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境的定义

4.1　语境的定义

“语境”(Context)这个术语是由波兰籍人类语言学家马林诺夫斯基(B.Malinowski)于1923年提出来的［见Malinowski1923年为Ogden和Richards所著《意义的意义》(The Meaning of Meaning)一书所写的补录］。他把语境分为两类:文化语境(Context of Culture)和情境语境(Context of Situation)。文化语境指说话人生活于其中的社会文化背景；情景语境指言语行为发生时的具体情境。

“伦敦学派”的创始人弗思(John Rupert Firth)接受了马林诺夫斯基提出的“语境”这个术语，不过比较完整的语境理论是由弗思创立的。

1944年，英国伦敦大学的东方和非洲研究学院首次开设普通语言学讲座，弗思成为第一任普通语言学教授。这里，我们介绍一下弗思创立的语境理论(这种语境理论实际上是语义方面的语境理论)。在马林诺夫斯基的影响下，弗思把“语言”看成是“社会过程”，是人类的“一种生活方式”和“一种行为方式”。他认为“语言”有三种含义:①我们的本性中有种渴望和动机，迫使我们使用声音、手势、符号和象征。在此意义上，语言是一种自然倾向；②由于教养的结果，学会了传统的系统或说话的习惯，社会活动使这种系统或习惯保持下来。这就是说，语言是一个系统；③我们用“语言”泛指许多个人的话语或社会生活中无数的话语事件。从社会角度观察语言，是弗思语言理论特点，他试图把语言研究和社会研究结合起来。弗思对语言进行社会学研究是从意义着手的。他所说的“意义”不限于词汇意义和语法意义，还包括语境中的意义。弗思扩展了马林诺夫斯基的“语境”概念，指明除了语言本身的上下文以及在语言出现的环境中人们所从事的活动之外，整个社会环境、文化、信仰、参与者的身份、经历、参与者之间的关系等，都构成语境的一部分。弗思认为，语言学研究的任务就在于把语言中各个有意义的方面与非语言因素联系起来。他在《语言理论概要》(A Synopsis of Linguistic Theory，Studies in Linguistic Analysis，Blackwell，1957)中，对“语境”作了较详细的阐述。弗思认为语境包括上下文(Context)和情景上下文(Context of Situation)，其中情景上下文包括参与者的有关特征、有关事物和言语行为的效果。弗思创立了比较完整的语境理论。

韩礼德(M.A.K.Halliday)从弗思的“情景语境”得到启示，于1964年提出“语域”(Registers)这个术语，实际上就是“语境”。他把“语域”分为话语的范围(Field)、话语的方式(Mode)和话语的风格(Tenor)等三个方面。其中话语的范围即言语活动涉及的范围，如政治、文艺、科技、日常生活等；话语的方式即言语活动的媒介，如口头方式、书面方式等；话语的风格即指交际者的地位、身份、关系等。

韩礼德指出，“范围”“方式”“交际者”作为语域的三个组成部分，其中的每个组成部分改变，都能产生新的语域。他说:“范围是话语在其中行使功能的整个事件以及说话人或写作者有目的的活动。因此，它包括话语的主题。方式是事件中的话语功能，因此它包括语言采用的渠道——说或写，即席的或有准备的，以及语言的风格，或者叫做修辞方式——叙述、说教、劝导、应酬等。交际者指交际中的角色类型，即话语的参与者之间的一套永久性的或暂时性的相应的社会关系。范围、方式和交际者一起组成一段话语的情景语境。”(Cohesion in English，1976:22)

韩礼德是弗思之后在语境研究上有成就的语言学家。

美国社会语言学家海姆斯(Hymes)于1968年进一步发展了语境学说。他把语境归纳为八个部分:“话语的形式和内容、背景、参与者、目的、音调、媒介、风格和相互作用的规范。”(Cohesion in English，1976:22)海姆斯指出:有在一定的时间、地点、场合说出相应恰当话语的能力，即“交际能力”。这种交际能力是由于人和社会环境相互作用而形成的。人们说话既要符合语言规则，又要适应言语环境。

英国语言学家莱昂斯(Lyons)对语境研究也作出过贡献。他于1977年在论述话语的合适性时归纳出构成语境的六个方面的知识，(Semantics，1977:574～585)即:

①每个参与者必须知道自己在整个语言活动中所起的作用和所处的地位。

②每个参与者必须知道语言活动发生的时间和空间。

③每个参与者必须能明辨语言活动情景的正式程度。

④每个参与者必须知道对特定情景来说，什么是合适的交际媒介。

⑤每个参与者必须知道怎样使自己的话语适合语言活动的话题，以及话题对选定方言或选定语言(在双语或多语社会中)的重要性。

⑥每个参与者必须知道怎样使自己的话语适合情景所归属的语域。

但语境在言语交际中的重要作用，不但为西方语言学家所关注，而且同样也为我国语言学家所重视。

语境和语境的重要作用，早在我国的传统语文学就已经注意到了(尽管当时尚无“语境”这个术语)。例如，唐孔颖达《正义》说:“褒贬虽在一字，不可单书一字以见褒贬……经之字也，一字异不得成为一义，故经必须数句以成言。”这就是说，春秋笔法虽一字见褒贬，但必须有数句作为上下文，褒贬才能准确地显示出来，即“数句”是“一字”的语境。南朝刘勰《文心雕龙·章句》中说:“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积句而成章，积章而成篇。篇之彪炳，章无疵也；章之明靡，句无玷也；句之精英，字无妄也。”这表明，刘勰已经从字、句、章、篇的相互关系来说明上下文(语境)对话语意义的表达和理解的重要作用了。

到20世纪30年代，我国语言学界对语境和语境的重要作用(主要是从修辞学角度)有了一些重要的新认识。陈望道在1932年出版的《修辞学发凡》(1932年初版；1979年新一版)中说:“修辞学以适应题旨情境为第一义，不应是仅仅语词的修饰，更不应是离开情意的修饰。……凡成功的修辞，必定能够适合内容复杂的题旨，内容复杂的情境。极尽语言文字的可能性，使人觉得无可移易，至少写说者自己以为无可移易。”(1979:11)在此，陈望道提出了“题旨”与“情境”相适应的理论:认为只有做到使“内容复杂的题旨”与“内容复杂的情境”相适合，才能称之为“成功的修饰”。陈望道提出的“情境”显然就是弗思提出的“情景语境”。在《修辞学发凡》中，陈望道还提出了“六何说”，即:“第一个‘何故’，是说写说的目的:如为劝化人的还是但想使人了解自己意见或是同人辩论的。第二个是‘何事’，是说写说的事项:是日常的琐事还是学术的讨论等等。第三个是‘何人’，是说认清是谁对谁说的，就是写说者和读听者的关系。如读听者为文学青年还是一般群众之类。第四个‘何地’，是说认清说者当时在什么地方:在城市还是在乡村之类。第五个是‘何时’，是说写说的当时是什么时候:小之年月，大之时代。第六个是‘何如’，是说怎样的写说:如怎样剪裁，怎样配置之类。”(1979:7～8)很明显，陈望道提出的“六何”就是构成语境的基本要素。他不仅提出了构成语境的要素，而且还阐明了修辞对语境的依赖关系，即“我们知道切实的自然的积极修辞多半是对应情境的:或者对应写说者和读听者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即双方共同的经验，因此生在山东的常见泰山，便常把泰山来喻事情的重大，生在古代的常见飞矢，便常把飞矢来喻事情的快速；或则对应写说者心境或写说者同读听者的亲疏关系、立场关系、经验关系，以及其他种种关系，因此或相嘲谑，或相反诘，或故意夸张，或有意隐讳，或只以疑间表意，或单以感叹抒情”。(1979:10)

陈望道在《修辞学发凡》中提出的“题旨与情境相适应理论”“六何说”，以及“成功的修辞必须依赖情境的理论”，从修辞学的角度促进了语境研究的发展，是应该充分肯定的。但是，也必须看到陈望道有关“情境”论述的一些重要缺陷，即他认为:“技巧是临时的，贵在随机应变，应用什么方式应付当前的题旨和情境，大抵没有定规可以遵守，也不应受什么条规的约束。”(1979:11)这就是说，他认为题旨与情境(语境)的适应没有什么规律，也不必寻找什么规律。这从当今语用学的角度来评判，显然是有缺陷的。

到20世纪60年代，我国又有一些学者从修辞学或语体、风格等方面进一步研究语境问题，取得了不少新成果。

从上面谈到的国外语言学界和国内语言学界关于语境研究的情况可以看到，中外语言学家都非常重视语境，但究竟应该如何给“语境”下一个确切的定义，到目前为止，国内外语言学界尚无完全一致的意见。

我们认为:语境是言语交际中生成、实现并制约言语行为的相关环境因素的总和。既包括说话者当下的心理活动(情感、态度、动机)和对言语行为环境的认知，也包括受话者当下的心理活动和对言语行为环境的认知。语境是指言语环境，而不是语言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