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际对等语的分类

2.2.2　语际对等语的分类

Hartmann（1989:9）曾总结:“双语词典也被经典地称作翻译词典，因为它给用户提供语际对等语。”［The bilingual dic-tionary is often called the translation dictionary par excellence because it offers the user interlingual lexical equivalents.］语际对等语是在语义、语域、语用基础上区分的。目的语中的词项能否看作源语词项的对等语主要取决于它们在语义、语域、语用上的对等程度。综合来看，语际对等语一般可分为三类:完全对等语（full equivalent）、部分对等语（partial equivalent）、零对等语（zero equivalent）。（Svesén，1993:143）

2.2.2.1　完全对等语

完全对等语也作全面对等语（complete equivalent）、翻译性对等语（translational equivalent）、可嵌入对等语（insertible equivalent）或精确对等语（exact equivalent）。完全对等语要求源语词项和目的语对应成分之间在内容、范畴、语用、语域等方面完全吻合，可以随时更换到文本中，译文仍然忠实且流畅。在有一定亲缘关系的语言之间存在一定数量的完全对等语。有些词有同源关系，如俄语的“cecтpa”和英语的“sister”；有的是转写，如俄语的“cпутник”和英语的“sputnik”等等（方梦之，2004:230）。完全对等语在专业术语中占有相当数量，由于专业术语多与科技交流的专门性有关，而且专业术语进入社会核心词汇的数量有限，不受社会、文化、文体等因素的影响，因而语义相对固定，“cardiogram”与“心电图”、“humic acid”与“腐殖酸”无论在内容、还是在范畴、语用、语域等方面都是完全对应。然而，对于多数词汇来说、尤其是两种语言的核心词汇来说，完全对等语极少。Snell-Hornby（1987:159）曾指出，从古老的巴比伦时代的苏美尔-阿卡德语词汇表至今，双语词典中的完全对等语为数不多，这是因为不同的文化和传统给予各个语言以不同的所指内容。通常的情况是，只能找到部分对等语或找不到对等语。

比较而言，由于语言发展渊源及社会、文化、传统、思维方式等缘故，不存在谱系关系的语言之间（如英语与汉语）的完全对等语要远远少于存在谱系关系的语言（如英语与德语），因而编纂无谱系关系的双语词典须面临更多的困难和挑战。

2.2.2.2　部分对等语

部分对等语是与源语言词项在语义与范畴上存在部分对应关系的目的语词项。它们是双语词典编纂中的主体部分，也是最复杂、最棘手的部分。如同文学作品的翻译一样，双语词典的翻译也会由于语言、社会、文化的不对称性而不可避免地造成语义流失。因而双语词典常借助标注、补充解释、图解、附表等手段（参见本章2.3）来避免这些不完美之处。

雍和明认为部分对等语分为以下几种情形。（2003:137—139）

（一）近似型对等语（approximate equivalent）

源语词项与目的语词项之间在相当程度上存在对应、但不是完全的语义与范畴对应时，有关词项之间就被认为存在近似对等关系。如汉语中“河鱼之疾”与英语中“have loose bowels”在语义内涵上存在广泛对应，然而在外延和使用风格上各有不同，“河鱼之疾”属婉辞，常用于书信、写作等较正式、或文学性的语篇或情境中，而“have loose bowls”则是口语体的，它们之间的对等关系就是近似的对等关系。

（二）分析型对等语（analytic equivalent）

源语中的单个义项被分解为目的语中的多个义项或多个词项，以便涵盖源语的词义范围，这种对应语就是分析型对等语。如“earnest money”^[11]可根据汉语中的相应概念释义为“定金；定钱；保证金”，以充分体现其语义范围。分析型对等语可以通过罗列各种分析义，相辅相成，以使释义尽可能地接近词目在源语中的意义。

（三）综合型对等语（synthetic equivalent）

在某些情况下，双语词典须将源语中多义词的若干义项或属于同一语义范畴的两个或多个单义词糅合成目的语的一个义项或一个词汇单位，或以目的语中的一个义项或一个词汇单位来反映，必要时须加适当的标签。（雍和明，2003:138）如“品味”和“咂摸”都可以解为“savour”，但“品味”属一般用语，使用范围较广，而“咂摸”则属于方言，因而有必要在“咂摸”的释义中加语域标注“〈方言〉”。

（四）从属型对等语（subordinate equivalent）

有时，源语和目的语中的词汇单位有从属性的重叠关系，即源语词汇单位的语义范围不仅涵盖目的语词汇单位的语义范围，而且还会扩展开去。在处理英语的“boyhood”和“girlhood”时都可释义为“童年；青少年时代”，然而必要的附加说明还是必要的，比如“boyhood”——“（男孩的）童年；青少年时代”。

（五）上义型对等语（superordinate equivalent）

上义型对等关系存在于泛指范畴中的词汇单位与特指范畴中的词汇单位之间，后者只是前者中的一种或一类。如英语词“uncle”可以涵盖汉语中下列的各种亲属称谓:“舅舅”、“叔叔”、“伯伯”、“姑丈”、“姨丈”等，在编英汉词典时只能将汉语中的各种定义一一罗列出来。

除了雍和明指出的上述五种部分对等语之外，从语法的层面来看，还有一种非常特殊的部分对等语，即“反对应关系对等语（opposite equivalent）”。反对应关系对等语指的主要是语法范畴的对等关系，即两种语言的词汇虽然属于同一语法范畴，但语法意义正好相反。例如，从性的意义来看，阿拉伯语中的“月亮”是阳性词，“太阳”是阴性词，而在法语中却正好相反（Al-Ka-simi，1977:63）。反对应关系对等语在语法系统区分“阴阳性”的语言中比较常见，因而也不容忽视。

2.2.2.3　零对等语

双语词典的编纂目的是试图在源语言和目的语之间建立对等关系，然而这项工作有的时候非常艰辛，每种语言都有自己的语言、修辞特色，每种语言都背靠于各自的社会文化环境中，因而源语中的很多词汇根本无法与目的语的词汇单位配对或对应，这种现象就是零对等关系，也叫做“对应词空缺”（lexical gap）。“……这种词汇单位之间的协调所面临的基本问题是由于语言中的词义不对等关系所致，即由个体语言中的意义组织差异以及语言之间的其他差异所致”。（Zgusta，1971:294）

一种情况是某语言、文化或科技领域中特有的概念在目的语中缺少对等词项，一般综合采用音译法、描写法、解释法来处理。比如:

绝句 jueju a poem of four lines，each containing five or seven characters，with a strict tonal pattern and rhyme scheme.

再如重视家族亲疏关系的汉文化中“堂房”可以表示“同宗而非嫡亲的亲属”，这种概念在英语文化中是缺少的，因而没有对等语，对“堂房”的释义就只能采用解释法——“relationship be-tween cousins，etc.with the same paternal grandf ather or great-grandf ather”。还有一些某文化特有的事物（比如汉语中的“琵琶”、“足三里［穴位］”等）如果仅凭描述和解释恐怕很难说清楚语义，可以借助图示等手段来建立对等关系。另外，还有科技词汇——发达国家的科技词汇尤其丰富——也是需要科学而系统的方法来翻译的。（参见第五章）

其二，两种语言就某一概念的本意有完全对等语（如“秋”与“autumn”本意都指秋季），然而源语中的引申义无法在目的语中找到对等的引申。如汉语中“秋”可引申为“一年的时间”（一年不见，如隔三秋），也可引申为“某个时期”（危急存亡之秋）。而“autumn”的引申义是“成熟期，渐衰期”。可见在引申义上，“秋”与“autumn”是零对等语。在汉英词典的编写中对“秋”的引申义可以采用意译法，分别以“year”、“（troubled）period of time”进行释义。

Al-Kasimi（1977:61）发现有两类词汇很难找到对等语:1）文化特有词汇；2）科技词汇（尤其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对于如何翻译这类语词，他引用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对如何扩大语言总体词汇量的几点建议:

1）借用词；

2）新造词；

3）现有词汇增加意义；

4）现有词汇引申新义；

5）以现有词汇复合构词。

UNESCO建议以上第3）、4）、5）条应优先考虑。如果使用借用词，必须经过语音和语法上的调整；如果使用新造词，需考虑翻译的一致性和可接受程度。但是究竟如何引入新词与相关主题关系密切，例如:引入政治词汇可以参考第3）、4）、5）条，引入药学名称可参考第1）、2）条。然而实际操作中，“语言创新派”（the innovators）往往和“净化语言派”（the purists）各持己见，各说各理，做法尚不统一。

至于词典学家在翻译中应使用什么手段来创造最贴近的翻译，Al-Kasimi（1977:62）赞成Eugene A.Nida（1961:13）的观点:

1）翻译必须体现目的语的使用习惯；

2）翻译必须达意；

3）翻译必须与原文相符。

Al-Kasimi认为，理想状态的翻译性对等语应该可以独立存在，一般不加注解或修饰部分，但必须修饰或注解的对等语一般有以下几种情况:1）释义词是同形异义词，加注解避免歧义；2）释义词是部分对等，加注解指出语言或文化差异；3）加注解避免语法错杂。

零对等关系是双语词典编者面临的一大难题，编者通常要借助各种变通手段比如描写、解释、义素分析、译音、借用、编撰、甚至图示等多种手法。

归根结底，双语词典的编纂就是处理以上三种对等关系——完全对等关系、部分对等关系和零对等关系。这几种关系被认为是“词汇单位的尺码上衡量从对应关系逐渐到完全不对应关系的级阶的三个阶段……两种语言之间的关系愈疏远，文化差异愈大，双语词典中所遇到的不对应程度就愈高”。（Kromann et al，1989；雍和明，2003:140）由于汉语在语言结构、文化背景等方面与其他语言相去甚远，编纂汉外（或外汉）双语词典会处理大量对应关系很弱的词条，给编者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因而在编纂汉外（或外汉）双语词典时必须首先根据源语和目的语的各自语言特点制订合理完善的编纂体例和元语言行文规范，同时编者须谙熟两种语言及文化背景，力求最大化达到释义的对等关系。

综上所述，双语词典的释义元语言一方面具有词典元语言的一般特点——易读性、可嵌入性、简约性——之外，另一方面还尤其强调元语言与词目之间语义、语域、语用的对等，力求达到词典的基本目的，即“将一种语言中的词汇单位与另一种语言中的词义相等的词汇单位协调起来。”（Zgusta，1971:294）双语词典中，双语之间词汇的比较是建立在词汇单位之间对等关系基础上的。具体地说，双语词典的编者最重要的任务是在释义中处理完全对等关系以及部分对等关系，并灵活有效处理零对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