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东政法学院教授

华东政法学院教授　殷啸虎

“日立杯”第十届中国名校大学生辩论邀请赛的各支参赛队，都是历届辩论赛的冠军队；而进入决赛的两支队伍，又是在与各队比赛中一路过关斩将、突出重围杀入决赛的，因此，要对这两个王者之中的“王者”的对决作出高下评判，本来就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更何况这场辩论赛的辩题，是一个既相当敏感、又发人深省的问题。令人感到欣慰的是，两支队伍在整场辩论赛中，不仅紧扣主题，展开辩驳，充分表达了自己的观点；而且在辩论过程中，既能够坚持自己的立场，对问题进行分析、论证，又较好地把握了辩论的分寸，从而使观众在欣赏辩论赛的同时，在不知不觉中与辩手们一同享受理性思辨所带来的思想境界的升华。就这一点而言，正方和反方都是这场辩论赛的“赢家”。

综观整场比赛，我们认为，辩论双方都能够围绕“为富不仁”与“为贫不仁”哪一个更可怕这一辩题，明确阐述自己的立场和观点，充分展开论证和辩驳。

首先，从双方的论证来看，正方的观点是：为富不仁比为贫不仁更可怕。正方从对“为富不仁”和“为贫不仁”内涵的剖析入手，指出“为富不仁”更可怕的主要原因，就在于为富不仁的手段更多，途径更广，因而危害程度也就更大；从国家、集体和个人三个层面，论证了“为富不仁”具有更大的危害性；并指出，为富不仁之所以比为贫不仁更可怕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富者掌握了更多的社会财富，同样是不仁的行为，穷人能够做到的，富人也可以做到；而富人能够做到的，穷人因为财富的限制，却不一定可以做到。因此，相比较而言，不论是作为同一行为还是整体来说，为富不仁要比为贫不仁更可怕。

反方的观点是：为贫不仁比为富不仁更可怕。与正方不同，反方是从为富与为贫同样不仁的情况下，哪一个对社会稳定的影响更直接、更严重这一前提出发，展开论证，认为可怕的程度，主要取决于它对社会的稳定性发展的影响程度。就这一点而言，无论是穷人还是富人，其“不仁”的根本动机是为了追求个人利益，而富人与穷人在追求个人利益的过程中的做法是有差异。富人的不仁会有一个“底线”，即维护社会的基本现状。因为富人是在维护其既得利益的基础上去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当两者发生冲突的时候，富人会首先选择妥协以维护社会的基本稳定，避免因社会矛盾的激化而导致社会资源的重新分配。而穷人则因为本身就一无所有，没有妥协的资本，因而在其基本需求无法满足的情况下，就希望打破现有的社会格局，使社会财富和资源重新分配。因此，一旦穷人通过不仁的手段去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它对社会稳定的危害性也就更大。

从双方在这一层面的论证来看，应当说，都能够围绕自己的基本立场，比较充分地表达了基本观点，而且论证的视角也各有特点。正方从国家、集团和个人三个层面进行论证，拓展了思路，也使自己的论证更有说服力。特别是由于富人掌握更多财富，从而更有“能力”作恶的、并且作恶的危害更大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说，是有其合理性的。当然，正方在论证过程中，引用一些事例时，没有能够完全区分“为富不仁”与“为权不仁”，也正是在这一点上，被反方抓住了攻击的把柄。反方从为贫与为富同样“不仁”的情况下，哪一个对社会稳定的影响和对社会的危害更大这一基本立场出发进行论证，应当说是较有说服力的。特别是关于富人为避免因社会矛盾激化而导致社会财富的重新分配，从而选择妥协的观点，也是符合社会现实的。但不足的是，在论证这一问题时，只是抽象地强调避免社会矛盾的必要性，却忽视了这一问题背后所隐含的社会正义问题。社会财富和资源重新分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判定其是否具有正当性的一个基本标准，就是社会正义的实现。穷人为了追求社会正义而进行的社会革命，以及因此而进行的社会财富和资源的重新分配，本身就是“正义”的，不能因为其引发社会动荡就认定其是“为贫不仁”。

其次，从双方的辩驳来看，反方针对正方从国家、集团和个人三个层面，尤其是从国家层面论证为富不仁比为贫不仁更可怕的观点，认为其混淆了“为富不仁”与“为权不仁”。权力不等于财富，国家层面的“为富不仁”实际上更多的是“为权不仁”的表现。同样，集团也不一定都是富人组成的，很多集团（包括集团犯罪）实际上是穷人组织起来追求政治或者经济利益的再分配。针对正方提出的很多不仁的行为穷人因为财富的限制，不一定可以做到、而只有富人才有可能做到的观点，反方指出，富人和穷人的最大区别，就在于有一个既得利益存在，因而即使是从事“不仁”的行为，也有一个界限，即以维持现有格局为前提，而“为贫不仁”则不存在这样一个前提。

正方则针对反方提出的富人的不仁会有一个“底线”，而穷人则因为本身就一无所有，没有妥协的资本，因而一旦穷人通过不仁的手段去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它对社会稳定的危害性也就更大的观点，认为所谓“底线”实际上只是反方的一种假设，事实上，富人为了追求更多的财富和利益，同样会不惜一切代价铤而走险；穷人也有自己的底线，这个底线就是人的生命。并指出，反方提出的穷人为了追求利益就会不惜一切代价的观点，实际上是对穷人的一种偏见。

从总体上看，双方在这一环节基本上还是能够抓住关键问题，对对方的主要论点进行辩驳，并通过辩驳，来进一步论证自己的观点。辩驳环节的核心，是自由辩论阶段，这也应当是整场辩论赛最为精彩、也最为吸引人的阶段。辩论双方能否证明自己的观点，并通过辩驳，驳倒对方，赢得最终的胜利，在自由辩论阶段的表现是非常关键的。但双方辩手在辩驳这一环节上，自由辩论阶段的表现，似乎不如陈词阶段，可以说是对抗性有余，而针对性不足；激烈性有余，而精彩性不足；攻击性有余，而思辨性不足。也许是由于准备不够充分，也许是因为这个辩题本身的难度，使得双方在自由辩论阶段所引证的一些事例、所列举的一些例子并不是非常妥当。同时，有些说法也过于偏激，甚至是“上纲上线”，从而影响了辩论的观赏性。

其三，从双方的总结陈词来看，就个人的看法而言，双方在这一环节的表现，都有可圈可点之处，可以说是发挥得比较好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在总结陈词阶段，不仅要进一步阐明本方一辩在陈词阶段所提出的基本观点，而且还要对本方在自由辩论阶段的观点进行归纳、提炼和总结，同时，从理性的层面对对方的观点作进一步的驳斥，从反面来进一步论证本方的立场和观点。这就对辩手的综合、归纳能力和临场发挥能力提出了比较高的要求。由于辩论赛本身所具有的观点上的对立性以及对抗性特点，使得一方为了驳倒另一方，往往是偏执一词，对对方的观点全盘否定，不留丝毫的余地，似乎否定得越彻底，自己就越占理。实际上，有很多问题并不仅仅是简单的“非甲即乙”的关系，正确与否也往往具有很鲜明的相对性。即以本场比赛的辩题为例，为富不仁与为贫不仁哪一个更可怕，本身就不是一个简单的三言两语就可以说清楚的问题，它涉及复杂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乃至人的本性等多方面的因素。如果仅仅只是站在本方立场来证明其中哪一个“更可怕”，那么哪怕观点再鲜明、论据再充分、语言再犀利，也难免有失偏颇。值得高兴的是，在这一方面，双方辩手都表现出了高度的理性，分寸把握得很好。让我们再来重温一下双方的总结陈词：

正方：今天正反双方站在决赛场上，为大家揭示了不仁行为的可怕。我们谁都不是为了影射人性的阴暗面，因为我们知道穷人中更多的是独善其身，富人中更多的是兼济天下。但是我们必须要正视现实中的不仁，才能找到有效的方法来遏制这种不仁行为。我们只有通过道德的感化，感化贫者的自暴自弃与富者的纸醉金迷；用法律来约束贫者的铤而走险与富者的贪得无厌，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将这些不仁者引向正确道路。

反方：我们今天来自两个地方的两所大学的同学，站在这里进行理性的讨论，真的是希望我们消除贫富差异。但同时我们更希望的是什么呢？我们更希望的是无论有贫还是有富，还是根本无贫无富，这个社会上不再会有不仁的事。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完美、更加美好，这样我们的社会才能真正可以消除一切烦恼。

说得多好啊！

最后，关于辩题的一些思考。应当说，这个辩题很好，但也很有难度。也正因为它有难度，所以更有利于双方辩手的发挥，使比赛更精彩。在这一方面，双方辩手都在比较充分地表达各自观点、立场的同时，启发、引导人们就这一问题进行进一步的思索。比赛虽然结束，但留给观众一种意犹未尽、回味无穷的感觉。为富不仁也好，为贫不仁也好，这都是客观的社会现象；这种社会现象背后，有着复杂的社会原因。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的基本方针是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最终带动并实现全社会的共同富裕。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又必然会出现贫富差异，这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无法回避的客观现实；而存在贫富差异，又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为富不仁”与“为贫不仁”的现象。我们今天讨论为富不仁与为贫不仁哪一个更可怕，根本目的并不是去简单地指责哪一方，而是寻求、探索一条有效途径，以遏制“为富不仁”与“为贫不仁”现象的发生。

值得欣喜的是，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的角度，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党执政的重要目标，明确提出：“要适应我国社会的深刻变化，把和谐社会建设摆在重要位置，注重激发社会活力，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而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合理调整不同阶层的利益结构，调节好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差距，努力遏制贫富差距、地区差距和城乡差距的扩大。同时，建立健全社会利益的沟通渠道和协调机制，建立以利益调节为核心的社会整合机制和规范的对话协商机制，引导各个利益群体以理性、合法的形式和手段表达利益诉求，妥善处理和解决各种社会利益关系和利益矛盾，以实现社会和人的全面进步。我想，这也正是这个辩题，以及整场辩论所给予我们的最好的启示吧。