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选机制的由来

3.4.1　共选机制的由来

在基于概率原则的词语搭配研究中,意义扩展单元（Extended Unit of Meaning）是研究语言的多词序列,即短语序列的工作模型,完整体现和揭示了前述各种共选关系。认真探究该模型（Sinclair 1996：75－106）及其五个构成成分便不难发现,搭配（collocation）代表了词汇与词汇的共选（lexis－lexis co－selection）（节点词与搭配词的共选）,类联接（colligation）是词汇与语法的共选（lexis－grammar co－selection）（节点词与结构的共选）,语义倾向（semantic preference）是词汇、语法与意义的共选体现（lexis－grammar－meaning co－selection）,语义韵（semantic prosody）则揭示了词汇、语法与功能的共选关系（lexis－grammar－function co－selection）。

“意义扩展单元”表述的是一种抽象的语义单位,与经典短语学所关注的“固定词组”很不相同。“固定词组”包括短语动词（phrasal verbs）、各式各样的半固定表达手段（semi－fixed expressions）,具有相当程度上的形式固定性。而“意义扩展单元”是“扩展”的：整个单位向节点词左右两边延展。可以说,除了节点词是个固定不变的核心之外,延展部分词语都有诸多变异形式,虽然语义韵和语义趋向的制约使类联接和搭配选择局限于一个范围之内。边界扩大后的意义单位包括了节点词的各种共选关系,以及制约其选择的意义和目的。说到底,基于语料库或语料库驱动的词语学即是对词的各种共选关系进行的研究,是对其形式、意义和功能特征综合一体进行的研究。词语学所探究的基本问题可表述为：①词汇如何并在多大程度上与语法共选？②词汇如何并在多大程度上与别的词汇共选？③词汇和结构如何与意义及功能共选？

共选机制（co－selection mechanism）是语料库语言学最重要的理论表述,它是英国新弗斯学派的语言学理论推陈出新的结果（见Sinclair 1991,1996,2004）。该学派在发展过程中,充分认识到传统的词义观所主张的词义属性标准对词义的阐释作用是极其有限的,它不能够胜任词汇动态意义的解释。对于传统的词汇意义研究的局限性,新弗斯学派强调语言是人类社会交际的意义符号系统,具体的语境之中的词语行为表现决定词汇意义。早在20世纪50年代,弗斯（见Firth 1951,1952）就论述过关于语言的本质是“正在进行的（on going）”这一语言思想。这一思想强调了词汇意义的动态性,反映出词汇意义潜势就是展现于词语横组合的线性关系,即是词语的搭配问题。随着理论研究的深入,辛克莱派学者们继承和发展了弗斯的语言学思想体系,在语言系统中意义“横组合”和语法类别“纵聚合”（syntagmatic＆paradigmatic）的基础上推出了更为综合的“意义扩展单元”理论。不断地“行走”在词汇和语法两界之间,他们注意到词汇与词汇、词汇与语法以及型式、意义和功能之间存在着动态的“博弈”关系。概率的思想揭示出语言系统中“词竞人择,适者生存”的基本道理。到目前为止,该学派在充分地吸取了传统规则语法、系统功能语法和认知语法中可资借鉴的理论和方法,同时又运用了计算机信息科学和数理统计的技术,开辟了词汇语法和型式语法研究的新领域。由于它能够有效地厘清语言系统中的词汇、语法和意义的相互交织关系,为语言描述提供了一个行之有效的理论框架。该理论的提出为意义扩展单位参照下的词语研究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撑。

长期以来,关注实证语言研究的语言学家,特别是语料库语言学和计算语言学学者们,一直都在关注与共选机制紧密关联的三个问题：语言交际中的词汇与词汇共选、词汇与语法共选、型式与意义共选。具体解释为词汇与词汇在多大程度上共选？词汇在多大程度上依附于某种语法型式？词汇形式和产生意义的语言交际语域以何种方式,在多大程度上实现共选？自20世纪60年代始,语料库语言学以及计算语言学领域的学者们在语料库的建设和信息检索和计算的实践中,基本达成了四点共识：①词汇需要组合和再组合才能够有效地实现语言的交际意义；换言之,孤立的词汇是不能有效地实现语言的交际意义的,意义的有效表达多有赖于词汇的组合。②词语在搭配中所产生的相对固定意义与词典中所罗列的词条和配例有很大的不同。③词汇组合既是词汇实体又是语法实体。型式语法称其为“型式”,认知语法称其为“构式”（construction）。④在语言的交际过程中,存在着需要进行选择的两种趋势：术语趋势（Terminological tendency）和短语趋势（Phraseological tendency）。所谓的术语趋势是指每个术语都有一个标准化的界定意义,不容许歧义的产生,形式不能随意更改。短语学倾向是指每一个词的意义可能具有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只有和其他的词汇组合起来成为词组之后,意义才能够稳定下来,词义所指得到最终的确定,歧义消除（见卫乃兴2010：17－20）。语料库语言学家辛克莱将上述的四点共识概括为可描述的共选原则,提出语言形式是语言内容的衍生结果,它并不是相互独立地任由说话者随意选择,所有的语言形式都是双向共选的结果。其实共选原则是一种机制,它是指语言系统中的词语和词语之间、词语和结构之间的相互作用的过程和方式。在语言的交际过程中,我们需要处理三种共选关系；即,词汇与词汇共选、词汇与语法共选、型式与意义共选。

共选机制的阐述有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其中为世人所知的OSTI（Office for Science and Technical Information）词汇研究项目报告是语料库语言学规划和发展的奠基之作,它为英国语料库语言学执世界之牛耳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和技术基础。该项目始于1967年1月爱丁堡大学（Edinburgh University）,随后辛克莱将项目带到了伯明翰大学的现代英语语言系,项目研究完成于1969年9月,结项报告是由John Sinclair,Susan Jones和Robert Daley共同执笔撰写的,然而当时的结项报告内容不太为世人所知。直到25年之后的2004年,才由Ramesh Krishnarmuthy博士编辑,由伦敦和纽约的Continuum公司出版发行。该项目思想内容和方法体系在随后80年代才渐渐为世人所知晓,由伯明翰大学和科林斯公司合作的COBUILD（Collins Birmingham University International Language Database,CoBuild）词典开发项目即是OSTI词汇研究项目的提升。共选机制的阐述在OSTI研究报告中初见端倪：词汇搭配研究伊始,采用的是co－occurrence（同现关系）,而非co－selection（共选关系）,反映了当时的研究尚处在实证层面的观察和探索阶段。Sinclair领衔的研究团队总结出词与词的共现（co－occurrence）、词与语法的同现组成了事实上的意义单位；同现形成的型式（pattern）实现了大部分的文本意义（见卫乃兴,2011,2012）。20世纪80年代由伯明翰大学牵头的COBUILD词典编纂开发项目（见Sinclair 1987）中的相关支撑研究揭示出,交际中的形式选择绝大部分是基于词组的,而非单词的。Sinclair（1991：109－110）逐一描述了形式选择的两个不同模型,即熟语原则（Idiom Principle）和开放选择原则（Open－choice Principle）；前者认为,意义的实现主要依赖于一次选择各种半预制词组,后者则认为,结构空位的要求使得选择基于单词进行。随后,Sinclair对这两个相互对立的模型进行了发展性的修正,提出了两种趋势,即短语趋势（Phraseological tendency）和术语趋势（Terminological tendency）（见Sinclair 1996：82；2004：159,168,170）。短语趋势下,单词只是具有某种“模糊待定”的意义,也就是说,只有当单词和其他词汇或语法形式实体组合后才会产生清晰而明确的意义。在术语趋势下,每个词都具有其稳定的概念整合意义,或曰自足意义,与专业技术术语相类似,形式规范,意义准确。相对于“两个原则”的表述,“两种趋势”显然是对“两个原则”的修正,是一种弱化的理论表述,似乎也更符合语言交际的实际。Sinclair（1996）表述的“扩展意义单元”（Extended Unit of Meaning）应是共选机制在语言词汇和短语操作层面的模型化的具体体现：各种共选关系及其研究方法都集成于该模型之中。模型将共现组成的词语序列称为“意义扩展单元”,其构成要素包括搭配、类联接、语义趋向和语义韵等,它们分别揭示了节点词几个层面上的共选制约。扩展意义单位模型是共选理论系统的集中表述,为语料库语言学范式下的词语行为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视角和有效的描述机制（见卫乃兴2011,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