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间接言语行为的研究

2.2.5　对间接言语行为的研究

在《言语行为》中，塞尔提到“Promise”这个词可以具有“许诺”以外的行事语力。例如，(34)的行事语力是警告或威胁。(35)用于别人指控你偷钱时，则是明确否认。

(34)If you don’t hand in your paper on time，I promise you，I will give you a failing grade in the course.

(35)No，I didn’t，I promise you I didn’t.(p.58)

另一方面，实施许诺行为不一定要用“Promise”这个词。你可以只说“I’ll do it for you”，只要在说话时，你承担了将实施该行为的义务就行。这就是说，只要许诺的必要条件得到满足，不用“Promise”照样可以实施许诺行为。同样，“I wish you wouldn’t do that”是一个“要求”，而不是“希望”，如果这句话的要点是要别人做某事，或者不要做某事，即“要求”的必要条件得到满足的话。

塞尔认为:“说话的这种特点——一句话在语境中不用某种必要条件所需的明确的行事语力显示手段，就可以表明该必要条件已得到满足——是许多礼貌用语的根源。例如，‘Could you do this for me?’这句话，尽管有词汇意义和疑问句的行事语力显示手段，却常常不是用作关于你的能力的虚拟提问；它常常是用作要求的(p.68)。”

1975年，塞尔在《间接言语行为》这篇文章中，把上述言语行为，或行事行为，叫做间接言语行为——“通过实施另一个行事行为而间接地实施的一个行事行为”(Searle 1979［1975b］:31)。他说最简单的表达意义的情形是，说话人说一句话，他的意思完全就是他所说的字面意义。但是，在间接言语行为中，说话人的话语意义(Utterance Meaning)和句子意义(Sentence Meaning)是不一致的。他把话语意义叫做“首要行事要点”(Primary Illocutionary Point)，字面意义、句子意义叫做“字面行事要点”(Literal Illocutionary Point)，“次要行事要点”(Secondary Illocutionary Point)。说话人怎么能说一层意思，而另外还表示一层意思呢?刚才提到，塞尔曾在《言语行为》中把这种可能性归于有关的必要条件得到了满足。现在他认为那个答案是不全面的，要解释间接言语行为，需要“言语行为理论，合作会话的一般原则(格赖斯［1975］讨论过其中的一些原则)，说话人、听话人共同享有的事实背景信息，以及听话人的推理能力”(同上:32)。

具体地说，在(36)这段对话中，X要通过下面这样的十个步骤，才能推导出Y的首要行事要点。

(36)Student X:Let’s go to the movie tonight.

Student Y:I have to study for an exam.

第一步:我向Y提了个建议，他的反应是说了他要准备考试之类的话(会话事实)。

第二步:我假定Y的会话是合作的，因此他的话是意欲有关联的(合作会话原则)。

第三步:一个有关联的反应必须是接受、拒绝、反建议、进一步讨论等(言语行为理论)。

第四步:但是他的字面意义不属上述任何一种，所以不是有关联的反应(从第一步、第三步得出的推理)。

第五步:因此，他的意思可能比明说的要多。如果假定他的话是有关联的，那么他的首要行事要点一定跟他的字面行事要点不一样(从第二步、第四步得出的推理)。

第六步:我知道准备考试一般要占用晚上很多时间，我也知道看电影一般要占用晚上很多时间(事实背景信息)。

第七步:因此，他不太可能在同一个晚上既看电影，又准备考试(从第六步得出的推理)。

第八步:接受建议的一个预备条件，或作出其他任何承诺，是有能力实施命题内容条件中所陈述的行为(言语行为理论)。

第九步:因此，我知道他的话说明，如果他前后一贯的话，他不太可能接受我的建议，(从第一步、第七步、第八步得出的推理)。

第十步:因此，他的首要行事要点很可能是拒绝我的建议(从第五步、第九步得出的推理)。(同上:34～35)

然后，塞尔详细考察了能用来实施间接指令的语句。他把它们分成六组，我们简单介绍如下:

第一组:涉及H实施A的能力的句子:

Can you reach the salt?

第二组:涉及S希望H会实施A的句子:

I would like you to go now.

第三组:涉及H实施A的句子:

Officers will henceforth wear ties at dinner.

第四组:涉及H实施A的愿望的句子:

Would you be willing to write a letter of recommendation for me?

第五组:涉及实施A的理由的句子:

You ought to be more polite to your mother.

第六组:把上述成分包含其中的句子，以及包含明确的指令性行事行为动词的句子:

Would you mind awfully if I asked you if you could write me a letter of recommendation?(同上:36～39)

他不同意把实施指令行为看成是这些句子的意义的一部分。例如，(37)可以是第五组的一个句子，但它不包含祈使意义。人们完全可以说(38)这样的话，而不自相矛盾。

(37)Why not eat beans?

(38)I’m just asking you，Bill:Why not eat beans?But in asking you that I want you to understand that I am not telling you to eat beans；I just want to know your reasons for thinking you ought not to.(同上:40)

当然他也不否认，用这些句子表达“要求”，是一种常规(Convention)。但是，他认为这是一种用法常规(Usage Convention)，而不是意义常规(Meaning Convention)(同上:49)。在用作“要求”时，这些句子仍然具有字面意义。所以，(40)(41)这样适合(39)的字面意义的回答，也可以是把(38)作为间接言语行为时的合适的回答。

(39)Can you pass the salt?

(40)No，sorry，I can’t.It’s down there at the end of the table.

(41)Yes，I can.(Here it is).(同上:43)

他认为“在间接言语行为中，所增加的不是任何附加的或不同的句子意义，而是附加的说话人意义”(同上:42)。那么为什么这些句子，而不是任意一个句子，可以用来实施指令性间接言语行为呢?塞尔仍然回到了他的合适条件。他把《言语行为》中提到的关于“要求”(现在扩大成“指令”)的合适条件简化如下(同上:44)

预备条件:H有能力实施A。

真诚条件:S希望H实施A。

命题内容条件:S陈述了H的将来行为。

必要条件:这可以看作S要H实施A的企图。

他说如果我们比较一下上述六组句子与这些条件，就会发现下列规律:

规律一:S能够通过询问H是否具备实施A的能力这个预备条件，或者叙述H具备了该条件，来提出间接要求(或发出其他指令)。

规律二:S能够通过询问命题内容条件是否具备，或者叙述该条件已具备，来提出间接要求。

规律三:S能够通过叙述真诚条件已具备，而不是询问该条件是否具备，来提出间接要求。

规律四:S能够通过叙述实施A的重要理由，或者询问是否存在这样的理由，来提出间接要求；但不能把H的意愿、希望等作为理由，除非是询问H是否愿意、希望实施A。(同上:45)

塞尔还分析了理解“Can you pass the salt?”所需的跟分析(27)时类似的十个步骤。最后，他把分析扩展到了承诺性间接言语行为，罗列了类似实施指令性间接言语行为的五组句子，并且提出了五条类似的规律。

他的结论是:“‘我怎么知道，当他只问了一个关于我的能力的问题时，他提出了一个要求?’这个问题，跟‘我怎么知道那是一辆车，而我所看到的只是高速公路上从我身边经过的一道闪光?’可能是一样的(同上:57)。”因此，他反对哲学家的习惯做法——要为所解释的现象找出一套逻辑上必需而又足够的条件。他也反对当时生成语法派的做法——为用于间接言语行为的句子找出一个深层结构和一套转换规则。他认为这些做法不能令他信服。

那么，塞尔的间接言语行为理论又怎么样呢?能令人信服地解释他所要解释的现象吗?我们的回答是否定的。

第一，他把实施间接言语行为的句子内容跟有关言语行为的合适条件挂钩，这种做法很牵强。他关于间接指令的四条规律，只有三条直接对应于合适条件。第四条涉及实施有关行为的理由，跟合适条件的关系比较松散。而跟这一条有关的句子，即第五组的句子，数量很多。他说“You’re standing on my foot.”“I can’t see the movie screen while you have that hat on.”“How many times have I told you not to eat with your finger?”等都属于这一类(同上:38)。“It’s cold in here”这句很多人讨论过的、用于要求关窗户的话，很可能也属于此列。但我们不清楚，简单的一个“The door，please”用于要求关门时，塞尔会把它归为哪类?塞尔说他讨论的这些间接指令是常规用法，不知道他的标准是什么?如果单从使用频率看，“The door，please”大概也可以算常规用法。但是，这句话能跟哪条合适条件挂钩呢?

他在《言语行为》中曾强调合适条件中的必要条件，也就是说，只要所说的话是意欲实施某种言语行为的，这句话就可以用来实施该行为。这种观点强调说话人的意图，跟格赖斯的非自然意义是一致的。如果谈话有什么规律的话，每个人说话都有目的，应该是一条很重要的规律。要理解一个人的说话，就是要找出其目的，也就是要找出说话人的意义。塞尔的间接指令之所以表面上是疑问句、陈述句，实际上却起到了祈使句的作用，就在于说话人的目的是要把它们用作祈使句。“The door，please”能够起到提出要求的作用，也在于说话人的目的。塞尔讨论过的(36)，以及下面的对话都可以，甚至只能从这个角度来理解。

(42)A:That’s the telephone.

　　B:I’m in the bath.

　　A:O.K.

(43)A:You’re a fool.

　　B:What do you mean?

但是，正如塞尔在《言语行为》(Searle 1969:43.)中所指出的，说话人并不是绝对的自由的。他并不能想表达什么意思就表达什么意思。他的意图要受到多种因素——句法的、语义的、语用的因素的限制。语用学在一定意义上就是研究说话人要遵守的语用规则。在这方面，格赖斯的会话含义理论指出了一个正确的方向。他认为“我们的谈话通常不是由一串互不相关的话语组成的，否则就会不合情理。它们常常是合作举动，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参与者都在某种程度上承认其中有一个或一组共同目标，至少有一个彼此接受的方向”(Grice1975:45)。因此，他提出了合作原则:“使你的话语，在其所发生的阶段，符合你参与的谈话所公认的目标或方向”(同上)。塞尔正是认识到了这一点，才在“间接言语行为”这篇文章中引进了格赖斯的理论。但是，他做得还不够。他虽然在理解首要行事要点的十个步骤中，提到了合作会话原则，在关于间接指令的四条规律中却对此只字没提。

第二，如盖士达(Gerald Gazdar 1981)指出，当塞尔坚持(30)这样的句子仍然具有字面意义时，他忽略了一个问题，那就是这些句子作为“提问”是不符合他的有关合适条件的(转引自Levinson 1983:273)。在《言语行为》(Searle 1969:66)中，塞尔曾讨论过“提问”的合适条件，我们把它简化、改写如下:

预备条件:S不知道答案，不知道该命题是真，还是假。

真诚条件:S需要该信息。

命题内容条件:任何命题。

必要条件:这可以看作S要从H处得到该信息的企图。

这就是说，如果(30)确实同时也是提问，说话人就不知道答案，而且想知道答案。可是，塞尔在分析理解这句话所需的十个步骤时说:

第三步:会话情景提示，对方对我的递盐能力没有理论兴趣(事实背景信息)。

第四步:而且，他很可能早已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是”(事实背景信息)。

(Searle 1979［1975b］:46)

这是不是有点自相矛盾呢?

塞尔承认，这样的问句有时候是有缺陷的(Defective)。但是，他坚持这种形式是不会有缺陷的。“甚至在字面话语是有缺陷的时候，间接言语行为也不依赖它的有缺陷”(同上，43)。这种说法，值得商榷。美国语用学家霍恩(Laurence Horn)认为“如果我问你能否把盐递给我，在你如此做的能力不成问题的语境中，你就有资格推断，我不只是在问你能否把盐递过来，我的意思比这要多——我实际上是在要求你这么做。(如果我确切知道你能把盐递给我，这个是否问题就是无意义的；假定我是遵守关系准则的，那么你就能推断，我的意思比我明说的要多。)”(Horn 1984:14)。

这个问题引出了下一个更严重的问题——“间接言语行为”这个提法是有问题的。塞尔对间接言语行为的定义，我们在开始时引述过，即“通过实施另一个行事行为而间接地实施的一个行事行为”。在他看来，例(30)这样的句子有两个行事行为:首要行事行为(Primary Illocutionary Act)是“要求”，次要行事行为(Secondary Illocutionary Act)是“提问”。但是，刚才我们已指出，把“提问”看作行事行为是有问题的，它不符合有关的合适条件。除非塞尔更改合适条件，否则就不能把这种句子中的“提问”看成行事行为。

更糟糕的是，塞尔同时把次要行事行为表达的意义叫做“字面行事语力”，有时候甚至直接叫做“字面意义”，“句子意义”。这就是说，即使他修改合适条件，使得次要行事行为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行事行为，他的理论也混淆了奥斯汀力图区分的两种意义:一种是只包括指称和含义的窄义的意义，另一种是行事语力。可见，塞尔用“语力”涵盖了“意义”。

如果我们坚持奥斯汀的立场，坚持区分“意义”与“语力”，那么塞尔所谓的间接言语行为就不是通过实施另一种行事行为，而是通过表达字面意义得到实施的。这样一来，“间接言语行为”这个术语，就真的如英国语用学家托马斯(Jenny Thomas 1995:94)所说，完全是多余的了。

利奇(Leech 1983:33)认为，所有的行事行为都是间接的，语力都是通过会话含义推导出来的，尽管不同话语的间接程度会有很大的差别。格赖斯曾指出，如果有(44)这样的对话，B君的回答就会有(45)这样的会话含义。利奇则觉得(46)也应该是会话含义。如果B君的回答是(47)，那么(48)也是会话含义。只是跟(45)相比，(46)(48)这样的会话含义的间接程度可能差一些。

(44)A:When is Aunt Rose’s birthday?

　　B:It’s sometime in April.

(45)B is not aware of which day in April is Aunt Rose’s birth－day.

(46)B believes that Aunt Rose’s birthday is in April.

(47)It’s on 10 April.

(48)B believes that Aunt Rose’s birthday is on 10 April.

利奇感觉，奥斯汀的“意义”主要指的是“含义”(Sense)，不包括“指称”(Reference)，所以，他用含义跟语力相对。他说他的上述看法是“把含义跟语力看成两种不同意义的一个结果。这就是说，一句话通常既有含义，也有语力；即使在有些场合，如直接叙述信息时，一句话的语境意义(Meaning－in－context)似乎自动来自含义”(同上:33～34)。

会话含义，是间接表达的，从本质上说，奥斯汀的行事语力跟它是一个东西，只是名称不一样而已。奥斯汀认为说话行为表达的意义只包括指称跟含义，实际上就是指字面意义，虽然他没有这么明说。而行事行为表达的行事语力，则是说话人在特定场合想要表达的特定意义，也可以称为“说话人意义”或“话语意义”。这就是说，奥斯汀的意思是，人们说话的时候，不仅表达字面意义，而且表达说话人意义、话语意义。只不过，他把这说话人意义、话语意义叫做“行事语力”，并且认为表达这种意义的行为，是另外一种行为，叫“行事行为”。字面意义是直接表达的，说话人意义、话语意义、行事语力则在表达字面意义的同时，通过表达字面意义间接表达的。因此，奥斯汀的行事行为理论就是间接言语行为理论，塞尔只是增加一个本质一样的术语——间接言语行为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