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文写作主体的受体意识

第六章　应用文写作主体的受体意识

应用文写作的生成和传播系统，构建了应用文写作活动的四大因素，即写作主体——谁来写、写作客体——写什么、写作受体——为谁写、写作载体——怎样写等。在这四大因素中有一个载体就是作品，它既是写作主体生产的“产品”，也是写作受体接受的对象。写作主体在写作过程中时刻要重视写作受体，就是人们常说的“受体意识”。只有让受体参与创作，考虑受体的阅读需求，这就是常说的“读者至上”的意识。

从信息传播的角度来看，受体是信息传递的必要组成部分。一个信息传递过程是以预先设定的交际双方作为前提和基础的。信息传递的主体把信息置入一定的载体传递出去，直到受体把信息从一定的载体和载体符号中转换出来，传递过程才算完成。这表明，尽管传递信息是主体独自决定的行为，但这一行为的付诸实现，却必须在交际的另一方——受体愿意且又可能进入交际过程的前提下才具有现实性。这使受体在交际过程中获得了不可或缺的地位，使受体与主体构成相辅相成的伙伴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受体在主体通过载体发出信息之后成为完全主动的一方，受体可以自由选择如何处理主体发出的信息。主体只能在传递信息的同时，在信息载体中为受体尽可能充分地接受信息提供某些条件。

写作受体是从写作这种活动中接受信息的一方。它的存在与否关系到写作活动能否最终完成，因此写作受体是写作系统中不可或缺的一个要素。英国文豪约翰生甚至说：“写作的唯一目的，是帮助读者更能享受或忍受生活。”⁽¹⁾

写作主体与写作受体通过作品进行有目的的言语交际活动，是一种有意识求效应的互动行为，交际的目的对语言行为起控制与调节作用。写作主体在言语交际中表达主体要具有“自我”和“对象”意识及换位思想，同时表达主体在具有对象意识同时还应注意表达行为的效果。关于这方面的研究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随着改革开放的浪潮，一大批西方文艺理论著作，语言学著作相继翻译出版，一时间各种理论术语充斥理论刊物，如：“叙事理论”、“接受美学”、“建构主义”、“结构语言学”、“语用学”、“语境学”、“后现代主义”、“文学解释学”、“表现学”等等。这一时期与读者意识写作理论相关的理论著作有：1983年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所主编的《传播学简介》，从新闻出版的角度，较早对传播受体读者进行理性阐述；而台湾学者徐佳士、李金铨则出版了《大众传播理论》，王洪钧则出版了《大众传播与现代社会》；1986年，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江西南昌大学刘焕辉理论著作《言语交际学》。

20世纪90年代，中国理论界开始了西方理论的中国化历程。戴元光、邵培仁等人从90年代初开始相继出版了一批传播学著作。杭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邵培仁教授分别从经济、政治、艺术、教育、新闻、社会学等角度出版了7部专著。邵先生认为传播的受众理论“中国早已有之而且从未间断。最早，在艺术传播中曾出现过‘知音论’和‘无视论’；后来，在政教传播中又出现了“灌输论”和“疏导论”（启发论）；在当代大众传播中又出现了‘能量释放论’（民怨发泄论）和‘受众中心论’（受众是上帝。）”

21世纪旅美学者祁寿华博士在《西方写作理论、教学与实践》⁽²⁾中阐述了对“写作”的新的认知，表达出“读者”存在于参与的价值。他说，“写作是一种社会行为”，写作“是在与其他社会成员的交流互动中进行的。”“虽然写作行为本身是由作者本人来执行的，但写作行为却是要求读者的存在和参与……读者可以是具体明确的个人（某位朋友、公司经理、学校教师等），群体（某报的读者、全厂的职工等），也可以是设想出来的个人或群体。”总而言之：“写作是一个用语言来创造意义，并向读者传达这个意义的行为，是一个迂回复杂、动态的过程，受到各种认知和社会因素的制约。”我们已逐步认识到，写作研究关注的是一个写作系统，注重写作过程，写作主体的一切思想、表达水准不是自己说了算，要接受写作受体的验收与评说。

所以，我们研究写作学科，就是要研究写作受体的作用与影响，要分析写作受体的心理需求，搞清楚写作受体与写作主体、写作载体之间的关系，有利于强化“我为我写，我更为他人而写”的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