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研究的模糊取向

翻译研究的模糊取向

董　娜

作者简介：北京语言大学英语系讲师；北京师范大学外文学院博士后；研究方向：翻译研究，译者研究

（北京语言大学外国语学院，北京100083；北京师范大学外文学院，北京100875）

摘　要：“模糊”这一概念源于查德教授的论文“模糊集合”。模糊理论揭示了客观事物的类别之间经常没有精确的界限。在认知活动中，模糊现象、模糊概念和模糊推理常常是人们把握对象本质和规律的一条重要途径。译者对原著的理解，传达和读者对译著的评价过程，都无不渗透着这种模糊性。本文拟从模糊学的角度，利用语言的模糊性和思维的范畴性等理论，对翻译的认知过程和表达过程进行重新认识，其目的并不在于提出新的翻译方法和理论，而是旨在说明模糊应是翻译研究的一条重要取向。

关键词：模糊性；翻译研究；范畴化

Fuzziness: A New Perspective of Translation Study

DONG Na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3, China;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Abstract: The notion of “fuzziness” was first put forward in Prof. Zadeh’s thesis—“Category of Fuzziness”. The theory of fuzziness has discovered a fact that there is no accurate boundary between the practical objects. Thus, in human being’s activities, fuzzy phenomena, fuzzy concept and fuzzy logic are the main methods to grasp the nature of the world. Literary translation is one kind of human activities. When understating the original, conveying the message and valuing the translated, fuzziness exists in every aspect. This article is subject to provoke people to have a new recognition of the literary translation methods and theo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uzziness, but not to raise new translation methods. Linguistic fuzziness is one of the distinct characteristics of works. So it is with translation. In this article, the author probes into the fuzziness of translation from different aspects: (1) the process of cognition; (2) the characteristics of works; (3) the features of human languages; (4) the style of translation works. Then, this article re-evaluates the traditional translation methods and yardsticks from the angle of fuzzy mathematics. The author argues that the fuzziness is the objective property of translation; we should strive to see it in its right perspective.

Key words: fuzziness; translation studies; categorization

1. 绪论

俗语说：“朦胧之时有朕兆可寻，模糊之中有端倪可察”。这句俗语说的是在认识活动中，模糊现象、模糊概念、模糊判断和模糊推理是人们把握对象本质和规律的一条重要途径。人们天天都在使用模糊的自然语言交流，处处都通过模糊化思维来理解和把握世界。

模糊学诞生于查德教授（L. Zadeh）1965年发表的论文“模糊集合”。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总趋势是从以分析为主对确定性现象的研究进行到以综合为主对不确定现象的研究。各门学科在充分研究了本领域中那些非此即彼的典型现象之后，正在扩大视野，转而研究那些亦此亦彼的非典型现象。查德的模糊理论揭示了这一事实：客观事物的类别之间经常没有精确规定的界限，从而说明在认识活动中，模糊现象、模糊概念和模糊推理常常是人们把握对象本质和规律的一条重要途径。

语言中存在着模糊现象，模糊性是自然语言的本质特征之一。以自然语言模糊性为研究对象的模糊理论能合理地解释许多以前难以解释的语言问题，进而拓展语言研究的深度和广度。近几十年来，西方翻译理论研究的显著特点是大量借助其他学科的理论，特别是语言学理论。翻译研究从语言学、文艺学、交际学、符号学、人类文化学、思维科学、应用数学和计算机科学等社会学科与自然学科的角度，对翻译进行了多层次、多角度、多方位、立体化的探讨，形成了一门综合性、交叉性的学科。我们看到，“几乎所有重要的语言学理论都不同程度地被运用到翻译研究中”（蒋骁华，1998：29-33），跨学科研究的份量加重，这一点对我国翻译研究有很大借鉴作用。目前，模糊理论被尝试用于翻译研究领域，指导翻译理论研究和实践活动。译者在对原著的理解、传达和读者对译著的评价过程中，都无不渗透着这种模糊性。

语言模糊性与翻译有着密切的联系，这样模糊语言学与翻译研究就自然而然地结合起来。模糊语言学的丰硕成果被大量地运用到翻译研究中，丰富了翻译理论。本文拟从模糊学的角度，利用语言的模糊性和思维的范畴性等理论，对翻译的认知过程和表达过程进行重新认识，其目的并不在于提出新的翻译方法和理论，而是旨在说明模糊应是翻译研究的一条重要取向。

2. 模糊语言学与翻译研究的现状分析

近20多年来，我国的翻译理论研究大量地借鉴并有选择地吸收西方现代翻译理论的最新成果，而大部分西方翻译理论的显著特点就是与其他学科结合进行研究。由于翻译活动和翻译现象本身呈多元性和复杂性，所以多学科研究才能促进翻译研究的深入发展。基于模糊语言学的特点，它与翻译学的结合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所以模糊理论、模糊语言学的研究成果会逐渐被翻译研究者运用到翻译理论研究中去，这样既可以丰富翻译理论，又能更好地指导翻译实践。

我国翻译研究者对“模糊”问题研究的起步并不算晚，所发表的文章也不在少数。根据1979年至2010年中国期刊网学术论文库的统计数据，以“模糊”和“翻译”作为关键词进行检索，共得到503篇论文。其中，每年的具体统计数据，如表1：

表1　1979年−2010年中国期刊网学术期刊库中关于“模糊”与“翻译”方面的学术论文一览表

笔者对这些论文进行认真研读，按照研究的对象和内容对论文进行分类，现将其中研究对象比较典型的论文（每类论文大概选取1-2篇）归纳整理如下，见表2：

表2　相关学术论文的分类情况

翻译学最早对“模糊”问题的关注出现于我国的改革开放时代。1987年，范守义发表“模糊数学与译文评价”，首次提出把模糊数学的原理用于译文评价，他注意到了翻译评估中的模糊思维特点，以及模糊数学对于译文评估的潜在使用价值。穆雷（1991：66-69）从语言的模糊性出发，利用查德的模糊理论，将模糊数学的方法用于翻译理论的研究，令人耳目一新。在理论上，穆雷探讨了用模糊统计法和专家评定法确定隶属度以及用此法评价译文的可行性问题，后来又以查德的模糊学为理论基础，结合翻译类型理论，运用模糊综合评判的基本理论与方法，设计一套以翻译教学特点为主要参考因素的文本翻译测试的模糊综合评分模式。文旭1996：5-8）从语义模糊入手探讨了翻译问题。他把语义模糊性粗略地分为指示“连续客体”的词、可分等级的词、某些抽象的词、无实际所指的词、模糊限制语、数词等几种情况，同时分析了模糊语义的几种翻译方法。模糊性是文学作品中的一个重要现象，文学翻译更多地采用模糊翻译法。吴义诚（1996：18-23）认为，有必要从模糊学的角度对文学翻译现有的方法和理论进行重新认识。他从认识的规律、文学作品的特点、自然语言的特性、译作的风格等几个方面证明，不仅文学翻译存在着相当大的模糊性，而且翻译标准和文学翻译方法也具有模糊性。刘在良（1999：90-92）在谈到翻译的模糊性时指出，语言的模糊性必然会给翻译带来许多困难，并引起语际间转换的不确定性，即模糊性，因此精确的翻译只能是相对而言的。他又尝试从翻译标准的模糊性、理解过程中的模糊性、表达过程中的模糊性来论述翻译的模糊性，他的研究可以说是触及到了整个翻译过程。余富斌（2000：49-52）在论及模糊语言与翻译的关系时写到，这种关系之所以还较少有人注意，也许是因为翻译以“忠实”为第一要旨，倘若把原文的精确语言译成模糊语言，或反之，把原文的模糊语言译成精确语言，难免有“不忠实”之虞。在翻译实践中以虚对实（以模糊语言翻译原文的精确语言）或以实对虚（以精确语言翻译原文的模糊语言）都是常见的翻译方法。赵彦春（2001：9-13）论证了在翻译中模糊处理带来的突出效果。万来声（2002：74-76）从语音和语调、词义、语法以及跨文化交际等四个方面分析了语言的模糊性及其在翻译中的实际应用，同时指出，翻译标准的模糊性也导致了翻译活动的模糊性。黄彬云（2002：68-69；71），沈荃柳、武柏珍（2004：101-103）对模糊限制语的分类和语用功能进行分析，进而探讨了文学作品中模糊限制语的翻译原则和翻译策略，提出在翻译模糊限制语时应遵循语用对等和最佳关联原则，并可运用对应、添加、忽略和变动策略。朱桂成（2004：110-113）从模糊控制论、读者接受论的角度探讨了文学语义的模糊性与翻译接受的模糊性在翻译实践中的运用等问题。何三宁、唐国跃（2004：109-114）提出，语言的模糊性有别于语言的歧异性、多义性以及概括性，而且语言的模糊性存在于语言的语音、词语、句子以及语篇等层面。此外，在翻译实践中，语言模糊性的客观存在对翻译有着很大的影响。毛荣贵、范武邱（2005：11-15）提出，语言模糊性的客观存在决定在翻译过程中不能一味求“信”，而应采取变通的方式。针对语言模糊性，提出四种翻译手法：以精确译精确、以精确译模糊、以模糊译精确和以模糊译模糊。丁国旗、范武邱、毛荣贵（2005：40-44）从汉英翻译过程入手，指出汉英翻译的最大遗憾莫过于面对汉语模糊美感的磨蚀而难有作为，而追根溯源，这种遗憾源于汉语与英语在语言美学生成机制方面的巨大差异。汉语中因模糊生成的诸多美学效果难以原汁原味地复制到译语文本中去。关海鸥（2007：110-113）从模糊语言学角度出发，结合现实语料，通过对模糊集合理论与翻译关系的研究探讨，得出实现对翻译过程中语义模糊的理解和其相应的翻译策略。

毋庸置疑，模糊性和精确性都是人类自然语言的客观属性。语言的模糊性同样也根源于客观实在。语言的模糊性可以看作是语言的优点，正是由于语言的模糊性，语言的美才成为可能（一部好的文学作品离不开语言的模糊美）。此外，模糊性也使得人类能够“以有限的语言手段表达无限的意思”（赵彦春，2001：10），而且它并不影响包括翻译在内的正常交际。对于翻译来说，语言的模糊性和思维的范畴化必将牵涉到对翻译本质的再认识。

综上所述，研究者们已经越来越认识到模糊理论在翻译研究领域的价值，但是就目前的研究状况看，我们认为，该领域的研究还处于初始阶段，研究成果还比较零散、不够系统，而且仅仅就语言和翻译本身的模糊现象进行讨论，而忽略了语言与思维的关系、翻译过程中理解、表达和评价阶段的语言及思维特点。因此，笔者认为非常有必要对语言的模糊性和思维的范畴化等方面与翻译问题进行多角度和多层次的分析，使模糊语言学与翻译学能够有机地结合起来，以便更好地指导翻译实践。

3. 语言的模糊性和思维的范畴化

3.1语言的模糊性

语言是一种极其复杂、高度抽象和具有无限构词能力的音义结合的系统，模糊性是人类语言的一种客观属性。

从自然语言的特性来看，人类思维、交际使用的自然语言与机器使用的人工语言的一个重要区别，是自然语言具有模糊性。语言是反映客观世界的，而客观世界中的各种客体，许多都是没有绝对精确的界限。语言模糊性来源于客观对象自身的模糊性。这种模糊性是客观事物固有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其最大的特点是：无论认识怎样深化都无法排除它；相反，认识如果要达到对这类事物的真理性把握，就必须如实地反应它的模糊性。如西红柿是水果还是蔬菜，就存在着模糊性。《现代汉语词典》（2002年增补本）把西红柿归入蔬菜。《现代汉语词典》（2002年增补本）是这样定义西红柿的：“西红柿：番茄；番茄：一年生或两年生草本植物，全株有软毛，花黄色。结浆果，球形或扁圆形，红色或黄色，是普通蔬菜”。但人们给它命名时却将它同水果（柿）混为一谈。可是在“番茄”的命名中却又将它归属蔬菜“茄”类了。英语的“西红柿”在进入墨西哥语的tomato之前叫love-apple，法语曾经把西红柿叫pomme d’amour，可见是把它同水果类相连了。再如：表示时间概念的“晚上”，天黑以后，八九点钟光景，这都被我们称为“晚上”；半夜十二点钟之后，从严格的科学角度来说，应是新的一天的开始，但是我们仍然惯用“晚上”来指称；而在我们经常说的“昨晚我没睡好”中，“晚上”则又泛指整个夜晚。究竟什么时候为“晚上”的确切时间，谁都难以说得具体，只能指出一个大致的时间范围。大千世界，诸如此类，不胜枚举；由于无脊椎、无骨骼但又有脊索的文昌鱼存在，脊椎动物和无脊椎动物间的严格界限被打破了。由于兼有自养和异养的裸藻的存在，动物和植物的概念的集合又变得不太分明。所有这些都说明，客观事物类属的划分，不可能存在着一条绝对分明和固定不变的界限。客观事物间界限的模糊性决定了反映客观事物的词语，其意义的外延也必然具有模糊性。所以说，语言的模糊性来源于客观对象的模糊性。

语言的模糊性又来源于人们对客观对象认识的有限性和不确定性。千差万别的客观世界是具体的、无穷尽的，而人类认识客观世界的能力却总是要受到一定条件的限制，所以人们用语言表达认识的结果是，不得不采用抽象概括的办法，允许语言单位可以不必像客观事物那样各个有差别，只要能达到交际目的即可。同时，人们对客观事物类属的边界、形态的把握，又往往存在着某种不确定性，受到这种不确定性的影响，人们在进行抽象、综合、概括、判断、推理等逻辑思维时，往往无法精确地确定一定思维对象的内涵和外延。要表达这种思维的结果，就不得不借助带有模糊色彩的语言形式。

语言的模糊性还源于语言符号的有限性、离散性与某些客观事物的连续性之间的矛盾。这种模糊性也是主客体相结合所产生的模糊性，它产生于主客体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其最大的特征是高效性、动态性。人类以有限的、离散的语言符号去标记连续的事物，就可能边界不明，产生模糊性。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曾说：“词以境界为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有造境，有写境，此理想与写实两派之所由分”。这恰与模糊态的分类相一致。如果把写境认作为客观对象的模糊，那么造境就是主观认知活动的模糊。同时，他又说：“有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有我之境也。”“‘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寒波澹澹起，白鸟悠悠下’，无我之境也”。“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而“无我之境”正是源自于主客观相结合所产生的模糊性的升华。

3.2思维的范畴化

世界是由千变万化的事物组成的，等待人们去认识。离开了人们的认识，他们就失去了意义。客观世界的事物又是杂乱的，大脑为了充分认识客观世界，就必须采取最有效的方式对其进行储存和记忆。所以，大脑对事物的认识不能是杂乱的，而是采取分析、判断、归类的方法将其进行分类和定位。这种主客观相互作用对事物进行分类的过程即范畴化的过程（categorization），其结果即认知范畴（cognitive category）。范畴化是人类对世界万物进行分类的一种高级认知活动，在此基础上人类才具有了形成概念的能力，才有了语言符号的意义。范畴化涉及了对事物特征的估价和认知决策机制如何组合这些特征。当大脑对客观世界的万物进行分类和定位时，对事物与事物之间的划分或对其边界的认定上势必会存在一些模糊认识。

我国自古以来，人们对于语言中的一些词语或一些范畴的模糊性就有所认识。《楚辞·卜居》中说：“尺有所短，寸有所长”。《易·系辞》中说：“言不尽意，书不尽信”；《老子》中说：“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庄子·天道》中有“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的说法；晋代文论家陆机则在《文赋·序》中说：“每自属文，尤见真情，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这些片断文论从不同的角度说明了范畴的模糊性及其表意的不准确性。

古典范畴理论认为范畴是客观事物在大脑中的机械反映，范畴具有明确的分界，其成员具有本身固有的共同的特征，一个物体要么属于这个范畴要么属于那个范畴。所以，范畴独立于对他们进行范畴化的人，即范畴与人的生理、感知、意象、范畴化能力无关。奥地利著名哲学家、分析哲学家的鼻祖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在其哲学思想的重要著作《哲学研究》（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 ）中曾提到，人们的许多概念具有“模糊的边缘”。他把模糊概念比作模糊的图画，并说：“难道用清晰的图画代替模糊的图画总是有益的吗？”维特根斯坦还是分析美学派的代表，他认为“善”、“美”这些词是模糊的。他说：“在我们对‘美’一词的用法中，没有任何相同点……，我在许多场合都用这个词，但每次都各不相同。例如，一张脸的美跟一把椅子的美，一朵花的美或是一本书装帧的美是各不相同的。”

维特根斯坦是发现古典范畴理论缺陷的第一位哲学家。他发现“游戏”范畴不符合传统范畴模式。有的游戏只是为了娱乐，没有输赢；有的游戏需要有运气，有的需要更多的技巧；而有的则需要兼顾很多因素。他发现游戏范畴成员之间没有共同的特征，而只有多种方式的相似性——家族相似性（family resemblance）。范畴没有固定的明确的边界，随着新事物的发现范畴可以扩大，如20世纪70年代的“电子游戏”作为新成员加入游戏的范畴，使该范畴的边界扩大了；而“电子游戏”与原游戏成员之间只有部分共同的特征。而且，范畴的成员也不像传统理论认为的那样具有同等的地位，而是有中心成员和非中心成员之分。

范畴化涉及对事物特征的估价和认知决策机制如何组合这些特性。古典范畴理论认为共有的特征决定范畴的成员地位，其决策过程是简单的、明确的：识别某些特征的存在与否即可决定其范畴。认知心理学的最新研究表明，范畴化的过程是复杂的、模糊的认知过程，而不是简单的、明确的。人们一般认为，世界是由一个个分离的事物组成的，有明确的界限和定义，可以明确说出其特性。事实上，这些看来界限明确的事物也不是一个个孤立体，而是连续体。

对于一个个“独立”的事物的认识尚且如此，更何况对诸如膝盖、脚腕、傍晚等连续的物体。这些事物本身就没有明确的边界，似乎就更模糊了。认知语言学区分了两种模糊性，用fuzziness指独立物体（如房子、车、椅子）等的范畴边界的模糊，用vagueness指后者——事物本身边界的模糊。而且，有的事物兼有两种模糊性，使得人们对事物的切分与认知就不可能是明确的。

从认识的角度看，所有范畴都是模糊范畴（fuzzy categories）。其含义有两个：（1）同一范畴的成员不是由共同特性决定的，而是由家族相似性所决定的，即范畴成员之间总是享有某些共同特征；这样，有的成员比其他成员享有更多的共同特征，即模糊的相似性；（2）既然有的成员比其他成员享有更多的共同特征，我们就可以根据其享有的共同特征来决定其成员的身份，比其他成员享有更多共性的成员为该范畴的典型的和中心的成员，即原型，其他成员为非典型成员或边缘成员。因此，范畴的边界是不明确的，在边缘上与其他范畴相互交叉。

4. 语言的模糊性和思维的范畴化对翻译模糊性的再认识

翻译是语际间表达方式的一种转换活动，是用一种语言形式把另一种语言形式里的思想内容、风格手法重新表现出来的语言实践活动。语言的模糊性和思维的范畴化必然会给翻译带来许多困难，引起语际间转换的不确定性，即模糊性。精确的翻译只能是相对而言。

4.1认知过程的模糊性

翻译分为理解和表达两大过程。理解是基础。人类的思维能力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不仅发展了精确性，而且也发展了模糊性。人类的思维从模糊到精确，再由精确到模糊，循环往复，从而提高了人类认知外部客观世界的能力。人们利用思维的这种模糊性就可以对纷繁复杂的语言进行分析和综合处理，从而达到“精确”地认知和理解原语的目的。

动笔翻译之前的理解，是一种边读原文边思索的过程，也是在拥有众多的释义和搭配中选义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可以充分发挥模糊思维的灵活性和概括性的特点，对原语进行语义、语境和语用等方面由表及里，由点到面综合性分析，调动译者的多角度、多层次的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的能力，努力把握原语的全部意义。

翻译的过程是译者对原作书面语言的理解和传达过程，要经过“模糊”（从理解原语的表层结构开始）而渐至“精确”（由表及里，探明原语的深层结构），而后又达到更高层次上的“模糊”（将原语的深层结构转化为译语的表层结构）。

重译现象的客观存在，可以说是对这个问题的最好说明。具体地说，译者初读原作时，对原作只是有个大致了解，头脑中大多形成以直觉感知为主的映象，感受到某种模糊的问题情境，经过自己的反复思索，使原有问题渐渐明晰化，从而也就摆脱了朦胧心理状态的困扰，此时认识就趋于精确（即达到我们通常所说的确切理解），此后就可以放开手脚进行传达。译著初版后若干年，随着知识的日积月累和社会阅历的日趋丰富，再经过对原著的反复钻研，译者原有的认识受到一定冲击并发生相应的变化。经过不断地修正与充实，这种新形成的认识已变得富有伸缩性和吐纳性，并且达到了更高层次上的模糊”。于是，原译者由于对旧译不满而决定重译。因此，所谓精确认识，其实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这仅仅是因为精确认识的过程，必然有一个从模糊渐趋精确的过程，也因为所获得的精确认识，从更高层次的起点看，则又是模糊的缘故。因此，译者为翻译这门艺术所作出的努力应是永无止境的。

翻译就是译者进行两轮对话的过程。第一轮是译者以读者身份与原语文本之间的对话；第二轮则是译者通过译文与译语读者间的对话。在第一轮中，原语文本是以自身的词语、句子、结构、代码构成特定的话语进入对话中，没有交流的口头语境，构不成反馈，是一种不对称的对话，但文学的模糊性特征正好调节了这种不对称。因为模糊，文学作品形成了空白和召唤性结构（appealing structure），吸引读者去填充，去确认，也就是发现作品的意义。而读者对文本的填充、确定是在其认知语境（cognitive context）基础上完成的。因为认知语境的差异，每个读者对文本意义的理解也就各不相同。文本意义理解之后，译者自己便根据对译语读者认知语境的假设和判断，选择适合于译文读者的表达方式来再现原语文本的意义。译者对文本理解的不同和对译语读者语境预测的不同，其所译文本自然各有差异。

4.2表达过程的模糊性

我们知道，文学作品的主要特征在于它的形象性。形象性是靠形象思维来完成的，而形象思维的主导思维活动则是模糊思维。作家的构思过程基本上是一种模糊思维的过程。作家表达这种模糊思维时，往往要采用模糊的词语来表达他的模糊意向。因此又可以说，文学作品是一种模糊信息的载体。作者在深入生活的实践中，着意收集的不是各种数据、报表、资料等信息形式，而是各种典型的形态、表情、动作、语言以及典型的生活镜头、片断等模糊的信息形式，而后对感性形象进行筛选、改造、组合、编织，造成典型的环境、典型的情节、典型的性格、典型的形象，描绘出鲜明的生活画面，寓理于形象，让读者在美的享受中悟出事物的本质和规律。这期间是大量使用模糊判断和模糊推理的思维过程。模糊性渗透于这一过程的每一个环节之中。拿汉语诗歌的遣词造句来说，诗人王安石推敲“到”、“过”、“入”、“满”，最后确定为“绿”，创造出绝妙诗句“春风又绿江南岸”的过程，是诗人搜寻最准确的模糊语词描绘江南春天美好画面的模糊思维过程，是任何精确的数学分析不能取代的。这种模糊性使读者产生出丰富的联想。又如名句“应是绿肥红瘦”是一个模糊判断；而“书来墨淡知伊瘦”则是一个模糊推理。英语亦然，对莎士比亚名剧《哈姆莱特》中哈姆莱特说的那句名言：“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我们竟可以找到以下十多种译法。如：

“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朱生豪，1999）

“活下去还是不活：这是问题。”（卞之琳，1996）

“是存在还是消亡，问题的所在。”（孙大雨，1991）

“生存还是不生存：就是这个问题。”（曹未风，1982）

“存在，还是毁灭，就这问题了。”（林同济，1982）

……

足见模糊之至。国画大师齐白石说过，作画妙在“似与不似之间”，按精确思维来看，这是自相矛盾；从模糊思维来看，这正是文学创作的至理名言。有些文学作品，作者因表达的需要而特意留下“空白”，翻译时有可能要“补写”，有时则在亦虚亦实处可能要“扩写”。这些模糊性的手法，都要求译者充分发挥再创造的才能，主动展开合理的想象和联想，用模糊思维去延伸拓展，去捉摸寻思。

模糊是一种美。18世纪的德国哲学家康德认为“我们没有直接意识到自己具有一个观念，却可以间接地意识到，这一类就叫模糊观念”。“知识性在模糊不清的情况下起的作用最大。模糊观念要比清晰观念更具有表现力……在模糊中能够产生知性和理性的各种活动。……美应当是不可言传的东西，我们并不总是能够用语言表达我们所想的东西”。1923年，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在《大洋洲心理学和哲学杂志》第一卷上发表了重要论文“论模糊性”（vagueness）。他在论文中指出：“整个语言或多或少是模糊的”。他并以red 为例，说明颜色构成一个连续统（continuum），因此我们很难判断有些色彩是否属于红色。接着他又说“秃头”也是一个模糊概念，因为头发究竟要脱落到什么程度才算是秃头，这是很难精确划分界限的。最后，他指出，“认为模糊知识一定是很虚假的，那将是极大的错误。相反，一个模糊的认识比一个精确的认识更有可能是真实的，因为有更多可能的事实证明这一模糊认识”。他举例说，当我们用模糊词说某人是高个儿时，这比说他高6英尺到3英寸之间可能更真实。所以我们翻译表达时常用一些模糊的概念，一是由于原文也用了模糊的概念，二是为了译文读者对译文的可接受性。

文学翻译者的首要任务就是要能够捕捉到在模糊、朦胧意境和美感中的形象化意念，即“神韵”，并且尽可能地把这种“神韵”用优美的译文语言表达出来。化具体的文字符号为模糊的意境与形象，然后再从美感的模糊性中跳出来，用译文语言将这种模糊性勾画出来。

4.3翻译标准的模糊性

翻译标准是检验译文质量的准绳和指导翻译实践的原则。自从有翻译活动以来，人们就开始了对翻译标准的讨论。古今中外，对翻译标准的讨论可谓异彩纷呈。但是，面对这么多流派的翻译标准，难免会让许多译者和翻译理论家因对某一具体的翻译标准的合理性和实用性争得面红耳赤。事实告诉我们，没有一条翻译标准完全可以指导翻译过程。

英国翻译家西奥多·萨瓦里（Theodore Horace Savory）曾经说过：“在翻译问题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几乎可以说没有一条公认的翻译原则”（Savory，1957：49）。针对翻译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历史上中外翻译家们提出了他们自己关于翻译标准的见解。

公元7世纪，唐代玄奘法师在翻译佛经时奉行“既须求真，又须喻俗”的翻译标准；19世纪末20世纪初，严复在《天演论》提出了“信、达、雅”标准；在此基础上我国著名翻译家傅雷提出了“传神”说；钱钟书有“化境”说；而鲁迅则认为应该“求其易解，存原作风姿”；至现代，张培基等在《英汉翻译教程》中提出了“忠实、通顺”的标准。

18世纪末英国学者亚历山大·泰特勒在《论翻译的原则》一书中提出了翻译的三个原则：（1）译文应该完全复写出原作的思想；（2）译文的风格和笔调应与原文的性质相同；（3）译文应和原作同样流畅。泰特勒的这三条原则与我国翻译界推崇备至的“信、达、雅”之说有着异曲同工之处。20世纪初，彼特·纽马克提出了较为笼统的翻译标准：准确和简洁。另外，尤金·奈达的“动态对等”和“功能对等”理论，以及卡特福德从语言学方面提出的“以文本为中心”的等值论等，都从不同角度阐述了对翻译标准的不同见解。

无论泰特勒的“三原则”，卡特福德的“等值”，奈达的“功能对等”，还是费道罗夫、巴尔胡达洛夫的“等价、等值”的思维，无一例外离不开“忠实于原文”。但是“忠实”这个概念对许多提倡“忠实”标准的人来说也是个模糊概念。译作究竟忠实于原作的哪个方面？做到什么程度才算“忠实”？这些都是模糊的。所以“忠实”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翻译标准的实质是一种人们的模糊测度，虽然不同的人对翻译标准有不同的表达，其性质都是模糊的。翻译标准大都是相对模糊的概念，翻译标准只不过是一个译者追求的理想境界。（李文戈、武柏珍，2004：84-87）

纵观上述关于翻译标准的表述，可以发现这些标准都有其科学性，也都行之有效；但是其局限性也比较明显，都属于翻译标准个性的体现。这也可以说明，硬性的、绝对的标准是不存在的。因为翻译标准本身就是一个多元、动态和模糊的标准。只有承认了翻译标准的这些本质特征，我们才能真正从无谓的翻译标准争论中走出来，才能制定出更切实有效的翻译标准来指导我们的翻译实践。

5. 结论

语言是精确与模糊的辩证统一，两者缺一不可。精确表达与模糊表达在翻译活动中都有其存在的价值与意义，两者不可偏废。

国内外语言学研究取得的丰硕成果极大地推动了翻译研究的发展。国内很多学者越来越意识到模糊语言学的成果同翻译研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语言的模糊性和思维的范畴性为翻译活动和翻译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与领域，并且许多学者已经在新的视角下取得一定的研究成果。语言的模糊性与翻译的结合研究要走的路还很长。毋庸置疑，模糊翻译理论对翻译实践有着明显的指导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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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基于第四届亚洲翻译家论坛上提交的论文“模糊：翻译研究的一种取向”的基础上修改而成，在此对第四届亚洲翻译家论坛组织者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