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辟蹊径”与“融会贯通”

序：“另辟蹊径”与“融会贯通”

拿到彭国珍的书稿《结果补语小句理论与现代汉语动结式相关问题研究》，我的第一个感觉就是“十月怀胎，一朝分娩”。何况这项研究的整个过程，于她又何止“十月”——如果从她读博士研究生算起，至今已是整整“十年”了。学术界(尤其是人文科学)有两句话大家常常说到，一句是“十年磨一剑”，还有一句是“板凳坐得十年冷”。那里说的“十年”无非是言多，而“十年”对彭国珍来说不但是个实数，而且这两句话也可以很恰当地概括她和她的书：这本书正是她“十年磨一剑”的一个阶段性总结，也正是她“十年冷板凳”的一个标志性成果。

彭国珍十年前到北京大学跟我读博士研究生和开始做汉语形式句法研究，说起来多少有点“歪打正着”，而这十年来她颇有点让人眼花缭乱的学术经历看上去也多少有点“不务正业”。不过这两个贬义词语也可以换一种说法是“另辟蹊径”和“融会贯通”，甚至不妨说正是这两点，成就了今天彭国珍的研究成果，也决定了今后彭国珍的学术道路。

彭国珍本科和硕士分别毕业于山东工业大学英语系和浙江大学外国语学院，而且她报考北京大学最初也是去的计算语言学研究所学习英汉语言信息处理。但我不记得是什么原因了(或许是因为录取名额的问题)，计算语言学研究所的俞士汶教授跟我商量，决定把他们所成绩第一名的考生彭国珍推荐给中文系录取。而我本人则因为之前有过录取两个英语系毕业的硕士生后来都颇有成就的经验(一个是毕业于天津师范大学英语系后来去美国康乃尔大学读博士的董红源，一个是毕业于北京语言大学英语系后来去荷兰莱顿大学读博士的李博雅)，恰恰很愿意招收有英语和计算机背景的学生，自然乐得“天下掉下个林妹妹”。这就不但机缘巧合地成全了我们的师生合作，同时也就阴错阳差地改变了彭国珍的学术轨迹。

如果说录取彭国珍进北京大学中文系还算是“两厢情愿”的事情，那么后来我对彭国珍的要求则多少就属于“强人所难”了。因为作为英语系出身的学生，彭国珍不但需要从头开始补修汉语语言学的课程(甚至包括中文系本科的课程)，而且需要重新开始了解当代语言学的知识(毕竟她过去几乎没有接触过句法学、语义学之类的语言学核心内容)。更不用说不管“是愿意啊还是不愿意啊”，我还非要生拉硬拽地把她推进、她也只能闭着眼睛跳进——生成语法研究的“万丈深渊”，乃至最后我干脆把她送到生成语法研究的重镇荷兰莱顿大学去“西天取经”(即所谓“联合培养博士生”)。应该说在这个“炼狱”般的过程中，彭国珍确实很努力，不但很快进入了角色，而且她的勤奋好学和研究能力也得到了许多老师的赞赏，郑礼珊(Lisa Cheng)和司马翎(Rint Sybesma)两位教授甚至主动跟我提出要让彭国珍转到莱顿大学读博士。彭国珍在博士研究生毕业后去了浙江工业大学工作，但也许对“嫁出去的闺女”还是多有期许吧，后来我又先后推荐她去香港中文大学跟顾阳教授做了两个多月的研究工作，去法国东亚语言学研究所跟曹茜蕾(Hilary Chappell)教授做了为期近两年的博士后研究。而这对于彭国珍无异于又一次的转行，因为彭国珍去香港是做景颇语句法研究，去法国则是做中国和东南亚少数民族语言的句法研究，这些对于她也几乎都是要“另起炉灶”的，因为至少要面对大量陌生的语言材料。对此彭国珍不但知难而进，而且还用跨语言眼光来审视和验证以前所做的研究，这期间她的研究成果同样得到了指导老师的高度评价。彭国珍的这种“跨界”经历相比于现在很多博士生只局限于一个很小的研究领域，虽然看起来好像有点“东一榔头西一棒”，但对于要想成为一个真正古今和中西都通的语言学者来说，又何尝不需要这种“拳打脚踢”的历练呢？

上面说的在专业转换时的“另辟蹊径”和专业研究中的“融会贯通”，还只是就彭国珍的学术经历而言的，具体到她的研究工作，特别是她这部专著进行的研究，其实也是如此。因为在这项研究的过程中同样需要“另辟蹊径”的胆量和智慧，需要“融会贯通”的视野和境界。这既是她所做研究的需要，也是她这部著作的亮点。

从大的方面来说，彭国珍选择运用生成语法的补语小句理论来做汉语动结式研究，是需要极大的勇气和独到的眼光的。我们都知道，汉语动结式一直是国内外语法研究的热点，动结式本身句法、语义复杂，同时与“把”字句、重动句、致使句等又关系密切，因此至今关于动结式的研究还处在“混战”和“混沌”之中：一方面国内虽然对于动结式讨论颇多，但理论方法太陈旧，至少严格采用当代生成语法理论的研究就少之又少，也很不成熟；另一方面国外从生成语法角度对汉语动结式虽然有过一些讨论，但语言事实不清楚，不仅覆盖的语言现象少，而且内部分歧也很大。而从国内和国外两个方面看，无论是采用的理论还是分析的材料，都互不“接轨”，自然也就免不了“鸡同鸭讲”或者“自说自话”。在这种局面下，彭国珍要研究汉语的动结式就至少要往前迈出两步：一是理论方法要新，二是观察视野要宽。前者就是要跳出已有的研究模式，采用更具杀伤力的“武器”。这一点如本书题目所言，彭国珍是运用了生成语法的“补语小句理论”，实践证明用这一理论分析动结式确实比以前的其他方法更“得心应手”，很多疑难杂症也多能“药到病除”。后者就是要从语言共性分析的视角观察和处理更多相关的语言现象，本书中的许多内容不但跳出了动结式，联系到了重动句、致使句、结果宾语句、偏离类动结式等复杂结构分析，甚至也跳出了汉语，联系到了方言和其他语言的相关事实，使得相关的分析更具有普遍的解释力，或者说这种解释不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能做到高屋建瓴、举重若轻。

从小的方面说，也不妨举出书中的几个例子来“说事”。比如过去对结果偏离义“VA了”结构的分析多集中在形容词(A)的褒贬意义和动词(V)与结果形容词(A)的动作方向上，但总感觉似是而非，而彭国珍不但找出“VA了”中形容词(A)的“封闭等级”和“开放等级”的区别，以及动词(V)的“制作类动词”和“影响类动词”的区别，而且还进一步揭示了结果类动结式和偏离类动结式的句法生成差异，合理地解释了“VA了”表示结果偏离的条件、偏离意义的来源，使人耳目一新。再如本书运用生成语法“补语小句理论”和跨语言的比较分析，对汉语结果宾语句的分析也超越了现有的描写层次，揭示了动结式结果补语和动宾式结果宾语在语义结构上的异同，指出从动结式的实义补语到结果宾语的零形式补语是一个连续统，从而令人信服地解释了结果宾语的句法和语义问题。又如对动结式重动句和倒装致使句关系的分析，以前关于重动句的研究多偏重于语用和功能角度的分析，而本书中彭国珍从句法上详细揭示并论证了各种动结式重动句的不同句法生成过程，证明了动结式重动句和动结式致使句之间的语义关系来自于其句法生成关系，而且其对动结式倒装致使句歧义和受限制的语言现象的分析和解释上也比以前的研究更加深入和可信。这些例子其实也无不体现了“另辟蹊径”和“融会贯通”的研究思路和研究特点。

本书的雏形是彭国珍2006年的博士论文，该论文在评阅和答辩时就得到了很多专家的肯定和好评。目前出版的专著虽然是在当年的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但跟博士论文相比，不但经过了多年的沉淀，对很多问题的认识更加深刻，而且也确实有大量重要的修改和实质的补充。而我更想强调的是，我认为本书可以看做是运用生成语法理论进行汉语句法研究的一个经典范例，全书严格遵循演绎规则，从语言结构推及语言意义，对各个问题的分析环环相扣，整个论证过程缜密合理。这些都体现出了语言研究的形式分析取向和科学精神，这或许正是目前汉语研究中所十分缺少的和应该更多倡导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有理由相信，本书会成为汉语生成语法研究的一个重要坐标；我们也完全有理由期待，彭国珍能成为年轻一代汉语生成语法研究者中的领军人物。当然，前者还有待于读者和专家的评判，后者则更多地取决于彭国珍自己是否会继续沿着这条路一步一个脚印地走下去。毕竟，对于她，前面还有另一个十年，甚至更多的十年！

沈　阳

2011年6月10日于北京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