挖出其他信息来，比如，在他们看来，“老莎”乃是文学重镇，其作品(全集)俨然就是文化之代名词，因之，它不仅在英国，即便在整个寰宇，也是无可取代和不能从阙的。日本人曾自谓:“日本学者高度评价莎剧的翻译对于日本文学、演剧及社会思想等方面的影响。”(河竹登志夫，见孔慧怡，杨承淑，2000:80)或许正是因为此，他们对那(些)未能及时译介莎剧(全集)的国家(包括中国)才如此这般有意无意地要赐以微词。在今天看来，在对待日本人那句“评语”时，我们不仅要有理有据地驳斥其讹谬，却也应该看看它是否还含有合理和可资借鉴的成分。我们认为，日本人所说(中国)“连老莎的译本都没有”一句说明，在当时，我国莎剧(全集)翻译是落人之后的，至少是掉在他们日本人之后的。此说是否有据呢?在我国，梁实秋译莎(全集)始于1930年，而朱生豪译莎(全集)已晚至1936年夏季(也有说1935年的)，以莎翁全集名义出版则已分别是1967年和1947年的事了。在日本，坪内逍遥所译莎士比亚戏剧全集1928年就已经问世。事实摆在那里，当别人已经拿出莎剧全集之时，我们还迟迟没有动手呢！读者或许要问，我们在莎剧全集之翻译上虽是落在了日人后面，然在对莎翁之介绍、上演及总体翻译等方面，我们是否比日本做得好一些呢?据已有文献，中日两国提及莎士比亚姓名之时间相差无几^④，但在将莎剧搬上舞台方面，日本则比我们积极(王克非，见孔慧怡，杨承淑，2000:79-80)。至于莎翁作品之总体翻译，一时未见着翔实的统计结果，但以下二数据当也能说明一些问题。日本自明治8年至明治末年(1912)之38年间共译莎翁作品(包括诗)158种(含重译)，(王克非，见孔慧怡，杨承淑，2000:73)而中国自现代(“五四”)以来，“正式出版的莎翁作品中译单行本达50种。”(陆祖耀，见谢天振，2003:286)由此不难看出，“中国对莎士比亚的热情是由来已久的”(李赋宁，《莎士比亚全集·序》)，但“东临日本对于莎翁可能显示出比我们更大的热情”。(方平，见朱生豪:1-2)顺便说一句，我们不仅在莎剧全集翻译上落后日本，在其他一些世界名著全集之传译上，日本也常常走在我们前面。鲁迅1934年在《读几本书》一文中即曾指出:“但在我们所深恶痛疾的日本，《吉诃德先生》和《一千一夜》是有全译的；沙士比亚，歌德……都有全集；托尔斯泰的有三种，陀思妥也夫斯基的有两种。”(见林非，1999:697)又比如，对于“20世纪最伟大的英语文学著作”《尤利西斯》之翻译，迄至1994年10月我国才出版第一部中译本全集，而早在1932年，第一部日译本就由岩波书店推出了，到70年代为止，他们已经拥有了四种全译本。(文洁若，见许钧，等，2001:84-85)其实，我们在文学翻译上落后于日本的恐怕还不仅仅是全集，巴金1979年5月答法国《世界报》记者问时说过的一句话当也是事实，即“总的来说，要是拿中国跟日本比较，我们翻译的外国作品实在太少了”。(见王建开，2003:127)季羡林认为:“看一个国家强大不强大，有一个重要标志，看它的文化学术；一个国家的文化学术昌盛不昌盛，除了看它自己的文化学术宝库是否充盈，是否瑰丽，还要看它对世界优秀文化了解不了解，研究得怎么样。”(见郁龙余，2004:3)季氏所谓“研究”显然是包含翻译这一环节的，因为舍此好多研究根本就无从做起。毫无疑问，像世界公认的莎士比亚戏剧这样的经典名著的迻译情况自然是一个国家国民素质和文化水平之标志之一。(萧乾，2002:1)鉴此，日本人所谓“……无文化……连老莎的译本都没有”一说，除却其别有用心之意，却也是言之有理的。落后便要挨打是人所共知的道理，因此，在外国文学名著传译上落后，遭人嫌弃甚至诟病恐怕也在所难免。

如果说上段有关引文主要向人们揭示出这样一个事实:我国在(文学)翻译上尚有不如他人之处，而这说明我们有承认自己(一时)落后之勇气。我们发现，我国学人不仅有承认自己不足之勇气，还有乐于承认他人成绩之美德，而这显然是难能可贵的。不妨来读读几则相关的感言。戏剧家余上沅当年从报载得知日本文学家坪内逍遥译完莎士比亚全集的消息，即曾发出如是感叹:“这件努力是极可钦佩，极可叫我们中国人惭愧的。”(见王建开，2003: 94)曾虚白当年见国人译文成绩不如日本时，也颇有感慨:“我每每看见日本书店的目录，心中总不期然的要感觉到一种说不出的惭愧，只看他们总计不过三四十年的努力，差不多欧美各国重要的文学作品已经多有了日文的译本。拿它们来比我们的成绩，唉！真叫人置身无地呢！”(见王建开，2003:127)在这类感言之中，有一则对我们触动最深，不妨照转于后并以此结束本文。

一九四二年的一天，我在英国伯明翰参观过一次莎士比亚外国译本的展览。在东方国家的译本中，最辉煌、最完整的是日本坪内逍遥的那套全集:剧本之外，还附有传记、年谱、研究专集等精装烫金数十册，真是洋洋大观。紧挨着的就是中国:空荡荡的台子上，摆了薄薄的一本《罗密欧与朱丽叶》，译者田汉(说不定还是由日本转译的)，中华书局出版。其实，我记得三十年代末期商务印书馆也零零星星地出过几个莎剧译本，大概主办者没有找到。总之，那个孤零零的小册子同日本的全集译本并排摆在一起。就像是在一桌丰盛的筵席旁边放的一碟小菜。还不如不放，真是丢人！……我至今想起这事，仍记得当时何等狼狈。(萧乾，2002:1)

注解:

①本引语系朱生豪自说自话，最初见于朱文振文章《朱生豪译莎侧记》。不知何故，他人在转引这句话时常有“微调”，比如，朱尚刚笔下的这句话中加入了“中国”二字，遂成“已替中国近百年来翻译界完成了一件最艰巨的工程”(见《朱生豪传》，第301页)，而在黄源所著《朱生豪传·序言》及邹振环《译林旧踪》等文献中，该引言中不仅增加了“中国”二字，原文中的“一件”还被易作了“一项”。此外，许是与朱生豪存有不同看法，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稿》在黄源等的转语中另加了“基本”二字，成了“替中国近百年翻译界基本完成了一项最艰巨的工程”。

②《朱生豪传》第107～108页转引这句话时，词语、标点、语气等多与此处“原文”不符，变成了“那些年月里，日本帝国主义欺侮中国人民气焰很盛。恰好讥笑中国文化落后到连莎氏全集都没有译本的，又正是日本人。因而，我认为他决定译莎，除了个人兴趣等其他原因之外，在日本帝国主义肆意欺凌中国的压力下，为中华民族争一口气是重要的动力”。王秉钦《20世纪中国翻译思想史》在引转上句后半部分内容亦采用了后一“版本”，详见该书第196页。

③此处“一个没有文化的国家”之引文不确，如系转引朱生豪的话，当是“无文化的国家”。此外，句中“日本等外国某些人”一说有“扩大化”之嫌，容易让人误以为除日本之外还有他国也说过相同或类似的话，而这并无根据。

④王克非在《从莎译看日本明治时代翻译文学》一文中说:“日本提及莎士比亚比中国早15年”，其根据是“莎士比亚的名字介绍到日本，最早见于1841年的《英文鉴》(英文文法)译作中”，而“中国是在1856年由外国传教士将莎士比亚名字介绍进来的，在上海墨海书院刻印的英国传教士幕维廉翻译的《大英国志》中提及了莎翁和当时的英国文化盛况”。(详见《亚洲翻译传统与现代化动向》第73及80页)不过，我们对王氏的结论存有不同意见，原因如次:我国学界对莎士比亚一名在我国最早出现的时间，比较一致的看法是“1839年，林则徐主译了慕瑞《世界地理大全》，成《四洲志》，其中英吉利一章中提到了‘沙士比阿’和弥尔顿，称他们‘工诗文，富著述’”。(见邹振环《译林旧踪》第195页)谢天振、查明建主编《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第269页也说:“据学者考证，中国最早提到莎士比亚的文字资料是林则徐组织辑译的《四洲志》。”如果莎士比亚之名最早见于中国确系在1839年，而王文所述其最早见于日本之时间为1841年，则莎翁之名在我国的出现非但不比日本晚而还要早两年了。从现有资料看，说莎士比亚一名最早见于中日两国之时间相差不多当比较稳妥。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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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吴洁敏，朱宏达.朱生豪传［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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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詹姆斯·乔伊斯.尤利西斯(修订本)［M］．萧乾，文洁若，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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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邹振环.译林旧踪［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0.

附　记

拙文《朱生豪译莎动力谈》发表后，朱尚刚同志于2006年暑期发来邮件，就文中相关问题给予解惑答疑，至为难得，特将相关内容附录于后:

我最近看到了您的大作《朱生豪译莎动力谈》，文中提到父亲给我叔叔朱文振的信中“替近百年来翻译界完成了一件最艰巨的工程”一句一度增加了“中国”二字的情况，我查对了一下，在吴洁敏、朱宏达老师写的《朱生豪传》附录里的《朱生豪译莎侧记》中，是没有“中国”二字的，而在附录里我的《朱生豪的爱国思想》以及《传》正文200页中，都有“中国”二字，而且正文200页里所引我父亲的信还多了“……终日伏案，常有腹泻，不知还能支持到何时！”一句。这里确实存在着不一致的情况，不过那并不是有意的添加，也不是出于抄写的疏漏，情况是这样的:文振叔最早写《朱生豪译莎侧记》是在1980年，当时他是为他和父亲的母校嘉兴秀州中学校刊《秀州钟声》的创刊号写的稿子(底稿现在还在我处)。在这份底稿里所引的父亲的信，和《传》正文200页上是一样的(有“中国”)。1981年文振叔又在西安外语学院的《外语教学》上发表了此文，内容有些小的改动，包括去掉了最后的那句话，也没有了“中国”两字，至于那是属于改错还是漏抄，现在已经无法考证了。朱、吴老师在写《传》的过程中，母亲和我都曾尽可能给予配合，所以《侧记》的第一次手稿和后来的出版件他们都见过，不想在成书后反而在客观上造成了不一致。我的那篇《爱国思想》其实是我当时读电大文科时的毕业作业，依据的也是文振叔第一次的手稿。我在1999年出的《诗侣莎魂——我的父母朱生豪、宋清如》一书中就没有“中国”二字了。至于其他“一件”变成“一项”以及增加“基本”二字等，想来就都是出于疏误了。以上情况，特此向您说明一下，很感谢您对父亲工作的关注，也希望我们今后能进一步交流。

《中国青年》2009年第7期刊有孙君飞《他是一个古怪孤独的孩子》一文，其中也谈到朱生豪译莎士比亚之动力，不乏参考价值，兹转引如下:

据说，朱生豪翻译《莎士比亚戏剧》的原因有三个:一是想把译著送给宋清如作为爱的礼物，二是将翻译事业当做摆脱迷茫的一剂良药，三是为中国人争一口气。他在给宋清如的信中这样写道:“你崇拜不崇拜民族英雄?舍弟说我将成为一个民族英雄，如果把Shakespeare译成功以后。因为某国人曾经说中国是无文化的国家，连老莎的译本都没有。”在这三个原因中，人们常常放大第三个，忘掉前两个，我却每一个都相信，三个原因里才有真实的朱生豪。他像任何青年那样深深地迷茫过。他曾经告诉宋清如:“如果到30岁我还是这样没出息，我真非自杀不可。”但幸运的是，在23岁，他决心翻译莎士比亚戏剧，自此告别了迷茫，像一颗闪亮的彗星划过茫茫夜空，使自己的人生勃发出最美的光彩。朱生豪信中的“某国人”指当时的一些日本人，他们因为中国没有《莎士比亚戏剧》的汉译本而讥笑中国是一个“没有文化的国家”。朱生豪决心翻译《莎士比亚戏剧》，用事实做最有力的武器。他原本属于沉默寡言的战士，冲锋陷阵的行动才是他最有力的反驳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