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类议论文

第3节　学术类议论文

【导读】

学术类议论文，是指对各门学科领域中的问题进行探索、讨论、研究，反映研究成果的议论文。它可陈述在某一学科领域自己发现或者发明的成果，提出有创造性的见解，也可以是对已有的见解、观点作补充，或将零散的材料系统化而升华出新的观点;还可以推翻前人或他人的观点，甚至自己的观点。学术论文是作者站在较高理论点上，经过对学术问题的观察分析研究得出的有价值的成果，它对推动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进步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学术论文的特点

1.客观性

科学性学术论文要求观点正确，一切从实际出发，如实反映客观事物，揭示本质规律。不得带有个人偏见，不得主观臆断和凭空捏造。因为客观世界是不以我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

2.理论性

学术论文不同于一般的评论只抓住某一问题或某一问题的某个方面来谈，而是需要对问题的各个方面进行系统的考察，最后得出一整套有体系的、高度的理论概括。

3.创见性

学术论文重在有新的发现和发明，最忌讳重复别人的话，它要求作者不断提出新问题，解决新问题。

【选文】

文学的趣味

朱光潜

【作者简介】

朱光潜(1897—1986)，现代美学家、文艺理论家。笔名孟实、孟石。安徽桐城人。先后在武昌高等师范学校中文系、香港大学、英国爱丁堡大学、伦敦大学就读。1929年于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以论文《悲剧心理学》获文学博士学位。1933年秋回国，先后在北京大学、四川大学、武汉大学任教。《文艺心理学》和《诗论》是朱光潜1933年回国以前的代表作。前者是中国第一部系统介绍和阐述文艺心理学的专门著作，在这一领域具有开拓性的意义。1933年回国之后，在执教之余，继续从事美学和文学研究工作。主要是结合新文学运动的实际，撰写论文和书评，文章分别收入《孟实文抄》(后略作增删，改名为《我与文学及其他》)和《谈文学》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朱光潜主要从事美学研究工作，他的《西方美学史》，是中国第一部系统论述西方美学历史的著作。朱光潜的著作，除了上面举述的以外，还有:《给青年的十二封信》、《谈美书简》、《美学拾穗集》、《艺文杂谈》等。

文学作品在艺术价值上有高低的分别，鉴别出这高低而特有所好，特有所恶，这就是普通所谓趣味。辨别一种作品的趣味就是评判，玩索一种作品的趣味就是欣赏，把自己在人生自然或艺术中所领略得的趣味表现出就是创造。趣味对于文学的重要于此可知。文学的修养可以说就是趣味的修养。趣味是一个比喻，由口舌感觉引申出来的。它是一件极寻常的事，却也是一件极难的事。虽说“天下之口有同嗜”，而实际上“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它的难处在没有固定的客观的标准，而同时又不能完全凭主观的抉择。说完全没有客观的标准吧，文章的美丑犹如食品的甜酸，究竟容许公是公非的存在;说完全可以凭客观的标准吧，一般人对于文艺作品的欣赏有许多个别的差异，正如有人嗜甜，有人嗜辣。在文学方面下过一番工夫的人都明白文学上趣味的分别是极微妙的，差之毫厘往往谬以千里。极深厚的修养常在毫厘之差上见出，极艰苦的磨炼也常是在毫厘之差上做功夫。

举一两个实例来说。南唐中主的《浣溪沙》是许多读者所熟读的:

菡萏香销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还与韶光共憔悴，不堪看。

细雨梦回鸡塞通，小楼吹彻玉笙寒。多少泪珠何限恨，倚阑干。

冯正中、王莉公诸人都极赏“细雨梦回”二句，王静安在《人间词话》里却说:“菡萏香销二句大有众芳芜秽美人迟暮之感，乃古今独赏其细雨梦回二句，故知解人正不易得。”《人间词话》又提到秦少游的《踏莎行》，这首词最后两句是“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最为苏东坡所叹赏;王静安也不以为然:“少游词境最为凄惋，至‘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则变而为凄厉矣。东坡赏其后二语，犹为皮相。”

这种优秀的评判正足见趣味的高低。我们玩味文学作品时，随时要评判优劣，表示好恶，就随时要显趣味的高低。冯正中、王荆公、苏东坡诸人对于文学不能说算不得“解人”，他们所指出的好句也确实是好，可是细玩王静安所指出的另外几句，他们的见解确不无可议之处，至少是“郴江绕郴山”二句实在不如“孤馆闭春寒”二句。几句中间的差别微妙到不易分辨的程度，所以容易被人忽略过去。可是它所关却极深广，赏识“郴江绕郴山”的是一种胸襟，赏识“孤馆闭春寒”的另是一种胸襟;同时，在这一两首词中所用的鉴别的眼光可以应用来鉴别一切文艺作品，显出同样的抉择，同样的好恶，所以对于一章一句的欣赏大可见出一个人的一般文学趣味。好比善饮酒者有敏感鉴别一杯酒，就有敏感鉴别一切的酒。趣味其实就是这样的敏感。离开这一点敏感，文艺就无由欣赏，好丑妍媸就变成平等无别。

不仅欣赏，在创作方面我们也需要纯正的趣味。每个作者必须是自己的严正的批评者，他在命意布局遣词造句上都须辨析锱铢，审慎抉择，不肯有一丝一毫含糊敷衍。他的风格就是他的人格，而造成他的特殊风格的就是他的特殊趣味。一个作家的趣味在他的修改锻炼的功夫上最容易见出。西方名家的稿本多存在博物馆，其中修改的痕迹最足发人深省。中国名家修改的痕迹多随稿本湮没，但在笔记杂著中也偶可见一斑。姑举一例。黄山谷的《冲雪宿新寨》一首七律的五六两句原为“俗学近知回首晚，病身全党折腰难”。这两句本甚好，所以王荆公在都中听到，就击节赞叹，说“黄某非风尘俗吏”。但是黄山谷自己仍不满意，最后改为“小吏有时须束带，故人颇问不休官”。这两句仍是用陶渊明见督邮的典故，却比原文来得委婉有含蓄。弃被取此，亦全凭趣味。如果在趣味上不深究，黄山谷既写成原来两句，就大可苟且偷安。

以上谈欣赏和创作，摘句说明，只是为其轻而易举，其实一切文艺上的好恶都可作如是观。你可以特别爱好某一家，某一体，某一时代，某一派别，把其余都看成左道狐禅。文艺上的好恶往往和道德上的好恶同样地强烈深固，一个人可以在趣味异同上区别敌友，党其所同，伐其所异。文学史上许多派别，许多笔墨官司，都是这样起来的。

在这里我们会起疑问:文艺有好坏，爱憎起于好坏，好的就应得一致爱好，坏的就应得一致憎恶，何以文艺的趣味有那么大的分歧呢?你拥护六朝，他崇拜唐宋;你赞赏苏辛，他推尊温李，纷坛扰攘，莫衷一是。作品的优越不尽可为凭，莎士比亚、布莱克、华兹华斯一般开风气的诗人在当时都不很为人重视。读者的深厚造诣也不尽可为凭，托尔斯泰攻击莎士比亚和歌德，约翰逊看不起弥尔顿，法朗士讥诮荷马和维吉尔。这种趣味的分歧是极有趣的事实。粗略地分析，造成这事实的有下列几个因素:

第一是资禀性情。文艺趣味的偏向在大体上先天已被决定。最显著的是民族根性。拉丁民族最喜欢明晰，条顿民族最喜欢力量，希伯来民族最喜欢严肃，他们所产生的文艺就各具一种风格，恰好表现他们的国民性。就个人论，据近代心理学的研究，许多类型的差异都可以影响文艺的趣味。比如在想象方面，“造形类”人物要求一切像图画那样一目了然，“涣散类”人物喜欢一切像音乐那样迷离隐约;在性情方面，“硬心类”人物偏袒阳刚，“软心类”人物特好阴柔;在天然倾向方面，“外倾”者喜欢戏剧式的动作，“内倾”者喜欢独语体诗式的默想。这只是就几个荦荦大端来说，每个人在资禀性情方面还有他的特殊个性，这和他的文艺的趣味也密切相关。

其次是身世经历。《世说新语》中谢安有一次问子弟:“《毛诗》何句最佳?”谢玄回答:“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谢安表示异议，说:“讠于谟定命，远猷辰告句有雅人深致。”这两人的趣味不同，却恰合两人不同的身份。谢安自己是当朝一品，所以特别能欣赏那形容老成谋国的两句;谢玄是翩翩佳公子，所以那流连风景，感物兴怀的句子很合他的口味。本来文学欣赏，贵能设身处地去体会。如果作品所写的与自己所经历的相近，我们自然更容易了解，更容易起同情。杜工部的诗在这抗战期中读起来，特别亲切有味，也就是这个道理。

第三是传统习尚。法国学者泰纳著《英国文学史》，指出“民族”、“时代”、“周围”为文学的三大决定因素，文艺的趣味也可以说大半受这三种势力形成。各民族、各时代都有它的传统，每个人的“周围”(法文milieu略似英文circle，意谓“圈子”，即常接近的人物，比如说，属于一个派别就是站在那个圈子里)都有它的习尚。在西方，古典派与浪漫派、理想派与写实派;在中国，六朝文与唐宋古文，选体诗、唐诗和宋诗，五代词、宋词和南宋词，桐城派古文和阳湖派古文，彼此中间都树有很森严的壁垒。投身到某一派旗帜之下的人，就觉得只有那一派是正统，阿其所好，以致目空其余一切。我个人与文艺界朋友的接触，深深地感觉到传统习尚所产生的一些不愉快的经验。我对新文学属望很殷，费尽千言万语也不能说服国学耆宿们，让他们相信新文学也自有一番道理。我也很爱读旧诗文，向新文学作家称道旧诗文的好处，也被他们嗤为顽腐。此外新旧文学家中又各派别之下有派别，京派诲派，左派右派，彼此相持不下。我冷眼看得很清楚，每派人都站在一个“圈子”里，那圈子就是他们的“天下”。

一个人在创作和欣赏时所表现的趣味，大半由上述三个因素决定。资禀性情、身世经历和传统习尚，都是很自然地套在一个人身上的，轻易不能摆脱，而且它们的影响有好有坏，也不必完全摆脱。我们应该做的功夫是根据固有的资禀性情而加以磨砺陶冶，扩充身世经历而加以细心的体验，接收多方的传统习尚而求截长取短，融会贯通。这三层功夫就是普通所谓学问修养。纯恃天赋的趣味不足为凭，纯恃环境影响造成的趣味也不足为凭，纯正的可凭的趣味必定是学问修养的结果。

孔子有言:“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仿佛以为知、好、乐是三层事，一层深一层;其实在文艺方面，第一难关是知，能知就能好，能好就能乐。知、好、乐三种心理活动融为一体，就是欣赏，而欣赏所凭的就是趣味。许多人在文艺趣味上有欠缺，大半由于在知上有欠缺。

有些人根本不知，当然不会盛感到趣味，看到任何好的作品都如蠢牛听琴，不起作用。这是精神上的残废。犯这种毛病的人失去大部分生命的意味。

有些人知得不正确，于是趣味低劣，缺乏鉴别力，只以需要刺激或麻醉，取恶劣作品疗饥过病，以为这就是欣赏文学。这是精神上的中毒，可以使整个的精神受腐化。

有些人知得不周全，趣味就难免窄狭，像上文所说的，被囿于某一派别的传统习尚，不能自拔。这是精神上的短视，“坐井观天，诬天渺小”。

要诊治这三种流行的毛病，唯一的方剂是扩大眼界，加深知解。一切价值都由比较得来，生长在平原，你说一个小山坡最高，你可以受原谅，但是你错误。“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那“天下”也只是孔子所能见到的天下。要把山估计得准确，你必须把世界名山都游历过，测量过。研究文学也是如此，你玩索的作品愈多，种类愈复杂，风格愈分歧，你的比较资料愈丰富，透视愈正确，你的鉴别力(这就是趣味)也就愈可靠。

人类心理都有几分惰性，常以先入为主，想获得一种新趣味，往往须战胜一种很顽强的抵抗力。许多旧文学家不能欣赏新文学作品，就因为这个道理。就我个人的经验来说，起初习文言文，后来改习语体文，颇费过一番冲突与挣扎。在才置信语体文时，对文言文颇有些反感，后来多经摸索，觉得文言文仍有它的不可磨灭的价值。专就学文言文说，我起初学桐城派古文，跟着古文家们骂六朝文的绮靡，后来稍致力于六朝人的著作，才觉得六朝文也有为唐宋文所不可及处。在诗方面我从唐诗人手，觉宋诗索然无味，后来读宋人作品较多，才发现宋诗也特有一种风味。我学外国文学的经验也大致相同，往往从笃嗜甲派不了解乙派，到了解乙派而对甲派重新估定价值。我因而想到培养文学趣味好比开疆辟土，须逐渐把本来非我所有的征服为我所有。英国诗人华兹华斯说道:“一个诗人不仅要创造作品，还要创造能欣赏那种作品的趣味。”我想不仅作者如此，读者也须时常创造他的趣味。先生不息的趣味才是活的趣味，像死水一般静止的趣味必定陈腐。活的趣味时时刻刻在发现新境界，死的趣味老是囿在一个狭窄的圈子里。这道理可以用于个人的文学修养，也可以适用于全民族的文学演进史。

【注释】

本文选自《谈文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11月出版。

【评析】

一切文学艺术都是借助形象反映生活，通过艺术的感染力量和美感作用影响读者的。阅读欣赏，或说“文学趣味”，就是对这种美的吸纳和通过作品对社会生活的认识。这是文学理论的一般命题。但是这样说未免隔膜，还是在这篇文章中，朱光潜真切完整地阐述了“文学趣味”的含义，他举例说:比如贾岛的《寻隐者不遇》或崔颢的《长干行》里面都有故事，但是这两段故事多么简单平凡，两首诗之所以为诗，主要不在这两个故事，而在故事后面的情趣，以及抓住这种简朴而隽永的情趣，用一种恰如其分的简朴而隽永的语言表现出来的艺术本领。这两段故事你和我都会说，这两首诗却非你和我所做得出，虽然从表面看起来，他们是那么容易。读诗就要从此种看来虽似容易而实在不容易做出的地方下工夫，就要学会了解此种地方的佳妙。对于此种佳妙的了解和爱好就是所谓“趣味”。朱光潜认为，文学趣味就是对文学作品中新鲜、有趣的情趣和艺术表现的发现和解悟，从而觉到人生世相的新鲜和有趣。新鲜有趣是“文学趣味”的核心，这里，朱光潜强调的是关注文学形象本身，关注它所传达的作者的生活情趣。这里，在文学性质的命题中显然渗入了西方“文学表现说”的因子。

朱光潜先生的文学趣味说，包含两个层面的内容。第一个层面，追寻“艺术家对人生的深刻的观照”是“趣味”的重心，朱光潜说:第一流小说家不尽是会讲故事的人，第一流小说中的故事大半只像枯树搭成的花架，用处只是在撑持住一园锦绣灿烂生气蓬勃的葛藤花卉。读小说只见到故事而没见到它的诗，就像看到花架而忘记架上的花。“哀莫大于心死”，所谓“心死”就是对人生世相失去解悟和留恋，就是对于诗无兴趣。读诗的功用不仅在消愁解闷，不仅是替有闲阶级添一件奢侈品;它在使人到处都可以觉得到人生世相新鲜有趣，到处可以吸收维持生命和推展生命的活力。第二个层面，追寻解读诗歌“恰如其分的简朴而隽永的语言”，感受精练的语言的艺术魅力。朱光潜在《谈白居易和辛弃疾的词四首》中对辛词的赏析，是对这个层面的注脚:《西江月》原题是《夜行黄沙道中》，记作者深夜在乡村中行路所见到的景物和所感到的情趣。前半阕，须体会到寂静中的热闹。“明月别枝惊鹊”句的“别”字是动词，就是说月亮落了，离了别枝，把枝上的乌鹊惊动起来。这句话是一种很细致的写实，只有在深夜里见过这种景象的人才懂得这句诗的妙处。乌鹊对光线的感觉是灵敏的，日蚀时它们就惊动起来，乱飞乱啼，月落时也是这样。这句话实际上就是“月落乌啼”的意思，但是比“月落乌啼”说得生动，关键全在“别”字，他暗示鹊和枝对明月有依依不舍的意味。鹊惊时常啼，这里不说啼而啼自见，在字面上也可以避免与“蝉鸣”造成堆砌呆板的结果。

【思考与训练】

1.从文中概括出“文学趣味”的含义，并从文中找出例子加以具体说明。

2.一个人在创作和欣赏时所表现的趣味，大半由哪三个因素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