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语语码转换的耗损机制

2.4　双语语码转换的耗损机制

2.4.1　双语语码转换耗损

语码转换耗损（switching cost）最初是在心理学家研究两种不同难度的认知任务进行转码时发现的。研究表明，如果在某个认知任务之前出现另一个难度水平不同的任务，那么完成该任务的反应时就比在它前面出现一个相同难度的任务时要长，这种现象被称为语码转换耗损（Spector ＆Biederman，1976）。

心理学家认为，在双语研究中双语者对两种语言掌握的熟练程度不同，会导致加工两种语言的难度不同，因此在两种语言之间进行转换时，也应该出现转换耗损。许多研究表明，双语者在两种语言混合的条件下识别单词的速度比在单纯一种语言条件下要慢（Meuter ＆Allport，1999；Grainger ＆Beauvillain，1987），但也有人认为双语者在进行语码转换时不存在转换耗损。例如，Li（1996）采用gating技术和word－shadowing技术考查了汉英双语者对镶嵌在汉语句子中的英文单词的识别过程，发现汉英双语者识别英文单词的速度与英语单语者一样，也就是说，双语者从中文转换到英文不需要任何转换耗损。

双语语码转换耗损的机制主要从两个方面来解释：一是来自大脑词库的内部因素；二是大脑词库的外部因素。研究表明，双语语码转换耗损可能来自大脑词库内部成分的相互作用。Grainger和Beauvillain（1987）采用词汇判断任务研究了英－法双语者的语言转换耗损。在实验一中，他们对实验中呈现的英语和法语单词进行了控制，对于每个英语单词，在法语中存在词形相似的单词，而且能根据法语的形音转换规则进行拼读；同样对于每个法语单词，在英语中也存在词形相似的英语单词，而且能根据英语的形音转换规则拼读。结果发现，被试在英、法单词之间转换时存在转换耗损。在实验二中，他们选择了一些词形具有语言特异性的英法单词，即对于一种语言的单词，在另一种语言中不存在词形相似的单词。结果发现，语码转换耗损消失了。作者认为，在实验二中，词形的改变导致了语码转换耗损的消失，因此语码转换耗损来源于大脑词库内部两种语言之间的相互抑制。

但Thomas和Allport（2000）的研究得出了不同的结论。他们认为在Grainger和Beauvillain的实验二中，词形具有特异性的单词全部是真词，被试在进行词汇判断时，会很快发现这一特征，并形成相应的策略来帮助完成任务，而不需要在词汇通达之后再进行真假词判断，从而导致被试的反应时变快，语码转换耗损消失。Thomas和Allport在实验中加入一些词形具有特异性的假词，以阻止被试形成策略，并采用了两种词汇判断范式：语言包含（language－inclusive）和语言排除（language－exlusive）。在语言包含的范式中，被试需对所有属于英语和法语的单词做肯定反应，而在语言排除范式中，被试或者只对英语真词做肯定反应，或者只对法语真词做肯定反应。结果发现，语码转换耗损仍然存在，并不随词形特异性而消失。因此，他们认为双语者的语码转换耗损并不是由大脑词库的内部因素造成的。

此外，Costa等人（1999）的研究也不支持语码转换耗损源于大脑词库内部因素的观点。他们认为双语者在识别单词时，会以相等的程度同时激活两种语言，但是大脑仅选择加工目标语言，不会受到非目标语言的影响。换句话说，双语者的大脑中似乎有一种选择过滤机制，能够从同时激活的两种语言中选择一种进行加工，不需要抑制非目标语言。因此，语码转换耗损并非来自大脑词库内部。

2.4.2　语码转换耗损的非对称性

一些研究者在语码转换实验中发现了转换耗损的非对称性，这一结果与抑制控制模型的两个假设一致。Meuter等人（1999）要求双语者大声对一系列阿拉伯数字（从1到9）用L1或L2命名，命名语言由屏幕的背景颜色决定，实验分为转码系列和非转码系列。非转码系列要求被试用与前面刺激相同的语言来命名，而转码系列则要求被试用不同的语言来命名。实验结果表明，转码系列的反应时比非转码系列的反应时长；从L2转换为L1比从L1转换为L2消耗更多时间。Meuter等人之后，Costa等人根据抑制控制模型对这一结果进行了解释：首先，转码系列中双语者面临执行新的认知任务，那么，他们选择新的、正确的“语言任务图式”则需要时间，因此，转码系列耗损的时间要比非转码系列的长；其次，命名任务中对非目标语言存在着抑制，且对L1的抑制量要大于对L2的抑制量，那么，对L1进行再激活要比对L2进行再激活困难，因此，从L2转换为L1消耗更多时间。Li对语言标志这一说法持不同观点，其研究证实了在自然语言情况下的语码转换耗损现象（Grosjean，1997；Li，1996；Grosjean，1988；Grosjean，1994）。根据抑制控制模型，语码转换需要消耗时间，因为转换成另外一种语言的过程涉及对以前的语言标志的抑制，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调节过程。Li认为不存在任何标签或语言标志，两种语言的词库长期分离，因为自我组织网络会在学习不同的语音、正字、形态和语义时形成局域化的活动模式，该模式应该以学习者两种词库的内在表征的形式而发挥作用（Li，1996；1998）。

抑制控制模型提出了两个非常有意义的假设。第一个假设是，抑制效应与被抑制单词的激活水平呈正比例关系，对一种语言的抑制程度取决于双语者这种语言的流利性。比如说，人们一般都认为双语者的L1是相对于L2的优势语言，那么，L2词汇的激活水平会比L1低。因此，当用L1表达时，并不需要对L2有很多抑制；反之，当用L2表达时，则需要对L1有较多的抑制以保证对L2词汇的提取。第二个假设是，克服抑制需要时间，也就是说，对一种语言词汇的抑制会对后来这种语言词汇的再激活产生影响。从一个已被抑制的词库中提取词汇会相对困难，因为这需要更多的时间去克服这种抑制。那么，对一种语言的词汇的抑制越多，要克服这种抑制就显得越困难（李利等，2006a）。根据抑制模型的观点，词汇选择要考虑所有被激活的词汇，而与语种无关。因此，抑制模型一般被看做是非特定语言的模型。

Green（1998）认为，为了用弱势语言（L2）表达通常更加活跃的语言（L1），需要更大的抑制。这一观点得到Meuter和Allport设计的语码转换的实验所证实。他们验证任务惰性假设（Task Set Inertia Hypothesis），认为为了保证较弱的任务正常进行，必须有效抑制处于竞争优势的较强任务。当转换实验涉及从较弱转为较强时，要想顺利完成任务，就涉及对较强任务的抑制。他们把这一结论应用到语码转换，发现了非对称的转码耗损，并且L1的耗损要比L2的耗损大（Allport et al.，1994）。Jackson等（2001）也报道了一些实验结果，发现L1严重干扰L2的提取，他们还记录了语码转换时的事件相关电位的结果。

一些研究表明，转码耗损可能与中央执行控制机制有密切关系。例如，Mu1oz等（1999）比较了4名由于左脑血管损伤而导致的失语症双语者和4名正常双语者的语码转换模式。结果发现，与正常人相比，失语症患者表现出较高频率的语码转换模式，患者似乎有意识地依靠两种语言之间的相互转换来弥补语言功能的不足。因此，语码转换似乎是独立于语言功能的另一种机制。Hernandez和Kohnert（1999）发现，随着年龄的增长，双语者的语码转换会相应增加，其原因是个体的中央执行控制能力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下降。也就是说，语码转换与大脑的中央执行控制机制密切相关。

但是，这一控制机制是否与抑制控制模式中非目标语的反应性抑制反应有关。反应性抑制反应可以解释为：只有当非目标语言的词汇在概念语义系统上被激活时，抑制反应才会起作用。Costa和Santesteban（2004）指出，非熟练双语者依赖抑制控制，而熟练双语者在词汇选择过程中依赖特定语言选择机制。他们使用语码转换范式，发现加泰隆语（Catalan）－西班牙语的熟练双语者在L1和L2转换过程中并没有出现非对称耗损。这一点可以用抑制控制来解释，因为两种语言熟练程度的差异与抑制程度的差异相辅相成。但是，对于那些熟练双语者而言，关于L1和非熟练的第三语言（L3）之间的语码转换，语码转换耗损也呈现对称的现象。研究人员表示，当双语者产生一种特定语言选择机制时，他们会在不考虑语言熟练程度的情况下适用于任何一种语言。最近，Costa等（2006）针对熟练双语者使用了相同的范式。结果发现，针对L2和L3进行的实验产生了对称转码耗损。然而，当被试完成L3和L4之间的转换以及L1和新学的一种语言之间的转换时，却出现了非对称耗损。总之，如果熟练双语者确实产生了一种特定语言选择机制，那么它并不适用于所有情况。

语码转换耗损的非对称性与L2的熟练程度相关。Rodriguez－Fornells等人（2005）认为，当双语者L2非常熟练时，他们就会产生一种特定的语言选择机制，使得他们非常灵活地加工L1和L2。Bialystok（2001）的研究结果表明，熟练的、早期的双语者会对非特定的控制机制进行自动调整，使其在完成一般的转换－抑制任务时显示出优势，说明双语者具有不受特定语言限制的高度灵活的神经控制机制。Bialystok等（2004）提供了双语者在完成Simon任务时表现出的抑制控制优势。Costa等（2008）让双语者和单语者分别完成注意网络任务（attentional network task，ANT），发现双语者在监控过程和解决冲突中显示出比单语者更强的优势。

与非转码情况相比，转码情况下的反应时要长一些，转码耗损大一些。即使被试的语言熟练程度一般，L1的转码耗损与L2不存在明显差异。Costa和Santesteban（2004）的实验表明，甚至当被试从优势的L1向弱势的三语转换时，他们并没有发现高级熟练双语者在语码转换过程中存在非对称的转码耗损，因此得出结论，高级熟练双语者已经产生一种特定语言选择机制。Costa等（2006）做的实验也证实了这一发现，被试掌握两种完全不同的语言、语言习得的年龄较大以及L2和L3之间的转码等，这些因素对于高级熟练双语者都产生了对称的转码耗损。

Christoffels等（2007）的实验中双语被试属中等水平熟练程度，他们认为高级熟练程度并不一定是语码对称耗损的必要前提。实验被试是在荷兰学习的德国人，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需要在这两种语言之间进行转换。这一环境提供了转码的常规训练，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可能会提高他们控制语言的能力。Bialystok等（2004）的研究为这一观点提供了根据，即双语环境会提高认知控制的能力。

同时在非语言范畴，与单语者相比，双语者在完成抑制控制任务时表现得更好，表明双语能提高认知控制能力。Christoffels等（2007）在实验中采用了ERP数据，结果表明在反应时上并不能体现出非对称语言的转换耗损，转码的影响非常不明显。具体而言，混合语言的语境起到相当大的作用。而且，在ERP数据中，混合语言本身的影响要比转码和非转码的差别大，这一因素超出了语码耗损差异的影响，包括语言的熟练程度、语码转换的经验等。

总的来说，一些研究人员认为，语码转换来自转换前对非目标语言任务图式的抑制（Green，1998）；其他研究人员认为，语码转换机制与大脑的中央执行控制机制有密切关系（Hernandez et al.，2000；Hernandez et al.，2001）。那么二者是否具有一致性呢？中央执行控制机制是工作记忆的核心，它负责工作记忆中语音回路、视觉空间画板和情景缓冲区三个子系统之间的联系，各子系统与长时记忆的联系，注意资源的协调和策略的选择与计划等（Baddeley，2000）。Green曾提出语言任务图式可由大脑的一种执行控制系统产生，如果该语言任务图式以前曾使用过，那么也可从长时记忆中直接提取。因此，两种观点并不冲突，可以说，Green的分析着眼于语码转换的具体加工过程，而Hernandez的分析着眼于更一般的认知控制机制（祁志强等，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