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

上海市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　贾树枚

我不善辩论，但喜欢听辩论，就像我不善运动却喜欢看体育比赛一样。

体育比赛是体能的对抗，辩论是智力的竞技。

体育展示人体的力与美，辩论展示心灵的智与善。

辩论与体育比赛一样，攻、守、进、退，围、追、堵、截，充满了对抗、交锋，也充满了悬念。

不同之处是：体能有限，智慧无穷。在思维的领域里，智者无微不察，无远不至。

聆听精彩的辩论，好像观赏节日的烟火：思想的火花在星空中砰然绽放，五彩缤纷，令人陶醉，令人神往，如沐春风，如食甘饴。

这是我担任“日立杯”第十届中国名校大学生辩论赛评判团评委的联想，也是我听了西安交通大学队和北京工业大学队围绕“去向哪里比与谁同行更重要”还是“与谁同行比去向哪里更重要”这一问题进行辩论后的感受。

言归正传，西安交大队和北京工大队辩论“去向哪里”和“与谁同行”哪一个更重要，这是一个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命题，而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是非题，所以不可能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答案。正方和反方都可以讲出许多顺理成章的道理，列出无数不容置疑的实证。关键在于辩手有没有丰富的知识、严密的逻辑思维、机动灵活的战术和团队的密切配合。

令人欣喜的是西安交大和北京工大双方辩手在这几方面都有出色的表现。

事实胜于雄辩。西安交大队深谙个中道理，举出了一系列实例证明自己的观点：凡·高因为选择了正确的目标而成为世界最伟大的画家之一；希特勒因为选择了错误的目标而受到历史的审判；《圣经》中的犹太民族，当他们以摆脱异族奴役为目标而努力奋斗时，就走向兴盛，当他们放纵自己的欲望时，就遭到颠覆和流放。辩手进而得出结论：“去向哪里”和“与谁同行”就像是机动车的方向盘和变速器，当方向正确（去向哪里）时，速度快一点或慢一点，只会影响到达目的地的迟早，但方向盘把握不准时，就会事与愿违甚至大难临头了。

北京工大队的举证也同样有说服力：孙中山早年选择与袁世凯“同行”，革命半途而废，后来与共产党结盟，实现了共和之梦；刘翔最初练跳高，成绩平平，后来在教练孙海平（与谁同行）的指导下练跨栏，在奥运会上夺得金牌；刘邦因有萧何、张良“同行”，成就帝业；刘备早年空怀大志，无所作为，后来得孔明做军师，赢得三分天下。

辩论是一门艺术，生动的艺术形象比罗列事实更有感染力和说服力，一句闪光的语言、一个精彩的比喻比一篇枯燥的长篇大论往往能赢得更多的掌声。我这里指的是辩论双方的小品表演，都风趣幽默，深藏哲理：西安交大队表演的是两位大学生，一位因选择作驯兽师而事业有成，另一位因选择扮黑熊而荒废学业，蹉跎岁月。北京工大队表演的是唐僧取经途中，误中妖魔诡计赶走孙悟空，差点被妖魔吃掉，只有重新与孙悟空“同行”，才化险为夷。

这是前半段的辩论，双方都赢得了不少掌声。从双方得分来看，可说是旗鼓相当，难分高下。

然而，这也说明，单靠列举实例和形象思维，并不能完全证明一个命题，或驳倒另一个命题，赢得辩论。因为正方和反方都不难做到这一点。

辩论更需要理论思维和逻辑论证，需要求真辨伪，既证明自己，又驳倒对方。在这方面，双方都做了充分的准备，摆出了各自的论点、论据。

反方的论证集中反映在三辩的总结陈词中：（1）“与谁同行”决定了“去向哪里”；（2）“与谁同行”决定了“去向哪里”的实现；（3）实现目标固然是一种幸福，但人类最大的幸福是共享的幸福，而这种幸福正是存在于与“同行”者的合作和竞争之中。所以，“与谁同行”比“去向哪里”更重要。

这样的论证尚能自圆其说，但远非无懈可击。论者在这里用的是“防守”战术。这种战术往往难以收到“克敌制胜”的效果。

正方的论证是由三个辩手互相配合、反复论述、逐步深入的，而且论述中不时插入对反方的反驳：（1）“去向哪里”是人发展的必要条件，“与谁同行”只能影响发展的速度。（2）针对反方说“与谁同行”决定“去向哪里”，提出“决定”是指有之必然，无之必不然。那么，是不是没有“同行者”的帮助就一定不能达到正确的目标？是不是近朱者必赤，近墨者必黑，出污泥必染，濯清涟必妖？对反方作了有力的反驳。（3）目标正确，“同行者”的帮助是锦上添花，目标错误，同行者的支持是为虎作伥，所以，目标正确与否，才是决定性因素。

这样的论述虽不能说已经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理论框架，但显得思维严密，推理比较符合人们的常识，而且在正面论述的同时顺势反驳了对方的论点，使自己处于“进攻”的地位。当然，这与命题本身可能对正方稍稍有利一点有关。所以，随着辩论的深入，天平便开始倾斜，正方略占上风。

但在正面的交锋和辩驳中，正反双方暴露了共同的弱点和不足。

第一，知识面不广，与现实疏离。“去向哪里”和“与谁同行”这类问题，在历史上和现实中比比皆是，如中国革命是选择走社会主义道路，而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选择改革开放，而不是闭关锁国；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单纯追求经济增长转到经济社会全面发展，贯彻科学发展观，建设和谐社会；教育的目标从单纯追求升学率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文化工作要求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丰收，反对单纯追求经济效益；等等。这些“去向哪里”的目标追求，都可以为正方提供有力的实证。就“与谁同行”来说，反方辩手引用了毛泽东的名言“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不但是革命，经济建设、科学研究、体育比赛、改革开放，又何尝不是如此？可是正反双方都有意无意地回避了这些现实问题，一再重复布鲁诺被烧死在在罗马鲜花广场、爱因斯坦站在巨人的肩上提出相对论这些老掉牙的故事。这反映了当代大学生脱离实际的倾向和知识面狭窄的缺陷。

我觉得需要专门提一下的是，正方举抗日战争的例子，说八路军抗日的目标正确，“同行者”是抗日气节的民族英雄，蒋介石不抵抗目标是错误的，“同行者”是那些不抵抗的民族败类；反方说空想社会主义者选择了与贵族合作，所以不能成功。这反映了辩手历史知识和社会科学知识的不足。从总体上说，在抗日战争中八路军和蒋介石是结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虽然在很多情况下蒋介石是消极抗日，但在八年抗战中共产党、八路军与国民党还是一种友军关系，或者说是“同行”关系。空想社会主义者选择与贵族“同行”是他们不能成功的原因之一，但不是主要的。这些知识是一个当代大学生应该了解的。

第二，对辩题缺乏理论概括和严密的逻辑思维，“论”多“辩”少。

“去向哪里”和“与谁同行”，这个命题有相当的哲理性，从理论上说，两者是目的和条件的关系，目的和条件常常互相影响、互为因果，可惜正反双方都仅从字面上理解和辩论“去向哪里”和“与谁同行”哪一个更重要，靠举例和华丽的辞藻证明自己，反驳对方，因而都显得浅薄、浮躁。

双方在论证、反驳中因为逻辑思维不严密，都为对方留下了不少漏洞。如正方的论题是“去向哪里比与谁同行更重要”，可是正方一辩却说：“去向哪里是什么？目标是什么？东南西北都不重要，没有意义，最重要的在于目标是否正确”，二辩又说：“我们承认有时候与谁同行确实能够决定去向哪里，但是同样有时候去向哪里也能够决定与谁同行”，这样模棱两可的观点不是主动从自己的“阵地”后退么？反方一辩说：“从肯德基与麦当劳之争，到中国联通与中国电信的分庭抗礼，这里群体之间无不是通过选择恰当的竞争对手，达到了双双得利的共赢目标。”这里引述的事实既不够准确，结论也显得勉强。好在辩论的双方都没有抓住对手的漏洞发起攻击，扩大战果，因为双方都只顾按照自己事先准备的思路，讲述自己掌握的材料，回避对方的提问。这也带来了另一个问题：辩论从表面看来很激烈，但真正针锋相对的交锋不多，对辩手当场提问，基本上都不做正面回答，因而是整场辩论听起来是“论”的分量多，“辩”的分量少。

第三，辩论战术、手法运用比较单一。这说明，辩论这门艺术，还需要在辩论中发展，在辩论中创新。

辩论赛不是真理和谬误的交锋，但确是一块磨砺思维的砥石，一条通向真理的途径，经过正反双方的共同打磨，真理的双刃剑一定会被打造得更锋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